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在研究生“小说叙事研究”的课堂上，瓦尔特·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科夫》一文，一直是学生们的必读篇目。有时，我也会布置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本雅明的这篇文章，以俄罗斯作家列斯科夫独树一帜的创作为例，来阐述传统民间故事形式向现代小说过渡的历史进程。在本雅明看来，传统讲故事的人，是一个对读者有所指教的人，而现代小说则致力于寻找“生活的意义”。两种艺术形式的历史构成因素判然有别。

随着列斯科夫的文学地位在最近几十年里的急剧上升，他作品的中译本在国内已经不难找到。但本雅明所讨论的对象不限于列斯科夫，还涉及到其他的欧洲作家。比如说，在这篇文章的第十一小节，本雅明提到了一个名叫约翰·彼得·黑贝尔（Johann Peter Hebel）的德国作家，并扼要分析了这位作家“无可比拟”的名作《意外的重逢》。

然而，谁是约翰·彼得·黑贝尔？

这不光是我与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这个作品时偶尔会盘旋于脑海中的问题，也是海德格尔在一九五四年的讲演中，郑重其事向听众们提出的问题。这说明，即便是在黑贝尔的故乡德国，他的名字也差不多已经湮没无闻，不为人知了。

一年秋天，我的课堂上来了一位刚从德国访学归来的研究生，我遂请她担任这门课的课代表，并委托她帮着搜罗一下黑贝尔作品的中译本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大约两三个星期后，这位同学交给我两个黑贝尔的中译本，其中之一是“中德学会”于一九四〇年编辑出版的黑贝尔短篇小说集（杨丙辰译）；另一本则是作家出版社于一九五六年翻译出版的黑贝尔三幕戏剧《玛利亚·玛格达莲》（廖辅叔译）。

就在这两本书快要读完的时候，我在一次聚会上见到了北京大学一位从事德国文学研究的学者。黑贝尔，正是他博士学位论文所研究的对象。在那次聚会上，我一直缠着他问这问那，话题总也离不开黑贝尔，弄得那些不知道黑贝尔是谁的朋友们大为扫兴。最后，这位学者好心提醒我，我正在阅读中的那两本书，“很可能”不是约翰·彼得·黑贝尔的作品，而是出自另外一位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的笔下。这也是一位兼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于一身的大师级作家。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曾将他与歌德相提并论，并推许其为“伟大田园诗”的作者。如此说来，不论是我，还是学生们，能在国内找到的“黑贝尔”作品，大多都可以归入弗里德里希的名下。比如说，钱春绮所编译的《德国诗选》一书，选译的五篇诗作，都是弗里德里希的作品。

那么，谁是约翰·彼得·黑贝尔？这仍然是个问题。

我也曾写信向海外的几位学者朋友请教，有的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有的干脆对我的询问置之不理。二〇一三年，重庆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德语短篇小说经典》，两个黑贝尔的作品都被选入其中。但不知何故，本雅明所激赏的那篇《意外的重逢》，却没有收录。

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二〇一九年的六月。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了约翰·彼得·黑贝尔《莱茵家庭之友的小宝盒》的选译本，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收入了“企鹅经典”丛书，正式与读者见面，《意外的重逢》竟赫然在列。

至此，我们也终于有机会通过中译本，来领略一下这篇被许多人称为世上“最美短篇小说”的作品的大致风貌。

在瑞典的法伦，有一位年轻的矿工，一面亲吻着他美丽的未婚妻，一面对她如此表白道：“到了圣露西亚节（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我们的爱情将在牧师的手中得到祝福，并结为夫妻。”未婚妻带着甜蜜的微笑回答他说：“你是我的唯一和全部，离开你，我除了坟墓哪里也不想去。”

然而，他俩还没有来得及等到圣露西亚节那天，牧师还没有机会在新婚仪式上说“如果有谁反对这两位新人结成婚姻的，请站出来陈述理由”，死亡就站了出来。

有一天早上，小伙子穿着他那乌黑的矿工制服从姑娘的房前走过——矿工们总是穿着他自己的寿衣。他又一次敲响了未婚妻的窗户，对她说早安，然而他却没有机会对她说晚安了。

他再也没能从矿井里升上地面。

矿难发生的那天上午，姑娘因为无事可做，就系上了她为婚礼准备的黑色围巾。当她得知未婚夫死于矿难的噩耗之后，她把围巾取了下来，为他哭泣，并对长眠于地下的恋人念念不忘。

