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管这事儿看起来怎样，”里昂在奥唐纳的办公室里对他说，“他的妻子或许有协助他逃走，但并没杀他。”

奥唐纳的办公室里只有两把椅子——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的那把总裁办公椅是他自己的，另一把不带坐垫和扶手的钢管椅，是勉强凑合着为来客准备的。那把椅子很窄，几乎容不下里昂的整个身躯。

“你就不能搞个带扶手的？”他每次坐在那把椅子上时都这样问。对此，奥唐纳总是微笑一下，将两手摊开，仿佛在说：我已经尽力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奥唐纳不喜欢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待着不走，不喜欢他们随身携带的细菌、病毒、烟味和大蒜味，以及其他无论什么附着在他们皮肤和衣服上的东西。事实上，他在这个25英尺×30英尺[约70平方米。]的空间里，摆了两台超负荷运转的空气净化器。

里昂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直到感觉差不多坐稳为止，随后用“现在可以开讲”的语调继续说，想让上司了解案件调查的最新进展。

暂且不考虑内达只有拉斐尔之子一半重，她骨架娇小，力气还不足以在健身房里将十磅重的哑铃举过头顶；就算遭到她偷袭，拉斐尔之子也能用一只手打断她的小臂；也暂且不提她任何一根手指上都没有丝毫的伤痕或伤口；而且近十八年来，她一直忍耐着与拉斐尔之子共同生活，如今也没有特别的理由要摆脱他；再者说，如果他死了，她将变穷，失去现有的生活水平：拉斐尔之子没上人身保险，也没留下任何关于资产藏匿之处的文字记录；当然，更不必提尸体和凶器都没找到，现在也没有目击证人或其他线索。

里昂想让奥唐纳明白，像内达那样的女人从来不会——一次都没有、也永远不会——独自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尤其是内达，从外表和举止来看，她仿佛要是不照着餐馆的菜单点餐，就连焦虑症都会发作。

里昂凭直觉认为，拉斐尔之子并没死。他只不过是携款藏在某个地方。他上演了一起“意外事故”，教唆内达报警说看到他浑身是血、一动不动，这样他就会被宣布死亡，对他的起诉将被撤销，债主们会放弃收回任何资产的企图，而他便可继续欺骗无助的老寡妇，直到她们风烛残年。即使他真死了，可无论如何，内达也不会——绝对不会——是凶手。

自从成为警探以来，里昂第一次感到身为伊朗裔为他解决案件提供了便利条件。

“实际上，”他向奥唐纳解释道，“伊朗犹太女人是不会杀人的。”即使她们确实杀人——可她们不会这么做——也不会杀死自己的丈夫。她们无论如何不会采取暴力手段，也没法做到一击毙命。事情就这么简单，即便内达没有察觉，她也肯定明白这一点。就连萨巴亚——传说中过去德黑兰犹太聚居区的疯婆子，最终化作了名垂千古的形容词——“萨巴亚式的”，意思是“令人胆战心惊的、无法遏制的、极度精神错乱的”——也没杀过人。在女人不能选择离婚的年代，或许有那么一两个妻子，给她们讨厌的丈夫下慢性毒药，直到他的肝脏都能透光；又或许，她会凭借自己撩人的狐媚，诱使他突发心脏病，可即便那样也无法准确断言谁该对此负责。在那个年代，男人确实抽烟很凶，而这些香烟大都不带过滤嘴。再者说，这里可是加利福尼亚，是“夫妻共有财产”和“无过错离婚”制度的发源地。你无须杀死丈夫也能甩掉他。

自从来到美国以后，伊朗女人在某些方面的确变了。对丈夫不忠原本极为罕见，几乎根本就没这回事，可如今却并非不可能。不过，当你的配偶跑到东南亚追妓女的时候，你在贝莱尔跟朋友的丈夫享受一段美妙而隐秘的风流韵事，可跟让男人一命呜呼大相径庭。三十年间，人们只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过一个企图谋杀丈夫的伊朗犹太妻子：他们结婚已有半个世纪，可他却仍令妻子心烦不已。事情发生在他们移居美国后不久，当时所有人都在谈论到了美国以后子女是多么容易沦为娼妓和瘾君子，多么轻易就跟“外国人”结婚了，又是多么容易在从图书馆回家途中被某个持枪的疯子击毙。那个妻子听说，有人会为了抢人兜里的几个零钱而杀人。于是，她询问家中的南美裔园丁，如果给他三百美元，能不能杀掉她的丈夫。他同意了，条件是她得付钱买武器。然后，他向警方告发了她。

那个案例不作数，因为没有死者，地方检察官甚至没起诉那个妻子，因为她上了年纪，丈夫还需要她回家做饭。在那之后，伊朗女人取得了一些大成就。她们中有的成为脑外科医生、首席执行官、知名艺术家、工程师或建筑师，却从没出过杀手，而且永远都不会有。

“我本来想说下去，”里昂总结陈词道，“但我看得出，你时间紧迫。”

在里昂陈词的最后三分钟里，奥唐纳看了三次手表。他又看了一次，然后抛出一句：“得了吧，这是我一整天里听到的最胡扯的话。”

奥唐纳是南卡罗来纳州土生土长的白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还打算竞选西好莱坞地区的市议会议员。他认识许多伊朗人，其中大多数他都喜欢，所以无法理解洛杉矶当地人对伊朗人的愤恨；在他看来，他们只不过是一群相当圆滑世故、经常穿着考究并乐于炫耀卖弄的人。奥唐纳本人也经常剃须、沐浴，让自己闻起来仿佛刚走出一座清爽而芬芳的花园。即使是在上班，他也钟爱身穿法颂蓝牌的粉色衬衣和唐纳·卡兰牌的橙绿色羊毛衫，系着爱马仕的皮带，脚踩古驰的乐福鞋。他的早餐是鸡蛋白和酸奶，午餐是藜麦沙拉，晚餐是鸡胸肉和芝麻菜沙拉。不过这些年来，他也参加过几次伊朗人的派对，他喜欢那堆积如山的食物、诱人堕落的甜点，还有作为主打的源源不断的酒水。在一户人家，别人告诉他，那里热带瀑布景观的原材料用的是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的伊瓜苏瀑布进口的石头。那时奥唐纳心想，詹尼·范思哲会喜欢这些人的。

