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早上8:30，当里昂重返梅普尔顿时，内达否认她听说过艾迪·阿拉克斯。里昂到来时，她正坐在“早餐厨房”里。为他引路的埃斯贝兰萨身穿运动服——上身穿着运动内衣，袒露着由三层脂肪组成的上腹，下身穿着从比弗利街的露露柠檬商店买来的瑜伽裤；她正准备出去慢跑。内达正在喝她早上的第四杯意式浓缩咖啡。她身穿一条时尚的黑裙和一双四英寸高的黑色高跟便鞋，轻妆淡抹，涂了米色指甲油。前几日的战栗与惊恐神情已被几近动人的哀伤所取代，这种神情在政客们的遗孀得知她们正被人拍照时很常见。

里昂问内达，她是否认识某个叫爱德华·阿拉克扎缅恩的人。

她说不认识。

他告诉她，艾迪是她丈夫的雇员之一。

内达说丈夫从未对她谈起过他的工作或雇员。

甚至是跟了他二十多年的人？

内达耸了耸肩。

确定吗？因为里昂有理由相信，艾迪可能与拉斐尔之子的死有牵连。

她与里昂对视了约摸一分钟之久。

她确定。

里昂思忖着，难道她当真愚蠢到会撒一个如此轻易便可拆穿的谎言吗？而且她为什么甚至都没佯装悲伤呢？到目前为止，里昂只见过埃斯贝兰萨流泪，而她显得比前一天恢复了许多；并且内达竟一次也没问过警方是否已经找到有关尸体所在的蛛丝马迹，也没问过“凶手”是否还会回来伤害其他家人。

一个从外面走进来的白人可能会将这种感情完全藏而不露的现象误认为是西方的斯多葛式的坚忍：将悲伤等同于脆弱，坚称每次挫折都是机遇——“没能将你打倒的困难会使你更强大”以及“用柠檬做柠檬汁”的哲学激励着某些人去颂扬所爱之人的生平，而非哀悼他的离世。但是在内达的故国，悲伤与喜悦是同一只毒果的两半——它又苦又甜，可最终还是会要了你的命。与西方不同的是，那里的人们生来就不是为了去征服，去获胜，然后成为总统的；而是被恳求在面对生活的打击时要学会隐忍与克制，还要尽快复原。父母的损失成了他们自身的损失，而他们的损失又将成为他们子女的损失。就这样，他们比任何西方人都更懂得如何去哀悼。

里昂在他的汽车里给艾迪拨了几通电话，也给公寓打过一次，但没人接听。最后里昂发了一条短信：该死，接电话啊，否则我会在二十分钟内出现在你家门口。

他正在罗德奥附近布莱顿街的“两小时免费”停车场。头戴假发，嘴唇和面部整过形，还隆过胸的女人们，驾着夫妻共有的跑车经过，她们脚踩镶嵌水晶的十英寸高跟鞋，长途跋涉地来到大街上，像朝圣者似的出发前往古驰和华伦天奴的商店，从时薪十美元的推销员们那里寻求爱情和称赏。

艾迪接了电话。

“你和内达在干什么？”

里昂能感觉到，艾迪有几秒钟屏住了呼吸。

“别耍花招，艾迪。你知道我们会查出来的，别假装惊讶。”

由于所有那些咖啡因和香烟的缘故，艾迪的声音变得刺刺啦啦、粗哑难听，听上去就跟电话里的静电声差不多。

“我没耍花招，”他说，显然是投降了，“只是累了。”

里昂等待着。

“她跟她丈夫之间有些问题。”

里昂仍在等待。

“根本不是那种事。”艾迪叹了口气。里昂的沉默想必比任何公开指责更加恼人，因为过了片刻，艾迪再次说道：“我告诉你，那根本就不算什么。”

“她为什么说不认识你？”

里昂听到艾迪在电话那头吞咽了一下（是空气？口里的苦味？还是更多的烟气？）。最后披露的这件事显然令他感到困窘。

“我问她听说过你吗，她说没有，”里昂步步紧逼，“她为什么要说——”

“因为她是个该死的笨蛋，”艾迪对着电话怒吼，“这就是原因。”

一个被长期剥削却极度依赖雇主的员工。一个被糟糕对待的不幸妻子。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或许，奥唐纳终究还是没说错。

“你抓住这事不放只是在浪费时间，”艾迪更加平心静气地说，“你要是想找真正的证据，就去找罗瑞丘的马屁精吧。”