这就是《意外的重逢》这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在这篇不到一千五百字的精悍杰作中，几乎每一句话都值得读者细细咀嚼，反复推敲。

在年轻矿工向妻子表白的时刻，死亡的阴影就已经牢牢地罩住了他。而在未婚妻的答辞中，“坟墓”一词，读上去既像是轻描淡写，又带给人强烈的不祥之感。在上述那段文字里，我们想必会留意到，矿工们下井时，穿着乌黑的制服。叙事者唯恐读者忽略掉这个暗示中的死亡意味，又特意强调说，矿工们总是穿着他们自己的寿衣。小伙子向姑娘道了早安，却没有机会向她道晚安了。另外，姑娘在无聊中系上的围巾也是黑色的——它本来是为婚礼准备的，实际上却成了丧服的佩饰。

在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叙事者如此密集地强调死亡的将临，显得颇不寻常。

对于发生在这对情侣身上的不幸，现代读者通常会倾向于认为，这对年轻的未婚夫妇“运气”不佳——在婚礼即将举办的前夕，死神突如其来地拜访了他们，并带走了其中的一个。在这里，死亡或命运，呈现出了令人惊异的突然性。当然，这样来理解这篇小说的开头，似乎也没什么不对。可我还是坚持认为，作者黑贝尔在这个开头中向读者敞开的，绝非是命运的无常和死亡的突然，而是恰恰相反。死亡并不是一个未来的事物。它不是蹲伏于未来某处的庞大之物，等待着一个将我们吞没的机会。我想说的是，死亡总是先行一步。甚至在我们出生之前，它就存在着，与我们日夜相伴。我们与死亡的相遇，不过是回到了未来的“从前”。

生活在古代社会中的人，之所以能够视死亡为平常之事，坦然面对并加以接受，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自然之中，尚未与大地完全分离，仍能洞悉生存及命运的奥秘。在这里，黑贝尔通过他节制而冷静的笔触，试图向读者呈现的，恰恰不是死亡的戏剧性或无常，而是天地运行以及宇宙秩序的漠然与恒转不变。中国儒家学说很少使用“无常”这个概念，这或许是因为，在儒家看来，所谓无常，不过是“恒常”的一个不同的说法而已。

当然，天地运转和世间万物的恒定秩序，决不会因为一个年轻矿工的死亡而发生任何变化。时间也不肯为这对情侣的不幸停下它的步履。正如黑贝尔在诗歌中常说的那样，太阳忙碌了一天之后，就会把巡游天地的事务交给月亮。牟宗三也曾说过，人生好比坐火车。死亡仅仅意味着你不得不下车，而火车还是会径自向前，朝着它那无人知晓的目的地进发。

沉舟之侧，千船竞发。病树之前，万木争荣。

在那位年轻的矿工死亡后的五十年之中，世界和时间的车轮，依旧以它自身固有的惯性不紧不慢地向前滚动，编织着人类历史的基本经纬。

紧接着开头的这段文字，黑贝尔出人意料地这样写道：

与此同时，葡萄牙的里斯本城被地震摧毁，七年战争结束了，弗兰茨一世皇帝去世了，耶稣会被解散，波兰被瓜分，玛利亚·特利莎女皇去世，施特林泽被处决，美国宣告独立，法国和西班牙联军没能攻破直布罗陀。土耳其人将斯坦因将军关进了匈牙利的“老兵山洞”，约瑟夫皇帝也去世了。瑞典的古斯塔夫国王从俄罗斯手里夺取了芬兰，法国大革命引发了长期战争，利奥波德二世皇帝也进了坟墓。拿破仑征服了普鲁士，英国人炮轰哥本哈根。农民们播种又收割，磨坊主磨面，铁匠们敲打，矿工们在地下工场中挖掘金属矿脉。[约翰·彼得·黑贝尔：《意外的重逢》，收入“企鹅经典：小黑书第三辑”《一个可怕的故事是如何被一条普通的屠夫的狗公之于众的》，杜旻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

在《讲故事的人》这篇文章中，本雅明对黑贝尔这种别具一格的讲故事手法评论说：从未有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像黑贝尔那样，在一段编年史中，将个人的命运深潜于“自然流程的历史”中去，在其中，死亡日复一日地呈现。