甚至早在接到验尸报告以前，奥唐纳就已了然于胸——从车内的血量和内达的荒唐描述判断——拉斐尔之子死了，而他妻子就是凶手。还有一点也很清楚：除非能找到尸体或凶器，将凶手与被害人联系起来，否则内达便会逍遥法外。

对此，奥唐纳倒是不那么忧心。据蒙托亚称，在挨家挨户地询问邻居之后，他发现他们大都不知道拉斐尔之子是谁，而少数确实认识他的人也说不出他什么好话。这意味着在那个有权有势的居民区不会有任何人打电话给市长或警察局局长，为督促逮捕凶手向奥唐纳或警局施压。情况甚至正相反，业主们宁可让警察赶紧走人，好让房价不再继续下滑。

内达本人看起来也不像是那种会再次杀人或以杀人为乐的人——这意味着没必要急着把她关起来。

至于奥唐纳嘛，现在是下午1点20分，而他预约了2点在威尼斯区的普拉提健身班。

假如你相信内达发现拉斐尔之子死在车里的故事，那么最后一个见到他还活着的人，就是他的会计兼私人仆役爱德华·阿拉克扎缅恩，地点在索莱曼公司位于世纪城的办公室里，时间是2013年6月24日周一晚上。办公楼的监控摄像和登记记录显示，阿拉克扎缅恩在那个周二早上9点40分到岗，在将近十四个小时后，于晚上11点30分离开。在此期间（据过道和电梯摄像头显示），他去了卫生间八次（他在办公室厨房里的手提炉上煮土耳其咖啡，不停地喝，所以膀胱格外活跃），借抽烟间隙休息了十三次（他为拉斐尔之子工作得越久，长期以来一直想死的愿望就愈发迫切），还在午餐时休息一次（他在办公楼大堂的星巴克买了一个不太新鲜的百吉圈，咬了三口，扔了，接着抽了两根万宝路香烟）。他的门禁卡进入大楼停车场的刷卡时间是11点34分，他被拍到驾驶着一辆老式蓝色沃尔沃旅行车，那是他从橙县一个名叫玛丽莲的美丽中年女子手里购得的；她对他自称是诗人，还把他介绍给她的猫认识，之后主动从汽车报价中扣减了1,000美元，“因为我感到你有压力”。她说得没错，如果“有压力”意味着一天之中屡次想要自焚或纵火去烧别人的话。

从外观来看，艾迪住的公寓楼好像已被宣告不能住人了，而且也似乎无人居住。房子没有阳台，必须始终关着窗户才能阻挡来自高速公路的噪音和污染，而窗框也经常扭曲变形或是卡住。对讲机还是从七十年代传下来的，一排排按钮旁没有住户姓名或单元门牌号，或许是因为住在这儿的大部分房客都是黑户，不想被人找到吧。

里昂把车停在大楼对面的7-11便利店门前，拨打了艾迪的手机。手机已经关机，可能是为了避开别人一窝蜂地来电打听案子的情况，他的语音信箱也满了。不过，7-11的孟加拉国店主告诉里昂，艾迪就在家里。店主的妻子是艾迪母亲的紧急联系人：艾迪的母亲卧病在床，几乎没法用电话，当艾迪去上班时，她便整天独自在家。7-11是24小时营业的，艾迪每次离开或回家时都会跟孟加拉国夫妇打个招呼。

“我很担心，”当里昂问起艾迪时，店主对他说，“以前他可从没耽误过上班。”

前厅电梯的质量不怎么样，自从安装那天起就坏了，所以里昂只好爬了三层楼梯。他敲了三次门，才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叫他“滚开”。结果，他只得亮明身份，并威吓说会一直敲到门板脱落为止。

爱德华·阿拉克扎缅恩，又被称为“艾迪·阿拉克斯”，白人男性，身高五英尺十一[约180厘米。]，体重一百四十三磅[约65千克]，患有高血压、心律不齐、重度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与疾病缠身、几近失明的[原文为“legally blind”，这在美国指“法定盲”，用来界定接受政府福利的资格。其定义系指较好的一只眼（better eye）的视力经最佳矫正后在使用眼镜的情况下，仍在20/200（相当于0.10度）以下。]六十八岁的母亲同住在一居室的公寓里，这座公寓楼是一栋三层的灰色水泥建筑，与格伦代尔市134号公路通向圣费尔南多路的出口相距一个街区。他的公寓与21世纪的格伦代尔风格不同，那里拥有超级购物中心、要价高昂的寿司吧和亚美尼亚人开的波斯面包房，橱窗内摆放着一排排四十二色包装的杏仁软糖，还有原汁原味的烤肉摊位——由一个名叫拉菲的亚美尼亚人经营的露天餐馆，只供应米饭和烤肉串，跟韦斯特伍德和比弗利山庄的那种“波斯皇家美食”完全不沾边。艾迪的房东是从苏联来的亚美尼亚人（与来自伊朗的亚美尼亚人不可混为一谈，因为这两派之间结怨颇深）。房东每隔两周收一次房租，只收现金，纳税申报表上从来不提这笔钱。城市视导员——大部分是拉丁裔，依靠房东的慷慨贿赂才能为妻子购置豪华轿车——保证这栋公寓楼的情况不会被人发现。

艾迪善良诚实，记忆力惊人，但他没有高中或大学文凭，也没受过任何特别训练，只会抽烟、喝土耳其咖啡。他还擅长躲避炸弹、绕开地雷，这是他从在两伊战场上为伊朗长达三年的“效力”中学会的，他险些殁于萨达姆投下的一枚炸弹，最后因病退伍了；但洛杉矶可不太需要这些技能。他讲波斯语时操着浓重的亚美尼亚口音，英语至多是初级水平。然而，他却知道大量孟加拉语词汇。

