就是看中旅的戏，认识了唐若青。她爸爸就是唐槐秋，剧团的团长，母亲吴静也是剧团的。在天津演的第一出戏是《梅萝香》，她演的是配角。后来演《雷雨》，她还是配角，繁漪是赵慧琛演的，陶金演周萍，章曼苹演四凤，她演鲁妈，演得真好。《雷雨》让中旅在天津出名了。我那时十六岁，写了一篇《评中旅剧团的演出》，投到《庸报》，结果登出来了。我的十八叔（爷爷的老姨太的孩子，大排行是十八）因属狗，我们都叫“狗叔”，比我大不了几岁，正好在《庸报》当摄影记者，跑新闻，拍过中旅剧团的演出的照片，认识剧团的人，看到我的文章很得意，跟他们说，是我侄女写的。他问我要不要去中旅剧团见识见识，我说好啊，就和同学桂慧君一起去了。

中旅的人住在惠中饭店。我没想到那么破那么简陋，连会客的地方也没有。这之前我去过的酒店都是“国民大饭店”“利顺德”那样的，高级多了。他们在惠中是几人一间，只有唐槐秋一家，住了个——算是套间吧，外面的一间很小，没地方会客，就把我们领到那里。团里人都知道我写的那篇文章，唱戏的有人捧，话剧没人搭理呀，这次报上文章赞了，当然高兴。听说写文章的人来了，就过来看。门开着，老有人进来，一看就说，是个小孩嘛（他们以为是个年纪大的人），弄得我很窘，不知道说什么。

就这么认识了，唐若青对我很好，我很喜欢她的戏。她演《茶花女》里的主角，我就让花店给她送花。我可不是捧角，也没那么多钱，每次只送一朵白茶花，她就戴在身上。外面就传了，说杨家小姐每天送花给唐若青，传得像过去的捧戏子。其实不是每天，只是演《茶花女》的几天。我母亲倒没怎么说我，只说了一句，送花送一朵花？新鲜！

中旅最忠实的观众，大概就是像我这样的了。我的同学、朋友里因中旅剧团迷上话剧的，不在少数。孙以藻就要算一个。她是冯骥才的岳母，上的是法国天主教办的圣功女校，但她姐姐孙贤芳是中西的，与我姐同班，关系很好。孙家在天津挺有名的，家族里有大名鼎鼎的清末状元孙家鼐，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孙父孙多鑫办过中孚银行，属于最早一批的民族资本家——这些若不是有人查了告诉我，我也闹不清，我只知道他们家很有钱，我姐跟我说，孙贤芳的爸爸好像什么也不做，也不知哪来那么多的钱。我父亲办银行，大概两家也是有些来往的，要不大人怎么会玩笑地说起我和孙以藻的弟弟孙以葵可以成一对？孙以葵和我差不多大，小时候在什么场合一起玩过，有段时间他打电话到我们家找我，我一接他就说我，小狗！小狗！我就说你是小猴！小猴！打一通电话就这么骂过来骂过去，吵成一团。

孙以藻看话剧特别投入。有一次看《茶花女》，里面有一幕是阿芒收到了玛格丽特的信，她因为阿芒父亲的干涉，不得已不告而别，留下这么一封信，说她自己不好，配不上他。阿芒读了信很伤心，两手掩面痛哭起来。孙以藻看到这儿已经很动情了，等后面玛格丽特再出现，她坐在下面泪流满面冲着台上喊：“你哪里不好？——你好，你配的！”我并不在场，听人说的，熟人朋友间当笑话传遍了。这也可见唐若青、陶金他们演得很成功的。

那时唐若青已经有未婚夫了，也是剧团里的，家里给订的，可她喜欢上了陶金。陶金在《茶花女》里是男一号，演阿芒，她演女一号，玛格丽特。有一场宴饮狂欢的戏，台上弄一只烧鸡，这是平时吃不起的，每次她都撕下一只鸡腿来给陶金。陶金不喜欢她，他爱上的是章曼苹，他认为她脾气好，肯做事，是一起过日子的人，他都是把鸡腿留着给章曼苹吃。

