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3000年前，在古美索不达米亚的新月沃土，人类开始换了个活法儿。你可以称之为“生活方式的改变”，但其意义远非节食或健身能比。人类舍弃了传统的做法，不再像过去那样跑出去寻找食物，因为他们偶然发现了更轻松的窍门：他们开始种庄稼了。

农业的兴起不仅让人类更容易填饱肚子，还颠覆了整个社会，并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农业出现之前，人类群体的标准操作是随季节迁徙，哪儿有食物就去哪儿。然而，一旦种下大片的水稻或小麦，你就必须留下来侍弄庄稼。于是就有了永久的定居点、村落，再后来又出现了城镇。当然了，还有所有那些随之而来的东西。

农业显然是个好东西，所以它才会在前后几千年的时间里，在几个不同大陆上，独立出现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中美洲和南美洲。不过呢，也有一个学派声称，农业非但不是人类最伟大的飞跃，反而有可能是个很严重、很可怕的错误。

首先来说，正是农业导致了“贫富不均”这个有趣的概念，因为精英阶层开始出现，他们占有了更多东西，并且开始使唤其他人。其次，众所周知，农业还是战争的源头，因为一旦有了村庄，也就有了被邻近村庄袭击的危险。再者，农业还让人类接触到新的疾病，越来越大的定居点也为流行病的暴发创造了条件。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前，人类吃得多、干得少，很可能更健康。

概括起来，他们的观点就是，现代生活中那么多烂东西，就是因为几千年前有个家伙学会了种地。农业之所以传承至今，不是因为它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而是因为相较于没有农业的社会，从事农业的社会获得了一种达尔文主义的优势：农业可以养活更多人口，务农的人也不再四处迁徙，因此不用等先出生的孩子学会走路，就可以再要下一个—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更快地养育更多孩子，占领越来越多的土地，最终把所有不从事农业的人赶走。1987年，作为“农业是个可怕的错误”这一理论的拥护者，贾雷德·戴蒙德在《发现》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要么控制人口增长，要么努力提高粮食产量，当被迫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我们选择了后者，但最终得到的却是饥饿、战乱和暴政。”简而言之，我们选择了数量而不是质量。典型的人类。

但是除了所有……这些（说到这里，作者抬起手笼统地对着周围比画了一下），踏上农业之路还导致了很多更直接、更富戏剧性的烂摊子。农业的黎明始于我们对周围环境的改变—毕竟，这就是农耕的本质。你把植物从它们原本生长的地方移栽到别处，改变地貌景观，想方设法干掉那些碍眼的东西，好把更多你想要的放进去。

结果表明，我们真的很不擅长把这类事情想透。

此刻我们周围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于13000年前。那时我们的祖先才刚刚学会种植，而现在农业已经改变地貌景观，使得物种发生跨越大洲的迁移。同时，城市和工业，还有我们就喜欢乱丢垃圾的天性，也已经改变土地、海洋和空气。我不想对你进行“切勿惹怒地球母亲”之类的说教，但是有的时候，自然界可不听我们废话。

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中部平原就发生了这样的轰动事件。就像历史上常有的情况一样，起初一切都非常顺利。美国在向西扩张，人们在实现另一个版本的美国梦。政府的政策鼓励大家到西部去开荒种地，定居者可以免费得到大平原上的土地。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初，大部分良田（基本上就是不缺水的土地）都已经有主了，而对于那些尘土飞扬的干旱土地，人们自然没有那么高的热情去开垦耕种，于是政府就说，这样的烂地加倍白送。定居者心说：“这买卖听起来很划算啊。”

恨不得把每一寸土地都变成农田，这种欲望现在看起来显然很荒谬，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有大把的理由认定这个主意很不错。首先，这是一个属于拓荒者的农业国，人们有浪漫的怀旧诉求；其次，这个国家的人口在迅速增长，对粮食有切实的基本需求。此外，当时还有一个非常唬人的科学理论，近乎宗教信仰，声称“雨随犁走”，只要你开始耕种，便能呼风唤雨，将荒漠变成良田和绿洲。按照这个理论，除非人缺乏意愿，否则美国的农耕扩张将无可阻挡。这就像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电影《梦幻球场》一样，只不过改了句台词：不是“只要你建起棒球场，他们就会来”，而是“只要你种上庄稼，雨水自会来”。