除了语言问题以外，艾迪是凭旅游签证来到美国的，而签证已于六年前就过期了。那时，他花了一年时间寻找会计工作，但当被问及在哪里取得执业资格时，他说出的学校根本就不存在，公司账户里稍微有几个钱的美国人都不会信任这样一个人。他向一些伊朗企业主寻求工作，他们倒不会拿他的非法移民身份为难他；毕竟，他们自己也是初来乍到的难民。他们不愿雇他，是因为不敢看他那张脸。

艾迪的面颊、脖颈和双手的皮肤颜色很浅，拜萨达姆的炮弹所赐，上面布满了大片淡黄褐色的斑点。他的右侧上颚骨已经塌陷，导致脸颊上鼻子和耳朵之间的肉耷拉下来，如同被熔化后复又冷却的塑料。因为臼齿都掉光了，他的左侧脸颊向内凹陷。他额头上的皮肤皱巴巴的，头皮的前半部分满是疤痕。他脸上唯一完好无损的部位是眼睛，可是无论什么人只要对着他看上足够长时间，都会发现这双眼睛是一对充满忧伤的无底洞。

正是由于这种忧伤，以及他不会读写英文，没有驾驶执照，浑身散发着烟味等情况，致使别的伊朗人不愿雇他当会计。不过，他们的确很想帮助艾迪，于是就给了他“一点儿小意思”——一百美元的钞票，这或许是为了帮助艾迪解决困难。可是他们这么做，倒还不如朝他父亲的坟头上啐唾沫呢。

公寓很狭小，闻上去有股洗衣粉和织物柔软剂的味道。一个难看的棕色皮沙发摊开着，权当艾迪的床铺。一张玻璃圆桌被用作餐桌兼书桌，款式就是威尼斯与罗伯特森大道上，随处可见的韩国人开的小店里出售的那种。餐椅扶手上架着一台老旧的电视机，三屉式的胶合板碗橱漆成了淡粉色，有白色塑料把手，紧靠在离厨房区最近的墙上。这碗橱看似是从一个小姑娘的房间中抢救出来后，被丢在庭院旧货市场上出售的。厨房里有个两灶的便携式炉子、一个狭小的冰箱，洗碗烘干机挤在一个带水池的凹槽里。炉子和砧板置于洗碗烘干机之上，碗橱顶部用来存放厨具和调味品。那天，艾迪本人看起来仿佛是土耳其咖啡喝过头了。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里昂边说边四处搜寻能坐的地方，“你把他藏在哪儿了？”

艾迪并不觉得好笑。“我已经跟美国警察谈过了。”

“跟谁？奥唐纳吗？”

“管他叫什么名字。有个亚美尼亚女人也打来电话，但我让她滚蛋了。”

“可你不介意跟我聊聊吧。”里昂说，显然并无讽刺之意。这恰恰表明他是个多么差劲的警探：你只消看看艾迪一见到里昂时那畏畏缩缩的模样，就会明白他其实非常介意。

在艾迪身后的卧室里，有个女人每隔几秒就会发出令人怜悯的呻吟。

“去吧，”里昂朝房门点点头，“我等着。”

不过，艾迪转身走向了厨房。

“那么，他死了没？”他用一种明显装出来的漠不关心的语气问道。

实验室已经确定，车内只有一个人的血迹，全是拉斐尔之子的。验尸官也认定，拉斐尔之子失血太多，如果不立即接受大量输血，是活不了的。鉴定小组尚未在车外的任何地方找到有关那个男人身体所在的蛛丝马迹。

“你怎么看？”里昂试探道。

又是一阵呻吟。艾迪叹了口气，用拳头揉了揉左眼。

“他妈的，我知道什么？”

“如果他死了，你就是最后见到他的人，我敢说，你知道很多事情。”

艾迪满面怒容。“我希望他在地狱里被火烧，我就知道这个。”

这个露骨的说法让里昂的脊梁骨直冒凉气。他尽力不把视线从艾迪身上移开。

艾迪开始用叉子背面将蒸熟的苹果捣成泥。里昂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床的扶手上，因为它显得太老旧，也太不稳当，难以承受他的体重。

“那么说，你认定他已经死了。”

艾迪打开了一个共有七层、每层十二个小格子的药片收纳盒，取出一粒胶囊，掰开它，将药粉倒在苹果泥上。

“这东西的味道像毒药。”他边说边用力搅拌药粉，确保自己只盯着盘子。他加了些甜东西，在里昂看来，好像是巧克力粉；他又把糊状物碾了几下，最后拿起盘子和茶匙。

“我得去喂她吃这个了。”他说着，从里昂身旁走过，又走了两步，停下来，发出好似嘲讽的讪笑，回头盯着里昂。

“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说，“不过，如果他死了，我敢发誓是‘杂牌军’干的。”

“杂牌军”——共有二十七个坏蛋，外加他们头脑迟钝的配偶、不计其数的子女、愁眉苦脸的岳父母与公婆，还有备受虐待的女仆们——对警方说，这个周末他们是在新近购买的兰乔米拉市的家族庄园里度过的。他们在周五中午离开洛杉矶，恰好赶在日落前安然下车，为安息日做好准备，还打算在周二早上返回。

这趟旅行是为了庆贺他们用1,200多万美元——全部以现金支付，并经担保三十天后兑现——买下了房子，自此以后，这房子至少也可用来向他们自己证明“杂牌军”家族的血统和“世家贵族”的身份地位。他们的购房开销比实际建造成本还低，这当然也占了便宜。对“杂牌军”来说，房子是用别人的钱买的则更让他们尝到了成功的甜头。

杰基·凯欧克因整理的报告记录了以上全部内容。杰基警探喜爱黑色眼影和带有边角的、染了红色指甲油的长长的假指甲。她总是心情不佳，因为每天至少有一次，她会被人或打趣或认真地问，是否确实与协助别人自杀的那个著名的杰克·凯欧克因[杰克·凯欧克因（Jack Kevorkian），祖籍亚美尼亚，美国病理学家。他是美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的第一人，曾帮助多名病人实施安乐死。]有关系。她没有。

