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7万年前，人类开始真正成为害群之马。

就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开始走出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地—首先到了亚洲，没多久又进入欧洲。但这会让很多人不开心，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个物种—智人（Homo sapiens）—并非地球上唯一的人类，绝对不是。当时究竟还有多少人类物种在地球上到处闲逛？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一些争议。提取骨骼碎片或DNA片段，试图弄清楚到底什么才算独立的物种或亚物种，或者只是同一物种稍稍有点儿怪的变种，这事儿其实很棘手（如果你想跟谁争个脸红脖子粗，那最理想的选择就是走到一群需要打发时间的古人类学家中间）。但是不管你怎样给他们分类，那时候地球上至少还有另外几种人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尼安德特人。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后，他们已经在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生活超过10万年。总的来说，他们混得还算不错。

对他们来说很不幸的是，就在我们的祖先登上地球舞台后，仅仅过了几万年—在进化史上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尼安德特人以及我们所有其他的亲戚就从地表消失了。只要我们一到，邻居就遭殃，这种模式很快就将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在现代人类进入某个地区之后，用不了几千年，尼安德特人就开始从化石记录中消失，只留下少数幽灵般的基因纠缠着我们的DNA。（很明显，尼安德特人与取而代之的闯入者之间有过一点儿杂交繁殖；举例来说，如果你有欧洲或亚洲血统，那你很可能就有1%到4%的DNA源于尼安德特人）

当这些远房表亲一个个快速走向灭亡时，我们又是怎么幸存下来的？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事实上，很多最有可能的解释正是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有可能是我们迁徙过来时，带来了尼安德特人根本无力抵抗的疾病，一不小心就消灭了他们。（实际上，人类历史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想方设法在旅行中染上疾病，然后相互传染）也有可能我们就是运气好，更有能力适应变动的气候；有证据表明，跟更加孤立、保守的尼安德特人相比，我们的祖先生活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并在一个大得多的地域内交流和交易，这就意味着当寒潮袭来时，他们有更多资源可以利用。

又或者就是我们谋杀了他们，因为，嘿嘿，我们一直这么干。

很有可能，这事儿就没有一个干净利落的解释，因为世事大都是如此。但是，很多看似最合理的解释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用脑的方式。这当然不像“我们聪明而他们太笨”那么简单；尼安德特人并不是我们普遍认为的行动迟缓的笨蛋。他们脑容量跟我们一样大，也会制造工具、用火、生产抽象的艺术品和珠宝，那时距离智人来到欧洲并把一切高雅化还有好几万年。但是，跟尼安德特人相比，我们所具有的大多数优势，无论是更强的适应能力、更先进的工具、更复杂的社会结构，还是在群体内和群体间交流的方式，全都跟我们的思维有关。

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有点儿特别。我的意思是，这不明摆着吗，看看我们这个物种的名字就知道：Homo sapiens（智人）在拉丁语中的意思就是“聪明的人”（老实说，谦虚从来就不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典型特征）。

也难怪我们自大，人脑确实是一部了不起的机器。我们能找出环境中的规律，并据此做出合理猜测，给世界建立一个远比我们眼睛所见更复杂的心智模型。然后，在这个心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富有想象力的跳跃：设想出世界将发生的变化，从而改善自身处境。我们还可以把这些想法传达给同类，以便其他人可以做出我们不曾想到的改善，从而将知识和发明转变为代代相传的共同努力。再然后，我们可以说服其他人共同致力于想象中的计划，以便实现谁都不能独立完成的突破。接着，我们以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方式重复这一过程，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于是曾经的疯狂创新变成了传统，而这反过来又孕育了新的创新，直到最终出现所谓的“文化”或“社会”。

不妨这样想：第一步，你注意到圆的东西比参差不齐的东西更容易滚下山坡。第二步，你想明白了，如果用工具把一个东西削得更圆，它就更容易滚动。第三步，你把那些变圆后更容易滚动的东西拿给朋友看，然后他们想出一个主意，把四个这样的东西组合起来做成一辆车。第四步，你建了一支仪式性的战车队，好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你那仁慈又残忍的统治是多么荣耀。然后到了第五步，你开着一辆沃克斯豪尔英速亚[沃克斯豪尔（Vauxhall），英国知名轿车厂商，英速亚（Insignia）为2008年发布的车型]在A10公路上兜风，一边听着经典的慢摇歌曲，一边冲着旁边一辆艾迪斯多巴特物流公司的卡车打出下流的手势。

