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二月，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心脏似乎正在衰竭，这是阿里在《冰岛晨报》上读到的头版新闻；要闻是一颗衰弱的心脏。南斯拉夫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大国，大约有一千万居民，但此时他们的命运却因为一颗衰弱的心脏岌岌可危。它是否意味着世界关注的终究还是生命的重要性？阿里喝着粥。今晚的电视上，新闻解说员博吉·奥古斯特松会带来关于铁托心脏，以及假如这颗心脏衰竭的话，南斯拉夫将面临怎样的命运的特别报道。南斯拉夫的首都是贝尔格莱德。

清晨。寒冷与黑暗覆盖着凯夫拉维克和这座小小的宅院，夜空中布满星星，就像一首乐谱，就像美好，就像我们的渴望，可是天太冷了，我们无法抬头，寒冷迫使我们屈服。阿里读着关于铁托心脏的新闻，接着浏览报纸，随意读读，最后翻到漫画和体育版，像那样翻读报纸，每周六天——周一没有报纸——一整年，三百多天，每个清晨都会翻读，迷迷糊糊，昏昏欲睡，喝着粥，快速翻阅，尽管他很少仔细地读，除了体育和漫画版，有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内容也渐渐对他产生了影响，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就像从漫长的睡梦中醒来，坐在餐桌旁，粥凉了，他父亲雅各布已经吃完早餐，倒了一杯咖啡，点上烟，跷起二郎腿，把手肘支在桌边，他吃得很饱，咖啡和烟草很香，一整天搬砖盖楼的活儿还等着他去干。继母出门了，她每天早上七点上班，把粥和他们之间的沉默留在家里。阿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就像有人拉开一面幻象的窗帘——他看见了世界真实的模样。完全赤裸，毫无虚饰。他意外地感到他的世界观就在眼前。那些印刷在报纸上的文字和照片。多年以来他每天清晨翻读报纸，不自觉地接纳了里面的世界。一种世界观，集结稳固的观点、标准的形象，一切支配我们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主流观点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事实的东西。这是世界应有的样子和本来的面目，是我们对它的理解。

他又翻了翻报纸，发现真相属于雄性。不过第十三页有一张女人的照片，一位六十多岁的奶奶，住在华姆斯唐吉，她织了一双羊毛短袜，想把它们寄到南斯拉夫去，送给铁托，仿佛羊毛袜能治愈一颗衰弱的心脏，或是拯救南斯拉夫于水火之中。这当然是个善良的想法，不失亲切，但很幼稚。这就是女人的逻辑。另外，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将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举行会晤，商讨议程如下：核武器、导弹、冷战、坦克营和亚洲的经济利益。为别人担忧并不会被列入名单，羊毛短袜自然也不会。阿里把报纸翻到漫画版，那上面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一丝不苟的家庭主妇，而另一个即将被泰山拯救，她很脆弱，关心总是脆弱的。报纸背面是对三位年轻歌手的访谈，他们唱的都是情歌。勃列日涅夫和卡特，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两个人，没有把爱提上议程，这显然不合逻辑。这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我们最关心的莫过于爱和幸福。为什么幸福不在《冰岛晨报》的头版？为什么你不能刊登分类广告，要求得到幸福，得到一点爱，最好赶在周末之前去做：我渴望幸福，谁能帮帮我，亲爱的上帝啊，我多么渴望被爱！

雅各布清清嗓子，阿里从报纸上抬起头，父亲迫不及待地想要读报，父子俩都喝完了粥，此刻他们之间只有沉默，报纸是由男人们撰写和出版的，但十三页到三十五页之间仍有留给女性的空间，仍有编织和爱情的空间。阿里把报纸，把由我们撰写的世界推给父亲。四年前，他们把家搬到南方，驾着他们的“莫斯科人”从世界背后的萨法米利的公寓楼开进冰岛最黑暗的地方。在这所房子里，从来没人提起他的母亲，阿里很多年都没有大声说过她的名字，仿佛名字也随之死去了，她的唱片和书存放在萨法米利的储藏室冰箱上方的书架中，他也从没问过原因；他还记得那四本书的书名：《快点，快点，小鸟说》《燃烧的木头》《永别了，武器》和《静静的顿河》[《快点，快点，小鸟说》（Fljótt fl jótt sagði fuglinn，1968），冰岛作家索尔·维尔希奥姆松（1925—2011）创作的小说。《燃烧的木头》（Sprek á eldinn，1961），冰岛诗人汉内斯·西格富松的诗集。《永别了，武器》（1929），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创作的著名小说。《静静的顿河》（1929—1940），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维奇·肖洛霍夫（1905—1984）创作的长篇小说，共有四部。]。在储藏室被清空，他们搬去南方之前，这些书名就已经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渐渐变成重要的信息，在他读完这些书以后，这些信息才会挣脱束缚。当他准备好这样去做的时候，当他足够成熟的时候。一九七六年一月，我们跳上货车的事过后不久，他在读《快点，快点，小鸟说》，可什么也没读懂。书里似乎没有情节，没有明确的英雄，没有母亲给的确切信息，他想，等我长大后再读。我得再长大一点，先大量阅读其他的书再说。