当然，“杂牌军”的周末出逃很可能是个障眼法：庄园周围有高尔夫球场、两道瀑布、两个泳池和四个网球场，有谁进出庄园本就不易被人觉察。更何况许多人同时待在庄园里，有一两个人暂时缺席，其他人很难注意到。他们全都是骗子和窃贼，甚至比拉斐尔之子（至少，他还能以童年时受苦受难为借口）更加腐化堕落，因此，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可能作伪证。

还有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事实，在他们的社区中人尽皆知，但“杂牌军”不会主动向警方透露：他们家族的祖传行当可以追溯到三百年前，辗转了两个犹太聚居区外加德黑兰的塞勒斯大街，那便是按照犹太教规宰杀牲畜以供人享用。你或许会据此产生一些可能的猜疑吧。

按犹太教规，屠宰时必须使用一柄锋利光滑如剃刀般的长刃刀，飞快地一刀切断动物的颈静脉、动脉、气管和食管，再将尸体的血控干。

即使你不是研习犹太法典的学者也会知道这一点；你也不必格外偏执才会相信那套动物像人类一样拥有灵魂的理论；按照犹太教的教规，屠宰解放了动物的灵魂，只留下肉体供人享用；而以其他任何方式宰杀的动物，其肉体会一直携带着灵魂，从屠宰场到肉店，再到人类的餐桌上，最终，兽类那不幸又不安的灵魂会随消化过程被吸收进肠胃并留存在人体内。不过，只有当你对“杂牌军”足够了解之后才会明白，他们当中没人敢冒杀死拉斐尔之子后又撞见他灵魂的风险——因此，割喉时必定会干净利索地一刀毙命，又在车内先控干一加仑的血，才将尸体运走。

里昂对“杂牌军”很了解。据他所知，对伊朗犹太人而言，他们就如同俄克拉何马城的炸弹犯[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发生在1995年4月19日，它是一起针对美国俄克拉何马城市中心艾尔弗雷德·P·默拉联邦大楼发起的本土恐怖主义炸弹袭击。爆炸案的两个主谋蒂莫西·詹姆斯·麦克维和特里·尼科尔斯于1988年在班宁堡接受美国陆军基本训练时相识。]之于美国武装部队的普通士兵，都是某种痛苦的悲剧性畸变，但背信弃义本身并不能构成杀人的罪证。

“他们以为，他会把他们当成替罪羊。”艾迪在公寓里解释说。他站在电炉旁，正要新煮一壶土耳其咖啡。

“他们以为？”

艾迪搅动着黏稠的黑色液体。

“是谁让他们那样想的？”里昂追问。

艾迪耸了耸肩，继续搅拌着。一分钟后，他从电炉上拎起咖啡壶，然后转向里昂。“他的律师们想打退堂鼓。他没给他们任何打官司要用的材料，律师说他会蹲二十年监狱，这将会有损他们当律师的声誉。”

艾迪连问也不问，便将咖啡倒入两只小杯子里，把给里昂的一杯放在电视机顶上，然后举起自己那杯。里昂没去理会咖啡。

“那么说，他把他的表兄弟们交给了律师？”

艾迪像喝小杯龙舌兰酒那样，将咖啡一饮而尽，随后从衬衣口袋里摸出香烟：“我得出去一分钟。”

他不能在公寓里吸烟，在母亲身边时，他的头发和衣服上也不能带烟味。所以，他差不多每小时都会下楼，一口气抽上两根烟，有时可能是三根，然后上楼，在去照顾母亲之前，他要更衣洗手，还要弄湿头发。

“戒烟岂不更简便些吗？”里昂一边跟随艾迪下楼，一边字斟句酌地问。

里昂站在人行道上，一直等到艾迪点燃香烟，吞下一肺烟气。“行了，继续说吧。”他催促道。

艾迪又深吸了一口。他的双手发颤，胸口瘦骨嶙峋，里昂似乎看到烟气从他体内飘了出来。他属于那种看似随时可能突发心脏病或中风的人，可不知怎的，他竟熬过了一年又一年，最终会在没人留意时死去。

“我就知道，总有这么一天。”他说着，又抽起下一根烟。

应里昂之邀，“杂牌军”派出三名代表在周一下午来到警局。他们每人分别代表着“杂牌军”整体的某一方面：代表“大脑”的是约书亚·辛查，他身高五英尺[约152厘米]，脚踩礼服鞋，已经六十三岁，但一双小手就跟孩子的似的，他还戴着圆圆的眼镜，嘴巴状如一张宽大的鸟喙，紧绷而单薄的肌肉组织也像鸟类的似的；代表“肌肉”的是丹尼尔·辛查，三十二岁，身高六英尺二[约188厘米]，肌肉结实凸起，头发浓密，鼻音浓重的纤细嗓音与他身上其余的部分完全不相称；代表“美貌”的是哈达萨·辛查，四十九岁，糟糕地混合了两兄弟的特点：约书亚的鸟嘴和坏视力，丹尼尔的身材和胸肌，在她身上变得更加不堪了。她来时身穿白色礼服裙套装，这是在韦斯特伍德大街的罗斯服装折扣店买的，第一次穿大约是在十年前她大女儿的成人礼仪式上。在上衣外套里面，她穿了一件黑色棉质礼服衬衫，这是她于史上著名的2009年“一件不留”大甩卖那天，在比弗利山庄的萨克斯第五大道购得的，据亲历者和警方报告称，那天世界上最富有地段的成年女性们为了半价出售的5,000美元的香奈儿手袋，竟然大打出手。

哈达萨握手时用力很猛，几近挑衅。丹尼尔四处张望，可就是不看里昂的眼睛，他不停地抽动、摇晃和摆动着身体，舒展着紧绷的肌肉，如同赛前的篮球运动员般。约书亚头戴犹太小圆帽，手握一盒波斯牛轧糖，这是他刚从威尔夏以南韦斯特伍德大街上的六七家伊朗杂货店中的一家买来的。他把盒子放在里昂的办公桌上，在两把不带扶手的轻便铝质椅中拣了一把坐下。

