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皮埃尔年满十七岁，完成了在法国国立高中的学习后，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前往美国、前往他父亲身边了。他是个非常体贴的孩子，满头金色的卷发。在法国，人们总以为他是阿尔及利亚人。我把他送去哈佛大学念书。这有何不可呢？正如我对朋友们所说，既然皮埃尔是我唯一需要抚养的人，对他大方一点我还是承受得起的。不过这还不是我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另一原因是，他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享受过父爱，我觉得必须补偿他。

当伊夫琳得知我怀上了小皮埃尔（亚当、我和我父母都曾经这么称呼他）之后，她勃然大怒。之后怒火虽然慢慢平息，但多年来她的情绪一直在恶化，满怀怨恨，意志消沉。她试图自杀。她还说要杀了他们的儿子。我很为亚当难过。他并没有打算和我生孩子。是我自己想要个孩子，是我自己若非偶然，否则不想要男人。当时在法国掀起了改变女性命运的风暴，这都得益于我外祖母那样为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女性，以及像西蒙娜·德·波伏瓦那样的女性作家。也许我只是被这股风潮所裹挟。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将我所熟知的世界置于我虽无法掌控却更容易理解的视角之下。在阅读她的书之前，我觉得自己注定无法理解广泛存在的、加诸女性的压迫。尽管从儿时起，我就眼见外祖母贝亚特丽斯为给法国妇女争取权利而不辞辛苦地忙碌，耳听着她激情燃烧的演讲，但我还是注定对女性的困境一无所知。我甚至注定陷入一种精神不健全的状态。我相信那些被捧杀的受压迫者经常会感受到这种状态。除了启发她们认清自己的困境，然后积极运用自我意识赋予她们的洞察力思考外，这一状态似乎是难以得到改善的。

当我们被迫离开阿尔及利亚，舍弃我们在那里的房屋、花园、仆人和友谊（我们与仆人们情谊深厚）时，我觉得非常难过。可是那时法国人在戕杀阿尔及利亚人的肉体，扼杀他们的灵魂。阿尔及利亚人已经受够了猪狗不如的生活。他们开始反击。全国弥漫着日益厚重的血腥气息，即便是像我父亲这样的神职人员也不能免受牵连。我们涕泪交加地离开了这里，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视为阿尔及利亚人。当然，我们是法裔阿尔及利亚人；我们是统治阶级的成员，是精英阶层。然而我尤其觉得阿尔及利亚是我的故土。因为对我而言确实如此。我是在那里出生的。即便是现在，我也更喜欢炎炎烈日。当我被巴黎灼热的夏日所笼罩，那是我再开心不过的时候。而大多数真正的巴黎人肯定会待在其他更凉爽的地方，比如海边或山里。

曾经有一些地方是阿尔及利亚当地人不能去的，比如餐馆、夜总会、学校、社区，就像一些古老的殖民地故事所讲述的那样。然而那里的人们是那么美丽好客，非洲人总是这样，尤其是我们的仆人和玩伴。孩子们教我游戏，他们和父母一起教我阿拉伯语。

当他们刚刚到家里工作时，双目蒙纱，心怀敌意，面颊因为悲痛而肿胀着。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是他们的某一挚爱之人深夜被法国安保部队逮捕了去，遭受严刑逼供，囚禁折磨，最后被杀害。

我深爱着我的保姆、我的玩伴和家里的仆人，也就很自然地厌憎法国。而那时就如报纸所写，突然之间，我们必须“归国”。我对父母抗议说，我绝不愿意在法国停留一刻，所以，我怎能“归国”？我的父母就如大多数殖民者父母一样，无言以对。他们自己对事情的发展态势也很不情愿。他们最初离开法国，正是因为在法国社会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父亲开玩笑说，所有的显赫位置都已经被人占据了。尽管在阿尔及利亚，父亲作为一位基督教牧师，被满世界的穆斯林所包围，难免有些煎熬，但他还是觉得发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扩大了影响力，得偿所愿。他在阿尔及利亚拥有更多的权力，社会地位更显赫，这是他在法国无法企及的。