他从不过问她的书和唱片，不需要问，也不敢问，害怕它们被丢弃。他看着父亲，他看报纸的时候面无表情，他看着他，心里明白，假如父亲扔掉属于她的东西，他永远不会原谅他，虽说“永远”还很久远。他看着父亲，透过将他们隔开的安静，他突然有一种渴望，几乎难以克制，渴望大声说出她的名字，她死去的时候快三十岁了，抛下一个婴儿，一个家，一些可能，她未读的书，未唱过的歌，未去过的城市。她的名字就挂在他嘴边，轻如鸿毛，重如铅块，他渴望把它扔在父亲脸上，当作一种惩罚，一种乞求，一座桥梁，一滴眼泪，一个拳头，一种绝望。

雅各布在头版读到铁托的心脏，当权者的心脏，一个男人的心脏，我们为它担忧，一个女人的心编织了羊毛袜，一个女人的心拥有美丽的声音，它唱着真正的流行歌曲。阿里一直看着父亲读报。假如一切突然逆转：报纸由女人撰写和发表；我们是否还需要翻到第十三页，去看第一张男人的照片，我们又会作何感想，以后的我们会和现在一样吗？我们的本质又会是什么，真正的观点是否还存在，难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装满主流观念和既定看法的容器——所以在生活中几乎没有独立思想，就算偶尔有所感知，它也会立刻被新闻、广告、电影和流行音乐所表达的标准观念消灭与扼杀？

这是一个二月的清晨，阿里被一种令人不快的猜疑，一种持久的感觉所困扰，他所看到的生活和世界只是别人做的结论，仅有一小部分世界观能够由他自己做主，仿佛已被预先设定好；可这又是谁设定的呢？

二月寒冷的清晨，我们走路时，他试图向我解释，他一边说，一边使劲打手势，找不出合适的词形容那种感觉或猜疑，他沮丧地跺着脚，仿佛他需要发明一种新的语言。星星在黑暗的夜空中闪烁，遥远的星光在高处闪烁，仿佛来自某种我们永远没有机会感受的生命。

和往常一样，我在上班途中顺道经过他家，在他所住的小房子门口的车道上等了片刻他才出门。他父亲在自己的拉达车车锁上浇了些温水，然后坐在方向盘后面想，假如第三次尝试能发动汽车的话，或许我们也能发动幸福。

我们步行去斯库利百万，尽管没走最短的路线；我们经常打旧城区穿过，感觉就像暂时从世界上消失了；我们走的路正是在凯夫拉维克的第一个星期六早晨和奥斯蒙迪尔一起走的那条路。阿里挥着胳膊，却丝毫没法帮他找到合适的词描述这伟大的错觉，描述对我们几乎没有独立思想的猜疑——我们头脑中的雷鸟太少，它们用白色飞行穿过错觉的黑暗。

我看着爸爸，阿里说——不，他说的当然不是“我看着爸爸”，因为有两样事物阿里没法大声地说出来：“爸爸”这个称呼和他母亲的名字。他说，我看着这个老人想，他究竟是谁？为什么我对他一无所知，为什么早上我和他一起坐在厨房里喝粥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为什么我们之间只有沉默？我不由自主地想，难道这种生活就是儿时住在东部的北峡湾的他梦寐以求的生活吗？

我们穿过旧城区。他父亲的拉达车差点把我们擦伤，红得像一颗淌血的心脏，可雅各布却表现得好像不认识我们，慢慢开车经过教堂，牧师站在台阶上，摆弄着大门想要打开，但不太顺利，门仿佛被寒霜冻住了，拒绝让他进入，仿佛上帝拒绝了他。他踢着门。暴力一直是教会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残酷、虐待、对权力的渴望、无情，然而教会理当成为我们对上帝的祷词，对人类的安慰，对地球和谐的夙愿：很不幸，我们失败了。

他又踢了一次门。

做个男人很难，当你一事无成，当安慰变成侵略，当门拒绝为你打开，当妻子不再爱你，当她每天早上一如往常给你泡咖啡，接着宣布，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她也许不再爱你了。要这样表达：也许不再。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滚烫的咖啡倒进他的杯子。接着开始指责他失去了激情和青春的火花。有那么一刻，她说，你觉得一切都有可能。看看你当时说话的样子：仿佛一切都有可能，你说得激情澎湃，让我情不自禁爱上你，身不由己。你说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区别在于是否拥有火花，并且能够让它保持活力。我们都有梦想：你想把世界和人们的生活送到离天堂更近的地方，我想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学习钢琴和法语，可现在我却在带孩子，给你煮咖啡，我十年都没去工作了，我的文凭就像过去的一种误解，我感觉自己好像被人从生活中删除了。你思考得更多的是推动你在教会的事业，跻身于凯夫拉维克的教会圈子，而不是让这个地方接近天堂。你曾有过火花；所以我爱过你。这火花似乎早就冷却了；这让我怎么继续爱你？怎么继续和你在一起？