除了到过惠中饭店，我还去过他们住地一次。那时剧团已住不起饭店，租房子住了。不大好的房子，上海说的弄堂房子那样的，两层，楼上住女的，楼下住男的，好多人在一起，像睡大通铺。只有唐槐秋夫妇单独住很小的一间。那时有个叫程辰的女演员得了猩红热，是会传染的，大家乱成一团，楼上楼下，乌七八糟的。演员的住处我算是见识了。也不光是因为有病人，要隔离，他们相互之间还在闹意见。陶金因为章曼苹不舒服，要照顾她，住楼上去了，戴涯跟他吵成一团。这时唐槐秋到上海跑演出业务去了，戴涯是副团长，管着事。那边唐若青又跑楼下住了，怕被传染。唐若青成了剧团的台柱子，又是唐槐秋的女儿，有点特殊，她还嫌团里的伙食不好，不肯吃。他们的饭都是从外面叫来的，的确不好，剧团穷嘛。他们的演出服装都不齐，经常上台就是穿自己的衣服。

出名以后，我觉得唐若青变了，喜欢热闹、奢华的生活。有个有钱的朱太太捧她，收她做干女儿，她就认了干妈。经常演出一完，朱太太的汽车就把她接走了。接到哪儿？酒楼饭馆，舞场，时髦地方，吃喝玩乐呗。有时不卸装就直接去。有一次我在国民大饭店里看到她在舞池里跳舞。那种地方母亲是不许我去的。偶尔她去吃点心、瞧新鲜，才让我跟着去。跳舞这些，她也不全反对，照她的规矩，样样都可以学，要会。但有舞女的地方只能看，绝对不能下去跳，跳了不是跟舞女混在一起了？那次我们坐那儿看到了唐若青。像陶金、章曼苹他们，戏演完了看书、琢磨戏，用功极了，那是把演话剧当career的，她这样下去不是堕落了吗？——我是受巴金这样的作家影响的，当时就这么想。

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说一些奋斗求上进的意思和希望。她没回信，到快走时派人到我家里来说，晚上的火车，剧团要去上海了，让我到火车站去见一面。我跟母亲说了，母亲回说，大晚上的，到火车站去干什么？车站乱哄哄的，不许去。要去的话，肯定是坐家里的黄包车去，哪会一个人？但母亲发了话了，就没去。让下人去送信，说来不了了。后来唐若青送了我一张六寸的大照片，还写“别了，亲爱的小妹妹”一些话，肉麻兮兮的，就是女生之间那种调调。其实好像她不过比我大一岁，只是她戴耳环，穿高跟鞋，看起来成熟得多。

她离开天津后就再没联系了。三八年我去昆明上西南联大，经过香港时住了十天，当时中旅在香港，我看了《日出》，唐若青演陈白露，我只是看戏，并没有找她。

再后来，还是从陶金、章曼苹那儿知道一些她的消息。陶金、章曼苹我也是在天津时认识的，他们和唐若青是一道的嘛。要说当年那样就叫追星，那时候我追的是唐若青，没想到后来保持着友情的是陶金和章曼苹，他们俩后来成了夫妻，直到晚年，我们两家都一直有来往，孩子也成了朋友。现在提到陶金，大概没几个年轻人知道，三四十年代他是货真价实的当红小生，抗战胜利后他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都是轰动一时的。

四六年我随赵瑞蕻从重庆到南京，赵瑞蕻在中央大学当助教。陶金他们正在南京演戏，我告诉他们我在南京了，晩上他们就到学校分配的宿舍里来，聊了好久，说到唐若青，都觉得她当年没有去重庆大后方，是走错了道。

在重庆时陶金他们演话剧火得很，我倒没去找过。听说我那时也在重庆，便问怎么不来看戏？我说没钱看戏呀，学校在沙坪坝，进趟城也不容易。那时真是穷得看不起戏。陶金说，找我们啊，我们是什么交情？请你看戏还不应该？！的确，年轻时就交上的朋友是不一样的。

陶金告诉我唐若青后来很惨。最糟糕的是，她抽上了鸦片。《清宫秘史》里她演慈禧太后，起初大家都不知道她吸鸦片，电影公司汇了钱让她快来拍，她迟迟不来，这戏慈禧是大主角，她不来怎么拍？又汇钱去，催她。最后终于来了，拍戏又常迟到。后来才知道，是起不来，起来了也没精打采。之前给她当路费的钱，还不是抽鸦片抽掉了？她在香港，越往后越潦倒，住在了贫民窟里，跟过去的熟人朋友也不联系。后来她住的那一带失火，烧了许多房子，火灭了以后有人看到她坐在街边，蓬头垢面，夹着个小包袱。再往后就没什么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