我喜欢看着父亲同与他同名的小皮埃尔在一起。他们外表非常相似，都是那么矮小、瘦弱和严肃。在嗜饮咖啡又总是古里古怪的巴黎人之中，他们显得非常迟缓和低调。我知道，当父亲看着皮埃尔时，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所辖教会会众中的那些阿尔及利亚男孩。他们天真无邪，不涉政治，却在他离去后不得不面对无常的命运。对法国安保部队而言，所有的阿拉伯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而对马奇游击队、民族解放军和其他一些穆斯林狂热分子军事武装而言，阿拉伯基督徒和他们毫不相像。也就是说，他们一点儿也不像真正的阿拉伯人。那些男孩就在两股力量的夹缝中左右为难。这些年轻的男孩们似乎是被耶稣基督宣扬的非暴力原则深深感动，而基督又是父亲教会信奉的救世主。他们不禁将耶稣视作一个反叛的阿尔及利亚人。因为不仅基督教中的耶稣基督看上去像阿尔及利亚人，而且长久以来，阿尔及利亚一直有“阿拉伯人殉道”的传统。他们非常熟悉这一传统。这些年轻人有时不过是和他们一般年纪的男孩，却前赴后继、赤手空拳，拿着石块或手持锈剑，迎着法国人的机关枪或手榴弹冲了上去。

小皮埃尔出生在我们“归国”许多年之后。那时我父母已经完全重新融入了在法国的生活，而我也生平第一次安定下来。在巴黎时，阿尔及利亚的这段往事突然之间仿佛从未发生过。而小皮埃尔成了我们对这段往事的纪念，他也是我们的安慰。母亲比父亲和我都更在意旁人的目光，可即便对她来说也是这样。她不像她母亲那样，坚信自己拥有按自己的意愿，在自己独立选择的人的陪伴下享受生活的权利。可是她深爱阿尔及利亚，那里人们的热情感染了她。她的一些法国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观念——比如“所有阿拉伯人都会偷窃，女人只不过是恪守本分，孩子们一生下来就有犯罪倾向”等——在她的仆人和朋友们遭受苦难的冲击下，已经分崩离析。

她非常宠爱皮埃尔。当他前往美国时，我觉得她的心都要碎了。她视他为自己暮年的一道亮光，也是照亮她早年人生记忆的一道亮光。他虽然并未在这段往事中出现过，但他就像在她生命的夜晚姗姗来迟的一轮太阳，用他的光照亮了过去，照亮了她如今方才知晓的一些全新的真知。从他蹒跚学步时起，她就和他手牵着手在巴黎的每一个广场散步。起初她保护心太盛，对陌生人偷偷投来的目光十分戒备和警觉。慢慢地，她开始大摇大摆地和小皮埃尔一同漫步。最后，她会握着他金色的小手，快乐地完全沉浸在身为外祖母的喜悦之中。

我告诉雷伊，我毕生都有一个习惯，总是遁入幻想和讲故事的世界来逃避现实。

我说，如果没有这个习惯，我就不能从发生在我身边的日常事件中猜到任何真相。

她问道，你指的是什么？

我说，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发现自己又开始异想天开，想象或讲述着某个离谱的故事，我就能猜出，我身上发生了某件可怕的事，我连想都不敢多想。等一会儿，我还是第一次这么想，你觉不觉得讲故事就是这么来的？故事不过是戴着面具的真相？

她看上去十分疑惑。

我慢慢信任起雷伊来。一天，我去找她做治疗，发现她面颊肿胀，活像只松鼠。她的皮肤变成了灰白色，状态糟透了。

我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她做了个鬼脸，噘起嘴说道，我做了牙龈切除治疗。

之后，当口齿更清楚些时，她告诉我，我在行割礼时承受的痛苦是她难以想象的。一想到这一点，她就寝食难安。之前牙医告诉过她，她的口腔有一堆牙龈方面的毛病，此外还是非常健康的。于是她就要求牙医把她的牙龈像袜子一样从牙齿四周剥开，把牙龈边缘的一些组织削去，刮掉里面的一些组织，然后再从牙齿根部重新将牙龈缝合起来，缝得紧紧的。

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恶心，全身也战栗起来。

她还是一副牙龈被缝上了的模样，她说，不过，当然，我是打了麻药的。再过几天，我就会比之前好得多了。

我说，可是现在你明显很痛苦。

她承认说，是的。我几乎无法忍受这疼痛，也不能说话。向某人示爱更是想都不会想的事情。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她接着大笑着说道，这还只是我嘴里的一点儿伤口。

我冷冷地说道，你不该这么做的。你这么做真傻。

然而她只是咯咯地笑着，边笑边痛苦地做着鬼脸。她说，我选择体验这种疼痛，这似乎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努力，别因此生我的气。在美国，我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另外，这种经历让我有了一点模模糊糊的体会。更何况我本来也需要做这种治疗。

