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蘅满月之后，我又住回了中大分校的宿舍。日本人投降的那天，我就在柏溪。那时消息不是从广播来，因为没有收音机，也没高音喇叭，新闻传播还是靠报纸。一有大事，报纸就出“号外”，卖报的嘴里喊着“号外！号外！！——”满街跑。八月十五日那天，是白天，听到外面叫：“号外！号外！！——日本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到了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日本肯定会完蛋，抗战会胜利的，但是谁也没想到那一天突然就来了！

太兴奋、太激动了，好像所有的人都跑到外面来，到处是欢呼声、鞭炮声，宿舍里的人赶紧凑钱去买鞭炮，所有的人都加入欢庆中来。美国航空队也出动了，在空中飞出V形，不光是队形，还飞出V形的线路。众人仰头看天上，外文系的刘崇德教授担心有人不解，得意地说：“V就是victory！就是‘胜利’呀！”说得很大声，发音有点夸张，他是强调国际音标正音的，念法和我习惯的不一样，印象特别深。

日本人投降了，欢庆过后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其实没有到事后，几乎同时想到的，就是这个。迁到西南的政府机构、文化单位，第一时间也就准备着迁回去。我印象里，中大的人都没心思上课了，只想着还乡。但是一下子哪回得去？人们都在抢交通工具。有办法的想办法找门路，没办法的只有等着。轮到中大，已经是四六年七月了。

就在那段时间，赵瑞蕻和我还在九龙坡一个地方上的师范学院待过很短一段时间。这时候中央大学已经不上课了，教师、学生大多不是本地人，准备还乡，等于八年流落他乡啊。不是打听、寻找回去的法子，就是忙于处理这些年那些破烂家当，哪有心思上课？师范学院的学生大多是本地人，倒还在上课，只是外地来的老师纷纷离职，特别是外语教师，一时课都没法开，范存忠先生就让中大好些青年教师到那边去上课。范先生知道我们负担重，给我也安了个助教的名头，有一点收入，有顿饭吃呗。我不大记得钱的事，大概是因为停课了，教师的薪水不发了，至少是减少了，何况到抗战后期，钱早不值钱了。

大家对回家的难度没概念，满以为说走就能走了，都准备回家。八年生活下来，总有些家当，要全带回去是不可能的，也不值。于是都急着要处理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摆地摊。重庆街上，到处是摆地摊卖东西的。当然，摆摊的都是外地人。津南村街边，就有不少，卖什么的都有，大多是卖衣物。杨敏如觉得摆地摊有点丢人，我不在乎，把一些穿不着的拿去卖，毛衣、旗袍，还有小孩的衣服穿不下的，拿个小板凳坐在边上守着。以前没摆过摊，我觉得挺好玩的。

我卖的东西不多，还是比较有节制的，有些人似乎是马上就要一走了之，卖得彻底，当时是秋天嘛，连冬衣也给卖了，谁知根本走不成，结果天冷下来，没衣服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