他们真的相信这一点，所以告诉他们真相似乎有些残忍。那么，为什么“农民迁移到哪儿，哪儿就开始下雨”的现象会经常发生呢？原因在于这个理论形成于19世纪中叶，那原本就是异常多雨的时期。不幸的是，那些雨水不会永远光顾。

一战爆发之后，那些农田似乎一下子全都变成了英明之举：欧洲的粮食生产渐渐陷入停顿，而美国刚好有能力站出来力挽狂澜。粮价暴涨，雨水丰沛，政府还给小麦种植户发放优厚的补贴，于是农民自然竭尽所能地把更多的草原开垦成了农田。

战争结束后，小麦的价格一落千丈。如果你种了小麦，而当年的收成连本钱都赚不回来，那么看似明显的解决办法就是种更多的小麦。农民花钱买来新的机械耕具，把更多的土地开垦成农田。然而，更多的小麦意味着更低的价格，于是……这就成了恶性循环。

更可恨的是，突然之间雨水也不来了，土壤都干透了。以往发生干旱时，草根可以牢牢抓住表层土壤，现在那些草根突然都消失了，大风一吹就掀起漫天翻腾的沙尘暴。

可怕的“黑尘暴”成了中部平原上美国沙尘碗的标志，一刮起来遮天蔽日，混浊的空气令人窒息，能见度只有几英尺[1英尺相当于30厘米]。在最严重的年份，整个夏季几乎没有哪天不刮沙尘暴，而且就算风停了，扬尘也仍悬浮在空中。有的时候，居民一连好些天都难见到太阳。沙尘暴的波及范围大得惊人，有些甚至刮到了数千英里[1英里相当于1.6千米]之外，让华盛顿和纽约等城市沦陷在浓浓尘雾之中，连距离东海岸好几百英里的轮船也因此落了一层灰。

干旱和沙尘暴肆虐了近十年，给该地区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致使数百万人放弃家园，背井离乡。有很多人再也没回来，留在了更靠西的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有些土地始终未能完全恢复，尽管雨水已经回来。

由于人类瞎胡搞而引发意想不到的环境灾难，美国沙尘碗算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但是，从大规模的土地工程到小小的塑料珠子，从砍伐森林到改造河流，类似的瞎胡搞简直罄竹难书。

让我们拿咸海为例吧。不过我们得动作快点儿，因为那里已经没剩多少东西可“拿”了。

咸海，尽管名字里有“海”，但实际上并不是海，而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咸水湖，面积超过26000平方英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湖泊之一，或者应该说，至少曾经是最大的湖泊之一。现在你看出来问题在哪儿了吧？它再也没有26000平方英里那么大了。

如今它的面积约为2600平方英里，尽管这个数字会略有起伏。它曾经跟整个爱尔兰差不多大，如今面积仅为原来的1/10，丧失了80%的水体。另外，它再也不是单个的大湖了—粗略地说，它现在是四个不起眼的小湖。为啥强调“粗略”呢？因为其中一个湖可能已经彻底消失。如今，咸海仅剩的那点儿水几乎已成死水，毫无生气，四周几英里外可见生锈、腐烂的船只残骸，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在这里搁浅的。

你肯定忍不住要问：你们到底怎么就弄没了一个海？（哦对，是那么大一个湖）

简单来说就是：你们自以为聪明，想在沙漠里种棉花，为此让原本流入湖里的两条河改道，流到沙漠里去灌溉。自1960年代以来，苏联当局就是这么干的，因为他们是真想收获更多棉花。他们搞了个浩大的工程，将原本从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注入咸海的阿姆河与锡尔河改道，去灌溉干得冒烟的克孜勒库姆沙漠，好把那里变成种植棉花的农田。平心而论，引河水去灌溉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荒漠，把它们变成良田，这个计划现在看来算是成功了。但是，这造成了巨大的水资源浪费，因为沙漠的问题就在于，它们非常干燥，吸水能力超强，所以高达75%的引流河水根本到不了那些农田。（另外，那些农场还给棉花喷洒化学落叶剂，导致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缺陷率高得吓人）

这对中亚地区刚刚起步的棉花产业来说算是好消息，但对咸海及其周边地区却是毁灭性的打击。似乎没有人想到，当河水不再注入湖中时，湖面很快就会缩小。当然，也可能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从1960年代起，咸海就不断缩小，并且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加速萎缩。以前流入湖中的水只有五分之一来自降雨，其余的都来自上述那两条河流。因此，一旦那两条河几乎不再注入湖中，也就没有足够的来水可以补充蒸发掉的水。于是水位开始下降，新的岛屿和地峡逐渐浮现；到了世纪之交时，咸海已经分成南北两半，其中较大的南咸海中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岛屿。水位不断下降，所以这个岛也不断扩大，后来只剩下窄窄的一条水面连通着南咸海的东西两部分。最终，这两部分彻底断开了，然后到了2014年夏天，卫星照片显示东边那部分已经完全干涸，只剩下沙漠。如今，东边的这个湖时有时无，是有还是无，天气说了算。