“那该死的蛇”同意与里昂会面，但他太畏惧跟警察在一起时会被人看到或被录音。“那条蛇”固执地认为，路西的间谍遍布洛杉矶每条城市街道和公共大楼中的每个角落；他还在街灯里安了摄像头，在配电箱里藏了窃听器；他拥有便衣巡逻车，专门用来搜寻潜在的麻烦来源。“老鼠”曾说，这就是路西十八年来稳居老板之位“为所欲为”却能逃脱惩罚的原因。

里昂最初提议的二十多个会面地点，包括他自己的公寓在内，都没被同意。而里昂建议的第二批地点——凌晨两点在兰开斯特的一个空旷停车场、好莱坞山的林茵纪念公园中的长椅、圣莫尼卡山区的一条废旧的徒步山道——都太过僻远，会为路西的任何一个打手提供下手的良机。最终，他们商定在托兰斯的哈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中心主厅里见面；随便什么日子，那儿都有好几百号没上保险的人及其家人在转悠，等着让急诊室的医生看病。

尽管“那该死的蛇”声称他五十一岁，但很容易被看成一个衰弱的七旬老者。他硕大的脑袋和鼓出的眼睛被过于短粗的脖子稳固地架在身子上，其余部分则瘦骨嶙峋，浑身散发出一股浓郁的古龙水味。若是从医疗档案来看，早在好多年前，他就已因为某种他自称的在工作时遭受的损伤或疾病死了，朽烂了；他的心理医生也不记得这些年来为他开过多少抗抑郁的药物。

“那该死的蛇”将他所有的生理与感情问题都归咎为替“老鼠”和罗瑞丘工作感受到的压力。他还埋怨说都怪他们，他十二年来一直没跟妻子说过话，有两个女儿都已年过三十还未出嫁，另一个女儿离了婚独自带着孩子；而他唯一的儿子，呃，结果是个同性恋，这都是因为他母亲——“那条蛇”的老婆——的鼓励和纵容。

“前几天晚上，溃疡又出血了，我差点就死了。”他在哈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里对里昂吐露，“女儿给我看了我儿子和他‘未婚夫’马克在‘脸书’上的合影。”

里昂猜想，与溃疡出血有重大关联的，除了儿子决定与他的同性伴侣结婚以外，还有市审计官和市检察官为调查路西、“老鼠”和“那条蛇”而放出的大批律师和会计师。路西的所有抵抗与暗中破坏都没能使3,000万美元的事件烟消云散，于是他在市议会上作证，称他最近发现自己的同伴“老鼠”把钱投资进了一个最后被证明是张狂恶徒所操纵的庞氏骗局。路西“上周刚刚”得知此事，当场解雇了“老鼠”，还承诺会全力配合调查，而他自己将置身事外，让工会为他高昂的辩护费用买单。“老鼠”害怕最坏的事情发生，即死在牢里，于是搭乘最早一班航班，飞往了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他知道，在官僚机构层层审查之下，本案想水落石出至少还需要十年的时间。与此同时，他将在多哈安家。如此一来，“那条蛇”只得自求多福，或是抛下家人逃亡到孟加拉国。因此，他才决定与里昂会面。

“可能会有一阵子很难联系上我，”“那条蛇”解释道，“但我希望能问心无愧，坦白一些事情。”

里昂心想，他的良心只有借助氟锑酸[氟锑酸（fluoroantimonic acid）：氢氟酸与五氟化锑反应后的产物，是目前已知酸性最强的物质。]的化学效果才能洗刷干净了。这个人在逃走之前，还要尽可能地给路西和“老鼠”造成伤害。

2013年6月初，约书亚·辛查和哈达萨·辛查曾邀请路西在示罗餐厅共进午餐，那是他们在皮科－罗伯逊地区最中意的犹太洁食餐厅（不同于任何一家老饭馆）。路西当然不会去赴这种“鸿门宴”，但他派“老鼠”出马，“顺带一提，他是只在对自身有利时才自称是犹太教徒的那种犹太人”。在那次会面后不久，“那条蛇”奉命将某个电话号码口头传达给了哈达萨·辛查，但没留下关于会面的任何记录。他在联合76加油站与哈达萨见面，地点在威尔夏大道与惠蒂尔街交会的老罗宾森商店附近，那里已空置十年无人使用。当他们在同一个自助加油设备两侧各自加油时，他低声告诉了她一个电话号码。

