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拉巴马州 伯明翰

1986年1月19日

又到了星期天。伊夫琳和埃德·库奇准备出发去养老院。她关掉咖啡壶，心里很不情愿去，但是埃德对母亲的事情格外上心，她不敢拒绝，至少得向这位严厉刻薄、动辄怨天尤人的婆婆问声好。去养老院对她来说犹如酷刑，她讨厌疾病、消毒水和死亡的味道。它们让她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医生和医院。

伊夫琳四十岁时母亲病故，从此以后，恐惧绵绵不绝地袭来。如今，她看晨报时总是先翻到讣告栏，连星座占卜都退居其次。看到人们去世时七八十岁，她心里觉得欣慰；看到亲人亡故时已是耄耋之年，她满心欢喜；不知何故，亡者高寿让她感到踏实。如果她看到有人四五十岁离世，就会一整天心神不宁，尤其是如果讣告结尾处写着家属请求向癌症协会捐款。最让她不安的莫过于讣告对死因讳莫如深。

什么病？

突然辞世，什么原因？

哪种事故？

她希望所有细节都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无须揣测。她讨厌家属请求向动物保护协会捐款。什么意思？狂犬病……狗咬伤……猫瘟热？

近年来，有很多请求向癌症协会捐款的案例。伊夫琳很不解，她为什么必须活在一具即将衰老、崩溃并感到痛苦的躯壳里。她为什么不能栖身于桌子里，一张宽大结实的桌子，或者炉子，或者洗衣机？她宁可让一名普通的修理工——比如电工或水管工——而不是医生来拾掇她。当年她在分娩的阵痛中挣扎时，产科大夫克莱德医生站在那里，红口白牙地对她胡说八道。“库奇太太，你一看到自己的孩子，就会把这些痛苦忘得一干二净。再加把劲儿。你甚至不会记得这件事，相信我。”

大错特错！她记得每次疼痛，从头到尾，要不是埃德执意想要个儿子，她不会第二次生育……又一个谎言被揭穿：第二次分娩跟第一次一样疼，也许更疼，因为这一次她知道会发生什么。整整九个月，她都对埃德气不打一处来，感谢上帝，她生下了汤米，因为这对她来说，从此一劳永逸了。

伊夫琳一辈子害怕医生。当年是心怀戒备，如今，她讨厌、嫌恶、鄙视他们。自从那一天，那位医生拿着病历昂首阔步地走进她母亲的病房……

那个穿着涤纶西装和两斤重的皮鞋的得势小人，自命不凡，煞有介事，护士们像艺伎一样围着他团团转。他根本不是她母亲的主治医生。那天早上，他只是替另一名医生查房而已。伊夫琳站在旁边，握着母亲的手。他走了进来，不屑于做自我介绍。

伊夫琳说：“你好，大夫。我是她的女儿伊夫琳·库奇。”

他的眼睛依旧盯着病历，大声说道：“你母亲患有急速恶化的肺癌，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脏、胰腺和脾脏，并有迹象表明已经侵入骨髓。”

在这一刻之前，她的母亲压根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伊夫琳不想让母亲知道，因为母亲非常害怕。她至死难忘母亲脸上惊恐的表情。而这位医生，他带着一群跟屁虫沿着大厅继续向前走去。

两天后，她的母亲陷入昏迷。

伊夫琳永远也忘不了那间灰色水泥墙的无菌重症监护候诊室，她在里面度过好几个星期，跟在里面等待的其他人一样既害怕，又困惑。大家知道，自己的亲人正躺在走廊尽头一间见不到阳光的冰冷房间里等待死亡。

大家萍水相逢，聚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共度可能是他们此生最私密也最痛苦的时刻，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没有礼仪规范。没有人让他们为经受此等考验做好准备。这群可怜人像伊夫琳一样害怕，却竭力做出一副勇敢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聊着日常琐事，明明吓得魂不守舍，却假装一切如常。

有一家人被吓到无法接受事实的地步：走廊尽头那个奄奄一息的女人是他们的母亲。他们总是称呼她为“他们的病人”，询问伊夫琳“她的病人”情况如何，尽可能地让自己远离真相，努力地平复痛苦。

他们每天都在一起等待，知道那个时刻即将到来，要求他们“决定”是否关掉仪器的那个可怕时刻……

“这样最好。”

“他会好受得多。”

“这是他的心愿。”

“医生说他已经走了。”

“这只是个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

全都是成年人在冷静地商量。其实伊夫琳真正想做的是为母亲号哭，她亲爱的母亲，这个世界上她至亲至爱的人。

那个星期六，医生来到候诊室，探头向内张望。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身上，交谈戛然而止。医生环顾房间。

“库奇太太，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可以吗？”