在伊朗，送见面礼向来是社交礼仪之一，礼物通常是牛轧糖或开心果：在拜访别人或请人帮忙时，你绝不能不带些糖果或献上一束花；如果是跟政府官员、警察或军队打交道，那就塞给对方满满一袋现金。革命刚结束那几年，在美国和欧洲的白人收到的牛轧糖礼盒与袋装开心果，比他们整整一辈子能消受的还多。从银行柜员、理发师到伊朗人聚集地区的交通法庭法官，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摆着一摞棕黄色盒子的伊斯法罕牛轧糖。白人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些礼物，碍于礼节也不便询问。结果，伊朗人觉察出白人的别扭劲儿，自己也觉得尴尬，却不明所以。大多数人等过了一两年之后才明白，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给警探送伊斯法罕牛轧糖，会被当成一种考虑不周的廉价贿赂。可三十年过去了，辛查一家还是记不住教训。

约书亚·辛查告诉里昂，他和兄弟姐妹们通过姻亲关系成了拉斐尔之子的远房亲戚。感谢上帝，他们的父亲是伊朗的大地主，为他们在美国的众多投资提供了种子基金。

“我们干得还不错，感谢上帝。”他用手扶了扶犹太小圆帽，希望让里昂注意到它，“但最近，我们一直蒙受损失，因为表弟敲诈我们。”

就像其他少数伊朗犹太教徒那样，辛查一家也把在美国拥护正统宗教观念作为一种商业策略——这样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人们普遍认为有信仰的人比没信仰的人更讲诚信——辛查们只要一有机会就打出宗教牌。他们对里昂说，他们本身也是拉斐尔之子“庞氏骗局”的受害者，只不过因为与他沾亲，所以才被单拎出来，受到其他债主的责难。

上帝为证，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整个周末都待在棕榈沙漠，包括周一在内，绝对身处荷尔贝山半径范围五十英里之外。

他们不知道谁有可能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只有上帝才能决定我们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死去。他们确信凶手不可能是伊朗犹太人，简而言之，那是因为伊朗犹太人是不会杀人的。

你可以回溯三千年去研究一下这个部族的整个历史，除了那些服役、参战的军人以外，你找不出伊朗犹太人谋杀别人的任何例证——一个也没有。大约每十年当中，或许会发生一次暴力或（最近出现在美国的）枪击事件，但涉案者都是精神失常者，他们因惧怕失去“阿比路”而逃避治疗；或许还有几起自杀事件，但我们从来都无法断言，因为死者家属绝不会承认有那种事，这也是为他们的“阿比路”考虑。

说到此处，三个辛查中断了他们的叙说，彼此交换了几个意味深长的眼色，用波斯语互相咕哝了几句，最终达成共识。

“如果我是你，”约书亚伸出孩子般的小手，按在里昂的手上，“我会在咱们自己人以外寻找罪犯。”他一边用波斯语低喃着，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扫视左右，以防在听力范围内有什么人能听懂波斯语。“但愿我没犯下诽谤罪，可你知道吗，索莱曼先生跟吉米·罗瑞丘那个流氓有过一些交易。”

吉米·罗瑞丘脑袋半秃，体重严重超标，从来学不会扣好自己的裤子扣。他六十九岁，是个只有高中文凭的酒鬼。他臃肿的红脸上长着化脓的红疖子和痤疮。在市政厅之外几乎没人听说过他，也没人会认出他那如同佛爷般的身材和尺寸过小的脑袋；出于虚荣，他将所剩不多的一丝头发染成了微微泛绿的金色，但没起到什么作用。他本该更好地拾掇一下牙齿，总之，他坐在办公桌前一开口，体内冒出的不管什么恶臭，都散发着一股强烈的硫黄味儿，而那时他多半在享用威凤凰波本威士忌，每天下午3点都是如此。

到下午5点时，他会对着电话破口大骂任何一个蠢到会在那个时段接起他电话的人；7点时，他已烂醉如泥地倒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或办公桌后。二十年前，妻子跟他离了婚，还获得了禁止他骚扰的限制令；他的子女也都改名换姓，搬到了别处；他余下唯一健在的亲人是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姐姐，但她自2001年圣诞节后就再没联系过他，也不回电话。

不过，尽管吉米·罗瑞丘的外表糟糕透顶，口臭强烈难闻，却能让市长、十五名市议会议员、五名县级长官和其他每一个洛杉矶的民选政府官员始终心存惧意。作为全市规模和权力最大的工会组织——城市员工国际兄弟会的会长，他能通过命令工人们进行定向投票，轻而易举地操纵任何选举。他经常利用自己病态的报复心和不讲情面的名声——的确名不虚传，他感兴趣的只是向任何胆敢挑战他的人，炫耀谁才是拥有这座城市的终极权威之人。

多年来一直有人猜测，罗瑞丘维持和控制势力范围的手段不仅限于对政客们采取简单老套的打击报复。在被解雇前自行离职的员工经常会发现，他们无法在城中任何地方另谋工作；对罗瑞丘做出的任何一项裁决稍有质疑的经理们，会被扣上行为不端或是不折不扣的疯子之类的罪名，被草草炒鱿鱼。关于他的种种谣言甚嚣尘上，涉及不明原因的房屋失火，非法安装电子监控设备，以及从二十层楼的屋顶上意外坠落等等。没有人——包括需要罗瑞丘支持以获得城市事务的合同或要在市议会上提出议程的警察、地方检察官，甚至私人企业主——胆敢大声提及那些谣言，更不消说去证实其准确性了。主流报纸在电子时代力求生存，它们厌倦了随时可能爆发的工会罢工，因此甚至也卑躬屈膝地避免得罪这位后台老板。

“吉米·罗瑞丘跟索莱曼先生有过一些交易。”哈达萨·辛查为了不犯下“诽谤罪”，也附和着她哥哥的说法。

里昂明白她这话的意思，却不打算就此放过。

“就是说呢，”她说，“他们通过罗瑞丘的代理人搭上线，大家都叫那家伙‘蛇’。”