“那条蛇”不知道传话给哈达萨·辛查的号码是谁的。他同时表明，尽管“出于友谊”，他乐于跟里昂分享这则消息，但是“鉴于我过去的某些问题，我没法在任何法庭上成为可靠的证人”，因此也不愿做出正式声明。他能告诉里昂的全部就是，他有时会“代表老鼠”去“转达”这类消息而已。

“我并不是说路西知道这事，”“那条蛇”强调说，“但你只要想想看：索莱曼在最后那段日子里一直保持低调，谨小慎微。他在午夜时回到家，大门打不开。如果他看见一个陌生人信步走向汽车，绝不会摇下车窗。”

然而，如果有个他认识的女人从灌木丛里冒出来，他也许会那么做。

“我觉得是辛查家的某个女人勾引了他，然后‘老鼠’的人把他杀了。考虑到后来的经过，只有这样才讲得通。可别忘了，如果有什么人能运走尸体、再让它消失的话，那就是路西。”

埃斯贝兰萨在“装饰性厨房”中用电话冲泳池清洁工大声嚷嚷。似乎是因为他没按预定时间来，让泳池——不是拉斐尔之子家的那个，而是埃斯贝兰萨在塔扎纳的自家泳池——里面水藻越积越多。

当看见里昂进来时，她招了招手，但直至训斥完雇员才挂断电话。

“我向你发誓，我根本不懂他在说什么，”她对里昂说，“他是中国人，口音很重。”

她啜了一小口瓶装维他命水。

“你想来杯意式浓缩咖啡吗？我们可以去厨房。”

她指的是“功能性厨房”。

“索莱曼夫人在哪儿？”

埃斯贝兰萨显出些许反感，因为里昂不只是来见她的。

“内达小姐不在家，”她说，“你们事先有约吗？”

“她去哪儿了？”

“周三，她和阿奇塔小姐去练瑜伽。在私人工作室。”

里昂听到身后有动静，他转过身，看到内达的长女妮可正站在门口。她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你要找我妈妈？”

她说话时是那么伤心，那么无奈，这让里昂颇感尴尬。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她，”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等她回来。”他坐下来。

妮可没反对，可也没表示准许。

“今天不上课吗？”他问完随即后悔了。现在是六月末，当然没有课。

“我们的学期结束得早。”妮可礼貌地回答。

里昂突然意识到，她或许想让自己留下，甚至可能有话对他说。他转向如同多事的管家一般在桌边徘徊不去的埃斯贝兰萨：“能麻烦您为我拿杯意式浓缩咖啡吗？”然后对妮可说：“来一杯吗？”

她摇摇头，却慢慢走近桌子，随后害羞地滑进椅子里。

“可怕吗？”里昂问。的确，他这么说是想让她信任自己，不过他也确实想知道。她眼里泛着泪光。

“你觉得他死了吗，像我妈妈说的那样？”

里昂点点头。“恐怕是的。”他感觉他像是刚给了一只小狗崽致命一击。就在那时他心想，如果他真有孩子的话，希望会是个女儿，就像这一个，只是希望她能更快乐些。“对不起。”

她低头掩藏泪水，但他还是看见一滴泪落在她的腿上。她坐在那儿，双手塞在大腿下面。她的头发又长又直，只有一道波浪卷儿，一直垂到膝盖。

埃斯贝兰萨挪开了几英寸，却没走。

这个女孩身上的某些东西——她是那么甜美，看似那么脆弱而羞怯，显然也很孤独——使里昂想要证明内达无罪。

“你看到事情经过了吗？”他问。

妮可摇摇头。

“他们根本不该结婚。”

里昂琢磨着，妮可知道拉斐尔之子正是利用内达怀了身孕，从而胁迫她嫁给他的吗？

“她怀上了我，”她说，“否则她不会嫁给他。”

谁会把这种事告诉一个小女孩呢？

“我可以肯定，他们俩谁也没有后悔生下你。”里昂安慰道。

妮可仍没抬眼。

“不要紧。有我一个人为全家人感到痛惜就足够了。”

埃斯贝兰萨还待在厨房里，显然不打算漏掉雇主家传奇故事的任何一处细节，或者——比这更糟的是——她将不得不从“拉美管家小集团”的其他女仆那里听闻此事。

妮可似乎没注意到她。

“她说她不认识艾迪是在撒谎。”

