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碚的兼善中学教书。回过头去看，抗战快到尾声了，当时谁也不知还要几年，情况是很糟糕的，气氛很压抑，就像巴金在《寒夜》里写的那样。找个饭碗很不容易，“毕业等于失业”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我算比较幸运：有个原先在兼善教书的曹鸿昭，南开英文系毕业的，后来也在联大，我在联大外文系时他是助教，后来他又到中大任教，同时在兼善教英文，他要去美国留学了，就推荐我接替他。

之前在中大借读时，赵苡是母亲帮我带的，这时就跟我了。赵瑞蕻仍在中大柏溪分校当助教，北碚和柏溪交通不便，我好像只到那边去过两三回。

兼善是一家私立中学，好像是卢作孚办的。抗战时大后方的条件很艰苦，兼善也不例外。学校安排我住的地方是一间仓库，破旧的老房子，原来放粮食的，里面有很大的老鼠跑来跑去。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老鼠，尾巴足有一尺长。它们一点不怕人，有时就在床那头，隔着被子跟你对视。陈蕴珍领着靳以来看我（我和靳以认识就是从那时开始，第一次见面），两人坐在那儿，就看到老鼠跑过来跑过去，热闹得很，还会跑一半停下来，歪着头看人。他们就问，老鼠猖狂到这样了，你不怕？——怕也没用啊！只能说，我已经习惯了。靳以提醒我，别的倒罢了，孩子小，别让老鼠咬着。

不知道是不是气候的关系，四川的老鼠特别吓人，而且逮什么咬什么。抗战后黄佐临、丹尼先是在重庆的，他们回国就是奔抗战的嘛，后来丹尼意外怀孕了，不得已才回的上海。他们都是出国留学回来的，懂得采取避孕措施，原本是很安全的，没想到老鼠猖獗，把避孕套什么的咬坏了，这样就有了黄蜀芹。因为是在四川怀上的，名字里就有个“蜀”字，虽然是在上海出生。那时候丹尼的表妹金丽珠和我都开始念联大外文系，整天在一起，丹尼写信告诉她，她就说给我听。我们像听故事似的，觉得太滑稽了。没想到现在轮到我来领教四川的老鼠了。

有各种老鼠咬人的传说，最奇的是说老鼠特别喜欢咬小孩的鼻头。赵苡鼻子像她爸爸，比较尖挺，我就特别担心，好像鼻子尖老鼠就特别容易下口似的，有时半夜醒来，一睁眼看一只老鼠正目不转睛看着你，我会下意识地看看小苡的鼻子在不在。其实真要是咬起来，哪管你圆鼻头还是尖鼻头。

我上课时，只能把小苡托给邻居，有时就让她一个人待在家里。那时上上下下都在过苦日子，学校不发工资，只给粮食。学校有食堂，教师的饭学校是管的，我没法去打饭，校工会给送过来，一人的饭食，我和小苡两人吃。伙食当然很糟糕，经常就是稀饭咸菜，难得见到荤腥。逢年过节会很丰盛，但那是难得又难得的，得自己想办法补充营养。有次卤了点猪肝，还煮了鸡蛋。那天让赵苡在家里别出去的，谁知她跑对面人家玩去了。等我回来，装蛋和猪肝的碗空空如也，让老鼠吃得干干净净。有吃的而又没藏好，老鼠肯定不会放过的，只是要是有人在，老鼠总有些忌惮的。

我很生气，就罚赵苡：不好好看着，让老鼠吃了去，那你就没吃的！赵苡委屈得直哭。现在看，当然是有点小题大做，让一个三岁多的孩子单独待在家里，家里随时有大个的老鼠出没，现在的人恐怕也难以想象，但我真是气极了，要知道那点猪肝、鸡蛋太金贵了，平时根本吃不着。那时候杨宪益所在的国立编译馆也在北碚，我们只是逢星期天到他家里，才会吃上点好的，打打牙祭。

赵苡是母亲带大的，惯得不得了，我姐到那时还没孩子，也宠她，没过过这样的苦日子，遇到什么事就要喊婆婆。那次被罚，赵瑞蕻回来看到了，他也宝贝赵苡，和我吵，一气之下就抱她回了柏溪。但他是要上课的，怎么办？就又抱到沙坪坝我母亲那儿，后来便一直随着母亲、我姐她们过了。