他在踢门，它和幸福一样闭而不开。他转过身，看向大海，已经记不起自己最后一次想到幸福是什么时候，他太忙碌，而现在他被当头一击，也许一切都太晚了，你已失去了自己不曾考虑过的东西，失去了不曾培育过的东西。他站在教堂的台阶上，看见我和阿里，他们还年轻，我应该过去告诉他们，劝他们不要失去我曾失去的东西。

可他哪儿也没去，反倒是坐下来，点了一支烟，那样子就像喝醉了，铁托的心在报纸头版上孱弱地跳动，我们穿过旧城区，经过我们表哥的房子，那座多年后我将住进的小木屋。他发动了汽车，备胎在后备厢里，但少了内胎，刚好腾出空间，能在中央放二十瓶左右的百威啤酒。他愉快地挥手打招呼，看上去总是那么开心，我们回应了他的问候，接着走上哈布那加塔街，下个星期四晚上新影院会上映一部丹麦情色片，两个袒胸露乳的女人装点着海报，她们在笑，乳头很坚挺，我们真想停下来看看那些乳头，好好看上一会儿，我们在寒冷中兴奋起来，阴茎向上勃起，指向天空，仿佛在对上帝表达敬意，表达感激，以权杖的模样。

斯库利百万是凯夫拉维克一个重要的工厂，大约有五十名工人，他们的年龄介于十六岁至七十岁，有男有女，这五十个人从没住过旅馆，或是在高档餐厅吃过饭，这些东西都是洋玩意，电影，爱情故事，雷克雅未克，不属于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只有鱼，鱼下脚料，捕鱼和港口的喧闹。

我和阿里走进斯库利百万，若说它的五十名员工没有一个住过酒店、下过馆子，其实并不准确；这是夸张的说法，因为尤利，拿他举个例子，他是开叉车的，去年夏天和女友一起去了西班牙，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虽说他实际上没什么印象。那是一九七九年夏天，冰岛啤酒合法化的十年前，没有购买啤酒的门路，除非从基地或者外国船只上走私，或是出国途中从机场购买。一个男人在登机前少说也要喝上三四杯啤酒，上了飞机还要继续喝，才算有种；在西班牙，一个男人假如能稳步走下舷梯，那么他几乎无法在男人堆里得到认可。尤利可不是懦夫——否则他就不会开叉车了。他沿着舷梯趴下，一个劲儿地傻笑，几乎站不起来，在烈日下整整三个星期，他都醉醺醺的，连做梦都是，他几乎什么也不记得，皮肤被严重晒伤，债台高筑，女朋友离开了他，或者说，她无所谓离不离开，她和一个该死的英国佬睡觉被他逮了个现行，她几乎不会说英语，并试图以此作为掩护，让他相信这只是个误会。但尤利没这么傻，当他走进他们的房间，发现英国佬正从后面干她，像一只发情的狗，女友脸上没有任何“误会”。尤利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他们，仿佛在恍惚中看见英国佬撞击着她的屁股，她的奶子不停地晃动，而眼前这个男人也没必要停下，或是放慢速度，尽管尤利正张着嘴站在这里。最后，尤利清醒过来，匆忙抓起一件衬衫、裤子和一沓钞票，大步迈出她的生活，她大声喊着他的名字，苦苦哀求，尖叫着说这完全是个误会，一个他妈的相当可怕的误会，他想，他大摇大摆地走出她的生活，旅行的最后两个晚上他在户外过夜，他的皮肤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严重晒伤的。他在一家妓院散尽剩下的钱，在那一年，除了“西班牙尤利”，他没有别的称号。