如果你想用上面这段话卖弄学问，那我必须提醒你：就轮子的发明而言，这是一段极不准确的卡通式描述。让人没想到的是，轮子的发明其实非常晚，那时人类文明已经稀里糊涂地混了好几千年。考古史上的第一个轮子出现在大约55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但它当时并不用于运输，而是制作陶器用的转轮。似乎又过了几百年，才有人想出这个聪明主意：把陶轮立起来转动，用来搬运东西—最终将给我们带来著名车评人杰里米·克拉克森[杰里米·克拉克森（Jeremy Clarkson），BBC一档超高人气汽车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他幽默毒舌，经常遭到观众投诉，2015年3月因酒店就餐问题辱骂并殴打制作人遭停职，不久后被解雇]的进程开始了。上一段文字只是为了说明问题，如果因此冒犯了哪位研究轮子的学者，我道歉。

尽管人脑很了不起，但它也非常怪异，而且容易在最不可能的时刻犯下大错。我们经常会做出可怕的决定，相信荒谬的事情，忽略眼前的证据，想出完全说不通的计划。我们的头脑有能力想出协奏曲、城市以及相对论，却似乎没有能力干脆利落地决定买哪种薯片，非得花上五分钟痛苦地掂量一番。

我们有独特的思维方式，所以能按照自己的愿望，用各种不可思议的方法塑造这个世界；然而，同样是这种思维方式，又使我们始终如一地做出最糟糕的选择，即使我们明知后果有多严重。怎么会这样呢？我们都能把人送上月球了，怎么还会给前任发“那条”短信呢？这一切都归结于人脑进化的方式。

问题在于，作为一个过程，进化并不聪明—它至少蠢得非常持久。对进化来说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能在每个转角躲过埋伏在那里的死神，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确保基因传给下一代，任务就完成了。如果没做到，那只能怪你运气不好。这意味着进化真的没什么远见。如果某个特征让你现在占有优势，它就将被选择并遗传下去，不管它是否会拖累数代后的人。同样，进化也不能预见光明的未来—“哎呀，这个特征现在显得有点儿累赘，但是过个一百万年，它对我的后代真的会很有用，相信我”—说这种话毫无意义。进化不是通过预先计划来达成结果，而是简单地把数量多到荒谬的、饥饿且性欲高涨的生物投放到一个危险、冷酷的世界，最后看谁失败的次数最少。

这意味着我们的大脑并不是精心设计的产物，也不是最优的思维机器；相反，它们就是一堆零散的妙招、补丁和捷径，能使远古祖先寻找食物的能力提高2%，或者在传达“我的妈呀，当心，那是头狮子”这样的概念方面提高3%。

对生存、互动以及吸取经验教训来说，那些思维捷径—如果你想显得专业点儿，可以称之为“启发式思维”—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你不可能坐下来，从第一原理开始把所需的一切捋清楚。如果我们每次都要完成相当于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的认知过程，才能不被每天早上升起的太阳吓到，那我们这个物种将永远一事无成。在看过几次日出之后，对你的大脑而言，更明智的做法就是淡淡地说一句“哦，是的，太阳升起来了”。同样，如果小明告诉你，湖边灌木丛里的紫色浆果让他大病了一场，那么对你来说，最好的选择可能就是相信他，而不是自己也去试吃一下。

只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我们的思维捷径尽管很有用，但是就像所有捷径一样，有时也会把我们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很多必须处理的问题要比“该不该吃那些紫色浆果”复杂得多，因此思维捷径就经常出错。恕我直言，很多时候你的大脑就是个大白痴（当然我的也不例外，基本上每个人的都如此）。

先来说说发现规律的能力。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大脑太喜欢找规律了，以至于到处都能看见规律—即使有些地方根本就没规律。如果这仅仅表现为你指着夜空中的星星说“哦吆，快看啊，那是一只狐狸在追一只羊驼”，那这确实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你虚构的规律是“大多数犯罪都是某个特定族群干的”，那这……呃，这就真的是个大问题。