你觉得这已经够糟糕了吧，但问题是，当湖泊消失时，原本在水里的那些东西不会都跟着消失，尤其是盐分。咸海的湖面越来越小，湖水中的盐分却越积越多，使得湖水越来越咸，生物越来越难以在其中生存。盐分的密度激增了十倍，几乎消灭了湖中所有生物，摧毁了繁荣的渔业及其提供的六万多个就业岗位。不仅如此，来自工业和农业的污染物变得更加集中，等到湖水退去时，它们就直接沉淀在刚刚裸露出来的湖床上。沙漠啥样大家都知道吧？大风会把成吨的有毒尘埃和盐分卷起，然后直接倾泻到湖区周围住着数百万人的村庄和城镇。于是，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的发病率迅速上升。

咸海也不一定会彻底玩儿完。南咸海基本上是废了，北咸海则出现了转机：最近当地政府下血本，花大力气把一部分河水引了回去，使得北咸海的状况略有好转，渔业资源正逐渐恢复。尽管如此，这场生态灾难仍然可以证明，我们人类时常会鬼迷心窍，自以为即使我们大规模改造环境，也不会遭到报应。

怪异的是，对其中的阿姆河来说，人为改道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不确定有没有“最常被改道的河流”这项世界纪录，但是如果有的话，阿姆河肯定有机会拔得头筹。几个世纪以来，在大自然以及前仆后继的人类政权干预下，阿姆河的流经路线已经改变很多次，先是流入咸海，后又流入里海，有时候还同时流入咸海和里海，之后又回归咸海。在公元2世纪，人们认为它一直是流入沙漠并在那里蒸发掉，后来才改道注入咸海。在13世纪初期，蒙古帝国对它下重手，至少让它的一部分流入了里海（详见稍后的章节），直到快要进入17世纪时才又回归咸海。在离苏联还很遥远的1870年代，俄罗斯帝国就曾认真地考虑过把阿姆河引回里海，理由是他们认为淡水注入咸水湖是浪费……伙计们，里海难道不也是咸水湖吗？

一开始正是因为农业的出现，我们才会对环境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而且往往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然而，如今农业已不再是我们改造环境的唯一方式，其在很多方面已被工业超越。而且，我们人类就是喜欢乱扔垃圾，这种欲望似乎难以遏制，但凡是我们不想要的东西，一律丢给环境去消化，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这样干的后果。

什么后果呢？比如在1969年，一个温暖的夏日，临近中午的时候，美国的凯霍加河着火了。

首先要明确，河是不该着火的。只要你对河流的一般概念还有模糊的印象，那你就应该知道，河是中大型的天然水流通道，而水通常不是易燃物。河流有很多用途，比如把水从高处输送到低处，为时间的流逝提供一个隐喻，形成的特殊现象如牛轭湖[牛轭湖，由于河流的变迁，曲形河道自行截弯取直后留下的旧河道形成的湖泊，形似牛轭]能让孩子在地理课上至少记住点儿东西。但是，燃烧自己，化作火焰，这绝对不是河流该干的事。

然而，凯霍加河就这么干了，就烧给你看了，而且这还不是它第一次起火。就烧一次？那可不够。凯霍加河缓慢蜿蜒地穿过俄亥俄州北部的工业区，随后将克利夫兰市一分为二，最后投入伊利湖的怀抱。事实上，当时这条河已被严重污染，被19世纪的一位克利夫兰市长形容为“穿过市中心的露天阴沟”，以至于在此之前的101年里，它就已经着火至少13次。在1868年、1883年、1887年、1912年、1922年和1930年，它都发生过火灾，1912年那次还引发爆炸，致使5人丧生。1936年，它又着了，而且火势非常猛烈，一连烧了5天—这里我要再次重申，燃烧自己绝对不是河流的传统行为。在1941年、1948年和1952年，火神又先后3次光临，其中1952年那次的破坏力最大，当时河面上厚达2英寸[1英寸相当于2.5厘米]的油污被点着，可怕的大火烧塌了一座桥梁和一个造船厂，造成高达150万美元的损失。