虽然生活艰苦，那段日子我心情倒还是挺愉快的，与同事关系也很融洽。特别让我兴奋的，是我们一拨年轻教师排演话剧《日出》。我在中西对演剧就很有兴趣，遇这事特别起劲。当时复旦大学也在北碚，我们请复旦的人来导这出戏，导演的女朋友演女主角陈白露，年轻教师一共也没多少人，都来出演，我分到的角色，是演李石清的太太。那段时间很热闹，白天要上课，都是晚上排练，往往弄到夜里一两点。学校食堂就熬上一大锅粥，权当夜宵。

别的还好办，服装是个问题，从复旦借，复旦有个剧社，服装有一些的，但陈白露的服饰要显她上流社会交际花身份的，上哪弄去？我回沙坪坝时就去和母亲商量，想把那件银狐皮子的大衣拿来用。母亲说，这是给你当嫁妆的，拿去演戏？新鲜！说银狐大衣金贵得很，弄脏了怎么办？皮子还是在天津时我要的。当时家里就我一个，算一号了。有天仆人把家里的皮子都翻出来，堆了一堆，娘问我要哪个，让我自己挑。我也不懂好坏，就拣漂亮的，唐若青演《梅萝香》时穿一件白色毛皮大衣，我就记得这个，也挑白的。老潘子见我挑了银狐的，冲我竖大拇指，直说六姑娘会挑！过后母亲也说我，说你傻，你倒知道挑好的！——银狐皮得要二百大洋哩。大衣是我离开天津以后才找洋行做的，母亲她们到大后方时带了过来。

说是给我的，其实我就没穿过，嫁妆不嫁妆的，我结婚几年，赵苡都三岁了，从没上过身，事实上也没机会穿，倒是我姐穿得多，她经常待客，会把皮大衣换着穿。《日出》演到后面是冬天，有一场陈白露和潘经理一起往家走，穿的就是裘皮大衣。正用得着的。母亲不答应，我也没办法。不过她后来还是给了我一件长毛的大衣去当戏服，演出时陈白露穿的就是这件。银狐的那件后来给了我，太富贵相了，穿起来隆重得不得了，平时哪穿得出去？结果就一直压在箱底，我只是到南京在照相馆照过几张相。说来有意思，想借给人当戏服没成，在照相馆里穿一下，等于还是当道具。

排《日出》是向校方争取来的。《日出》并不是骂国民党的，但话剧运动一直是有左翼色彩的，《日出》的进步倾向也很明显，校方就怕生出事来。后来还是让演了，只是不许演第三幕，因为第三幕的戏是在妓院里，在学校里演，少儿不宜嘛。

演出还是挺成功的。但校方其实是不乐意的，演这戏的骨干分子都有C.P.嫌疑。事实上兼善中学地下党不少，而姓彭的导演肯定是C.P.，他也是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好多事都是他张罗的，包括在操场上搭起舞台，还有灯光啥的，多少总要些经费吧，都是他想办法。戏虽然是演了，校方还是要秋后算账。新学期开始时，好几个人被解聘了。首先就是姓彭的，当然找的是其他的理由。其他人，比如说演乔治的一位数学老师和学生谈恋爱。对我没有说是解聘，只是要求由赵瑞蕻来代课，让我不要再上讲台了，因为这时我已怀孕好几个月，肚子大了，说是“有碍观瞻”。其实身孕并没怎么显山露水，不然我怎么演戏里的李石清的太太？

来兼善时曹鸿昭提醒过我，说学校里这派那派的，很复杂，让我别搅和到里面去。他离开的头一天晚上，又和我聊了很久，大概他听说了些什么，或者交谈时给他的印象，他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还那么天真幼稚？那时我二十五六岁，关键是已经结婚，第二个孩子都在肚里了。我想他的意思是，为人妻为人母了，应该成熟得多，怎么说话行事还那么“学生腔”？他说的也没错，如果他知道我跟初三的学生说，现在学这些ABCD的没什么用，你们应该参军，去打日本鬼子，恐怕更要说我天真幼稚，瞎掺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