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独裁统治者有本事以令人恐怖的规模捅出歌剧般恢宏的大娄子，所以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国家都尝试过“民主”这个小东西，试图借此来缓解那些大娄子造成的影响。必须得承认，他们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最早的民主尝试究竟发生在何处，这个问题还颇有争议—集体决策的形式几乎是所有早期小型社会的一个特征。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在大约2500年前的印度出现了至少接近于民主的东西。但是一般认为，在同一时期，也就是公元前508年前后，是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最早采用民主政体，并将其编纂成法典。

当然，民主的很多关键特征（政府对所有公民开放，公民可以通过选举换掉他们不喜欢的政府）都取决于谁可以算作公民。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很多不同国家，公民都不包括一些无关紧要的边缘群体，比如女人、穷人或者少数族裔。我的意思是，你不能随便什么人都给权力，对不对？

民主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当人们认为民主可能赋予他们权力时，他们通常会成为民主的狂热粉丝，但是当民主看起来可能夺走他们的权力时，他们对民主的热情就会急转直下。因此坦率地说，民主往往要花非常大的力气来确保自身的存在。

例如，罗马就试过各种巧妙的方法阻止民主滑向独裁。一个方法是让两个人同时担任执政官—这是最有权势的民选职位，兼具民事和军事领导权。当选的两个人将任职一年，按月轮流执掌最重大的权力，并各自统领四个罗马军团中的两个。这是个相当聪明的方法，意在确保绝对权力不会落入单个人手中。

不幸的是，当四个军团需要参加同一场战役时，这种安排就不甚理想了。比如在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中，罗马军队前去迎击迦太基人集结的重兵。迦太基的军队由著名的战象爱好者汉尼拔一人指挥，罗马军团则由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和盖乌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共同指挥，指挥权每天在这两个执政官之间轮换。由于两人在战术上有分歧，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今天是谨慎的保卢斯掌权，明天就换成了鲁莽的瓦罗，如此反复。汉尼拔想引诱罗马军队出击，然后他只多等了一天（也就是等到瓦罗执掌指挥权时）就如愿以偿，最终罗马军团几乎被全歼。

实际上罗马人有办法防止这种分歧发生—他们会任命一个“独裁官”，一个在危机时期被赋予绝对权力的人，前提是此人在完成使命后就会卸任。（讽刺的是，就在坎尼会战前夕，罗马元老院因为不喜欢独裁官的战术，解除了他的指挥权）在理论上，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但它的确过于依赖独裁官的觉悟：你得指望大权和重兵在握的他，过后会甘愿放弃这一切。大多数独裁官的确做到了，但是有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坏了规矩。这个名叫尤利乌斯·恺撒的家伙发现，原来自己相当喜欢权力啊，于是他就决定，如果你们都不介意的话，那这个独裁官我就一路当下去了。恺撒的专权后来终结了，但他的继任者也认为绝对权力非常值得拥有，于是罗马共和国很快就变成了罗马帝国。

为了防止利欲熏心的人获得过大的影响力，民主制度采取的某些做法其实相当不凡。如果说你对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选举人团制度，选民在总统候选人之中投票的同时选出代表各自州的选举人，组成共538人的选举人团，选举人团之后将代表自己所在地区，将选票投给当地得票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最终赢得270张或以上票数的人获胜。]感到困惑，那你该庆幸自己没活在威尼斯共和国。如今doge一词已经成了互联网流行的柴犬梗，其主角是只蠢萌的日本柴犬，然而在此之前有那么几百年，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者和领导者就是一个doge，也就是总督，他由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选举人团制度推选产生。

考虑到这个总督是终身制，由大议会选举产生，而大议会由一百来个寡头组成，显然存在腐败的可能。有鉴于此，威尼斯共和国在1268年建立了一个选举制度，意在防止任何人用贿赂等手段操纵选举。整个选举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大议会通过抽签随机选出30名成员，然后这30人再次抽签选出9人。接着，由这9人推选出40名议员，并且后者再次抽签将人数缩减到12人。这12人再推选出25名议员，而这25人再次通过抽签变成9人，然后他们再推选出45人，后者再次抽签变成11人，而这11人再推选出41人—整个过程折腾到第10个回合，现在总算可以由这41名议员来选举总督了。