我们不难发现，在《意外的重逢》这篇小说中，黑贝尔向读者陈列出了三种彼此关联却又各自向前、各行其是的历史、时间或道路的维度。首先是个人的命运和死亡。它如其所是地“从容”发生着，日复一日，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矿难导致的死亡事件，意味着个人时间的中止，个人道路的中断，个人历史的消歇。第二个维度，就是由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政治人物的命运所构成的“世界时间”或编年史进程。而第三个时间维度，则是个人生存以及世界历史得以建基的静默而广袤的大地或宇宙的律动，也就是本雅明所强调的“自然流程”，也可以被理解为老子所谓的“天地不仁”或“天地无亲”。

前两个历史或时间维度，为我们的日常经验所熟知。唯独最后一个，因其不可言说和无法撼动，我们通常对它缺乏感知，视而不见。不过，在黑贝尔美妙绝伦的故事讲述中，“静默的大地”所象征的宇宙恒常秩序，还是透出了些许“消息”：

农民们播种又收割，磨坊主磨面，铁匠们敲打，矿工们在地下工场中挖掘金属矿脉。

值得留意的是，这段文字紧接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之后，向我们敞开了一段伟大的寂静。以复数形式出现的各行各业的忙碌的人们，匍匐在大地之上，从事劳作或制作，使不可言说的“自然”或“大地”露出了它那无形的轮廓。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永不停息的劳作本身，将世界开启出来，让所有的事物各得其所，获得了自己的大小和快、慢、远、近，赋予广袤的世界以形式，让锁闭的大地得以涌现。在农人和工匠们的劳作面前，在静默、厚重的大地面前，由政治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所构成的那个世界史，亦陡然失去了它的重量，变得轻如无物。

就这样，黑贝尔将一个普通矿工的寻常死亡，镶嵌在了径自往前的世界历史之中，并由流水账般的“世界大事”，折返至由生生不息的劳作所开启的“自然流程的历史”，最后，通过农民们、磨坊主、铁匠和矿工的一一列举，让他的文字再次聚焦在寻找金属矿脉的矿工身上，从而让故事回到了它的起点。奇妙的叙事跌宕有致，流水无痕。

这位不知名的矿工虽然已经死亡多年，但他的命运并未就此终结。而对于那位终身寡居的未婚妻来说，被中断的婚礼，仍会以出人意表的方式，最终得以完成。

在矿工罹难五十多年后，具体来说，到了一八〇九年的圣约翰节前后，法伦的矿工们在试图打通两条竖井之间的地下甬道时，在距离地面大约一百五十米的矿井中，挖出了一具年轻的尸体。至此，时间或命运又一次重现了它那残酷而凄美的不对称性——在绿矾水（铁硫酸）的保护之下，小伙子竟然毫发无损，英俊的面庞栩栩如生，仿佛才刚刚死去了一个小时，又像是在井下劳作的间隙“打了个盹儿”。而当年美丽的未婚妻，如今已变成了一个满脸皱纹、拄着拐杖的老妪。

对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丈夫并依靠回忆过活的未婚妻来说，五十多年的光阴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或许像天老地荒那么漫长。因为当恋人死于矿难之后，时间已经终止。她在余生中唯一可做的事，就是静静等待自己的死亡。另一方面，望着小伙子年轻的面庞，她又觉得两人分别的时间，只相当于一个小时，或不到一个小时；她意识到，大地只是把她心爱的未婚夫扣留了一小会儿，又以它那无量的慈悲，一转眼还给了她。

在小说的开头，期待中的婚礼，弥漫着死亡和葬礼的气息；而到了小说的结尾处，葬礼又重新变回为真正意义上的婚礼。当闻讯赶来的老妪，跪倒在恋人尸体前的时候，“她心中的喜悦胜过了悲伤”。

年迈的未婚妻让矿工们将恋人的尸体抬进了她的小屋，“仿佛这具遗体是她一生中拥有的唯一东西”。当教堂边的墓地挖好之后，她从一个小箱子里拿出了那条原先为婚礼准备的、镶着红边的黑围巾，系在了脖子上，并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将恋人的遗体送入墓穴，并期待着不久之后的再次重逢。

