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里，由于行刑的日期已经确定——上诉失败了，美国方面也没有任何消息——狱方对待塔希并不像是对待一个已经定罪的杀人犯，而更像是对待一位受人尊敬的宾客。在监狱里她得到了许可，可以自由行动。她每天都过得很忙碌。女性团体和国外媒体都来拜访她。世界各地的摄影师都来给她拍照。

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变得容光焕发起来。她的神态灵敏丰富，脸上交替出现着慈爱、沉思、愤怒、厌恶等神情。每天早晨，她和我一起，在艾滋病囚室里工作，给病人们喂食、洗浴，或仅仅只是抚摸他们。牢房里十分拥挤，垫子与垫子之间几乎连蹲下的地方都没有。亚当和小伙子们承担起了给孩子们喂食的责任，从我们租住房子的厨房里端来热气腾腾的饭食。这为他们的父母和兄姊，以及那些尚在人世的亲人们减轻了不少负担。他们十分肃穆地用眼神向我们表示感谢。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染上病的。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不解着、沉默着、忍耐着，等待着死亡的来临。这是最让我们觉得难捱的事。最令塔希生气的是，他们像动物一样一无所知、逆来顺受。也许是因为这让她想到了她自己。她轻蔑地称之为非洲人的既定角色：受苦，死去，对原因却一概不知。

她想要知道，为什么在美国，主要是男同性恋者和静脉注射毒品的瘾君子患病，而在这里，却有人数相当的女人和男人在垂死挣扎着？谁把病传染给了孩子们？为什么将死的小女孩比小男孩多？

在富裕的奥林卡人中，人们普遍否认社会层面存在着任何问题。他们将垂死的亲眷供养在家里。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穷人。常常可见某位憔悴不堪的母亲，背着她瘦削的、体重仅五十磅的丈夫，摇摇晃晃地走进来。她身后拖着她的孩子们。如果地板上有空出来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某人在晚上死去——她和她的家人就会得到那个位子。如果无人死去，她就必须将就一下，在走廊或楼梯的平台上找个位子。当人们来到这里寻求帮助时，他们往往已经耽搁太长时间了，因此很快就死去了。患者们一贫如洗，长途跋涉寻求药物和治疗。他们的逝去对于直面他们惨状的人来说，成了一种解脱。

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这个病是不治之症，也没有什么药物可用。能得到的只有一点食物，食物的供给也很有限，不过是一日两餐的稀粥。

在罹患这种病的学生中间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外国人，或是本国政府针对他们策划的种种阴谋导致的。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真是桩痛苦的事：他们是国家未来的医生、牙医、木匠和工程师，他们是国家的为人父母者，他们是国家的师者、舞者、歌者、叛乱者、喧哗者和诗人。

亚当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与学生、知识分子们交谈。他告诉他们，他听说，邻国的一些人起初是因为科学家给他们注射了一种被污染过的小儿麻痹症疫苗而染病。这种疫苗是用青猴肾脏中提取出的细菌培养物制成的。尽管疫苗可能会对小儿麻痹症产生预防效果，却没有经过净化，因此携带了会招致免疫缺陷的病毒，引发了艾滋病。

有一位来日无多的学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我听到的可不是这么回事。我听说，非洲人不是从青猴的肾脏，而是从青猴的牙齿那里感染了艾滋病。对这个现代版的“狗咬人”故事，有人报以无助又嘲弄的嗤笑声。知识分子们得出结论说，这一定是一个实验，就像发生在亚拉巴马州的，在黑人身上所做的实验一样。这些黑人被注射了导致梅毒的病毒，随后他们病重不治，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研究的对象。这种实验是不会冒着风险，以欧洲人或美国白人为实验对象的。他们至死仍然相信，非洲人就是为实验而生的。非洲人的生命是可以随意消耗的。这种想法几乎让我不堪忍受了。

塔希确信，那些将死的小姑娘们以及女人们是因“桑戈”使用了未经清洁、未被消毒的尖石、锡顶、玻璃片、生锈的剃刀和劣质小刀，才感染患病的。“桑戈”可能会一连为二十个孩子行割礼，却完全不清洁一下她的工具。还有一个事实是，几乎每一次性交都会发生撕裂和出血，尤其是在一个女人年少时。人工留下的开口从来不会自己扩大，总是必须强行撑大。因为这个原因，伤口感染和伤口溃烂都很常见。

一天，一位相貌甜美、眼神悲戚的年轻女子去世后，亚当悲哀地说，肛交同样会让女子丧命。她的丈夫悲痛欲绝。他同样罹患了这种病。他向亚当解释说，虽然他们已经结婚三年了，却没有孩子。因为他不能像正常情况下男人与妻子那样和她同房。她之前哭得太厉害，还流了血。他说，他爱她，不过不是以一个男人的方式。他说，他害怕让她痛苦，这让他们无法生下孩子。他不明白，他爱抚她的方式让她失去了性命，也让他失去了她。他哭泣着说，虽然她只是他四位妻子中的一位（先知允许他纳这么多房妻子），可他仍然觉得她是他唯一的妻子。因为只有她能够逗得他哈哈大笑。他觉得，就连她的名字——哈皮——听上去也有些像美国话里的“有趣”一词。

