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我在中大受过刺激，因为有同学告我的状。此外有联大在那儿比着，我对中大的氛围也不是很适应。但这也只是比较而言，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很多值得忆念的人和事，特别是很多同学。

告状的事是个例外，我和同学相处大都是挺好的，不少人还走得挺近。多少年过去，很多人已不在世，我活到这个年纪，知道许多人的后来的情况，就像故事知道结局一样。但是很多时候，脑子里会出现的，还是他们那时的模样。那时候我们二十来岁，真是年轻。

和我关系最好的是陶琴薰，她是陶希圣的女儿。虽然和我不同班（她比我低一班，小我两岁），我们倒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我叫她“陶陶”，后来我女儿喊她“陶陶姨”，我们的子女之间现在还有来往，前些年她儿子沈宁到南京来看过我，据他说，他母亲跟他们说起过她和“静如阿姨”不少当年事。我和她，真是可以称为“闺密”的。

在中大，晚上她常拉我去吃碗湖北米粉，“贷金饭”吃不饱嘛。现在想来可笑，就是因为吃米粉的事，两人一度还生分了。同学许丽霞有次问我，你们吃来吃去的，都是谁给钱？我说多半是她。这是事实，我身上没钱的，和在昆明时完全两回事了。往往是陶琴薰自然而然就把钱付了。许丽霞又跑去问陶琴薰，陶说，谁付钱还不一样，分什么彼此，不过是我给的多些。许丽霞就跟我说，以后你别老跟陶琴薰出去吃了，她老向家里要钱也不好。许家里是教育部的，日子过得比较紧，她想象陶琴薰家也那样，其实陶希圣就一个女儿，很宠她的。但我从此心里就有点别扭。她再拉我，我就不肯去了。老是不肯去，她觉得奇怪，后来调整宿舍，不住一个屋，慢慢也就疏远了。不过有事她还经常想着我。

有一次她请我去城里看话剧《戏剧春秋》，顺便领我去中央日报社见见她爸爸。陶希圣我早就知道，其一，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他执笔，其二，他是“高陶事件”的要角之一，后来脱离了汪精卫回到蒋这一边。我在联大时他曾在学校做报告，讲时事，听的人很多，据说会场挤满了人，我没去听，因为对政治不感兴趣。陶琴薰领我到他办公室，他穿件长袍，没官架子，像个读书人。他说我毕业后可以到中央日报社工作。可能陶琴薰和我要好，知道我毕业后要找饭碗，之前跟她爸爸说过。

四五年我生赵蘅的时候，她跑到医院来找我帮她出主意：那时沈苏儒（沈钧儒的堂弟）开始追她，同时有个叫陈志競的，已经追她有一阵了，追得很厉害。她犯愁，问我该怎么办。沈苏儒在中大读外文系，姓陈的已经工作了，在陶希圣手底下做事。我说，姓陈的绝对不行。其实我也没见过，听她说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我只是因为他给国民党做事，在我看来，那就是“吃党饭”的。

后来她和沈苏儒结婚了。第一个孩子满月时，他们从上海到南京，给孩子办满月酒。那天她也请了我。他们住在破布营，请客是在新街口一带的一家饭店，请了五六桌，席上什么人都有，我只记得我那桌有当过“西康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的女儿。饭店有一间休息室，保姆、小孩待在那儿，到时就从那儿抱出来，来到各个房间，一桌桌地让大家看，大家就敬酒。印象深的是吃过饭，陶希圣坐到休息室的沙发上，好多人围着他，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应该如何“应变”。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大势已去了，亲国民党的人很焦虑，我们那时想的却是，“天就要亮了”。记不得陶希圣说了些什么。

陶希圣后来被宣布为“战犯”，就这样陶琴薰还是留在了大陆。陶希圣当然是想全家人一起走的，甚至恳请蒋介石让军舰等了一段时间才开，为的就是带走她。但她拒绝了，选择和沈苏儒在一起，沈苏儒的堂兄沈钧儒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反国民党的，他显然是受堂兄的影响。解放后陶琴薰在总工会工作，家搬到了北京，我只有去东德教书前在北京集训那次，向中大老同学辞行，请何如、曹惇，还有琴薰几对夫妇吃饭，见过她一面，虽然他们生活和工作不是很顺，情绪倒还不错，等我从东德回来，就知道陶琴薰成了“右派”，沈苏儒本来也很危险的，因为深刻检查，逃过一劫。虽然通信不多，我们还保持了联系，“文革”一来就彻底中断了。七二年我哥哥杨宪益从监狱里放出来，我也被“解放”，到北京去探亲，向我哥打听沈苏儒，他刚从牢里出来，哪里知道？只是说，说不定已经死了。直到八几年我才打听到他们的情况，那时陶琴薰已经不在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