《意外的重逢》只写了两个人物：年轻的矿工和他的未婚妻。小说实际上也只叙述了一个单纯而具有寓言性的故事，即矿工与未婚妻的分离与重逢。除此之外，两个主人公的过往经历、性格、生活境况、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一概被省略了。虽然只有两个人，虽然他们未及成婚即阴阳永隔，但两人所构成的世界，仍可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家”。因此这篇小说所描述的与其说是爱情，还不如说是将两个人联结在一起的婚姻及其命运；与其说是个人意义上的生死，还不如说是建立在大地之上的“家”所发出的特殊光芒。了解这一点，对我们理解黑贝尔作品的真正寓意十分重要。因为，青年矿工作为一个深埋于地下长达五十年的“死者”，由于“家”的存在，他仍然是有命运的。

随着矿难的发生，矿工的生命终结在一个命运安排的瞬间。他不可能知道自己死后的世界，还有向前延展的历史进程。但如果有那么一个异想天开的人，执意要想了解自己死后的世界，或者说，提前知悉没有自己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自己预先变成一个活着的鬼魂或幽灵。

这正是美国作家霍桑在他闻名遐迩的小说《威克菲尔德》中讲述的故事。

与约翰·彼得·黑贝尔一样，霍桑在这个作品中也构建了一个只有两个人的最小化家庭世界。夫妻二人既没有子女，也没有亲属和其他社会关系。伶俐的女仆和邋遢的小听差，也只是在不经意中被提及。最重要的，夫妻二人也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分离与意外的重逢。

霍桑长年生活在美国的小镇上，但故事发生的地点，却被刻意安排在了十九世纪的伦敦。

人到中年的威克菲尔德，是一个既忠厚又慵懒的“好人”，但多少有点儿冷漠与孤独。十月里的一个黄昏，威克菲尔德一手拿着雨伞，一手拎着旅行袋，突然没有任何理由地与妻子告别。他只是说要搭乘夜班车到乡下去，当晚不会返回家中。他计划在乡下耽搁三四天。妻子默默地把手递给他，接受了他临别前的一吻。丈夫离开时，顺手带上了房门，但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又把门推开了一条缝儿，将他的脑袋伸了进来，朝妻子狡黠一笑，随后就不见了踪影。

很多年后，时间把这个独自在家的可怜的妻子变成了“遗孀”之后，她唯一能够记住的，就是丈夫临出门时的微微一笑。

在黑贝尔的笔下，分离源于突发的灾难和死亡，而在霍桑的作品里，分离不过是出于人为的“灵机一动”。就连威克菲尔德本人，似乎也弄不清楚，自己为何要这样做。

其实，威克菲尔德并没有走多远。他既没有去乡下旅行，也没有找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躲起来。他选择了一个离家不远处的小旅店，隐居在自己家近旁的一条街上。在中外文学史上，记述“隐居”生活的作品数不胜数，但从未有一个作家，让笔下的主人公隐居在自己的家门口。按照威克菲尔德秘而不宣的设想或计划，他本想在自己家附近躲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看看没有自己的世界，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事。问题是，事情随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根本转折——他在紧邻自己家的那个旅店中，一待就是二十年。

我们必须留意的是，在威克菲尔德荒唐的行为背后，离别或时间本身，对夫妻二人显现的意义完全不同。对威克菲尔德而言，在他一再推迟回家的延宕和犹豫不决中，二十年的时间，只不过意味着与妻子分离了“一小会儿”。或者说，他只是在旅店的床上“打了个盹儿”；而等待丈夫回家的遥遥无期，混杂着猜测、焦虑、悲伤、思念与绝望的企盼，足以将妻子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寡妇”。

在隐居期间，威克菲尔德的脑子里只想着这样一件事：他想要看看，对于自己的不明缘由的“消失”，熟识的邻居和朋友们都会有怎样的反应。再有，他也很想知道，在没有他的世界里，妻子是如何生活的。因此，他时不时地像幽灵一样，悄悄潜回自己的家门外，在暗中察看妻子的一举一动。

在他“失踪”后的第三个星期，他发现一位药剂师走进了他的家门。又过了一天，他看见一位医生应邀前去给妻子治病。很显然，妻子因为不安和过度的焦虑，身体出了状况。威克菲尔德的思绪中，也曾闪现过妻子死亡后葬礼的画面，但他仍然拒绝回家。这说明，他自恋、冷酷、深不可测的好奇心，已远远超过了他对妻子安危的担忧。