我很生气，因为我被感动了。我认识到，尽管几百年前，雷伊的先祖们已经携他们的血脉离开了非洲，她本人又在最好的白人学校接受了教育，但她还是在凭直觉施展着一种永恒的魔法。这种魔法的基本原则是将移情仪式化，或者说是实施移情的行为。戏剧不就是这么产生的吗？我的心理咨询师是一位女巫。她并不是美国孩子们在万圣节模仿的那种脸上长着肉瘤的女巫，而是从精神上继承了一些古老方士的做法。正是这些方士调教出我们的巫医，他们共情的技能声名远播。假借这重身份，突然之间，雷伊变成了我所熟悉的某个人，变成了我可以亲近信赖的人。

我从心底感谢姆泽把她推荐给了我。因为我相信，她勇敢坚毅，可以陪伴我行至他无法抵达的地方。她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这是十二月一个雨天的午后。我们坐在炉火边，正在阅读。母亲坐着，我懒散地斜靠在她对面的沙发上。早些时候，也就是那天清晨，她允许我睡得迟些，不去上学，又把她准备的礼物拿给我，在我的床角铺开。自我出生以来，她每一年都会给我织一件毛衣。每一年，我都看着她的织针上下翻飞，织出的衣料随之渐渐变长。每一年，我都会被最终的成品迷住。每一年，她的编织技巧都会更进一步。今年也是如此。新毛衣由金色和巧克力色编织而成，暖暖地包裹着我。靠近我胸膛的正中部位，在我心口以上的地方，有一个岩石雕刻的精灵头像，头像是苔藓般的深绿色。

我那时正在读兰斯顿·休斯的一本书。他是个总是开怀大笑的煽情演说家，而他的散文却在行文的不经意中流露出悲伤的情绪。我已经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詹姆斯·鲍德温的几部小说。他曾经做过游击队员，是个同性恋，也是个天才。当年他来我们学校演说时，我曾见过他一次。一并读完的还有理查德·赖特写的两卷本随笔，他是位饱经磨难的同化主义者，深深爱恋着法兰西。我视这些人为父系的“叔叔”们，他们会成为我美国之旅的引路人。我瞥了一眼母亲，以为她还在读书，或是凝视着炉火沉思。然而我发现，她温暖的褐色眼睛正凝视着我。

她说，我只是在想，从你出生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真令人难以置信。我冲着她微笑，说道，都那么久了？

以前我并未注意到，她褐色的头发已经夹杂了更多白发。她的面颊仿佛比平时更瘦削、更苍白了。想到自己是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子，我心满意足，叹了口气，感慨着自己的好运气。和母亲在一起时，我总是感到无比安全。正如她经常说的，从我出生之前开始，我们的心脏就按照同一节拍跳动着。不论谁退出了我的生命，母亲总在那里：阅读，编织，准备在高等学校讲授的课程。我确实感到自己要离开她了。但这种离别很温情，就像一枚果实从树上掉落。再上一年学，在巴黎再待上一年，我就要离开这里了。

她说，如果你去美国，和你父亲待在一起，有些事情是你必须知道的。她说话的语气仿佛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筹划，我仍然可能不去美国似的。

我问道：什么事？

可能只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不过他不会记得这件事，而我记得。

我说，这么神秘。

她说，没什么神秘的。只是和你父亲在一起时，我认识到，男人不愿意记得与他们没有干系的事。

我满脑子都是鲍德温、休斯和赖特热情洋溢的话语。它们在我的心里回响，仿佛镌刻在那里一般。听到母亲的话，我探身想要抗议。母亲伸出手来，遮住了我的嘴。

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就会在秋季和春季各来探访我和母亲一次，每次探访持续两周。他从不在我生日时来看我，因为那时前来会让他的妻子极其痛苦。每一次他来的时候，都会给我看他另一个儿子本尼的照片，还至少会拿一张他妻子伊夫琳的照片给我看，他有时也叫她塔希。本尼比我大将近三岁，有着古铜色的光滑皮肤和温柔羞涩的微笑。每当看到他的近照时，我都在想，他会喜欢我吗？我们能成为朋友吗？有一次，父亲告诉我，本尼不像我这么“思维敏捷”。这让我非常高兴。尽管我找不到合适的措辞，来问问他不像我这么“思维敏捷”意味着什么。

母亲开始给我讲故事，告诉我多年前在非洲，她是怎么和父亲相遇的。我之前听过这个故事。她说，她与父亲在老托拉比的棚屋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那时老人正等候死亡的降临。听到这些时，我满足地点着头。但我很快认识到，较之平时，这次母亲给这个故事增加了一些更成人化的曲折情节。