有本事你一口气把上一段大声读下来试试。

这显然极为可笑，而且对于想要做出预测的威尼斯政治专家而言，这必定有如一场恐怖的噩梦。但是从选举公平性的角度来说，这个制度似乎真的非常成功（当然首先你得是个威尼斯寡头），因为它一直沿用了500多年，其中大部分是繁荣时期，直到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最终被拿破仑·波拿巴征服。

坦白地说，这个制度让威尼斯成了国家稳定的灯塔，尤其是跟意大利对比：截止到我写完本书时，意大利在战后的72年里已经换了65届政府和43任总理，而同一时期英国只换了15任首相（两国都有一些人任职超过一届，因此我说的是“任”而不是“位”）。之所以要强调“截止到我写完本书时”，是因为就在那时，不给力的意大利正再次面临仿佛上天安排好的宪政危机。等到本书出版时，他们或许已经迎来第66届政府和第44任总理，甚至有可能更多。因此为了准确起见，我把这个事实再陈述一遍，只是在其中留了空，方便你们填入最新的数字：

说到民主的脆弱性，一个问题在于当蓬松可人的自由民主制被更专制的政权接管时，之前看似合理的政策可能就会事与愿违地导致相当可怕的后果。例如在19世纪上半叶，刚刚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墨西哥当局，决定好好利用一下北部省份得克萨斯未开发的土地。墨西哥人希望建立一个缓冲区，保护自己免受科曼奇人的袭击以及美国西向发展的冲击。于是，他们开始鼓励美国的牧场主和农场主来得克萨斯定居，并将大片土地交给所谓的“企业家”，也就是后来怂恿美国人采取行动的代理人（对有些人来说，当时两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可能是个重要因素）。

后来，一些企业家显然正逐渐取得重大的政治力量，而且很多移民不愿意融入，也不愿遵守墨西哥政府的法律。到了这时，墨西哥当局开始意识到这事要出乱子。他们吓坏了，因此在1830年突然就想禁止更多的美国移民进来，但是很快就发现他们自己根本无力阻止美国移民越境涌入。

再后来，局势到了危急关头：这个相对自由的墨西哥政府被专制独裁的统治者、总统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取代，后者在1835年解散了墨西哥国会，强行修改宪法，把权力都揽到自己手中，从而事实上成了一个独裁者。他还开始强力镇压得克萨斯的反对之声，也就等于镇压美国移民社区，其结果只能是加剧紧张局势，很快，一场全面叛乱即将爆发。到了1836年，当包括阿拉莫之战[当时的得克萨斯为摆脱墨西哥统治发动了一场独立战争，阿拉莫之战是其中的重要战役，其结果是得克萨斯军几乎全军覆没，阿拉莫沦陷。]在内的一场战争过后，得克萨斯宣布独立。到了1845年，得克萨斯加入不断扩张的美国，结果墨西哥非但没能建立一个对抗美国的缓冲区，反倒失去了一个宝贵的省。

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几个有分歧的教训。一方面是“不要先是鼓励移民，过后却与那些移民社区反目成仇”，另一方面则是“也不要以为你们将永远是个民主国家，因为那恰恰是你们出乱子的时候”。

当然，民主首先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选民做出正确的决定。例如在1981年，加利福尼亚小镇萨诺尔选举了一只狗来当镇长。博斯科·拉莫斯是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混血狗，就因为有天晚上，它的主人布拉德·莱伯在当地酒吧说了一大通屁话，第二天它就参加了镇长竞选，并最终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两位人类候选人。对博斯科和萨诺尔镇的选民来说，这个结果其实好像还不错—博斯科被广泛称赞是一只乖狗狗，为萨诺尔当了十多年的镇长，直到1994年去世。在2013年，一位居民向《圣何塞水星报》回忆说，镇长“过去常在各个酒吧里待着，如果你不给它吃的，它就会冲你咆哮”；还有传言说它跟镇上很多不同的母狗生了许多小狗，说实话，这听起来像是相当标准的政客行为。萨诺尔镇的居民都很怀念博斯科，镇上至今仍矗立着它的一尊青铜像。