斯库利百万是由三兄弟经营的，他们是斯库利的儿子，斯库利在二十五年前建起这座冷冻厂，他是凯夫拉维克居民中的第一个百万富翁，从那以后，他就得到了“斯库利百万”这个称号。他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去世，活了七十多岁。当时，他正坐在棋盘边下棋，他走黑子，只剩两步就能将死对手，他展示了出色的棋技，这场精彩的对弈如今被详细地记录下来，悬挂在公司办公室的墙上，在那里，下棋比赛一场接一场，斯库利在比赛中的想象力和敏锐度成为众人的典范，只剩两步就可以击败对手，谁知他反被死亡击败。一位伟大的棋手，凯夫拉维克国际象棋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多年来曾赢得许多奖项——也因此无可否认，他得到一个高贵而美丽的结局。儿子们把他的棺材漆成一个折叠的棋盘，把他们的父亲变成了一枚永恒的棋子，马或者车。这的确令人难忘。然而真相并不总像我们讲述的故事那样美，有时它缺少魅力。这个故事一直在延续，拒绝离开，斯库利百万并非死在棋盘上，而是死在一个女人怀里，很不幸，这个女人不是他老婆，更确切地说，不是死在她怀里，而是死在她身上，被人捉奸在床，据说当时还硬着，几乎没人敢把这个故事公之于众，更别说写下来了——毫无疑问，我们也很难在这里记录下来，等我们下次去凯夫拉维克的时候，想必不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那个女人比他年轻得多，二十出头；斯库利正干得起劲，突然脸上现出了奇怪的表情，像一个沉重的沙袋倒在了她的身上。她用手杵杵他，说，斯库利，别玩了，你怎么回事？斯库利，嘿，你别吓我。但他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他在比赛中被淘汰，被死亡击败。接着她开始尖叫，大声呼喊，她的尖叫声传到外面，邻家的两个主妇跑过来，但是太迟了，斯库利躺在她身上断了气，他的右胳膊还放在她的肩胛骨下面，他骑着她，像是在奔赴一场重要的约会，可他迟到了，他把胳膊插在她肩膀下面，仿佛想把她抓得更牢，操控她，谁知竟这样死了。她无法抽身，死神牢牢压住她，所以她才尖叫着，大喊，当你正值青春，却撞上一个老人死在自己身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被死神牢牢压住。

似乎没人知道哪个版本才是真的：死于下棋还是捉奸在床，是死得其所还是荒唐可笑；那个涉事的女孩不久后搬去了北方的阿克雷里，在那里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再也没有回来过。若是现在问她有关斯库利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事情已经太晚——不过，我们当然能让自己对象棋的故事深信不疑。

我和阿里见过关于这场比赛的描述，在我们周五去领工资的时候，奥斯伦把工资单交给我们，她是三兄弟中小弟的老婆，小弟被员工称作“一克朗”，负责公司的账目和财务。说起奥斯伦的丈夫，人们没什么好话，可她不一样，有时候人们叫她“一千克朗”——因为她的亲切与美丽。她大概四十岁，所以在我和阿里看来年纪大了点，就算没有老透，她的青春也在迅速衰退，而且她已经做了祖母，尽管如此，她也许是我们曾经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她像最美丽的形容词那样动人，像仲夏夜那样温柔，她很体贴，乐于和工人们聊天，甚至包括我和阿里这样的无名小卒，我们单调、木讷、笨拙且总是挨骂，她却饶有兴致地问我们生活的志向，她说我们应该接受教育，并且坚持下去，她说她很遗憾子女们完成义务教育后就辍了学。她说话的样子仿佛我们对她来说很重要，仿佛我们有能力贡献，而并非无用、平庸的人，最终泯然众人。

“一克朗”和“一千克朗”——这就是工人们眼中两个人的区别。和小弟不同，二哥受人爱戴，像一只胖乎乎的泰迪熊，他有工头的头衔，却喜欢和女人们厮混、胡闹，和她们聊天，缠着她们不放，谁也没有他懂得纠缠，他在这方面天赋异禀，但一旦轮到做决定的时候，他就溜之大吉；每遇这种场合，他就借口去买马球王子的巧克力威化饼，或是躲进奥斯伦的办公室。不过，大哥才是决策者，他虽然不管财务，但负责公司管理，一心扑在上面，早晨总是第一个到岗，傍晚最后一个离开。他很清瘦，牙齿很齐，从不高声说话，但总能让大家在闲聊和机器的嘈杂声中听见他的话。他不在场的时候，工人们叫他“铁人”，他疲惫的脸因为专注而显得僵硬，他似乎不需要任何休息，从不间断，从不落座，从不生病，也不请假，除去七月那三周，他和家人一起去了西班牙旅游。整个行程是他老婆安排的，他躺在酒店游泳池边的躺椅上，在烈日下喝得烂醉，连肌肉都纹丝不动，他老婆喝金巴利酒，读言情小说，和其他的冰岛游客一同观光、购物。