有很多术语形容这种错误的规律发现，比如“谬误相关”和“集群错觉”。在二战期间，很多伦敦人渐渐相信德国的V-1和V-2导弹（一种已经相当可怕的新技术）正在有针对性地轰炸伦敦的某些目标—这导致伦敦人跑去城市中据说比较安全的地方寻求庇护，或者怀疑某些看起来未受攻击的街区藏有德国间谍。这在当时引起相当大的恐慌，以至于英国政府请出统计学家R.D.克拉克来检验是否确有其事。

他的结论是什么？所谓“有针对性”只不过是我们的大脑在搞鬼，是错觉，是“模式匹配”的幽灵。德国人在制导技术上根本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伦敦的克勒肯维尔区也不是纳粹国防军特工的温床；这些导弹完全是随机地射向伦敦大致的方位。人之所以会看出“规律”，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就喜欢这么干。

即使是有技术的专业人员，也有可能成为各类错觉的受害者。例如，有很多医务人员会很肯定地告诉你，满月之夜总会让急诊室变得忙乱不堪—患者激增，古怪的伤患和精神病患也明显增多。但关键在于，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这个问题，而且就他们目前的结论来说，事实并非如此：月相与急诊室的忙乱程度之间没有关联。然而，还是有很多才华横溢、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一口咬定这两者有关系。

为什么呢？嗯……这种信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认为月亮会让人变得怪异，这种想法已经存在成百上千年。意为“精神错乱”的lunacy这个词就由此而来，其中的luna就是“月亮”。另外，有关狼人的各种神话也是因此产生的。（这可能还会让你想到月相与女性月经周期之间所谓的相关性）问题是，这实际上有可能曾经是真的！在人工照明（尤其是街道照明）出现之前，月光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远比现在大得多。有一种理论认为，满月会让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难以入睡，失眠则会加重他们原有的各种心理健康问题。（我喜欢跟啤酒有关的理论，所以我也斗胆提出一个想法：如果人们知道自己能够看见回家的路，不那么担心会迷路、被抢、被绊倒或死在水沟里，那他们多半就敢喝得更多，醉得更厉害）

不管源自何处，这种说法长期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一旦有人把“满月就意味着疯狂时间”的说法灌输给你，那你就极有可能记住每一个真的发生了疯狂事件的月圆之夜，并且忘掉那些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的月圆之夜。就这样，你的大脑无意中把随机当成了规律。

这同样也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使用了那些思维捷径，其中两个主要的捷径是“锚定启发”和“可得性启发”，两者都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锚定意味着当你要对某件事做决定时，尤其是当你没有太多信息作为依据时，你听到的第一条信息会对你产生格外显著的影响。比方说，有人让你估计某个东西值多少钱，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不太可能充分掌握相关的知识和信息—比如，就给你看张别墅的照片，然后让你估价。（千禧一代请注意：别墅是那些用砖砌成的大家伙，你们永远也买不起）在没有其他信息可以参考的情况下，你能做的就是看看那张照片，大致能看出别墅有多漂亮，然后闭着眼睛猜个数。但是，如果一开始就给你一个数字，那你的猜测可能就会受到显著影响—例如，上来就先问“你认为这房子的价格高于还是低于40万英镑”，现在，你必须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给你任何有用的信息（比如说，它并没有告诉你该地区的其他房子最近卖了多少钱）。然而，如果把要做出估值的人分成两组，A组先听到的提示数字是60万，而B组听到的是20万，那么平均来说，A组最终给出的估值将远远高于B组。尽管先前的问题不包含任何有用信息，但它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因为人家给了你一个“锚”，你的大脑就把这个“锚”作为猜测和调整的出发点。

我们这种做法已经到了近乎荒谬的程度：我们用来作为锚的信息，有可能就像随机生成的数字一样明显毫无用处，但是大脑仍然会紧紧抓住它，并让我们的决定向它靠拢。这可能着实令人担忧；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丹尼尔·卡尼曼提到2006年的一项实验，实验对象是一群经验丰富的德国法官。实验者先向法官介绍了一桩庭审案件的细节，案中有个女人被判犯有入店行窃罪。然后，实验者要求法官掷一对骰子，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对骰子被动了手脚，每次掷出的总点数只能是3或者9。然后，实验者先问法官，这个女人应被判处的刑期，是否应该比骰子掷出的点数再多或再少几个月？问过这个之后，实验者才又问他们觉得判多久最合理。