跟1952年那次火灾比起来，1969年的这一次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油污、工业废弃物和各种碎片凝结在一起，漂浮在水面上，成了易燃的垃圾山，然后不知怎么被点着，上演了一场壮观的火焰秀，火苗蹿起来有5层楼那么高，但是不到半小时火势就被控制住了—很显然，到了这个时候，久经考验的克利夫兰消防局已然对他们的河流灭火游戏驾轻就熟。这座城市的人似乎也已经习以为常，不再把这当回事儿，以至于《克利夫兰老实人报》仅用5段文字报道这场火灾，连头版都不给。

对于1969年这场河上大火，长期受苦的克利夫兰民众可能抱着无奈又漠然的态度，心说“哎呀，怎么又着了，你烦不烦啊”。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就不是这样了。这是凯霍加河最后一次着火，自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毕竟那是60年代，一系列革命性的新观念正在撼动整个社会的核心，比如“反对战争”、“不当种族主义者”以及“也许该长点儿心，别把整个地球都搞废喽”。

所以在几个星期后，《时代》周刊针对这场大火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题为“美国的污水系统及乐观主义的代价”，详细阐述了当时美国河流的状况，其中对凯霍加河的描述尤其令人难忘：“河水是巧克力一样的棕褐色，油腻腻的，不停冒着泡。整条河只是在蠕动，在渗漏，根本谈不上流动……这就是一条把大量浮渣填进伊利湖的露天阴沟。”《时代》周刊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注意，促使公众发出要求变革的呼声—这主要归功于报道中那张触目惊心的配图：消防队员在拼命地控制火势，然而河面上的熊熊烈焰还是吞噬了一艘船。实际上，那并不是1969年的照片，而是1952年那场大火的档案照片。为啥没有1969年的照片呢？因为消防队到场扑救非常迅速，没等摄影师或摄制组赶来就把火扑灭了。《时代》周刊在1952年就登过那张照片，但是没有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这一次它总算立功了。有时候，时机决定一切。

自19世纪以来，俄亥俄州的工业就一直在愉快地向凯霍加河倾泻他们搞出来的各种产品和副产品。这让媒体、政要和公众很不满，隔三岔五就出来说：“嗯，我们是不是应该管管这事儿？”类似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然而说过之后并没有人真的采取任何行动。战后那些年当地采取了一些敷衍的措施，但其重点是保证河道的航运安全，而不是确保这条河不会烧起来。

尽管如此，把凯霍加河弄成人类面对环境破坏不作为的国家标志，可能还有点儿不公平，因为就在最后这场大火之前，克利夫兰市其实通过了一些法律，以求最终治理好这条河。得知凯霍加河成了全国水道脏乱差的典型，甚至被写进讽刺歌曲之后，颇有一些当地官员忿忿不平，比如其中有一个人就哀怨地说：“我们已经在采取行动治理河水污染，谁承想它又着火了。”

更何况，那时美国还有别的河也是燃烧之河，比如布法罗河在1968年就着火过，比凯霍加河这次起火还早；密歇根州的胭脂河则是在1969年10月烧起来，比凯霍加河晚了几个月而已。“如果你们有条会着火的河，天哪，你们麻烦大了！”《底特律自由新闻报》事后哀叹道。凯霍加河甚至不是美国唯一一条多次着火的河—在19世纪，芝加哥河动不动就着起大火，周围的居民还会出来看热闹，就像观看国庆日表演一样。当然了，凯霍加河肯定还是能夺得“北美最常起火河流奖”。

不管怎么说，这条燃烧之河的故事还是起到了作用，促使全国上下行动起来。在此之前，蕾切尔·卡森于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再加上其他类似的书籍，已经为环保运动的萌芽奠定基础。现在，这些新生力量开始汇聚成潮流，次年就有了第一个地球日。国会被迫采取行动，于1972年通过《联邦控制水污染法》。美国的水道状况逐渐好转，至少现在几乎不会再着火了。本书中的故事罕有这样的快乐结局；在本例中，人们其实就是做了他们该做的。另外，哈哈哈，特朗普政府绝对不可能试图推翻清洁水标准，因为他们怕公众不会允许工业把河流污染到那种程度。（手指对着耳朵）啊？！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已经把河流污染到那种程度了！