路西[此处的“路西”（Luci）是对吉米·罗瑞丘（Jimmy Lorecchio）的戏称，“Luci”本身是下文中“Lucifer”（路西法）的简写。按照《圣经》的说法，路西法是撒旦在没有堕落之前的名字。]的左膀右臂之一是个九十岁的职业骗子，他在市政厅里声名狼藉，人称“帽中鼠”。“鼠”不仅代表了他黄色谷壳般的大龅牙，还表明他具有狡诈不忠的性格；“帽”指的是一顶油乎乎、尺寸也不对的破牛仔帽，他不分昼夜地在屋里屋外都戴着。路西的另一位得力干将是个肤色黝黑的东亚人，曾经当过司机，后来成了间谍。他浑身散发着香火味，长得与孟加拉水牛出奇地相像。他的本名叫纳吉，但因一贯明目张胆地行骗，本性龌龊卑劣，所以大多数人称呼他“那该死的蛇”。他们二人共同执行路西不想直接牵连其中的卑鄙勾当。

哈达萨仍在等待里昂露出认同的神情。在她身旁，她的弟弟又开始研究自己的骨节，而约书亚一动不动，嘴巴半张，目光在镜片后游移不定。

“你知道他们前段时间在报上登的那失踪的3,000万美元吧？”

里昂点点头。

多年来，工会基金及旗下财产全由吉米·罗瑞丘一人全权处置。这些钱他随心所欲地花，常用来支持就职后能由他掌控的竞选人，或是推动其他工会在合法或非法的问题上——只有天晓得还有其他什么问题——支持他本人的立场，因为工会、新闻界，甚至整个城里没人敢冒疏远他的风险，要求查他的账。在他的众多开销中，有一项是在2000年设立的特别基金，目的是为“协助劳资双方增进理解”。在设立之初，罗瑞丘将3,000万美元从工会的金库转到该基金名下。此后的十三年里，没人再听说过该基金的下文。

2013年，《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记者在询问基金时，被告知它已经空了。他又问起资金的用途，但未获答复。按说，考虑到路西的权势，事情到此就该结束了，但是勇气经常从最不可能的地方冒出来。该报那一整年都在追查此事。2014年，一位新任的市审计长官——显然不打算竞选连任——渎神不敬，竟要求法院命令路西公开基金的账目，否则就得报告那3,000万美元的下落。最终的结果是，路西以打击工会为由指控了那名审计长官，还召集了一次全市范围的大罢工。

“唉，”哈达萨叹了口气，仿佛在为被迫吐露这则消息而由衷地难过，“我敢打赌，你能猜到，一旦索莱曼先生宣布破产，那笔钱到底怎么着了。”

按照哈达萨·辛查和她两个兄弟的说法，拉斐尔之子曾诱使罗瑞丘将基金的资产委托给他。他们于1998年相识，当时拉斐尔之子正想购买工会名下的一块地皮。严格来说，这项资产并未公开出售，于是拉斐尔之子遵循不成文的规定，与“那该死的蛇”联系，请他将开价转达给老板。那块地最终以远低于其市值的1,000万美元被买下。他花200万美元买下路西出售土地的许可，由艾迪·阿拉克斯将钱存到开曼群岛的一个账户上。对拉斐尔之子而言，这还只是一段硕果累累的长期友谊的开始。

他说服“那条蛇”安排他与“帽中鼠”会面，“帽中鼠”最终又捎信给路西法。当时，银行定期存单的利率是3.5％，而拉斐尔之子承诺的回报率为10％。他建议路西可以从收益中抽取3.5％返还工会，其余差额自己留下。

他们从小额存款开始——每次几十万美元。每月一次，“老鼠”会带来一捆现金交给艾迪，再以现金形式取走前期存款的利息，然后扬长而去。但之后路西的胆子越来越大，存款数额也越来越大，最终设立了基金。3,000万美元被转入基金的金库，随即移交给艾迪·阿拉克斯。

“可你知道，普利策先生，”哈达萨露出她酷似戈尔迪·霍恩的微笑，“你要是得罪了吉米·罗瑞丘，就别指望能毫发无损地逃脱。”

再说，里昂将思路引向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审判进程对拉斐尔之子不利，谁知道他为使自己免于被起诉或接受认罪协议，会揭发出什么事情来？

为了看看能否进一步了解“杂牌军”或罗瑞丘，里昂拜访了法院指定的破产受托人。

受托人和他的律师阵营、司法会计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专家并不是这笔买卖中受欢迎的人物。截至目前，他们通过起诉曾从资金池里取过钱（不论本金或利息）的每个投资者，已聚敛了近8,000万美元。他们还负责记账，为此又收取了近8,000万美元的服务费。

作为服务成果，他们已成功挖掘出如下事实：1）拉斐尔之子损失了“投资者们”的5亿美元或是把它们挪用到了别处；2）他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资金是如何或因何损失的文字记录；3）受托人怀疑大部分资金都被挪放到了海外账户中，其余部分存在拉斐尔之子二十七个亲戚的账户里。

仅就受托人价值8,000万美元的“发现”，安吉拉在“珍珠大炮”上连篇累牍地进行剖析：拉斐尔之子的任何一个受害者都能对智商在10以上的随便哪个法官提出这些发现。唯一从受托人的调查中获益的是受托人自己及其团队；受害者应当停止内斗，试着对受托人示好，避免再次被他起诉。他们应当转而团结起来，要求指定受托人的那位法官对其严加监管。