你大概能猜到结果：掷骰子掷出9的那些法官，给她判的刑期要明显长于掷出3的那些法官。平均来说，掷骰子会让这个女被告在监狱里多关3个月。这可不会让人感到欣慰。

与此同时，可得性意味着你会根据最容易想到的随便什么信息做出判断，而不是深入地考虑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这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倾向于把世界观建立在近来最常出现的东西上，或者是那些特别引人注目和令人难忘的事情，而所有那些陈旧、平凡的东西，即使有可能更加准确地反映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还是会就那么逐渐消失。

正因如此，对可怕的犯罪进行耸人听闻的报道，会让我们觉得犯罪率高于实际情况，而对下降的犯罪统计数据进行枯燥乏味的报道，对我们产生的冲击就远远不及前者。所以才有很多人更害怕飞机失事（罕见、引人注目），却不那么害怕车祸（更常见，自然就没那么刺激）。也正因如此，恐怖活动才能立即引起公众和政客的本能反应，而那些更致命但也更平淡的威胁却被无视。在美国，从2007年到2017年，割草机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恐怖活动还要多，但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美国政府尚未开始讨伐割草机（不过说老实话，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锚定启发和可得性启发结合起来真的很有用，可以帮助我们在紧要关头迅速做出判断，或者帮我们做出那些没有太大影响的日常决策。但是，如果你想把现代世界的所有复杂性考虑在内，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定，那它们可能就会成为你的噩梦。你的大脑会一直试着溜回舒适区，把你最先听到或想到的东西作为判断依据，不管那是否合理。

另外，这两种思维捷径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不擅于判断风险，不能正确地预测众多选项中哪一个造成灾难的可能性最小。事实上，我们头脑中有两个独立的系统帮我们判断事物的风险：一个是快速的、直觉的系统，另一个是缓慢的、深思熟虑的系统。当这两个系统发生冲突时，问题就来了。一个系统平静地说，“我已经分析了所有证据，似乎选项1风险最大。”而另一个系统大声喊道，“是，但选项2看起来好可怕！”

当然，你可能会想，幸好我们没那么笨。我们可以强迫大脑脱离那个舒适区，不行吗？我们可以忽略直觉的声音，放大深思熟虑的声音，从而客观地考虑我们的处境，对吗？不幸的是，这种想法并没有考虑到证实偏见。

在开始为写这本书做调查之前，我就认为证实偏见是个大问题，而且自那以后我读过的所有材料都让我确信，我之前的想法是正确的。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的大脑讨厌发现自己是错的。证实偏见是个烦人的习惯：大脑会努力强化我们已经相信的东西，会像激光制导的导弹一样瞄准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支持性证据，而那些暗示我们可能完全被误导了的证据，哪怕堆得像山一样高，大脑也会毫不在乎地忽略它们。正因如此，我们才更愿意从政治观点与我们基本一致的渠道获取新闻。也因此，你无法说服一个阴谋论者放弃他所相信的东西，因为对于我们所认定的“真相”，我们会挑出那些支持它的事件，抛弃那些不支持的。

同样，这在某些方面非常有用：这个世界既复杂又混乱，而且不会用简洁易懂的PPT给我们一一列出其中的规则。不管你想给这个世界建立什么样的心理模型，那都意味着丢弃无用的信息，专注于正确的线索。只不过，要想弄清楚哪些信息值得注意，这事儿多少有些碰运气的成分。

然而，情况越来越糟糕。我们的大脑越来越不愿意承认它可能搞砸了。你可能会认为，我们一旦做出决定，付诸行动，并亲眼看到大脑开始犯下可怕的错误，那至少会更容易改变想法。哈哈哈，想得美。有个东西叫“支持选择偏误”，它基本上意味着一旦决定付诸行动，我们就会坚持认为那是正确的选择，就像溺水者抓住木板一样不肯放手。为了支持自己，我们甚至会重温记忆，回想当时我们是如何以及为何做出那个选择。因此，尽管新买的鞋非常挤脚，让你的脚疼得厉害，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你还是会坚持说“这双鞋让我看起来既强大又迷人”。也正因如此，尽管形势明显越来越严峻，政府的部长却继续坚持认为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并且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已经做出选择，所以它必须是正确的，因为它是我们选的。