她的心怦怦直跳，用颤抖的手抓起手袋，其他人同情地看着她，一个女人摸了摸她的胳膊。但他们暗暗地松了口气，医生叫的不是自己。

她认真地听医生说话，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他把事情解释得简单明了：“没必要延长……”

医生说得很有道理。伊夫琳如行尸走肉般站起身回了家。

她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接受现实，让母亲离去。

可是，不管人们理智上如何认为，情感上都无法真正地做好准备，关掉仪器，放弃母亲的生命；熄灭自己童年的灯光，若无其事地走开，好比关灯离开房间。

她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没有勇气回到医院，陪在母亲身边。如今她半夜醒来，依然愧疚悔恨，泪眼婆娑，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

这番经历也许是伊夫琳害怕与医生或医院打交道的诱因。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一想到要去看医生，自己就会冒一身冷汗，浑身发抖。仅仅是听到“癌症”这个词，就让她胳膊上汗毛直竖。她不再触摸自己的乳房，因为有一次她摸到一个肿块，差点儿晕过去。幸好那个“肿块”原来是洗衣服时粘在胸罩上的一团面巾纸。她知道自己的恐惧莫名其妙，她其实应该去检查身体。人家说，应该每年做一次体检。她知道自己应该去做检查，哪怕不为自己，也该为了孩子们去做。这些她都知道，却无济于事。有时候她鼓起勇气预约了体检，却总在最后一刻取消预约。

伊夫琳上次看医生是在六年前，因为膀胱感染。她只想让医生在电话里给她口头开几盒抗生素，但是医生要她过去，执意要给她做盆腔检查。她呈截石位躺在那里，脚搁在脚架上，心里想，还有什么比让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在你体内掏来摸去更难堪的事情，好像你是个垃圾袋似的。

医生问她，上次乳房检查是什么时候。伊夫琳撒了个谎，说：“三个月前。”

他说：“好吧，既然你来了，不妨再做个检查。”

她语速很快地说起话来，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可是才说到一半，他就说：“我觉得不太对。”

等待检查结果的日子不堪回首。她在梦魇般的混沌状态中浑浑噩噩，度日如年。她根本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信仰上帝，却向上帝祈祷，跟他讨价还价。她许诺，只要不让她得癌症，她再也不会发牢骚。余生她只要活着就感到幸福，她要为穷人做善事，每天上教堂。

可是，她一旦发现自己安然无恙，不会如想象中那样行将就木时，第二天就又故态复萌。不过，经历这场虚惊之后，她只要身体感到疼痛，就深信自己得了癌症；若是去找医生核实，不仅癌症会得到确诊，医生还会用听诊器听她的心脏，迫不及待地送她去做开胸手术，让她无处可逃。她开启了一只脚踏进坟墓的生活。她看着自己的手掌，恍惚间觉得自己的生命线逐日变短。

她明白自己再也无法忍受等待检查结果的日子，认定自己其实不想知道身体有没有出毛病。她宁愿稀里糊涂，让生命戛然而止。

今天早上他们开车去养老院时，她意识到，生活在一天天地变得不堪忍受。每天早上她都跟自己玩游戏，只为熬过这一天。比如她对自己说，今天会发生美好的事情……下次电话铃声响起，会听到改变人生的好消息……她会收到让自己惊喜的邮件。可是，除了垃圾邮件、误拨的电话号码和邻居求助之外，她一无所获。

伊夫琳终于慢慢地意识到，一切都不会改变，没有人会从天而降拯救她脱离苦境。于是，静默的歇斯底里和可怕的绝望席卷而来。她渐渐觉得自己仿佛坠入井底，她大声呼救，却无人应答。

近些日子，漆黑漫长的夜晚连着灰暗阴郁的白日，无休止地周而复始。失败感如巨浪一般裹挟着她，让她满心忧惧。她害怕的不是死亡。她低头凝望着死亡的黑洞，多少次想纵身跃下，一了百了。事实上，这个念头对她产生了越来越强大的吸引力。

她竟然想好了用什么方法自杀。用一颗银白色的子弹。圆润光滑，像一杯冰凉的蓝色马提尼酒。她会在动手前把枪在冰箱里冷藏数个小时，当子弹击中她的脑袋时，她会感到冷酷冰爽。她似乎感觉到冰冷的子弹穿透滚烫、混乱的大脑，把痛苦一劳永逸地冰封。枪声将是她在世间听到的最后的声音。然后……一切归于空无。也许万籁无声，只有鸟儿在清澈凉爽的半空中飞翔。在离地很远的高空。有甜美纯净的自由气息。

不，她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她的生活，它日复一日地让她回想起那间灰扑扑的重症监护候诊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