里昂屏住了呼吸。

“我们都认识他，”妮可继续说，“他经常往这儿打电话。”

有个声音在里昂心中尖叫起来：你无权得到这个消息，这个女孩也许是来向你求助的，她或许是要你担负起她的信任，却没料到你会背叛它。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无论如何都不能采纳她说的任何话，因为她尚未成年，他与她的谈话也没经她母亲允许。

他看到埃斯贝兰萨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甚至对此毫不掩饰。他本想让她离开，但又觉得那样可能会吓坏妮可。

“最近几周他还经常打来吗？”他还能比现在更痛恨自己的工作吗？还是痛恨自己因屈服于同情，便要就此从案子里抽身？

他感到妮可心中动摇了。或许，她已发觉他的目的——他不是以朋友身份到这儿来的，跟他说话是个馊主意。他几乎因此感到释然，几乎就盼着她起身离去，不让他成为恶人。

“她发现我爸还有个孩子。”

她说这话时声音很轻，里昂都不敢肯定他有没有听错。

“艾迪告诉她，我爸还有个孩子，所以她才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这事只有他知道——除了我爸爸，我猜——可他告诉了我妈，所以他们聊了很多。”

里昂的嘴里感觉像被填满了沙子，然后又被刮净，掏空。他不假思索地起身走向水槽，发现自己需要个杯子，便准备打开橱柜。

“它们在炉灶右边的柜子里。”妮可告诉他，然后，仿佛为了顺着思路说完同一件事，“她是绝不会告诉你的，这你知道。她宁可让你认为她杀了人。”

里昂拿了两只杯子，倒上水，又回到桌边。他喝了半杯，妮可没动自己那杯。

“什么时候的事？”他问。

“他什么时候有孩子的？”她反问。

“也包括那个，但我想问的是艾迪是什么时候告诉她的？”

这一次，艾迪·阿拉克斯再见到里昂时终于释然了。

当里昂在路边停车时，他正在公寓楼外的街区一边踱步，一边亢奋地猛吸香烟。在阳光的照耀下，他的脸好像一张用硬橡胶制成的面具。

在他们进公寓之前，艾迪脱下抽烟时穿的衬衣，挂在门外的钩子上，然后换上干净的T恤衫。这一次，沙发床收拾好了，于是他朝它指了指，然后走进厨房去洗手洗脸。为了母亲，他甚至用沾水的手指捋了捋头发，想要除掉烟味。之后，艾迪用厨房的毛巾擦了擦脸，之后把毛巾扔进水池，开始煮他的土耳其咖啡。

2006年，拉斐尔之子那时每周都去拉斯维加斯旅行，再经由巴斯托返回，他在某次旅途中遇到了男孩的母亲。关于她，他只告诉艾迪，她图谋要生个孩子，这样便可依靠抚养费度日。

“你能想象有人也会跟他耍手腕吗？”艾迪得意地笑了。

每月一次，拉斐尔之子指示艾迪通过西联汇款公司汇去2,000美元，作为孩子的抚养费。据艾迪所知，拉斐尔之子与其子之间的全部联系仅限于此。

“你怎么知道是个男孩？”里昂问。

艾迪白了他一眼，仿佛在说事情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然后他走了过去，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突然有一天，那个家伙出现在办公室里——是个戴着那种犹太小帽的黑人。他说自己有一半黑人血统，有一半犹太人血统，他是个拉比——但他有文身，穿着牛仔裤，戴着项链，看着像某个帮派的。他说他有前科，不过现在是社工。我发现他不认识拉斐尔之子，因为他问我是不是他，我说是——因为我们经常要应付各种各样的恶心事儿，你知道，诉讼之类的烂事儿，所以如果有什么人找上门来问的话，我就得说我是他。这样一来，他就不会真的惹祸上身，你明白吧？”

里昂明白。

“所以我说，我就是。紧接着，这家伙说他们已经收养了小孩，他妈妈在2008年死于某起事故，他们在汽车里找到那孩子，也许是在河床中的车座上什么的——谁知道这些信教的人为了让你可怜他们，会编出什么故事来。他说，孩子在一个什么鬼地方，那儿的社会服务机构只能永远把他寄养在什么地方，但这个有前科的黑人对他感兴趣。他说，因为那孩子有点儿特殊，而他——那个黑人——到处寻访，发现孩子他爸是犹太人，还找到了我们的地址。他想让我——因为他还以为我是他，你知道，拉斐尔之子——去看看孩子。”