从那以后，威克菲尔德照例戴上了他那用来化装的红色的假发，穿上五花八门的新服装，着了魔似的围着自己的家转悠，但一次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由于内心的愧疚，也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他对妻子的感情不减反增，对她仍一往情深，忠心耿耿。而妻子在熬过了最初的焦虑和痛苦之后，开始逐步接受了丈夫的失踪的事实，在内心将他定义为一个下落不明的“死者”，并渐渐把他淡忘。

十年后的一天，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这对久别的夫妻，终于在伦敦街头迎面相遇。那时的威克菲尔德，早已经变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目光无神且游移不定的老人了，而他的妻子也成了一个体形臃肿、老态龙钟的老妪。她手里握着本祈祷书，正在走向教堂。长期的寡居生活，在她脸上留下了顺从命运、无欲无求的宁静。他们擦肩而过时，拥挤的人群发生了小小的拥塞，她的胸脯顶住了威克菲尔德的臂膀，手指相触。他们面对面站定，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随后人潮退去，两人被各自卷开，寡妇恢复了原先的步态，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仍旧朝教堂走去。当她走到教堂门口时，忽然站住了，回过头来朝大街上投去深感困惑的一瞥。

这一意外的重逢，显然让威克菲尔德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回到隐居的旅店，插上门，扑倒在床上，激动地喊道：“威克菲尔德，威克菲尔德，你疯啦！”

在那一刻，百感交集的威克菲尔德，心里到底想到了什么，作品并未交待，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作者霍桑透过叙事者，对威克菲尔德当时的境况作了这样一个总结：

威克菲尔德不是死者，因此无法得到死人们的认可；他与世隔绝，但还算不上一个隐士，因为他与周围世界仍然维持着单向度的联系；他活在人世间，而且身居闹市，但从他身旁卷过的人流均对他视而不见；他更不是一个丈夫，虽说与妻子的婚姻关系从未解除，虽说他在自家门前朝妻子窥探时，仍能看见她，看见炉膛里熊熊的火光，但他却无福领受妻子的爱情和家的温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威克菲尔德是一个丧了家的孤魂，但丧家的原因并非外力的作用，而是出于他自己也无法说清的神秘力量。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浪漫主义文学脉络里，霍桑提前宣告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不用说，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熟悉并置身其中的世界。

幸运的是，威克菲尔德尽管举止乖戾，行为怪异，但与我们所不同的是，他仍是有命运的。世界或社会的齿轮互相咬合着往前转动，威克菲尔德鬼使神差地离开了自己的位置，他仍然有可能重返那个环环相扣的“世界体系”。尽管丧家这件事，真真切切地发生了，他仍能像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一样，幸运地重返自己家中，与妻子重逢。

在离家二十年后，威克菲尔德于一个大风乍起的秋天的傍晚，在一阵急雨中，拎着旅行袋，朝自己的家走去。我们自然不会忘记，二十年前，威克菲尔德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出门时，也是一个秋天的黄昏，时间完成了一个首尾闭合的圆环，仿佛再次回到了它的起点。

他看见自己家的炉火泛着红光，天花板上映照出了妻子那肥胖的姿影。她的帽子、鼻子、下巴以及浑圆的腰身，织成了美妙的漫画。伴随着忽上忽下的光影，他的妻子正在跳舞。我们不知道，威克菲尔德在踏进家门的那一刻，有没有找到自己处心积虑想要寻求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没有他的世界里，这位老妇生活得十分愉快。

最后，门开了。威克菲尔德走进了自己家中，给了妻子一个暧昧而狡黠的微笑，似乎在向惊愕万状的妻子表达问候：我回来了。

在黑贝尔发表《意外的重逢》的一八一一年，远在美国新英格兰的霍桑只有七岁。黑贝尔于一八二六年去世之后，霍桑又活了三十八年。虽说霍桑只比黑贝尔小了四十几岁，但他生活的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变化。

在《意外的重逢》中，个人、世界与大地所构成的关系依旧稳定。在这个世代沿袭的结构关系中，由婚姻缔结的家庭，仍然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中枢。虽然遭遇不幸，但年轻的矿工仍处在命运的光晕之中。而到了霍桑写作《威克菲尔德》之时，家庭关系本身已经出现了裂璺。人被大地和自然所护佑的时代，正在向无命运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时代跃进。