博斯科当选镇长可能确实让人意想不到，但它还远远算不上是最诡异的非人类胜选者。这项殊荣可能得颁给帕尔瓦皮埃斯，一个爽脚粉品牌，它在1967年当选厄瓜多尔皮科萨镇的镇长。帕尔瓦皮埃斯甚至没有正式参选，但它的制造商确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玩笑式的营销活动，宣传口号是“你可以投票给任何候选人，但如果你想得到幸福和卫生，请投给帕尔瓦皮埃斯”。选举日到来之际，帕尔瓦皮埃斯在多个选区获得了数千张补名选票，而在皮科萨镇，这个爽脚粉品牌居然莫名其妙地夺得第一名，这让一众人类候选者极其懊恼。

尽管选举非人类的政客极其另类，但是如果你想看到一个真正傲人的民主烂摊子，你最好还是选一个人类出来—众所周知，让一个爽脚粉品牌当镇长，这还远远算不上厄瓜多尔现代史上最糟糕的选举结果。

相反，这一殊荣很可能属于1996年当选的阿夫达拉·布卡拉姆。布卡拉姆当过警察局长和市长，还客串过摇滚歌手，参加竞选时给自己整了个外号叫“疯子”。他在民粹主义的竞选宣传中攻击国内的精英阶层，因此取得压倒性胜利。正如《纽约时报》在他当选后所报道的，担任警察局长期间，他“追捕穿超短裙的女人，追上后跳下摩托车，撕开她们的裙褶好让裙子变长”，并因此而臭名昭著。当市长期间，他也有勒索当地企业的不良记录，并在1990年跑到巴拿马以逃避贪腐指控。在总统竞选期间，他采用了相当另类的集会和竞选广告，常常会在这些场合献唱，让伴奏的乐队在竞选行程中一直跟随。另外他还承诺，当选后他将终止国内政治阶层所致力的私有化和财政紧缩等新自由主义政策。所有这些都很投合国内工人阶级的心意，等于是在给他们打鸡血。他还爱搞其他幺蛾子，比如留希特勒式的小胡子、宣称自己最喜欢的书是《我的奋斗》等等，换成其他政坛人物可能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然而对布卡拉姆来说，这些似乎算不上成功的障碍。

他上台后没过几个月，那些投票把他选上来的穷人就有些意外地发现，他所公布的经济计划也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计划，也要扩大私有化并加倍实行财政紧缩，而这些恰恰是给他投票的选民指望他来废止的政策。哦对了，他还试图取消总统任期的限制。在宣布经济政策的讲话中，他还有感而发，花了很长时间抨击一家总是批评他的报纸。

在任期间，他仍继续致力于自己的古怪行为，比如发行了一首单曲《陷入爱情的疯子》、会见因割掉老公命根子而出名的洛雷娜·博比特、把自己的希特勒式小胡子用于慈善义卖。此外，如果当时的新闻报道属实（同样，有时我们还是很难判断哪些指控是真实的，哪些仅仅是流言蜚语），那他还让自己十几岁的儿子非正式地负责海关事务，据说他们还搞了个派对，庆祝他儿子人生首次赚到百万美元。当时厄瓜多尔的最低工资是每月三十美元，因此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可能会让一些人非常恼火。

不出所料，公众舆论很快就转而反对布卡拉姆，引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最终他仅仅当了六个月总统就遭到弹劾及罢免，理由是他“心智上难以胜任”。（这几乎肯定只是个借口，但是既然你顶着“疯子”的名号参加竞选，那你现在恐怕也没什么好争辩的）他还被指控挪用数百万美元，于是再次迅速出逃，流亡到巴拿马。我们可以从这整件事中吸取很多不同的教训，但最重要的一个或许是：“如果有人留了希特勒式的小胡子，呃，那可能算是一个危险信号？”