他们——里昂、艾迪和拉斐尔之子的阴影——坐在那儿，心头都压着这个沉重的故事：一个私生子遗弃了他自己的私生子。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里昂终于开口问。

艾迪面色泛红。“我不知道，两年了吧，没准三年？”

“他带孩子一起来了吗？”

“谁？拉比吗？”艾迪看上去有些气恼，“没有。万一他爸爸不合作呢，你懂吧？我猜他是这么想的。”

里昂端详着艾迪。“这么说，这些年来你早就知道有这么个孩子，却一直不吭声，之后突然有一天，就在审判开始前——”

“该死的！”艾迪唾沫横飞地咆哮道，“我又不是孩子他爸，他妈的没责任要照顾他。”

在他们身后的卧室里，艾迪的母亲发出一声长长的、急促的呻吟。

艾迪朝关着的房门用亚美尼亚语喊了一句，随后起身，开始在房里来回踱步。“对不起，”他咕哝着，“没想这么激动。”

里昂点点头。“没关系。”

“你知道，”艾迪继续说，“那是个临界点。你看到有个人害人不浅，你觉得不关自己的事，于是放任他继续为害，但到了某个点，如果你再沉默下去，你就成了罪人。”

没错。

“所以，你明白了吧，”艾迪气冲冲地走来走去，“我对自己说，该死的混蛋，他已对那孩子糊弄克扣得够厉害了，每月只给2,000块钱，可实际上，他本该给得比这多得多。如果他发现孩子他妈已经死了，而孩子待在某个收容所里，他根本就不会再寄钱了——”

“可我们又怎么知道那是他的孩子？”里昂打断了他。

艾迪停下脚步，斜瞥了里昂一眼，那只正常的眼珠转了转，他又开始继续踱步。

“所以，我每个月拿钱以后，你明白吧，并没汇给孩子妈妈。我把它当作‘慈善捐款’，给了儿童服务之类的机构，就是安置这类孩子的地方。”他停下来看着里昂，仿佛预感到里昂会反对。

“直到他发现为止。”里昂推测说。

艾迪走向烧热的炉子，又舀了些咖啡，倒进土耳其咖啡壶里。

“几个月以前，大概是在四月吧，黑人又来了，我甚至不知道他干吗来了，也许是来多要点儿钱，也许是想看看‘撒旦之子’会不会良心发现，去看看孩子的住处。事后，那混蛋对我破口大骂，还威胁说要借挪用公款的罪名把我送进监狱，该死的。他跟那帮可恶油滑的表兄弟合伙，窝藏了别人的五个亿，却要因为我给一帮孤儿寄了几千块钱就送我进监狱。”

他把壶放在炉子上，然后转过身，迎面正对着里昂。

“所以，你就告诉了他老婆。”

他们彼此逼视了片刻，艾迪试图逼里昂出言谴责自己，可里昂没那么做，于是艾迪平静地说：“所以，我就告诉了他老婆。”

孩子的母亲名叫詹娜·罗丝·罗宾斯，哦，是的，当她怀上约拿的时候，只有十五岁，身无分文，也没有真正的家。她勉强算是有个男朋友——比她年长许多，属于巴斯托本地众多“摩托车帮”中的一派；但他们同时还与别人交往，他也从不给詹娜·罗丝钱。她父亲早就不在了，她母亲整晚都在高地区的圣曼努埃尔印第安人赌场的酒吧做招待，这意味着詹娜·罗丝是像沙漠中的荒草一样长大的。她在赌场那条街上不远处的戴尔罗莎的壳牌加油站当收银员，每天从下午四点到午夜当班。当拉斐尔之子第一次进来买口香糖和瓶装水时，她就已经瞧见他了；当他盯着她问“这附近有没有像样的牛排馆”时，她明白了他的言外之意。

她很漂亮，却苍白瘦弱，就跟那些靠垃圾食品、香烟和啤酒度日的年轻人一样。当时临近午夜，她快要下班了，于是他在车里等她。后来，他们开车去了赌场，她点了菜单上最贵的牛排。她想方设法确保两人坐在靠近吧台的桌位上，想让母亲看到他们和他们的牛排，她也的确看到了；当女招待端上他的苏格兰威士忌和詹娜·罗丝的啤酒时，她甚至看到他向鸡尾酒女招待的托盘里扔了二十美元的小费。他们坐在那儿的全部时间里，他几乎没对她说过话，只是不停抱怨那地方臭烘烘的，净是别人的体味和乡巴佬味，还埋怨牛排比他的皮鞋还硬，简直没法下咽。她刚吃完，他便起身走向前台，用现金付了房费，然后带她上楼。他们完事之后，他给了她一百美元。给你自己买点儿好肉吃吧。

