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私自拆阅莉塞特写给亚当的书信一事，我并未觉得良心不安。这些书信里有时会夹带着她叔叔姆泽写给她的信，信里会简单地谈及我的病情。有时甚至会夹带着亚当自己所写的信，因为她似乎经常需要唤起他对这件事或那件事的回忆。偶尔，书信里会夹有她日记的一页复印件。在日记里，她显得心满意足、沉着镇定，这种自主自立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偶尔，她还堂而皇之地写信给我。这些书信读起来总让人觉得，她仿佛在迷雾中摸索前行。我用力地踩踏这些信。亚当总把这些书信拆开，留在他书桌底层抽屉的最深处。我早就配好了抽屉的钥匙，总是隔三岔五、优哉游哉地把她的信找出来读。正是从她的一封来信中，我得到消息，他们的儿子皮埃尔很快要到美国来了。

亚当告诉我，他要去参加一个宗教[原文为法语。]进步团体的集会，实际上是坐飞机前往波士顿，迎候皮埃尔。又逗留了一个礼拜，帮助皮埃尔安顿好在剑桥市和哈佛大学的生活。这孩子那时在国土的另一端，离我还很遥远，所以我并不担心。他在剑桥待了整整三年。从莉塞特的来信中，我了解到她的病情。一开始，医生诊断她的病症是参加政治运动带来的压力造成的。她在一场反对在法国建造核电站的政治运动中十分活跃。她在来信中写道，这些核电站散布在曾经环境清新、民风淳朴的郊区，就像危险的脓包一样。之后，她被诊断患上了溃疡，随后，又被诊断为疝气。最终，她被确诊患上了胃癌。她请求亚当，在她死后，允许皮埃尔和他一起生活，还求亚当送皮埃尔去伯克利念书。这些亚当显然都一一答应了下来。我拒绝他在我身边抚养这个孩子。

在这段时间里，我吃不下东西，憔悴得跟稻草人一样。衣服穿在我身上，显得空荡荡的。我只肯穿黑色衣装。前一周，亚当介绍了一个人给我认识。那人吃吃地笑着说：“啊，亚当和伊夫琳。多么可爱！”于是我打了他一巴掌。

我感到，伴随着我与家以外世界的接触增加，我体内的暴力倾向日益增长。即便是在家中，我也会经常小题大做或是无缘无故地发作起来，扇本尼耳光。只有我弄得他长声尖叫、畏畏缩缩，用黯淡的、充满爱意和不解的眼神看着我时，我才觉得松了口气。

当载着皮埃尔的出租车抵达时，我正注视着街道。这辆汽车四四方方，通体明黄色，像是儿童卡通片里的出租车。在世人眼里，所有的美国出租车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皮埃尔在下车前，探着身子，想要付给司机旅资。这时我瞥见了他长满卷发的脑袋。他干瘦又矮小，仿佛还是个孩子。我看到他和司机像老朋友一样聊着天，然后走到后备厢去取他的旅行包。

他们仍然一直在聊天，没有注意到向他们飘近的暗色幽灵：那幽灵先是飘到门边，然后飘至门廊，再然后飘下台阶，飘然落下，屈身躲在一大堆石头旁边。从我得知皮埃尔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收集这些石头。从路边捡来的大大的、长方形的石头，从河岸边捡来的沉沉的、扁平的石头，还有从田野里捡来的尖尖的、边缘参差的泥板岩。

皮埃尔谢了司机，转身向房子走来。他看到了我，冲我微笑起来。这时，一块又大又尖的石头，颜色如同我悲哀的心情一样晦暗，正击中了他牙齿的上方。鲜血从他的鼻子里喷涌而出。我开始投掷石块，仿佛迦梨女神[印度教女神。她皮肤黝黑，青面獠牙，额上生有第三只眼，四只手臂分别持有武器。]那样有着许多条手臂；又仿佛我的手臂是许多架弹弓，或是一架风车。石头像雨点一般砸在他身上，也砸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原本已经准备开走，但司机看见皮埃尔受到了攻击，单膝跪在地上，于是连忙将车停住，发出一声尖锐的刹车声。我没有停手，而是怀里抱满了石块，飘飘忽忽地走得更近了些。皮埃尔开始说一些莫名其妙的法国话，这激怒了我。我扔掉石块，用双手捂住了耳朵。趁着这个间隙，出租车司机跑到皮埃尔身边，用双臂抱住他，将他拽出我的视线。

出租车顺着马路开走，慢慢消失不见。看到这一幕，我开始大笑起来。他们如此怯懦，匆匆逃走，就连皮埃尔的行李箱都忘记了。那件褐色的行李箱仍立在被他丢弃时的地方，阴魂不散又结结实实地立在那儿。这件行李太沉了，我举不起它，不过多少能搬动它。可我才不会费这个劲儿呢。我冲上前去，像只乌鸦一般拍打着双臂，用嘶哑的声音尖叫着，把它们踢到了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