让大面积的水域燃起大火，这或许更加生动地证明了，我们人类就是有能力把周围的自然界搞得每况愈下，在这一点上我们从不犯错。但是，着火的河流并不孤单，因为我们的世界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基本上我们走到哪里，就要设法在哪里留下个烂摊子。你知道墨西哥湾有个巨大的“死亡区”吗？那是一大片几乎被彻底毁灭的海域，成因就是美国南部的农用土地滥用化肥，然后流失的化肥入海引发大面积的藻华，疯狂生长的藻类夺走水中的氧气，杀死了所有其他生物。干得漂亮啊，伙计们！

还有，我们喜欢随手扔东西，但根本没想过那些垃圾最终的去处。这个坏毛病已经让中国的贵屿镇变成巨大的电子垃圾场，一座20平方英里的电子垃圾坟墓，堆满了过时的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严格来说，贵屿镇在做废物回收再利用，这是好事！然而不幸的是，那里也是人间地狱：浓浓的黑烟冲天而起，酸洗零件产生的有毒重金属渗入土壤和人们的身体，到处弥漫着燃烧塑料的臭味。在最近几年里，政府实施了更高的健康和安全标准，严厉打击这种野蛮的垃圾处理方式—后来当地的一位居民告诉《南华早报》，空气质量已大大改善。“只有离得很近时，才能闻到烧金属的味道。”[贵屿镇曾被称为“电子垃圾之都”，2016年全面引入循环经济产业园后，当地环境已经大为改善]

或许我们最令人钦佩的杰作是太平洋垃圾漩涡。它简直如诗如画：在浩瀚的太平洋中央，我们随意丢弃的各种破烂汇集起来，形成一个漩涡状的巨大垃圾堆，面积有整个得克萨斯州那么大，属于北太平洋环流的洋流会一直带着它们转圈。这些垃圾大部分是微小的塑料颗粒以及废弃渔具的碎片，肉眼看不见，但对于海洋生物来说，它们的存在真真切切。不久前有科学家估计，自从我们在1950年代开始广泛使用塑料以来，我们生产出来的塑料已经超过83亿吨，其中有63亿吨已经被我们扔掉，当然它们不会凭空消失，而是一直游荡在地球表面的某个地方，比如太平洋里。耶，太有本事了，人类！

但是，说到人类怎样意外地摧毁自己的生存环境，如果你想看到最沉痛的实例，那你还是得把视线投向一座铺满巨石头像的岛屿。

砍倒最后一棵树

在1722年，当首批欧洲人登陆复活节岛时，他们懵了。这是一支荷兰探险队，正在寻找一个据推测尚未被发现的大陆，其实它根本就不存在，真是一群傻子。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样一个小破岛国，一群与世隔绝的波利尼西亚人，没有现代科技，甚至连树都没有，怎么就能在岛上各处立起那些精心制作的巨大雕像呢？要知道，其中有些石像高达70英尺，重约90吨。

当然了，这些荷兰人的好奇心并没有保持很久：在一连串的误解之后，他们很快就故态复萌，枪杀了一群当地居民。在接下来几十年里，更多的欧洲人来了，把他们在其他殖民地做过的坏事一样不落地又做了一遍，比如带来致命的新疾病，拐骗当地人做奴隶，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完全不把原住民当人看。（参见后面关于殖民主义的章节）

在其后的几百年里，白人会提出一大堆理论来解释，那些神秘的石像怎么就出现在了一个住满“原始人”的岛上。不用说，其中大部分理论提到了神奇的越洋远航，或者是外星人。如果有什么神奇的东西不是白人建造的，而且成了白人的难解之谜，那一个显然极其合理、极为方便的解释就是：“一定是外星人干的。”然而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就是波利尼西亚人把石像立在那里的。

拉帕努伊，这才是波利尼西亚人给岛起的名字。在首次登上该岛时，他们已是当时最伟大的世界文明之一，已经探索了方圆几千英里的大洋，并在其中的很多岛屿上定居。而在同一时期，除了少数流浪的维京人之外，欧洲人其实都没走出过自家的后院。

拉帕努伊是先进文化的发源地，拥有群体合作、集约农业、阶层社会以及通勤上班族：基本上全是我们在谈到气派和体面时通常会联想到的东西。那些石像在波利尼西亚语中叫“摩埃”，代表着所有波利尼西亚社会共有的一种艺术形式的最高成就。它们对拉帕努伊的社会来说意义重大：在精神层面，石像是照祖先的面容雕刻的，是为了纪念祖先；在政治层面，则代表着下达修建命令的那些人的威望。