詹娜·罗丝的母亲对拉斐尔之子所谓的慷慨大方不为所动。“那家伙能付的比这多得多。”她说。

巴斯托恰好位于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的中点——作为“摩门走廊”的一部分，这片4万平方英里[英制面积单位，1平方英里约为2.6平方千米。]的沙漠地带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有人定居。不过近来，这里只是三条主要高速公路的交会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与伯灵顿北方圣太菲铁路运输公司的铁路也从这里穿过。这里还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后勤基地、欧文堡军事禁区、一个汽车电影院、一家派派思炸鸡店、一家熊猫快餐店和一个实为国铁车站的“铁路博物馆”，还有两个奥特莱斯工厂店，周末从拉斯维加斯返回洛杉矶的旅客们会顺道来这里购物。

2005年年初，拉斯维加斯的土地投资仍处于繁荣时期，拉斐尔之子每个月至少会去那儿一次。他不是每次都顺路去见詹娜·罗丝；即使去找她也绝口不提他自己的事，就连他是哪国人都没说。她猜想，他是某家公司的承包人，在金融危机以前，许多这样的公司都忙不迭地建造公寓房和投机性住宅，可她从没想到他竟会拥有自己的公司，因为她从不觉得她会认识那么阔绰的人。

他买每样东西都付现金，就连带她去赌场里的商店买她喜欢的东西时亦然。他从不给她电话号码，也从不会忘记给车里的手套箱上锁。不过，詹娜·罗丝或许年纪轻，可她却不傻；她记下他的车牌号，让男友通过车辆管理局的一个朋友挖出了注册登记信息。某日，她甚至跨上男友的摩托车，一路骑到洛杉矶，走进位于世纪公园东街的办公楼大堂。直到那时，她才意识到拉斐尔之子的确很有钱。这就是她在发现怀孕后决定留下孩子的原因。

她不确定拉斐尔之子就是孩子的父亲，但还是这么对他说了。当时是凌晨一点，他们刚在赌场用过餐，詹娜·罗丝的母亲便走了过来，坐到他们桌边。在此之前，拉斐尔之子根本不认得她，也不知道她竟会认识詹娜·罗丝。但他能看出这两个女人长得像，尽管相像之处已没那么明显，可他还是能隐约觉察到自己中了埋伏。

他没像老套剧情的男人那样退缩或皱眉：可这与我有什么相干，我怎么知道孩子是我的？他提出由他为堕胎买单，外加1,500美元的“零用钱”。詹娜·罗丝正欲同意，却被母亲那老头儿一般的沙哑嗓音给打断了。

“这可比你为孩子付十八年抚养费少多了。”

拉斐尔之子的眼中燃起了怒火。为了掩藏愤怒，他低头将目光掠向桌面，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弹起一粒面包屑。他一再沉默不语，最后都能感到汗水浸透了衬衣。

“你要找碴儿，那可是挑错人了。”他对她母亲说。

说完以后，他便彻底不再理会她的母亲，而是告诉詹娜·罗丝这是他能开出的最好条件，给她三分钟时间做决定。如果她拖延不答，他转身就走，根本不在乎她和她所称的胎儿会怎样。他把一百美元钞票扔到桌上，然后站起身，把左手抬到胸前，看着手表。

“现在开始计时。”他宣布。

詹娜的母亲骂他是“阿拉伯臭狗屎”，然后转身回到吧台后面。就在她转过头背对他俩时，她对詹娜·罗丝说：“去他妈的。他那是在唬人。”