我问塔希，可是，你为什么要认罪呢？我知道事情不是你做的。你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她露出牙齿，哈哈大笑着说，奥莉维亚，要我再熬几年可太难为我啦。这一生我已无须再经历什么。我所经历的事已经够多啦。她严肃起来，说，此外，也许死去比活着更容易呢，就像怀孕比分娩更容易一样。

奥莉维亚搂住我的脖子，说道，不要，塔希。别这样对你自己。别这样对你的儿子。别这样对亚当。别这样对我。

我说，奥莉维亚，听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应该记得，你以前曾经对我说过这些话。

她看上去很茫然。

我提醒她说，在我去母布雷营地的路上。那时我骑在驴背上，半裸着身子。

她大叫起来，没错。看看发生了什么。你那时没有听我的话，你的一生都在为此付出代价。

我说，我打算继续付出代价。

她问道，这又是为什么呢？请原谅我这么说，不过这么做似乎挺傻的。

因为当我不顺从你这个异族人时，即便我的所作所为是错的，我也是在按我仅存的自我意识行事。那一点点自我意识是我现在剩下的一切了。

她说，他们会杀了你的。可你是清白的！

我说，咳，这么说对也不对。

她蹙着眉说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说，奥莉维亚，我确实没杀利萨妈妈，这一点上你是对的。我十分感激你对我的信任。利萨妈妈确实死于自己的狂热。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是十分狂热。随着年纪渐长，她的力量似乎有增无减。这种力量是邪恶的，几乎不再流露出任何善意。没有杀死她是我的罪过——这么说是鉴于她所导致的苦难。顺便提一下，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些。

不想让别人知道什么？知道你没杀她？可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女人是懦弱的，我们不需要别人提醒我们这一点。

你姐姐的死——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是你那愚蠢的母亲纳法的错。那时村长让我们恢复割礼一事还没有定论。毕竟，他面对白人传教士的时候总是赔着笑脸，告诉他们他是个现代人，不是野蛮人。他们可能把他当成野蛮人了，因为他们称“洗礼”十分野蛮。他们说，他是村长，他可以停止这一切。难道他不是村长？这么一来，他当然禁止了割礼，以向他们证明他是村长。他的这一决定与我们全无干系。有人听到过，当接受考验的时候到来时，他自己的妻子们一直在尖叫。他在意过吗？没有。每个男人的妻子都会在合适的时机尖叫。

我说，她名叫杜拉。她身材娇小纤细。她的嘴唇正上方有一道月牙形的伤疤。当她微笑的时候，伤疤似乎滑到了她的面颊上。

利萨妈妈说，我可以撒谎，告诉你我记得她。我从事这个工作已经这么多年了，记不清那么多张面孔。如果她是双性人，我可能还记得。

我说，不是这样，我肯定她是正常人。

利萨妈妈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人都是正常人。你那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现在又凭什么身份评判我呢？

我说，我是个无名之辈。这你是早就知道的。

她说，别再自怜自伤了。你就跟你妈妈一样。她那时是这么说的，如果杜拉不受洗的话，没人会愿意娶她的。她似乎从未注意到也没人娶我，可我活得好好的。事情发生时，连那些白人传教士都还没有走呢。她说，受洗又没有要了我的命，我丈夫对我总是很耐心。她轻蔑地哼了一声，又道，咳，你父亲流连于六房妻子之间，他当然能够耐得住。

当她听说新来的传教士是黑人时，她觉得村子肯定会回归昔日所有的生活方式，未受割礼的女孩们会受到惩罚。她想象不出一个黑人会不是奥林卡人，她以为所有奥林卡人都要求他们的女儿“受洗”。我让她再等等。可她不肯。她是那种男人还没有说个“不”字，她就会跳起来迎合的人。

我说，别说了。我现在知道了，她经常说谎。即便是她在说谎，我也无法强忍着听下去了。

可是她说，不，我不要停下来。你是个疯子，可是你还不够疯狂。你以为你母亲会如实告诉你杜拉是怎么死的吗？她没有说实话，不是吗？杜拉是那种百人中才见一二的女孩子，身体构造独特，一道轻轻的擦伤就会让她如被困的母牛一般血流不止。你姐姐在玩耍时受了擦伤，你妈妈曾努力为她止血，因此她自己是留意到这一点的。当我为你“施洗”时，我也曾想到这件事。

我说，即便是这样，你也什么都没说。即便你当时可能像杀死杜拉那样杀死我。

利萨妈妈说，你大老远而来，又那么愚蠢。此外，那时我并不在意你的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