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大借读的两年，赵瑞蕻在柏溪分校当助教，不大来沙坪坝，来了也没地方住，似乎只有一两次到本部来办事，范存忠先生照顾我们，临时把自己的宿舍让他住一下。我还是刚入校时和同学徒步到柏溪与新生联欢，所以真正是两地生活，各顾各的。

赵瑞蕻要比我用功多了，一直在不停地写作、翻译。他译《红与黑》的时候，国内还没有中译本。最初好像和一个叫《时与潮文艺》的期刊有点关系。《时与潮文艺》，中大外文系教师孙晋三参与编辑的，那是一个着重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可能是当时这方面最突出的。赵瑞蕻在上面写过《斯丹达尔与他的红与黑》，大概算较早介绍《红与黑》的。他是英文出身，学过法语，很用功，不过毕竟是第二外语，主要还是从英文本翻译，但法文本也对着看。

但后来只出了那一册，大概有三分之一吧，后面抗战胜利，复员，内战，就再没出了。说起来《红与黑》原先是为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的，预告都出来了，结果却是在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出的书。有次我和他去城里看《戏剧春秋》，大概之前就和姚蓬子有了联系，姚晚上去找他，还是巴金告诉他路怎么走，结果不知姚怎么说动了他，《红与黑》就答应交给姚出版了。他做什么，从来不问我的意见的，这事我也一点不知情。这不是毁约吗？他跟没事人似的，也没解释，似乎根本用不着。巴金肯定是很生气的，但他是特别厚道，顾及别人的面子的，在我面前没流露过不快，陈蕴珍则是一提起就要说，拆烂污！拆烂污！！

晚年时有记者采访，因为赵瑞蕻和我都是搞外国文学的，都译过书，就喜欢用上“志同道合”这一类的好话。我常会更正说，我们是“志同道不合”。“志同”可以说是都对文学、翻译有兴趣吧，“道不合”说起来就复杂了，不单是翻译方法、习惯的问题，也不是诗歌上面喜好的问题——其实是性格、教养什么的，都差得蛮远。

有一阵，就是毕业前后那段时间，我确实想到过和赵瑞蕻离婚，但是和任何人都没关系，只是我觉得我的婚姻没意思。读书的这两年，我在沙坪坝做我的学生，住我的集体宿舍，他在柏溪当他的助教，彼此不大见面，等于是分居，已经习惯了。现在要毕业，以后就要到一起，到一起两人的差异就显了，矛盾也不可避免。我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

我甚至想，要是大李先生让我去，到哪儿我都去。奇怪的是我并没往与大李先生结合上想，那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和大李先生早就连信也不通了。只是幻想，幻想摆脱眼下的生活罢了。陈嘉的课上让我们用英文练习写作，我写过一篇《降旗》，其实写的是李尧林。幻想他到重庆来了，到松林坡来找我，正好碰上降旗的仪式，降旗时必须原地肃立，不能随意走动的，他只好站那儿，我看见他了，很激动，但也不能过去，这时想起过去的很多事情，等旗降下来，音乐结束，再定睛一看，李尧林又不见了。当时我们课上讲当代英国小说，内心独白、心理分析什么的，我们都觉得新鲜，也很入迷。课上的作业是写小说，我写的都是想象，算我的“意识流”吧，陈嘉觉得不错。我当然没写名字，只有我知道写的是谁。还有一篇《绿》，也是写李尧林。其实也不是编，许多记下的都是真实有过的幻想。比如我在中渡口的茶馆里写诗写长信，有时就会往竹躺椅上一躺做白日梦，恍惚李尧林一掀帘子就走来，温和地问我，我来了，你在写什么？中大有个礼堂，会有音乐会，一有机会我就去听，每到听得如痴如醉的时候，我会觉得大李先生一声不响就坐在旁边（他是特别讲礼貌的人，演出时是绝对不出声的），等到散场时，急着想和他讨论刚才那个男高音声音像他喜欢的吉利，还是我喜欢的卡鲁索，猛醒似的发现他已不见了。

另一方面，我们家从一开始，对我的婚姻就是不满意的，母亲，我哥，我姐，都曾经说过，等大学毕业就离了吧。也许他们就是说说而已，毕竟离婚是我的事。

但这对我多少有点心理暗示。眼看快毕业了，有一次一边一起做家务，一边我就问母亲，我想离婚，你说我是离好还是不离好？她一听就有气，说，你别问我——你结婚时问过我吗？又不是我让你结的婚，这时候来问我了，我不管。没表示反对。除了门不当户不对之外，她对赵瑞蕻的不满其实还和另一种观念有关，就是男方应该比女方强，这样婚姻才和谐。她觉得我姐和罗沛霖就很理想——罗沛霖多聪明！降得住我姐的。赵瑞蕻就不行，不比我强，也不能让我服气。

过了几天，是在二表哥跟她说了他的瞎猜之后，她又跟我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就是这个命，不管怎么说，赵瑞蕻有一点好，他没有“外心”。后来我悟出来，一是说赵瑞蕻是顾着这个家，外面没人的；另一方面，恐怕是对着我外面有人的猜疑说的。

我的一个远房表哥，我喊他“二表哥”，叫沈庆生，他母亲我们喊沈家大姑妈（大概是杨士琦家的）。他是燕京毕业的，在北平国立中央图书馆做事，图书馆南迁，没地方，就借了南开中学一栋楼，他们的宿舍也在那里，一人一间。图书馆里没几个人，和沈庆生在一起的，还有姚念庆，姚念庆的几个妹妹，姚念华是我同学，姚念媛是南开的，就是后来写了《上海生死劫》的郑念，姚家在天津也很有名的。

因为是亲戚，又在一处，沈庆生经常到我母亲那里，和她聊天。我回去看赵苡，遇上了，会一块儿去散散步，常常是他替我抱着孩子，晚上我回松林坡中大宿舍，母亲会让他送我。虽然都在沙坪坝，松林坡到南开所在的津南村还是有一段距离，大概要走二十分钟，白天没事，晚上一个人走夜路，我母亲就不放心，罗沛霖也送过我。母亲对我和异性接触一向警惕性很高的，不知是不是因为是亲戚，对二表哥没在意。我当然也不会想到，很突然地，他给我来了封情书。里面说想起我，就觉得从山谷里飞来一只白色的小鹿。散文的笔调，肉麻兮兮的。我觉得莫名其妙，回了一封信，说他的信破坏了我们的表兄妹关系，除了这关系，其他关系是不可能的。还说，我的心早已经给一个人了。

他给我的那封信我让我姐看了，她说，怪不得她看到二表哥和母亲说话，一副颓丧的样子。糟糕的是，他还跟我母亲说，我大概是外面有人了，可能是误以为我说“我的心早已经给一个人了”是那意思（我说这话时，心里想象的是大李先生）。于是母亲也起了疑心。沈庆生是单身，他当然知道我是结了婚的，还写情书给我，现在想来，也许是和我母亲聊天，知道我和赵瑞蕻关系不怎么样，也许还说到离婚之类，拉家常嘛。

当然我在离婚的想法上没再往前走。有一点上我是深受母亲影响的：孩子是第一位的，真要是离婚孩子总要受影响，那可怎么办？后来在柏溪又有了赵蘅，离婚更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