“一克朗”充分利用了大哥不在公司的时间，派工人们去修缮他的房子，陪他的孩子们踢足球，给他的私家车打蜡，我和阿里也分得了任务，去粉刷他的单户住宅，这座小房子是以公司的名义买下的，专门供他包养情人用，为了掩人耳目，不被他老婆发现，屋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他的情人只比我们大三四岁，长着棕色的杏仁眼，有一头乌黑的长发，优雅迷人又自信，在我和阿里粉刷房子的两周时间里，她没和我们说过一句话。在她棕色的眼睛里，我们压根儿不存在，为了她的懒觉，我们也不允许在上午十点半前露面，接着我们就要拼命干活儿，只在周五那天去冷冻厂领工资。从奥斯伦手里领钱，回答她诚恳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刚刷完房子的南墙，听完她丈夫和情妇欢爱时的呻吟。你今天话不多，她笑着说，今天她把一头棕发扎成马尾辫，看起来就像女孩一样，我们几乎不敢看她，不明白一个人怎能背叛这样的女人，去找别的乐子，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她笑得露出酒窝，眼角伸出三条淡淡的皱纹，阳光灿烂，天气温和，她穿着裙子和衬衫，她也许快四十岁了，并有了第一个孙儿，但依然很美。你们一直在刷墙，她说，不用打鱼，这倒是个不错的调节；你们刷了哪里，亲爱的？她看着我们问，用她明媚的笑容，用她的酒窝，用她晒黑的脸庞透出的亲切，我们该怎么回答呢？是的，你看，我们在粉刷你丈夫给他情妇买的房子，她十九岁，我们刷南墙的时候，他俩正在客厅的沙发上做爱，我们认为他丑陋至极，因为你如此善良与美丽，虽说你已经四十岁，当上了祖母。但遗憾的是，我们听着叫床声，很想从客厅的窗边偷看他们。我们都没和姑娘亲热过，你看，老实说，我们不太确定这种事要怎么干，也就是说，假如有机会，假如有人愿意和我们干点什么，我们也很怕闹笑话，但这不太可能，至少此生在地球上，在太阳系，在银河系不太可能，因为，好吧，看看我们的样子：乏味又笨拙的无名小卒！

她看着我们，右腿搭在左腿上，十分性感，像一只獐鹿或是某种庄严而骄傲的东西，她依然在微笑，手里盘弄着一缕棕色的头发，你们刷了哪里？我们太天真、太笨或是太愚蠢了，撒不了谎，因此我们缄口不言，一个字也没说，什么都没说，我们只是站在那里，像两条鳕鱼，我们看着她，一脸无助，当然，我们的表情无疑暴露出我们前面提过的东西，因为她的脸色变了，微笑消失了，死去了，随着她的亲切，她的明媚，她的少女气息，她在我们眼前迅速地衰老，她老了，屈服了，就像某种遭到这个世界背叛的东西。接下来的周五，二哥带着我们的工资来了，眼中带着古怪的表情，一言不发地把工资递给我们，我们两人看看对方，懂得了内疚也能啮咬一个没有过错的人。

请记住：现在依然是二月，夏天还要很久才会到来，我们并无任何过失，却背叛了，背叛了一个美丽的女人，看着她的生活垮掉，太阳裂开，世界变成一片人们称之为背叛的黑暗。现在是二月，她对这个住在小房子里比她年轻二十岁的情人一无所知，她也许猜疑过，账簿上一个神秘的条目，她丈夫难以捉摸的目光，他身上那股她闻不出的气味，都带着某种预兆，但她又把它推开，出于本能，这种本能就像有人去游泳却淹死在海里，有人点起灯却发现自己身在黑暗中；她压抑着这种猜疑，免得世界毁灭。生命缺乏公正，因此生存本能和懦弱之间的差别并不总是很明显。这是二月的一个早晨，铁托的心脏岌岌可危，微弱地跳动在《冰岛晨报》报纸的头版，在凯夫拉维克的某一个地方，雅各布搅拌着混凝土，他加了一些树脂来黏合混凝土，防止它们开散，防止它们被涂上墙以后或是用来固定护墙板后塌滑，这样它们就能保持完整，从而得到一个意义。他铲了很多沙子和水泥，混以定量的水，制成混凝土，只需加入少量树脂就够了，还不到一帽子混凝土的量，但是是黏合混凝土，保证它们上墙后不剥离、滑脱，只要一帽子树脂。雅各布把树脂丢进混凝土，有些犹豫，他看着这些原材料不断旋转，合为一体，看着树脂在混合物中消失。为什么把水泥、沙子和水合成一体，一个整体、一个单位、一个目的，竟如此简单，只要一帽子的量？这不公平，因为生命似乎很难协调，无论你去向何处，身在何地，这一生都将伴随着你。雅各布拿着树脂罐，想喝上一杯，也许他想到了阿里，想到自己喝粥看报纸时儿子脸上的神情，他抽着烟，假装去看别处。我的儿子，我的亲骨肉，我的儿子。他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抱着儿子的时候内心的喜悦，他看着他清澈的蓝眼睛想，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原因。我第一次理解了生命。而此刻，我第一次意识到万物都有其命定的轨迹。他记得自己当初的想法，我正站在这里，怀抱生命的目的。还有，生命如此美丽！从那以后，很多年又过去了。