她说，你必须明白，为什么老托拉比独自居住，远离村庄。为什么没有村民前来照顾他，这是有原因的。你父亲当然也不情愿照顾他，是你祖父塞缪尔安排他照顾托拉比的。

母亲松开她交叉的两腿，将手掌按压在椅背上，以便让背部伸展些。她的目光从我身上转移到炉火上，炉火很快就需要再添一根木柴了。

托拉比年轻时曾有过许多房妻子，其中有几位在生产时因感染而离世了。还有一位被蛇咬伤致死。我是从亚当那里听说的，他总喜欢将老人的一些他所谓的“好事变祸事”的经历一一道来。不管怎样，最后托拉比娶了一个年轻女人。她从他身边逃走了，无论如何都带不回来。在此之前，托拉比就曾追踪他逃跑的妻子，再把她们带回来，因此恶名在外。而这位妻子宁愿在不及膝的河水里将自己溺死，都不愿回到他身边。

她曾去她父母那里，问他们，指望她怎样捱过这些折磨。在婚礼当晚，他用一把狩猎刀将她那里切开，不给她任何机会让伤口愈合。她痛恨他。她的父母没有给她任何答案。她父亲命令她母亲，说服她承担身为人妻的职责。她母亲告诉她，既然她是托拉比的妻子，他那里才是她的归宿。年轻女人辩解说，她一直在流血。她母亲告诉她，血会止住的。还告诉她，当自己那里被切开时，流了整整一年血。母亲当时也哭着逃走了，但未能逃出男人们的领地。那些男人将她送回了部族。她最终放弃了逃走，忍耐至今。而现在，母亲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她鄙视这个男人，盼着他去死。但同时，她又渴望抱孙子，希望这个误入歧途的女儿能生下孩子。这位母亲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小孩子值得最甜蜜的吻。她一边这么说着，一边从她流泪的女儿身边抽身而去。

托拉比被驱逐到了村外，因为他无法掌控自己的妻子。这在那个社会是一件非常道德败坏的事，因为它威胁到了生活网络的组织结构，至少是威胁到了村民们所熟知的生活模式。他最后众叛亲离地死去了，死时污秽不堪、衣衫褴褛。女孩的家庭也被勒令搬出了村子，女孩被人从河水里拽了出来，尸体任其腐烂，成为兀鹰和野鼠的口粮。

你看，母亲一边起身给炉火添上了一根木柴，一边说道，你父亲总是提到，他和我当年在托拉比的棚屋里有过一次兴致勃勃的交谈，那时他正心不甘情不愿地为那个老人洗浴。但他从来不记得我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

母亲说，谈话是关于一位阿尔及利亚年轻姑娘的，她曾为我们工作，遭逢了和托拉比的妻子几乎一样的命运。谈话也提到，对女性的生殖器切除术和对女性的奴役之间是存在联系的，而我又是如何最终认识到这一点的。两者的联系正植根于世界范围内男性对女性的统治。那个女孩名叫阿依莎。一天夜里，她尖叫着逃到我们家里。因为她见到她焦虑的母亲将许多小小的、尖尖的工具摆放在一条毛巾下面，而毛巾正放在婚床旁边一个低矮的坐垫上。

母亲仿佛看到了一幕骇人的场景，突然战栗起来。她说，所有电影中都有这样让女人惊恐不安的一幕。只不过有时经过了一番伪装。男人手持尖刀，破门而入。看，她说，他已经来了。她叹息了起来。而我们中有些人戴着皮革制成的贞操带，有些人戴着丝绸和钻石的贞操带，还有些人的肉体虽然没有被缚，但恐惧也成了束缚我们精神的贞操带……我们担忧不已。我们受到迷惑，成了完美的观众。迷惑我们的正是一种无意识的了然——男人在我们母亲的协助下，对我们做了什么。

母亲良久不语，然后说道，阿依莎后来回到她的家中，因逃跑而遭到毒打——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知道她最后怎么样了。尽管在法国，床边是不会摆放什么折磨人的刑具的，但与她相遇的这段经历还是成为我抗拒结婚的根源。

我问道，不是有个萨德侯爵[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贵族，文学家。曾因性虐待被监狱收押。著有《淑女的眼泪》等作品。]吗？

她大笑道，谢天谢地，只有这么一个人。谢天谢地，他不生活在这个世纪。谢天谢地，他也不在我床边。

我说，这么想也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女人的残酷态度不是植根于法国人的集体意识中吗？正如拉伯雷的热情，莫里哀的机智？

也许吧，她喃喃说道。说着，她凝视着火苗，似乎又陷入了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