说到这里，如果不聊聊希特勒，那你就不可能真正领教民主制度噩梦般地迅速走入歧途的本事。

希特勒

听着，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本书讨论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犯下的可怕错误，所以把希特勒写进书中实在算不上有史以来最大胆的举动。你现在恐怕不会说：“哇哦，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这是多么宝贵的历史知识啊！”

但除了希特勒（显然）是个搞种族灭绝的疯子之外，他的统治还有一个方面可能被我们的普遍看法忽视了。尽管流行文化长期以来乐此不疲地把他当成嘲弄对象，但我们仍然倾向于相信纳粹机器有着残酷的高效率，而这个伟大的独裁者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嗯……发号施令上。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记住：希特勒实际上是个无能、懒惰的自大狂，他的统治也绝对是十足的小丑表演。

事实上，这甚至可能有助于他夺取政权，因为他一向被德国的精英阶层所轻视。在成为总理之前，他的很多对手都把他当笑话看，因为他的演讲和集会都非常粗俗乏味。有位杂志编辑说他是个“可悲的傻瓜”，还有一位编辑说他的政党就是个“窝囊废协会”，人们不应该“高估这个不入流的政党”。

甚至在一次次选举使纳粹成了德国议会中最大的政党之后，人们仍然认为希特勒是个狂暴且容易受骗的傻瓜，可以轻易地被聪明人控制和利用。刚刚被撤职的总理弗朗茨·冯·巴本心有不甘，决意夺回权力；他以为自己可以拿希特勒当马前卒，于是跟他讨论组建联合政府。当双方在1933年1月达成协议后，希特勒成了总理，冯·巴本任副总理，内阁成员都是后者的保守派盟友，所以冯·巴本对自己的胜利信心满满。“他只是我们雇来的。”他请一个试图警告他犯了错误的熟人放心。“不出俩月，我们就能把希特勒逼入绝境，向隅而泣。”他对另一个朋友放出豪言。

结果正相反，没出俩月，希特勒就完全控制了德国，说服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赋予他绕过宪法、总统及议会本身的权力。曾经的民主国家突然间就不再是民主国家了。

为什么德国的精英始终低估了希特勒呢？或许他们对他能力的评估并没有错，只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无能并不足以阻碍他实现自己的野心。事实证明，希特勒在管理政府方面真的很差劲。正如他的新闻主管奥托·迪特里希后来在回忆录《我所了解的希特勒》中所写，“在希特勒统治德国的12年里，他在政府中制造了文明国家中前所未见的混乱。”

希特勒讨厌文书工作，经常不看助手准备的材料就做出重大决定。他不喜欢跟下属讨论政策问题，而更喜欢让他们听他即兴发表漫无边际的演讲，畅谈他心里的随便什么想法—下属都很怕这个，因为不听他嘞嘞完他们啥也干不了。

他的政府时常陷入混乱，官员不知道他想让他们做什么，没有人完全清楚谁实际上负责什么。需要他做出艰难决定时，他会玩儿命地一拖再拖，最终往往依靠直觉拍板，搞得连最亲密的盟友也对他的计划一头雾水。他的密友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后来在回忆录《白房子与棕房子之间》中写道，他的“不可靠让与他共事的那些人极为懊恼”。这意味着，他们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在搞内斗，互相背后捅刀子，以求争得希特勒的认可（在他高兴时），或者干脆避而远之（在他想找人发泄怒气时）。

这究竟是希特勒有意为之，还是他真就极度缺乏领导能力？历史学家有些争论。迪特里希本人认为这是个狡猾的策略，是故意制造分裂和混乱—不可否认，希特勒极其擅长这个。但是，看看他的个人习惯你又难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让一个怕干活的自恋狂来管理国家，结果自然就是那样。