大约三千年吧。

他抽着烟，假装去看别处，却通过眼角的余光仔细观察阿里的脸，他想，我不知道他内心的想法，压根儿也不明白他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意思，不明白他的感受和他对生活的态度。他倒空烟斗，突然想哭，这当然很荒谬，对他们父子来说都很尴尬，他急忙地把烟斗重新装满，表现出一副迫不及待想看报纸的样子，好像他真在乎那上面写了点什么似的，他一直在订阅那份该死的保守派报纸，这当然很滑稽，幸好他父母生前没有机会去读，但是论体育，没有哪份报纸能比它提供的报道更好、更详尽，阅读体育新闻，沉浸于数字、比赛结果和赛事描述的感觉好极了，甚至是如释重负，毫无疑问，在体育世界里从来不存在幸福或不幸的问题，只有胜利和失败。阿里把报纸推给他，那张报纸穿过他们中间的餐桌，他们中间的大西洋，穿过将他们分隔开来的太阳系。之后不久，他们两人都外出了，雅各布开车超过阿里，就在凯夫拉维克教堂前，人行道上有很多积雪，我和阿里沿着马路走，雅各布也不得不放慢车速，必须在结冰的路面上慢慢开，他在转弯的地方超过我们，离我们只有半米远，可他没和我们打招呼，没按喇叭，也没有微笑，没有摇下车窗，伸出脑袋说，嘿，祝你今天过得愉快，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一些带着积极和慈爱的话，因为言语能够轻易改善世界，改善生活。他沉默地开过去。也许幸好他没有摇下车窗，祝我们一天愉快或是说一些类似的话，他们晚上又会见面，会因此感到非常尴尬和担忧。此外，他正忙着调收音机，收听《美国佬》，对我们这些凯夫拉维克居民来说，这个节目简直是恩赐，因为有时候你迫切地需要听一首劲爆的流行歌曲，或是别的，总之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国家电台的语气生硬尖刻，广播员播报着埃夏山上的积雪、天气、冰岛克朗的价值和失控的通货膨胀，仿佛在这样寒冷昏暗的清早，这些东西能有什么法子帮你似的，当你开车经过儿子身边，车身差点擦到他，可父亲和儿子谁也没有挥手，谁也没有看对方一眼；这种时候，你绝对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通货膨胀、埃夏山上的积雪或者关于多春鱼捕捞禁令的消息。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美国佬》，雅各布想，他终于调好了收音机，可以收听节目了。美国广播员正坐在米涅斯荒原高高的荒地上，在风的疆域里，在潮湿和寒冷的国度里，冲着麦克风大声播报一些趣闻，仿佛他的工作职责就是专门展现自己的精力旺盛、激情四溢、无忧无虑、喜气洋洋，以此来抵消从这片荒野上吹向士兵们的消沉和难以忍受的单调，无论春夏秋冬。寒风暴雨似乎一下子从四面八方打来，要么就是暴风雪，盘旋在公寓大楼之间，像白色诅咒一样扑来。

米涅斯荒原和地狱有何不同？——美国人给新来的居民出了一个谜语，或者提了一个问题，随后他们才扬扬得意地说出答案，那些下了地狱的家伙真够幸运的，他们已经死了！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生机勃勃的《美国佬》，雅各布想。麦克风里播报员一边笑一边说，和一个漂亮姑娘跳舞真是愉快。有不愉快的时候吗？雅各布想，他笑了，跟随正在播放的歌曲哼唱，艾米·斯图尔特的《敲敲木头》，引爆纯粹的快乐：

你爱我的方式让人害怕

你最好敲敲，敲敲木头，宝贝。

敲敲木头，宝贝宝贝。这种东西完全不同于通货膨胀、埃夏山上的积雪、渔民关于多春鱼捕捞禁令新闻的愤怒，以及仿佛儿子是个陌生人似的开车经过他的身边所带来的沉重感。来吧，给我流行音乐，给我热门排行榜，来吧，哦宝贝宝贝，带走我心中的痛苦！

雅各布开车经过教堂，看见牧师在踢门，仿佛门让他受了伤，他有什么可抱怨的？他这样一个全心全意信仰上帝的人，也因此信仰生命的目的，信仰死后美好的生命，信仰爱情；这是多大的享受，多好的福分，更不用说他在室内工作，这样轻松，只需从《圣经》里引用几个段落，事实上一切都为他编写好了，没有脏乱，也从不需要冒着严寒，顶着刺骨的冷风和大雨在室外干活儿，永远都待在舒适如家的环境里，但就算这样他还是踢了教堂的门；人们究竟得索取多少东西才能生出一丝感恩之心？

雅各布把舌头伸进树脂里。他在工作中从不犯错，是个吃香的泥瓦匠，人很勤劳，所有他经手的工程都很完美，没有东西崩落、散架，似乎只是生活中的一切出了问题。他把舌头伸进树脂里；要是只用喝杯酒就能凑合过去，就能把握住一切就好了，要是快乐能从深渊中升起就好了，这样你就会因为活着而感到幸福。为什么，他一边想，一边把混凝土倒进独轮车，修复生活居然这样困难？假如一辆车抛锚了，你只需要打开引擎盖，检查一下发动机。但假如生活抛锚了，你能打开什么检查呢？