五年后，受托人“分散击破”的战术（对他而言）仍在发挥作用，而法官也依旧没进行任何干涉。

受托人的办公室位于世纪城一栋高楼的二十四层，马路对面就是拉斐尔之子过去的办公地点。创新艺人经纪公司[创新艺人经纪公司（Creative Artists Agency）是在演艺经济代理领域里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总部设在洛杉矶。]占用了底层和其他六层楼，因此大堂里动感十足、热闹非凡；有大批靓丽迷人的青年男女穿得宛如拉夫劳伦的模特般，手持咖啡杯或拖着洗衣袋。里昂就像洛杉矶的其他每个大活人一样，将创新艺人经纪公司视为一个由恶魔般的疯子经营的神话似的存在，其内部情况比五角大楼更难刺探。在他们将总部从比弗利山庄迁到世纪城以前，里昂曾两度试图近距离观察这座美国的“紫禁城”。尽管他戴着警探的徽章，但试图接近这家经纪公司的门卫，仍会自取其辱。这次，他竭力不去朝大门看（它真是防弹玻璃的吗？），但就在从街上走到电梯的短短距离中，他发现自己还在痴痴地幻想：某个擅长销售影视书籍的经纪人会将他截住，要求与他当面谈谈。

在办公室里，受托人坐在里昂对面，双肘撑在玻璃办公桌面上，十个指尖顶在一起。里昂觉得，他看起来像个差劲的治疗师，而非能干的律师。他穿着宽松的白色棉质正装衬衣，下面是宽松的黑裤，腕上套着必不可少的双色劳力士手表；脸上戴着电视新闻主持人中最近流行的那种昂贵眼镜，因为他们认为它能使自己显得更值得信赖。

他告诉里昂，从“受托机构”能证实的情况来看，二十年间，拉斐尔之子共持有过113家公司，其中大多数均未注册登记。他将资金在不同公司之间转移，直到无法追踪为止；他对最重要的交易都没留存书面记录，因为他和艾迪都是推崇“记忆力为王”的伊朗教育体系的产物。

“我听说，那里的孩子们必须熟记整本整本的书，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包括标点符号，这样才能完成学业。为了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他们必须牢记一万道数学题，还要能立即把它们释放出来。他们不需要用财务管理软件来记账。”

里昂知道，事实的确如此，尤其是像拉斐尔之子这么聪明的人。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简直是一种浪费——他付出这么多努力，就是要成为人肉记账软件，从孤儿寡母手里偷钱。

“记账员保存了一份日志，”受托人挑起一侧的眉毛，强调他是多么蔑视这种记账方式，“手写的，铅笔字。要是能看明白算你走运。”

里昂问起拉斐尔之子与罗瑞丘的关系。

受托人僵硬地微笑着。“我对此一无所知。”

里昂问受托人是否已取得有关3,000万美元存款的记录，时间大概是在2003年。

“跟其他的相比，那只是个小数目。”受托人的手指尖再次碰到一起。

“这是个富有的社群。”他说这话的意思，好像是作为富人本身已自动成为腐败的标志。

“这是个富有的城市，”里昂就他对伊朗人所获成功的含沙射影的批评发起挑战，“你不会是对那些人怀有成见吧？”

受托人微笑了一下，不置可否。在里昂看来，这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事实上，我听说你单单做这份差事，就已经发大财了。”他啐了一口，随后站起身。

他快走到门口时，受托人开了口：“我不会在这件事上跟罗瑞丘作对。”

里昂转过身，义愤填膺地瞪着受托人。既然已经收了8,000万美元，难道调查债权人资产的去向和命运不是他的职责吗？

“你知道吗，普利策先生，伊朗人问我为什么麦道夫[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美国著名金融界经纪，前纳斯达克主席，操纵了美国史上最大“庞氏骗局”之一，涉案资金超过500亿美元。]的受托人用三年时间就结束了调查，而我的调查却仍在继续。”

里昂等待着答案。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对他们说的吧：因为麦道夫的计划远没有这起案件复杂。”

在上大学以前，里昂把自己的姓氏“普尔达”改为了“普利策”，因为他觉得，如果其他警察不知道他是伊朗人的话，会更拿他当回事；他也觉得，这姓能更好地界定自己的身份，因为“普尔达”意为“很有钱的人”，而里昂当时几乎身无分文。

他十四岁时来到美国，是在希伯来移民救助社的帮助下被偷运出伊朗的一群犹太男孩中的一个，逃过了上战场的厄运。有些男孩被送到以色列或美国的亲戚家；其他在伊朗境外没有亲友的孩子被安置在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是指源于中世纪德国莱茵兰一带的犹太人后裔（阿什肯纳兹在近代指德国）。其中很多人从10世纪至19世纪期间，向东欧迁移。从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他们普遍以意第绪语或斯拉夫语为通用语，其文化和宗教习俗受到周边其他国家的影响。]家中。直到那时，大家才开始留意到东方犹太人和西方犹太人在文化上的重大分歧。

里昂寄宿的那家人发现他有礼貌又害羞，对他们的热情招待心怀感激。他英语语法使用得很正确，但发音和口音却令他们捧腹。每当有成年人进出房间时，他都会习惯性地站起身，仿佛在立正似的。在学校里，每当有老师走进教室，他也会这么做。他的寄宿家庭第一次带他去看电影时，他竟询问什么时候奏国歌，观众何时起立向总统的肖像致敬。在家时，他看到电视上任何一个笑料都乐不出来，也不明白为何女儿女婿与邦可[此处的阿契·邦可和伊迪斯都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颇受欢迎的电视剧中的人物。]和伊迪斯同住时，邦可那么闷闷不乐。并且他每次祈祷时根本合不上拍，说的希伯来语经常出错；只要有长者对他说话，他就会低低地垂着头，脸羞得跟大红布似的。

寄宿家庭着手教导里昂应如何得体地“融入”美国社会。他们的努力成效显著，所以当他去巴尔的摩大学读书时，几乎再也没人问他是从哪儿来的。

他选择以执法为业，这对伊朗犹太人而言很不寻常。另外作为男人，他想成为犯罪题材作家的抱负更是非比寻常：写作似乎是纽约和洛杉矶每个百无聊赖的伊朗家庭主妇选择的武器，但它不是有自尊心的男人们乐于从事的工作。家庭主妇们可以写作，那是因为她们的丈夫会付账，她们还可以动员朋友们购买、甚至赞美她们的书。不过，要是男人将“写作”与“工作”混为一谈，就要冒着被人笑掉大牙的风险。对一个男人而言，工作是要拿工资的。

