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押塔希的监狱兴建于殖民地时期，大约是该国独立之前三十年前后的样子。在监狱落成之前，这处地方就已经年代久远了。一些非裔美国南方人到了一定岁数，说到死亡时，也会这么说。当这座城镇还是一座占地很小的小镇时，监狱就在镇子的“老”城区建起来了。城内可见几条小街，街道两侧坐落着一些维多利亚种植园风格的木质房屋——房屋建有幽深蜿蜒、绿植成荫的游廊——街道环绕着一个小小的中心广场。人们可以想象，在这里，身着丝裙的白人女士们打着颜色与衣裳相配的遮阳伞，络绎不绝地从这里步行走过。在孕育和诞下房子的主人之后，她们又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呢？事实上，如果从公园的对角穿过，朝着更为宏伟的宅邸方向走去，还可以步入一条通道。时至今日，这条通道仍被唤作“白人女士小路”。不过，在今天，除一些旅客以外，少有白人会在这条小路上漫步。这些宅子目前被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征用作办公场所。早些年，在该国刚刚独立时，一些黑人搬入了这些宅子。当他们有能力在镇外更远一些的地方建造更大、更僻静的院落时，又从这里搬了出去。而他们建造的院落已经在参差错落间形成了一座典型的非洲城市。比方说，“白人女士小路”很快就不再通向一座花园了，而是通向了市场。原先的这座花园交由非洲工人打理，管理上滴水不漏，仅供游人闲逛，或让肤色苍白的孩子们晒太阳。市场上有着五颜六色、摇摇欲坠的货摊，冒着炊烟的炭盆中传来阵阵令人垂涎欲滴的香气。小贩们巧舌如簧，在一片嘈杂声中兜售着自己的货物。小动物们竭力挣扎，发出凄厉的叫声，却仍然成为待价而沽的货物，难逃最终的屠戮。

从监狱的一侧，俯瞰一段距离，可以看到成列的简陋小屋的屋顶，以及成行的政府办公室的屋脊。在刚刚摆脱殖民的一段日子里，曾有传言说，这座监狱建在山上是有原因的。这一解释曾张贴在靠近监狱入口的地方，现在却因为年代久远而难以辨认。原因在于，这座监狱同时兼有战略要塞和战地指挥所的职能，在设计建造之初就打算用于先发制人，震慑非洲人，镇压他们的起义。监狱底部挖有一些掩蔽壕。在灰扑扑的灌木、九重葛、角豆树的树丛间，在木槿花的花朵掩映下，依稀可见一些炮兵的岗哨。

我在同亚当前去探望塔希之前，从未见过这座监狱。从外观上看，它曾经雪白的外墙现在布满了褐色条纹，四个角落里有灰色的水泥块及小段的黑色梁柱从墙体中伸出来，许多扇窗户都已经碎裂，或是完全脱落了，看上去几乎无法居住。当然，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房间里仍然被囚犯们塞得满满当当的——他们或高或矮，或胖或瘦，年龄各异，男女皆有。当人们离开相对安静的街道，迎面碰上的就是这堵阻隔着喧嚣噪声和扑鼻恶臭的墙体。二楼已经经过改建，供人数日增的艾滋病患者居住。他们之所以被送至监狱，而非送到医院，是因为医院太小，已经人满为患了。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政府部门都闭口不提国内有艾滋病这样的疾病存在，而现在，有关部门才终于半遮半掩地承认了。不过，报刊新闻中仍然没有给出官方论断，解释这一疾病产生的根源。这层楼的房间中并没有传出噪声之类的声音，因为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病恹恹的。他们要么行动迟缓地四处走动，相互照料；要么憔悴不堪，仿佛已经死去一般，静静地躺在地板的稻草垫上。当我们往房间里看时，似乎并没有人留意到我们。

我们循着楼梯，上到三楼，我转身面向亚当，尽量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我想回家。

我们都想回家，他脸色阴沉地回答道。他的神色既消沉又无助。如果一个男人，永无休止地受制于他无法掌控的女人及自己的境遇，他就会是这样的表情。

只有钱才能改变一切，买通一切。我扫了一眼手中的笔记，对母亲说道。

她一面注视着窗外，一面说，你不能那么想，这也太像新非洲人了。

可是，看看你这里的这些东西，我指着她囚室里新漆的墙面说。房间里还有她崭新的红色塑料椅，她的书桌，书写材料和书籍。

她微笑着说，我不能再负罪感满满了，我已经进监狱了。

我随她微笑了起来。我喜欢母亲在监狱里的样子。在这里，她热情又放松，和我所熟知的那个神经紧绷、眉头紧锁的母亲判若两人。

我说，其他犯人中，能有独立囚室的可不多。

她认同地说，确实是这样。只有那些很快就能买通关节、逃脱惩罚的权贵才能有这种待遇。她皱起眉头，一时间又变回以前那个她了。

我们听到走廊的另一端传来权贵们的声音。他们成天要么玩扑克牌，要么把收音机音量开得震天响，要么喝啤酒。和母亲不同的是，他们的囚室从不上锁。有时，即便是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也会互相串门。有时，他们会拜访我们，偶尔还给母亲捎来些啤酒，而母亲也欣然接受了。