假如生活抛锚了，假如铁托的心脏衰竭了。我和阿里已经换上了工作服，工作日忙碌极了，加工室太吵了，我们没法过多地交流，也根本无法谈论铁托的心脏，更别说今天早上阿里喝粥的时候，在父子二人的沉默中做出的令人不安的发现；有关一种猜疑，我们是一个个容器，装满着标准化的思想。

九点三十分，咖啡时间，“西班牙尤利”和人称“功夫埃利”的埃利开着叉车差点三次把阿里撞倒，当时他正站在那里盯着地板，想找到合适的词形容翻腾在他心中的猜疑，它在体内抓挠着他，不让他有片刻安宁。他忘了时间和地点，忘了一切，忘了尤利和埃利正用他们最快的速度来来回回地开着叉车，也许开得还要再快一些，货叉上的大桶盛满了沉甸甸的鲑鱼。他们把车开出大门，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门都敞开着，寒冷的北风畅通无阻地吹进来，他们从货车上取下盛满鲑鱼的水桶，再冲进大门，车开得真像飞起来了一样，他们的身体贴着车喇叭，大家必须让路，他们有权占用这条路，不容置疑，他们的势头很猛，带着叉车和鲑鱼的重量和速度。阿里差点被车撞了三次，撞到了脑袋，我及时把他拉了回来。尤利冲着阿里大声叫嚷，我们听出了几个词，比如，“蠢货”“鳕鱼”，但埃利没出声，他只是贴着车喇叭。“功夫埃利”在凯夫拉维克以练习中国武术多年而闻名，他渴望开叉车，用货叉干活儿，那样仿佛是在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疯狂地斗争。

差点被撞倒三次。在冰岛，那些思考的人，想要弄清事实真相的人，常常被视作碍事的人。我们冲他们大喊大叫，经济利益将他们撞倒。差点被撞倒三次，第三次之后，又被三兄弟中的“铁人”大哥狠狠训斥了一顿，他在公司四处走动，暗中巡查，带着严厉的表情、憔悴的面庞和冷酷的目光，他很瘦削，背挺得很直，乌黑的眼睛光芒闪烁，让我和阿里想起多年前在童书中见过的印第安人：脚步轻快，像栖落的老鹰，飞翔的乌鸦，悄无声息地潜行，眼睛像鹰一样锐利。“铁人”像它们一样，没有什么逃得过他的法眼——谁在怠工，谁的活儿干得不够精细，谁的假休得太长；他什么都看见了，只有弟弟在账目上的疏忽与放纵他看不见，就算看见也晚了，等他有所意识的时候，公司的债务已经难以控制。不过幸好，事情最终有了解决办法；斯库利百万被一把火烧了，因为在冰岛，债务总是一流的燃料，只要数额够大就行。所有物品都付之一炬：机器、家具、叉车、挂在公司墙上镶了框的棋盘、工人们的橡胶靴子、咖啡机和橱柜里的饼干。但是请稍等，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遥远的未来。现在是一九八〇年二月，上午九点三十分，工间喝咖啡的休息时间，我和阿里尽量坐在靠近暖气的座位上，让我们冰凉的身体吸收一点热度，我们坐在不显眼的地方，却一直在观察、倾听。很难断定究竟男女哪种性别的人讲的荤段子更下流，空气中有一丝紧张感，某种东西在浓重的烟草气里颤抖，烟草气中还混有鱼下脚料的腥气。这里有七八个二十岁左右的机器操作工，平时他们会把鱼送去加工室，给女工们处理，或者取走加工好的鱼，他们把冷库里冰冻的鱼块分好类别，出口之前再拆分开，码放在货箱里。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几个都很威风，坐在最大的桌子旁边，散发出自信和荷尔蒙；他们是公司的贵族，“西班牙尤利”和“功夫埃利”算得上是加工室主要的大人物，可他们也不得不屈尊坐在机器操作工旁边；操作工们说起话来声音很大，不管你坐在哪里，他们都会向你发问：居尼，昨天你家的老婆娘让你爽了吗？埃利，你操格蕾塔的时候是不是用上了功夫？埃利，给我们亮亮你的功夫。埃利总是乐于展示自己的拳脚；他站起来，抬起右腿，仿佛它是个独立的器官，不连着身体似的，他对着空气踢腿，他的腿像棍棒一样摆动。在场的年龄十七岁以上的女人们，和男人们一起笑起来，咯咯地笑出声，摇头晃脑，或者让他们闭嘴，把自己的事拿出来逗乐，毫无保留：那你呢，居尼尔迪尔？今天感觉好吗？想不想坐我大腿？居尼尔迪尔，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有着一头红发，她又点了一支烟，呼出一口气回答道：“算了吧，亲爱的，谢谢你的好意，我的西迪昨晚喂饱了我，足够我消化两天了——你还是周四再问我吧。”