在霍桑的一生中，他无时无刻不在为这个新出现的个人主义时代忧心忡忡。随着诸神和上帝的远遁，大地本身已处于锁闭状态。在博尔赫斯看来，威克菲尔德固然最终完成了归乡或归家的旅程，但霍桑的这个作品已经预告了卡夫卡时代的来临——这是一个尼采所揭示的“无家可归”的时代，当然，这也是詹姆斯·乔伊斯和加缪的时代。

因此，在黑贝尔与卡夫卡之间，霍桑成了一个中间环节。

原子化时代的个人没有任何命运。卡夫卡笔下的那位饥饿艺术家的生存与末路，准确无误地阐明了这一点。这位离了家、孑然一身的艺术家，靠表演饥饿为生，最后得到的乃是一个“无”——他那濒死的肉体连同赖以栖身的干草，一并被人草草埋葬。

如果说，表演饥饿也算是一种技能的话，这种谋生的技艺，并非来自严格的忍饥训练，而是源于他那被施加了魔咒的天性，那就是对生存（进食）本身的自愿弃绝。

正如前文所谈到的那样，在黑贝尔的笔下，一个死者也还是有命运的。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在遥远的过去，一个普通的农妇都是有命运的。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他借助梵高的一幅画，透过一双被穿坏了的农民鞋，充满诗性地描述了命运在农妇身上的显现：

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民鞋里，聚积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这器具属于大地（Erde），它在农妇的世界（Welt）里得到保存。[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这个农妇的世界，也是黑贝尔通过民间故事所记述的生活世界。现如今，这个世界正在被我们遗忘。关于当今时代个人生存的“无命运性”，德国浪漫主义者戈特弗里德·贝恩用戏谑的口吻如此讥讽道：

不再有任何命运，命运女神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那里，作为女经理安顿自己……[参见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卫茂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在《威克菲尔德》的结尾处，叙事者对这篇小说的寓言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有点画蛇添足的总结：

在这个神秘世界表面的混乱当中，其实咱们每个人都被十分恰当地置于一套体系里。体系之间，它们各自与整体之间，也都各得其所。一个人只要离开自己的位置一步，哪怕一刹那，都会面临永远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纳撒尼尔·霍桑：《霍桑短篇小说选》，黄建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霍桑或许已经看到了他所处时代的一个令人忧虑的事实——每个人都必须在高度组织化、编码化的结构或体系之中自行设立自身，且有随时被这个体系无形齿轮甩出的危险。威克菲尔德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尝试着向外跨了一小步，最终又成功地缩了回去。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已不再拥有这份幸运。他们成了漂浮于世界上的幽灵。

瓦尔特·本雅明在论述卡夫卡创作时，曾对卡夫卡的生活时代进行了这么一番概括：

没有谁在这个世界上有自己固定的居所，以及固定的、不变的外观。没有谁不处于盛衰沉浮之中，没有谁不与敌人和邻居交易品性，没有谁不是韶华已逝却仍未成熟，没有谁不是在漫长生存之旅的起点便已精疲力竭。[瓦尔特·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收入文集《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李茂增、苏仲乐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

黑贝尔于一七六〇年出生于巴塞尔，这片地域与德国南部由黑森林、费德卡尔山脉以及莱茵河畔的“草地河谷”连成了一体。成年后的黑贝尔一直生活在卡尔斯鲁厄，直至去世。他用方言写成的《阿雷曼诗歌》以及故事集《莱茵家庭之友的小宝盒》，无不充满了对家乡深切的渴慕与眷念。

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黑贝尔是一个如月亮般的，在黑暗中保持清醒的守夜人。他那最质朴、最明亮，同时也是最具魔力和最深思的语言，守护着大地的最后秘密。

这个秘密在卡夫卡那里，就成了时常被他的主人公所忘却的“乡村气息”；而在霍桑那里，它是起居室的火炉所发出的温暖之光；在黑贝尔伟大的“小宝盒”年历制作中，它毫无疑问就是被乡愁浸透的家园。而乡愁，借用诺瓦利斯的话来说，正是现代意识或现代哲学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