我之前并不知道“权贵”是什么意思，直到我在母亲接受庭审时看到那些法官。的确，他们都戴着大大的白色假发[英语中“权贵”（bigwig）一词字面意思是“大大的假发”。]，两鬓垂下些卷发，脑后拖着根辫子。母亲嘲笑了他们。我想，他们肯定注意到这一点了，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因此惩罚她。当我坐在审判室里，旁听整个审判流程时，我给自己写了一条备忘，提醒自己这一点。

有许多事情都是我不能做的——比如说，开车——即便只是想想也不行。我曾觉得，我在学校读书时，学业总有点跟不上，这里面一定有些蹊跷。每当我就快要赶上时，总会有那么一瞬，我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又从山顶滑下了山坡。最后，终于有人向我解释——这人既非我母亲又非我父亲，而是我的一位老师——我有点发育迟缓，这种迟缓与大脑记忆有关。意思是，就像有人高有人矮一样，有些人相较别人而言，持续思考的时间更长些，而有些人则更短些。听到这番话，我才松了一口气。别担心！我的老师马克米兰小姐大笑着说道，你注意力的持续时间和一般美国电视观众一样。如此一来，我才没有产生一种负面的感觉，觉得自己在某些不太好的方面“独赋异禀”，这是我父亲杜撰的表达。

不过，很多时候，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记住母亲打发我去商店购买的东西是哪些。我希望即便没有名目单，我也能应对很多情况。我去市场需要名目单；去上学需要名目单；去邻居家的后院玩一下午，要带去什么，带回什么，也需要名目单。我还需要名目单记录街道的名字，指引我回到家里。无论别人要我做什么，我都无法记住。我甚至记不住别人是否要求过我。只有母亲脸上的恼怒表情能唤起我的注意，不过那也只能持续一小会儿，随后我连她的表情都会忘记。

母亲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你居然没有忘记我是你母亲，真是奇迹！话说回来，这一点我倒从来不曾忘记过。也许这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被她的气息牵引着。这种气息既温暖和煦，又温情脉脉。我觉得自己原本可以在她的一只臂弯下度过幸福的一生。不过，我从未提到过这种想法，因为我感觉这种念头会令她不快。母亲经常洗澡，就好像她想要洗去什么气味之类的东西。对她而言，好闻的味道有棕榄香皂的气味、庞氏雪花膏的气味和妮维雅乳液的气味。她似乎不能接受自己原本的体味。即便是现在，我已人到中年，也还是喜欢依偎着她。不过，要把我瘦长的身体缩成一团，刚好怪可爱地蜷在她的脖子下面，这可真是件考验技术的活儿。话说回来，她极少容许我这么做，总是马上就避开了。

如果我想和她或父亲谈点儿什么，我需要就谈话的话题为自己写一些备忘。我需要提前练习谈话的内容和谈话的方式。就像其他人必须为题目未知的考试做一番准备一样，我必须为与双亲的每一次交谈认真学习、精心准备。

那时正是夏季。我们坐在花园里菩提树下的躺椅上，花园坐落在莉塞特家的屋后。莉塞特正冒着酷暑编织着一件薄薄的蓝色羊毛裤，而我评论了一句，正是这句评论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说，现在编织羊毛裤，实在太热了。我冲她微笑，然后补充道，除非，你预料到今年冬天你需要焐热一双冰冷冰冷的脚。

我需要焐热一双冰冷冰冷的小脚，她头也不抬地说道。

这就是我如何得知小皮埃尔的存在的。

我和莉塞特在一起时总是很小心。绝大多数时候，当我们做爱时，我都没有完全进入她的身体。我们之间的感情是一种悲伤与共的友情，也是一种激情。不过最主要还是友情。我在她蓬松洁白的床榻上度过了许多夜晚。我把她搂在怀里，但满心都在为我与伊夫琳的生活烦忧，所求的不过是好好睡一觉。

另外，我偶尔也会有软弱的时候，需要她的安慰。毕竟，每个人都有软弱、需要安慰的时候。

我说，你肯定不会把孩子生下来的。

我有时开玩笑地称莉塞特的脖子为她“粗粗的法国脖子”，而这时，她的脖子肉眼可见地变粗了。这是她怒火中烧的最明显标志，而她用理智竭力掩饰着愤怒。她的脖子很硬朗，圣女贞德肯定有这样的脖子。现在，她看着我，更准确地说是看着我的侧脸，而我看到她的脖子，透过白色的夏裙还看到她的整个上半身，都涨得通红通红的。