三分钟后，拉斐尔之子走出了赌场。

詹娜·罗丝事后说，她一直在苦等拉斐尔之子回来。母亲告诉她，那样的一个男人——阔绰的中年人，很可能已婚，尽管没戴婚戒，可能是个阿拉伯人、“眼朗人”或是犹太人——绝不会贸然让怀孕的姑娘去惊扰他的家人。詹娜·罗丝不知道自己怀孕多久了，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拉斐尔之子才会屈服。她没有想过，他可能根本就不相信她怀孕的说法，他可能认为说不定她是在撒谎，她会私吞堕胎的钱和额外津贴。他也不知道那孩子究竟是不是他的；她每个月见他一次，见男友的次数却频繁得多。他还没蠢到会在不加防护的情况下做爱，说实在的，一次意外结果就怀孕的概率能有多大？但是这种思考方式——将心比心地试着以他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对詹娜·罗丝这个年纪的姑娘来说可不容易做到；她也没意识到在有些问题上，冒一次险就可能招致某些永难消除的后果。当老海军背心和救济军的牛仔裤已装不下詹娜·罗丝那日渐膨大的肚子时，她甚至还在等拉斐尔之子回来，带来更优惠的条件。

她母亲找在酒吧里认识的一个律师写了封信，威胁提出要求确认生父的诉讼。显然，律师并未要求拉斐尔之子接受验血，只要求他承诺向詹娜·罗丝支付医疗费，外加每月2,000美元的抚养费。

每月2,000美元是詹娜·罗丝闻所未闻的天文数字，她的孩子也根本用不完，但与拉斐尔之子的支付能力或是与他在其他孩子身上的开销相比却少得可怜。若是换作任何别的事，他都会拒绝服从，再反诉对方，比他们花上更多的钱，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但在这个案子里，他十分明智地意识到，打持久战的潜在危险远远超过了投降的成本。

因为怀孕，詹娜·罗丝失去了车手男友，可她倒并不介意生小孩。她很享受她从同事和陌生人那里得到的关注，也喜欢顾客问她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想了哪些名字。她的母亲提早下班，带她去医院分娩，可无论詹娜·罗丝如何强烈反对，母亲一路都在车里抽烟。结果她们吵了起来，母亲在急诊室门口让她下车，随即驾车扬长而去。

医院里没人注意到约拿肚脐后面的小小光点。一个护士为詹娜·罗丝演示如何为他换尿布、喂食和包襁褓，之后就只剩下她自己，回到满是烟味的拖车上。她母亲白天在车上睡觉，每当婴儿哭闹时就勃然大怒。抚养费刚一寄来，詹娜·罗丝就赶紧搬离拖车，住进一家公路旅馆，房费每天六十美元。她在那里过着女王般的日子，感觉安全有了保障，能在约拿睡着之后一次离开一两个小时，出去跑跑腿，或顺路去家得宝超市见她开始约会的一个男孩，他是那儿的起货机操作员。她第一次与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发生小冲突是在约拿十个月大的时候，那时约拿已经会走路。她刚离开不到一个小时，汽车旅馆的店主就报了警。店主是个尖酸刻薄的越南女人，只有当她乐意的时候才听得懂英语。那天下午来了一辆巡逻车，警察们跟詹娜·罗丝足足谈了十分钟，然后向县里打了个报告；不过，还要再过整整七周才会有社工顺路来汽车旅馆看望约拿，到那时，母子俩早已搬走，跟詹娜·罗丝在家得宝工作的男友住到了一起。

十三个月大时，约拿从他与詹娜·罗丝跟男友挤在一起睡的床上掉了下去，摔断了胳膊。急诊科医生在检查他是否有遭受虐待的迹象时，留意到他腹部的亮光。他们在X光片上和做核磁共振成像检查时都看到了同样的亮光，一致表示之前从未见过任何类似的东西，但是等候室里挤满了重伤患者，治疗区的轮床上也躺满了病人，因此他们无暇研究这个小男孩的发光之谜。急诊科医生建议早点儿带约拿去看儿科医生，一名社工把“圣伯纳迪诺市立儿童和家庭服务机构”的电话号码给了詹娜·罗丝，那里免费提供儿童养育和安全课程。可詹娜·罗丝根本找不着什么儿科医生，约拿也没病。他即便胳膊打着石膏，仍旧非常活泼好动，令人精疲力竭。

2008年，家得宝男友决定搬回他父母在亚利桑那州的家里住。他想让詹娜·罗丝一同前往，但约拿则另当别论——他太占地方，要求也太多，为什么不把他送还给他的“犹太蠢驴父亲”呢？

因为詹娜·罗丝爱她的宝贝孩子，又因为他们仨要依靠抚养费过日子，所以不能这么做。如此一来，要走，要么带上她和约拿，要么谁都别带；“家得宝”可以一个人去亚利桑那，她根本就不在乎。