甚至有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你告诉别人他们错了，即使你耐心地把相关证据摆出来给他们看—但让你想不到的是—也有可能让他们更加坚信自己没错。他们把你视为对立面，而面对你这样的对立面，他们会变得更加坚定，更加强烈地坚信自己是对的。所以，如果你想在脸书上跟种族主义者争论，或者决定从事新闻业，那你可能注定只会让自己沮丧，让别人火冒三丈。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人永远不能做出明智、合理的决定：显然可以啊！我的意思是，毕竟你已经在看这本书了，这不就是个明智的决定吗？恭喜你，优秀的决策者！只不过，我们的大脑常常会给我们设置很多障碍，尽管它们一直认为那是在帮忙。

当然，如果我们不擅长自己做决定，那当我们跟别人一起做决定时，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我们是社会动物，而且我们是真真真真的不喜欢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我们才会经常违背自己更准确的本能，去努力融入群体。

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有群体迷思—当群体中的主导观点压倒所有其他观点时，迫于社会压力，大家都不想当那个唱反调的人，不敢站出来说：“呃，我不太确定……这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于是，不同意见就被摒弃了，或者从未发出声音。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疯狂地追随潮流：光是看到其他人做一件事或相信一件事，就足以促使我们更加渴望效仿他们，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小时候，如果妈妈问你，“嗨，宝贝儿，如果其他孩子从桥上跳下去，你会不会也跟着跳啊？”那么诚实的回答是，“其实吧，很有可能会。”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会认为自己相当优秀，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你可以说这是狂妄，是自大，或者是有点儿傻帽，总之研究表明，我们会极大地高估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让一组学生预测他们在班上的最终排名，绝大多数人会把自己排进前20%，几乎没有人会说：“哦，是的，我可能进不了前50%。”（实际上，最常见的答案是进不了前10%，但肯定在前20%，就像是吹牛版的“点第二便宜的酒”）

有个众所周知的认知问题叫邓宁-克鲁格效应；除了听起来非常适合给1970年代的前卫摇滚乐队当名字之外，它可能还是本书的守护神。在《无能而不自知：对自身无能的认知困难怎样导致过高的自我评价》这篇论文中，心理学家戴维·邓宁和贾斯廷·克鲁格首次描述了这种效应，为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存在的一种现象提供了证据。实际上，不管在哪个特定领域，真正擅长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能力很谦虚，而那些根本没什么本事或天赋的人，却倾向于极大地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其实就是对自身的弱点认识不足，以至于不清楚自己在那些方面有多差。因此，我们会对即将搞砸的事情过于自信、盲目乐观，进而一错再错。（后面的章节将会证明，在我们大脑所犯的各种错误中，“自信”和“乐观”很可能是最危险的）

所有这些认知上的失败，在社会中一个个叠加起来，导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犯下同样类型的错误。以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你可以把它当成本书余下内容的阅读指南。

首先，我们想要理解这个世界，想要找出其中的规律，这种欲望意味着我们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让自己相信，这个世界在以某种方式运行，尽管事实上它根本不是那样运行的。这可能涵盖了一切问题，从轻微的个人迷信到完全不准确的科学理论，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轻易地相信宣传和“假新闻”。真正好笑的是，当有人试图说服众人相信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宝贝理论时，你就会想到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那些已被证明其实是在搞笑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所有其他伟大计划。

人类也非常不擅于风险评估和提前规划。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预测的艺术极难掌握，尤其是预测高度复杂的系统，比如天气、金融市场或人类社会。但这也是因为，一旦我们设想了一个可能的未来，而它在某方面让我们很满意（通常是因为它符合我们既有的信念），那我们就会愉快地忽略任何相反的证据，拒绝听任何人暗示我们可能错了。

我们之所以喜欢这种一厢情愿的规划方法，一个最强烈的动机当然就是贪婪。暴富的前景足以让人彻底失去理智—事实证明，当利益的诱惑非常大时，我们分析成本效益时的表现就惨不忍睹。为了追逐潜在的（往往还是臆想的）财富，人类不仅会翻山越海，还会愉快地抛弃一切道德观念或行为规范。