这孩子与你无关。她边说边怒气冲冲地织着毛衣，一串汗珠向她清澈的褐色眼眸的一角流淌而去。她生气时，看上去有点像我想象中的得伐石太太[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的人物，是一个被复仇冲昏头脑的女性，“编织”是她的一个象征行为。]。如果有人坐在得伐石太太面前，遮挡了她看向绞刑架的视线，她肯定就是这副样子。

不是我的……我说不下去了。我看着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说，也许孩子根本不是你的。也许在我们分开的这几个月里，我找了个情人，或者找了不止一个情人。那时你正陪着你的疯子老婆待在美国呢。

她通常提到伊夫琳时，不会这样措辞。我感觉有些受伤。

我们陷入了沉默。她邻居家养的蜜蜂在它们的木制蜂房中穿进穿出，发出活力十足的嗡嗡蜂鸣。这让我们之间的沉默显得有些荒唐。它们酿成蜂蜜，让我们的咖啡和茶变得香甜醇美。我们的空杯子里散发出它们杰作的诱人香气。这蜂鸣声清清楚楚在诉说着：生活还得继续。生活的苦痛是如此真切，生活的甜蜜又是如此难测。你们之间的争吵与我们无关。你们俩尽可以在这里呆如石像，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你们的花园和我们的花园之间自由穿行罢了。

孩子是我的，我终于说道。

是的，她一面放下手中的活计，一面承认说。不过与其说是你的，他更是我的孩子。

我问道，什么时候有的？不幸的是，我想不起我们之间有什么柔情似水的特殊时刻。另一方面，总的说来，我们的友谊中充满了温情。

她耸了耸肩。

当然是先前，你在这里的时候。那时是四月份，你来告诉我，塔希从你身边逃走了。她甚至逃避你的亲吻。

我是在家里，在外祖母的床上生下小皮埃尔的。我外祖母名叫贝亚特丽斯，终其一生都在为法国女性的选举权而奋斗。她的床是一张低矮的木头床，在上上个世纪专门为这幢房子而打造，自此之后就从未搬离过这里。正是在这张床上，外祖母怀上了我的母亲，而母亲又诞下了我。整个孕期，我的胃口都很好，几乎每天都要步行很长时间，足迹遍布整个巴黎。父亲和母亲很好地克制住了他们的一些正常情绪，如恼怒、种族偏见、震惊等，随后给予了我充分的建议和满满的关爱。他们几乎坦然地接受了这件事——我母亲在痛哭了一场之后，终于耸了耸肩，说道，哎，事已至此！她说，我继承了我母亲的母亲的基因。我外祖母就与吉普赛人、土耳其人，偶尔还有巴勒斯坦籍的犹太人有过许多风流韵事，只不过她没有怀上孩子。更糟糕的是，她还与一些不名一文的艺术家有过情事。那些艺术家真的就生活在她家小房子的阁楼上，也真的就靠一罐罐的果酱和一张张的面包皮维持生计。

我有全法国最受欢迎的助产士帮我接生——她就是我能干又风趣的阿姨玛丽·泰蕾兹。她持一种非常激进的观点，认为生孩子尤其应该是一个很性感的时刻。我在怀孕期间，听到的全部是福音音乐。这对于我是一种全新的音乐，在法国听过的人也不多。在分娩的过程中，立体声音响播放着的是诸如“这是通向天堂的大道”（“……唯有心灵纯净的人才能飞升前往那里……”）之类的音乐。歌者的声音十分温暖，与壁炉里熊熊燃烧的火焰相得益彰。我的阴部涂上了膏油，也接受了按摩。这样，我的髋部能够打开，我的阴道也能保持湿润。最终，我亢奋了起来。最最令我吃惊的是，小皮埃尔几乎是滑落到了这个世界上，他眼睛还未睁开，就恬静地微笑起来。

我阿姨刚从我的双腿间举起他，就把他放在了我的肚子上，待他能够自主呼吸之后，就剪断脐带。如此这般，就如同他在我子宫里时一样，我们的心脏仍然继续在一起跳动着。我看着他光滑的棕褐色身体，湿漉漉的卷发，不由得思念起亚当来。不过，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很快就沉浸在了生育奇迹带来的喜悦中。我觉得只有自己和造化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当他终于得空，来到我们身边时，他说，感觉自己被排除在这一切之外了。因为他不在现场。

我问道，可是，你为什么不在呢？你是知道他的预产期的。

他说，伊夫琳也知道他的预产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