他们把约拿装上车，沿40号州际公路向东行驶，但是约拿哭闹个不停，折腾起来没完没了，还多次尿湿了裤子。在尼德尔斯，“家得宝”在里约多索酒店订了间房。他跟詹娜·罗丝吵了一宿。早上，他们开到里弗赛德，又住进另一家汽车旅馆。“家得宝”在那儿喝醉睡着了。詹娜·罗丝带上约拿和车钥匙，沿原路，径直往巴斯托开。

开出十英里后天开始下雨，她发现车的雨刮器坏了。她又勉力前行了一阵，但是雨下大了，车内闻起来如同堆了一千个贝壳，广播里发出暴洪来袭的预警，于是她驶下高速公路，朝着远处的一个加油站开去。

消防队员将她从车里拽出来时，她已死去至少一个小时。他们找到了卡在路旁两根金属短护栏之间的婴儿汽车座椅，约拿当时还在椅子里。他们猜测，孩子的母亲在汽车被彻底淹没之前松开了座椅，将它推出了车门。

翌日凌晨两点二十七分，里昂从他的车里看到4路公交车在日落大道和梅普尔顿街角停下，乔治·P. 卡特三世，即“欧托滋男人”，下了车，踉跄着沿街走去。他径直走向建筑工地。里昂在大门外的人行道上跟他见了面。

“你想干什么？”欧托滋男人说。他根本没停下，甚至都没放慢脚步。

里昂举起胳膊，挡住围栏上的豁口。

“首先，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说你在那晚目击了谋杀案，你根本不可能看到？”

欧托滋男人上上下下地审视着里昂，随后把手伸进衣袋，掏出装着薄荷糖的脏兮兮的盒子。“你能给我什么呢？”他问。

“我不相信你知道什么情况，”里昂说，“我还认为，关于你眼睛的故事也是你胡编的。”

即使在黑暗中，他仍能看到欧托滋男人气得脸色发紫。

“不过，我还是想帮你摆脱困境，”里昂说，“你给我点儿有用的东西，我是说在那儿发生的事的，真正有用的信息。”他朝拉斐尔之子家被撞凹的大门点了点头，“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力帮忙，让他们重新审理和调查你的案子。我只能做到这些。我没法让警察局局长向你道歉，也不能让市长跟你握手，所以如果你还不满足，可以继续守着你那个胡编乱造的故事，一直到死。因为我向你保证，再没其他人会在乎这破事儿。”

他们打量着彼此。随后，欧托滋男人推开里昂的胳膊，拖着脚走进工地，然后褪下裤子。

“雪佛兰羚羊。”他释然地叹了口气。

里昂听到小便浇到地上的声音。

“租来的，”欧托滋男人一本正经地宣告道，“假车牌。”

里昂将手伸进衣袋去掏笔记本。“这你怎么知道的？”

一阵用脚蹭地的声音过后，欧托滋男人的声音从更贴近地面处升起。

“我听到那家伙停车。”他呻吟道。

“哪个家伙？”

“死的那个，你这笨蛋！”

“你听到他停车？”

“过了一分钟，他开始像婊子似的疯狂按喇叭。”

里昂琢磨着婊子怎么按喇叭，但没问出口。

“你怎么知道是他在按喇叭？”

“因为我憋住屎，把头伸出去，什么都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

“那辆雪佛兰肯定是辆逃逸车。我下公交时，它还不在那儿。”

里昂可以想象陪审团想方设法去理解这段证词时的样子。“那你是什么时候看到它的？”

“它开走的时候。你简直是个笨蛋。”

“你还看到了什么？”

欧托滋男人不慌不忙地提上裤子，把浮土踢到粪便上。

“雪佛兰开走时，之前那辆车的司机在哪儿？”

“还在那儿，”欧托滋男人朝大门比画了一下，他大笑起来，“已经不再按喇叭了。”

“你认为他死了？”

“我认为你要么滚蛋，要么就给我二十块钱。”

里昂选择了后者。

“你看到雪佛兰的车牌了吗？”

“我告诉过你，那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

“租来的车的车牌上有那种恶心的框子，上面是公司的名字。这辆没有。”

里昂甚至不明白为什么还费神接着聊。“那你怎么知道它是租来的？”

“我跟你说：车是绿色的，森林绿。你要是找到一辆差不多那样的绿色新车，它一定是租来的。”

“还有吗？”

“有个女人待了一会儿。”

“女人？”里昂惊诧道。

“对啊。像只湿透了的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