于是有了另一个谜团：不是“石像怎样到了那里”，而是“岛上的树都跑哪儿去了”。因为不管岛民是怎样把那些石像立起来的，他们都需要用到大量粗壮的原木。另外，这个强大的文明怎么就沦落成了维持温饱的小农社会，以至于岛民只能划着破旧的独木舟去迎接首次到来的荷兰水手，然后还挨了人家的枪子儿？

答案是他们倒霉，而且自己也搞砸了。

说他们倒霉是因为，原来该岛的地理和生态特别经不起森林砍伐的影响。对此，贾雷德·戴蒙德（“农业是我们最大的错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在《崩溃》一书中解释说，跟波利尼西亚人占据的大多数岛屿相比，复活节岛面积较小，地势平坦，位置偏僻，而且又干又冷：所有这些原因导致被砍伐的树木不太可能得到自然替代。也就是说，如果你只砍树不种树的话，那就是砍一棵少一棵。

说他们搞砸了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努力修建更好的房屋、独木舟和基础设施，以便把那些石像立起来。为此他们不停地砍伐森林，或许没有意识到那些树砍掉之后就不会再长出来，直到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那里一棵树都不剩了。这是放大版的公地悲剧。每个人在砍树时，都不用对这个问题负责，直到为时已晚，然后人人都脱不了干系。

这给拉帕努伊的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没了树木，他们就造不出独木舟，就不能出海捕鱼；没了树木根系的保护，土壤开始遭受风雨侵蚀，变得贫瘠，并引发山体滑坡，吞没村落；到了寒冷的冬天，他们不得不烧掉大部分剩下的植物来取暖。

随着情况不断恶化，不同群体为越来越匮乏的资源展开愈加激烈的竞争。这似乎导致了可预见的悲剧结局，因为我们都清楚，通常人在拼命想得到某种东西时会怎么干，不管他们想要的是社会地位还是士气，或者仅仅是想要一点儿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他们没有停下来。事实上，他们变本加厉了。拉帕努伊人似乎一心只想修建越来越大的石像，因为……嗯，在担心自己无法解决面临的问题时，人类差不多都是这么做的。当整个工程彻底歇菜时，岛上雕刻的最后一批石像甚至没能运出采石场，另外有些石像也没能到达目的地，东倒西歪地散落在路旁。

波利尼西亚人并不比你我更弱智；他们并不是原始人，也不是对环境毫无意识。一个社会面临潜在的环境灾难，可他们忽视这个问题，甚至变本加厉地搞事情，让问题进一步恶化，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蠢透了，呃……嗨！或许你该瞧一瞧自己的周围？（然后，请把空调置于省电模式，并且开始回收再利用废弃物）

在《崩溃》一书中，贾雷德·戴蒙德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砍掉复活节岛上最后一棵棕榈树的那个岛民，他在砍那棵树时说了啥？”问得好啊，很难回答。有可能他用波利尼西亚语说了句“人只活一次”（YOLO）。

但是，或许我们更应该问问，砍掉倒数第二棵、第三棵或者第四棵树的岛民，他们在想什么。如果拿人类其余的历史作为参考依据，那我猜他当时的想法多半类似于“关我屁事啊，大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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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在人类手上的七大奇观

原本是古希腊最耀眼的成就之一，可是在1687年，与威尼斯开战的奥斯曼人把它用作火药库，然后被一个走运的威尼斯人一枪给炸了—从此世间再无帕特农神庙。

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直到公元前356年，一个名叫赫洛斯塔图斯的家伙为了搏出位，一把火烧毁了它。

位于柬埔寨首都金边，曾经是那里最大、最美的湖，后来被填平盖起了豪宅，现在就是个小水坑。

阿富汗中部宏伟的释迦牟尼佛像，高度超过100英尺，在2001年被塔利班炸毁，因为它们是“偶像”。真让人无语。

宏伟的玛雅金字塔，曾是中美洲国家伯利兹保存最完好的玛雅遗迹，在2013年被一些建筑承包商拆毁，因为他们在附近铺路需要砾石。

曾是加拿大育空地区一条大河，然而在2017年，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其源头的冰川后退，在短短4天里就彻底消失。

地球上最孤独的树，一直形单影只地挺立在撒哈拉沙漠中央，因此闻名遐迩。然而在1973年，尽管方圆250英里内就它一棵树，一个喝醉了的卡车司机还是鬼使神差地撞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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