我和阿里坐在暖气旁边，在汹涌而来的冷冰冰的脏话里锤炼自己，打着瞌睡，轮流听着，不再因为怕被问到而惶惶不安，因为我们刚在这里工作不久；你们中间应该有个人，一个技工对加工室的女工们说，来调教一下这两个菜鸟；他们俩实在太嫩了，没操过姑娘，没抽过烟，没打过架，总之，从没做过任何带有“扌”的事——你们中总该有谁表示一点同情，趁休息的时间把他们带出去，教他们一两手，这是件好事儿，我敢肯定，时候一到，你们就跟上天堂一样爽。我和阿里坐在暖烘烘的散热器旁边，整个休息室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技工和年轻女孩们咧着嘴笑，女工们在微笑，尤利在窃笑，埃利发出一声嘶叫。他们肯定知道怎么脸红，其中一个女人最终说道，她的声音因为骆驼牌香烟变得有些嘶哑；他们是那方面的专家，她补充说，接着又点了一支烟。这话不假，她的朋友说，我想不起来还有谁的脸能红得这么好看。

我和阿里像囚犯一样坐着。我们的脑袋像着了火一样。大脑嗡嗡作响，甚至听得见突触在慢慢地烧断。我们的后背汗津津的，还有腋下、脸和脚趾。我们伸手去拿咖啡壶续杯，想借此掩饰隐藏自己的不适，但胳膊抖得太厉害，咖啡壶被一把拉过来，我们像受惊的动物，真想钻到桌子下面躲躲。所有目光都凝聚在我们身上。我们真想逃跑，让地板把我们吞掉，想站起来，跑到室外，在寒冷的空气中醒醒脑子，免得它变得更烫，免得它被烧化，我们想带着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记忆和所有平克·弗洛伊德的歌曲一起消失，跑出去拯救记忆，逃离羞耻和屈辱——不过有时候，逃避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帮了倒忙：它强化了屈辱感，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坐在那里，靠着散热器，脑袋像着了火一般，视线变得模糊，声音也听不真切，有一阵子，我们感觉自己轻轻浮起来，飘在上空，我们看得见自己火红的脸、灼热的脑袋和额头上的汗珠。唯一的安慰就是想到这一切总会过去；很快就会有人聊起别的话题，假如没有，至少咖啡总会喝完，大家不会没完没了地休息。对我们来说，唯一的补救、唯一的安慰和最后的一丝希望，都在于情况不可能更糟。这时，“西班牙尤利”兴奋地站了起来，看上去乐不可支，仿佛刚好想起什么滑稽的事，他指着阿里说，那家伙是个结巴！

嗯，好吧，情况更糟了。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因为一切总能变得更糟，只要有他人参与。

他的挑明，他的披露，让整个房间陷入了沉默，大家都盯着阿里，仿佛在等他开口确认，以便测一下音，我们察觉到了一屋子人的焦躁，人们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来吧，开口说句话，让我们听听你是怎么结巴的，快点，伙计，咖啡时间没多久了，让我们听听你的结巴，略微展示一下就好；总有事情让我们分心，新的事物，尝试新事物没有害处，因为随着每一天的流逝，我们的生命似乎进入了更为麻木的重复，上帝知道怎样结束，所以张开你的嘴吧，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结巴，谁知道呢，假如你做得得心应手，也许每天喝咖啡的时候，你都能结结巴巴地说话，它将成为你的专属时间，你会乐在其中，享受风头。

只要他能……一个机器操作工正开口说话的当口，恰好发生了三件事：他的一个好哥们儿，另外一个操作工站了起来，还有一个女人，可能是居尼尔迪尔——我们既看不清也听不清——说了几句话，那些话尽管听起来有些刺耳，却对我们有利，因为尤利坐了下来，样子非常窘迫，那个站起来的机器操作工走向我和阿里，坐在桌边说，哎呀，表哥，你总是在读书，我都听见了；你还有没有多的咖啡——我的已经喝光了。我和阿里一个字也说不出，心里满是感激，差点哭出来，不过我们把咖啡壶推给了奥斯蒙迪尔，这自然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站起来，替我们结围，奥斯蒙迪尔是这帮机器操作工的头儿，他们的老大；他说，哎呀，表哥，这样一来，整个餐厅的人都听见了，他的意思很明确，假如以后谁想来找我们的麻烦，得先和奥斯蒙迪尔过过招。哎呀，表哥，说完之后他还提了读书的事——你总是在读书——这话给了阿里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个读书的人，他一直在读书，这说明他是个古怪的天才，足以让大家把我们看作十足的书呆子，这两人虽然笨手笨脚的，却有着稍微放纵些的眼神：他们忍不住，他们总是在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