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看中旅剧团演出，和唐若青、陶金、章曼苹等人的交往这些，已经说到中西以外去了，虽然说不上“接触社会”，到中旅住的惠中饭店等地方去，在我已算是出了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中西的生活，多少可以说是象牙塔式的，和我后来到昆明到西南联大比起来，真有几分与世隔绝的味道。就像中西在“中国地”，出了校门就是另一个世界。加上母亲管束得严，出去到哪儿都要请示汇报，我对外面的世界，民间的疾苦，真是一无所知的。

当然就算像世外桃源，我们毕竟还是身在动荡的年代，回想起来，就是在学校里面，也有过得不太平的时候。上小学时就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当时军阀混战，打来打去，我们年纪太小，弄不清这边那边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打成一团，他们打他们的，老百姓过自己的日子。怕的就是败兵，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有各种可怕的传说。有一天下午，学校忽然让学生赶快回家，让家里来接，学校里顿时大乱，大家都急急忙忙收拾东西。学校紧张，是因为中西在“中国地”，租界是比较安全的，败兵一般不敢去。在“中国地”就难说了，虽然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也不得不防备。我从窗户里就看见校工在用铁丝网把学校围起来。

我姐跑来让我快走。她是急性子，这时更是心急火燎的，偏偏我动作慢，又不知利害，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也就不知道害怕。那一阵午饭都是从家里带来，很简单的，就一个三明治，另外还带热水，用个小暖瓶。暖瓶都是一根带子斜挎着背身上，这时我被我姐催得紧，没在脖子上挂好，一下掉在地上，碎了。我姐气得跺脚，也顾不得许多，拉着我就走。没走几步，我又不肯走，要回去，因为这天是带了蚕到学校的，用一个纸盒装着，放在桌肚里。是小蚕，刚刚长出来，不喂它不是要饿死了吗？我要回去拿，我姐更气了，说，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这些？！拖着我就走了。

外面吵吵嚷嚷的，校工蹲在地下弄铁丝网，用钳子把铁丝往一块儿拧，围起来，就校门留了一个口子，催我们快出去，说一会儿铁丝网要通电的。校门外面更热闹了，接人的车都停在那儿，大呼小叫的，招呼自家的孩子赶紧上车，真正是兵荒马乱。来接的，汽车、马车、黄包车都有，都急着走，就乱了，小汽车按喇叭要人让道，越是堵着越是拼命按，结果把孙家琇她家拉马车的马给惊着了，拖着车就开始狂奔，好吓人。

长大了，经历的事情更多，大多都和日本人有关，像日本人闹事弄出的“津变”就让天津人很恐慌，只是那次没有波及学校。我们对日本鬼子的痛恨是不用说的。我记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我们高兴极了。学校还开了庆祝会。对蒋介石我们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和平解决就是不打内战，一致对外了嘛。我们对张学良也不感冒，谁都知道，他是个公子哥儿，还不抵抗就让日本人把东三省给占了。他扣了蒋介石，好像有点不对头，可是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换来抗日，就都对。庆祝会上本来有个环节，到最后要有人亮出字板来，连在一起，就是“蒋委员长万岁”六个字。这样赞颂蒋介石，和地下党有联系的人是不满意的，好像当时就有人反对，最后那些字板也没亮出来。

我也是反对亮字板的，当时我还没像后来那样反对蒋介石，但是，万什么岁嘛！这个事件里面，当时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宋美龄，她亲自到西安谈判，不管别的，在丈夫落难处境危险时挺身而出，这就让人佩服。按照中西的教育，就该是这样的。好多同学跟我是一样的看法，当然，多少也是因为，宋美龄在美国念的学院也是美以美会办的，和中西算是一个系统。后来我大概在沈从文面前也表露过什么，所以有次向别人介绍我，他笑话我说，这位杨小姐是崇拜“国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