希特勒简直懒上天了。据他的助手弗里茨·维德曼说，即使身在柏林，他也不会在上午11点之前起床，而且午餐前基本上啥都不干，除了看看报上都说了他什么，而这些剪报也都是尽职尽责的迪特里希给他准备好的。但是即便如此，他还不乐意待在柏林，因为总有人想让他干活：他会抓住任何机会离开政府所在地，前往他在上萨尔茨堡的私人乡间疗养院。在那里他就更不怎么工作了，下午2点之前都不会离开房间，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散步，或者看电影看到后半夜。

他沉迷于媒体和名望，似乎经常透过那些镜头看自己。他曾经形容自己是“欧洲最伟大的演员”，并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相信我的人生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他的很多个人习惯都让人觉得奇怪甚至孩子气—白天要规律地午睡；在餐桌上咬指甲；酷爱甜食，因此吃掉了“数量惊人的蛋糕”，而且“喝茶要加很多块方糖，弄得杯子里几乎没地方可以放茶”。

他对自己缺乏知识深感不安，因此宁可忽略那些跟他的先入之见矛盾的信息，或者猛烈抨击他人的专业知识—据说，如果有人纠正他的错误，他会“像老虎一样暴怒咆哮”。“如果一个人听到不合心意的事实就勃然大怒，那谁还愿意告诉他真相呢？”维德曼哀叹道。希特勒讨厌被人嘲笑，却乐于拿别人当笑柄（他会嘲弄地模仿自己不喜欢的人）。但是，他又渴望那些遭他鄙视的人认可他；如果看到报纸上写了些赞美他的话，他立刻就会开心起来。

这些在当时基本上不是什么秘密。正因如此，在看清希特勒的真面目之前，很多人都没把他当回事儿，以为他不过是个“神经不太正常的流氓”，或是“说话带着啤酒味的傻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并没有错。但是从另一个更加重要的角度来说，他们大错特错。希特勒的个人缺点并未妨碍他拥有不可思议的政治辞令本能，这足以帮他赢得大众的支持；而且事实证明，要想搞出可怕的事情，你其实并不需要一个特别能干或者正常运转的政府。

我们往往会想当然地以为，当可怕的事情发生时，背后一定有某个高智商的人在操控。我们心想，如果不是有个邪恶的天才在背后操纵，事情怎么可能错得如此离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不利之处在于，我们倾向于假定如果不能立即找出一个邪恶的天才，那就全都可以放松警惕了，因为一切都会好起来。

但历史表明这是个错误，而且是我们一犯再犯的错误。有很多最严重的人为事件都不是邪恶天才的杰作。相反，它们出自一个个白痴和疯子之手，这些家伙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没什么逻辑可言，而那些自以为有能力控制他们的人，其实一直在帮他们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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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以失败告终的政府政策

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中的那些聪明人，想出了这个他们认为更公平的税种：无论贫富，每个人都交同样多的税。这导致了普遍的抗税和大规模骚乱，最终撒切尔被迫引咎辞职。

在1920至1933年间，美国禁止饮酒的努力确实让喝酒的人减少了，但是也导致有组织犯罪垄断酒业，使得很多地方犯罪率飙升。

为了减少德里的眼镜蛇数量，英国政府决定按上交死蛇的数量发赏金。于是人们就开始饲养眼镜蛇，弄死后拿去领赏。英国人一看这是白扔钱啊，于是放弃悬赏计划，而原来养蛇的人也跟着把不值钱的蛇放了，结果德里的眼镜蛇比原来更多了。

1930年，随着大萧条的影响逐渐加深，美国开始对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试图借此支撑国内的产业。结果，由此引发的贸易战反而加剧了全球经济的萧条。

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加拿大魁北克，政府向教会发放补贴来救助孤儿和精神病患者。但是，发给精神病患者的补贴比发给孤儿的高一倍，于是成千上万的孤儿都被“误诊”为了精神病。

在1989年，墨西哥城试图通过尾号限行来减少空气污染。可惜的是，被限行的车主并没有去坐公交车，而是买更多的私家车，上不同尾号的车牌，这样他们就总有一辆车可以合法地开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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