贪婪和自私还会导致另一个常见的错误：我们会共同毁掉属于大家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想独占便宜。在社会学中，这类烂摊子被称为“社会陷阱”或“公地悲剧”，基本上就是指群体成员都在做短期来看对自己绝对有利的事，但当很多成员一起这样做时，长期来看后果就极为不利。这往往意味着因过度利用而毁掉共享资源：比如过度捕捞导致渔业资源来不及自我恢复，最终枯竭。这在经济学中也有一个相关的概念，叫作“负外部性”，大致是说交易双方都从中得到了好处，但交易的一部分成本由其他人承担，而他们甚至都没参与交易。污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你为了省钱，从一家向河里偷排污水的工厂买东西，这对你和厂商来说是双赢，但对那些住在排污下游的居民来说恐怕就是损失了。

这些相关的错误就是人类搞出一大堆烂摊子背后的原因。这些烂摊子存在于资本主义、合作社等各种制度下，涵盖大到气候变化、小到分摊餐费等各种问题。我们知道漠视这些问题对谁都不好，但如果别人都这样做，那我们也不想因为不这样做而输给别人，于是我们耸耸肩说：“不关我事啊，兄弟。”

另一个最常见的错误是偏见：我们倾向于把世界分裂成“我们”和“他们”，并迅速地相信不管“他们”是谁，“他们”什么坏事儿都干得出来。正是在这里，我们所有的认知偏见凑到一起，举行了一个偏执盲从的大联欢：我们依照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规律来划分世界，根据最先想到的东西做出草率的判断，专挑那些跟我们看法一致的证据，拼命想要融入群体，对自己的优越性有着盲目但坚定的自信。

（这在本书中有多方面的体现：虽然这是一部人类失败史，但除了几个例外，这其实是男人而且往往是白种男人的失败史，因为绝大多数时候，别人想失败都没机会。通常对历史书来说，几乎只关注过去那些白种男人的所作所为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考虑到本书的主题，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快人心之举。）

最后，渴望融入群体意味着我们极易被各种时尚、风潮和狂热影响—那些短暂、炫目的痴迷会笼罩整个社会，让理性被彻底忽视。它们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些可能纯粹是身体上的，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莫名其妙的舞蹈狂热周期性发作，持续了大约7个世纪，其间有成千上万人被突如其来、不可抗拒的跳舞冲动所感染，有时甚至跳到一命呜呼。

还有一些是金融狂热，因为我们对金钱的欲望会跟融入群体、一夜暴富的渴望结合起来。1720年，伦敦掀起投资南海公司[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创立于1711年，表面上是专营英国与南美洲等地贸易的特许公司，实际上是协助政府融资的私人机构。1720年，该公司通过贿赂政府，推出以南海股票换取国债的计划，使自家股价飙升，引发全民疯狂炒股]的狂潮，但是就连那帮极力兜售股份的投机者都不了解详情，只能胡诌说“这家公司从事着一项利润丰厚的业务，但没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东西的感知价值远远超过实际价值时，金融泡沫就形成了。从现在开始，人们投资这个东西就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觉得它有任何内在价值，而仅仅是因为只要还有足够多的人认为它物有所值，那就还能赚钱。当然，现实终会回归，很多人损失惨重，有时甚至整个经济都跟着泡汤。

然而，还有一些狂热是大众恐慌，根源往往是刻意利用人们恐惧心理的谣言。正因如此，几乎全世界每一种文化，都曾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发生过不同形式的女巫迫害事件（据估计，从16世纪到18世纪，整个欧洲约有5万人死于迫害女巫的狂潮）。

这些只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反复发生到令人厌烦的错误中的一部分。当然了，我们必须首先创造出文明，然后才能实实在在地犯下这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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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诡异的五次狂热

从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有很多地区都爆发了难以解释、无法抑制的舞蹈风潮，有时参与者成千上万。没人能确定原因到底是什么。

大约在同一时期，说水井被人投毒的谣言也在欧洲引起大规模恐慌，其中有些还导致了骚乱，致使犹太人的房屋被烧毁，因为谣言一般都说投毒的是犹太人。

世界各地都爆发过害怕邪恶势力把男人阴茎偷走或缩小的恐慌—所谓的邪恶势力，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是女巫，在亚洲就是下了毒的食物，在非洲就是巫师。

自1960年代以来，很多非洲学校都发生过笑得停不下来的流行病，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在1962年的坦桑尼亚，持续了一年半，学校被迫暂时停课。

一场典型的“道德恐慌”。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媒体和民粹主义政客散播谣言，声称共产主义特工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于是歇斯底里的反共浪潮随即席卷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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