里昂不仅需要工资来养活自己，还要照料父母和妹妹。他们于1997年搬到美国，也就是在他们将里昂送走后的第十三年。现在一家子同住在凡奈斯区瓦诺文街上的两居室房子里。里昂当初买下这套房子是作为“投资性资产”，那时他仍相信自己将来每年都会卖出一部电影剧本，达到好莱坞式的收入水平。如今，他睡在较小的那间卧室里，穿着曾在伊朗当裁缝的母亲为他做的衬衣。

他的父亲是被迫面临抉择的数千个伊朗男人中的一个：是担惊受怕地住在国内，还是逃到西方享受安全却被社会抛弃的生活？当所有家人都已搬走时，是独自一人留在伊朗，还是搬到美国与儿子同住？但是没有工作的话只得完全依赖儿子。他每天醒来后就穿上正装，打好领带，尽管无处可去。下午，他会乘公交车去参加正统派的伊朗犹太教徒集会，举办地点在某购物中心二层的一间屋子里。之后，他闲逛到一楼的波斯杂货店，花上半个小时，挑选最纤细、脆嫩的波斯黄瓜。

每天下午在回家路上，里昂的父亲会坐在公交车的后排，为他被荒废的人生和被践踏的尊严默默落泪。

在走出世纪城时，里昂心里盘点着越来越长的犯罪嫌疑人名单：妻子内达，契约仆役艾迪·阿拉克斯，“杂牌军”的贪婪表亲们，还有恼羞成怒的园丁杰拉多，工会头儿罗瑞丘，或者说不定哪个愤怒的债权人。最末这类人范围甚广，身份各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拉斐尔之子的岳父瑞伊斯医生，一名七十九岁的伊朗儿科医生，曾一度想驾驶他那辆老式沃尔沃从拉斐尔之子身上碾过去，但结果未遂。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施恩鲍姆夫人，一位八十四岁的阿什肯纳兹犹太老妇，家住皮科－罗伯逊区，她将毕生的积蓄交给了拉斐尔之子，因为她是在一次正统派的犹太教徒集会上认识他的，对他表现出的虔诚印象深刻。当她意识到他“挪用”了资金又不回电话时，料想自己来日无多，看不到他接受惩罚了，于是选择了速战速决的方式。

某个周一下午，她穿上漂亮的外套和舒适的鞋子，搭乘公交车前往市中心。她在斯台普斯中心的出口下车，在人行道上站了很久，等待某个长得像雇佣杀手的人出现。当她确实看到这种人时，却因太害怕而不敢接近他们。最终，她看到一个身穿正装衬衣和牛仔裤的黑人男子，从马路对面的一辆雷克萨斯上下来。他是个中年人，长相不甚吓人，但具备其他的必要条件，于是她走到他面前，问他是否需要“工作”。

开雷克萨斯的黑人其实是南加州大学管理层的三把手。他让瘦小的施恩鲍姆夫人上了他的车，载她回了家，之后还让她的房东留意她，以防她冒险出门，再去寻找杀手。就这样，整个皮科－罗伯逊区都通过房东听说了施恩鲍姆夫人在市中心的冒险，拉斐尔之子也因此派艾迪·阿拉克斯向警方举报了她。两个月后，正当施恩鲍姆夫人在皮科区奥克赫斯特大街上的波斯洁食商店“本尼农产品店”买葱时，她突然感到太阳穴一阵剧痛，随后便因中风倒地身亡。

从警探的角度看，这可真是起糟糕透顶的案件：有杀人动机者太多，没有尸体、证人或凶器，许多利益相关方甚至仍深信受害者根本就没死，只是逃跑了。里昂明白，因为他是伊朗人所以才被指派负责此案，这倒还好说。他知道自己能发现和解读一些蛛丝马迹，而这些东西在圈外人可能要花上一辈子才能明白。你必须熟悉这个社群，知道每个人的故事都能向前追溯好几代人，明白过去是如何左右当下事件的发展进程的；还要搞清该关注哪些方面，甚至是该问什么问题。你无法将这种调查方法运用到普通的加利福尼亚人身上——他们出生在别处，只是暂住于此，只在每年感恩节举行一次家庭聚会，共进晚餐，而此前六个月都在讨厌这一天；对自己的表亲们根本不熟悉，甚至是从未谋面；完全不了解邻居和同事的私生活，只知道朋友们有选择性公开的自身情况——但你却能对犹太人应用此法，三千年来，他们彼此的生活紧密交织，命运休戚相关。跟伊朗人打交道时，重要的事实或许会被隐瞒，不过这可能只是因为你问的人觉得它不算新闻；或是担心会被社群中的其他人指责说，他告诉警方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又或许，他知道某些事情却守口如瓶，因为他认为这是因果报应——受到伤害的人已经够多了，为何还要只为了施加惩罚而扩大受害范围呢？

里昂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另一个事实是，倘若奥唐纳认为这个案件足够重大，就会指派一个级别更高的警探来监督里昂的工作，但实际上正相反，他让里昂独当一面，只让凯欧克因帮着胡乱应付差事。

仿佛是在里昂思绪的感召下，凯欧克因恰在此刻打来电话。这次，她听上去兴高采烈，洋洋自得。

“你会喜欢这个发现的，”她宣布道，“依我看，他妻子有外遇。”

根据杰基·凯欧克因挖掘出的通话记录，内达有两部手机，分属两个不同的运营商。其中一部购于2013年6月2日，只用来拨打一个电话号码——格伦代尔市布兰德大街上的7-11商店。自购买日起，内达几乎每天都打到那儿去。凯欧克因在六月的三周内，总共查出二十八通电话。

内达给7-11打的每通电话时长都在一分钟之内。不过，她也接到过来电，一共三通，均来自同一个号码。通话时长都在二十分钟以上。最后一通电话是内达在6月25日下午3:21拨出的，但无人回拨。

艾迪·阿拉克斯就住在格伦代尔市的布兰德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