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后成师（曲沃桓叔）、曲沃庄伯及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经过长达六十七年的征战，终于在公元前678年攻入晋都城，击败晋侯缗。曲沃武公由此成了晋国的新主人，并位列诸侯，完成了由曲沃小宗取代翼城大宗的历史过程，史称“曲沃代晋”。

晋武公之子晋献公亦为一代英主。

在清人顾栋高看来，晋之初封，不过太原百里之地，其后献公不断扩大地盘，相继灭掉了耿、霍、魏等周边十六国。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当为伐虢灭虞之役。经此战后，自渑池以东，崤函四百余里，尽虢略之地，晋之得以西向制秦。秦人抑首而不敢出者，以先得虢地扼其咽喉也。可以说，正是晋献公近乎疯狂的开疆拓土，为此后的经营中原，迫逐戎狄，成就晋国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晋献公在外能征善战，杀伐果决，固为一世雄主，但对于国内事务，尤其是门闾闺阁之事，愎谏违卜，昏聩荒淫，被宵小妇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愚痴如婴孩，并终身不悟，为身后的祸乱埋下了种子，令人唏嘘。

按照《左传》的记载，晋献公初娶贾女，未能生子，后与父亲晋武公的小妾齐姜私通，生下了一双儿女，其女后来成为秦穆夫人，其子则为太子申生。接着，他又从戎狄之地娶来二女，大戎生重耳，小戎生夷吾。再后来，在征伐骊戎时，骊戎的国君将女儿骊姬嫁给了他，生下了奚齐，随同骊姬陪嫁而来的妹妹，为他生下了卓子。

照理说，在这样一个等级秩序和权力结构中，作为后来者的骊姬，就算她心里有什么弑夺篡逆的想法，也只能是想想而已。要想越过素有仁孝之名的太子申生，连续除掉重耳、夷吾等“群公子”，让自己的儿子奚齐改立太子，并成为一代国君，似乎很不切实际，也可以说，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骊姬有的是过人的耐心以及缜密深隐的智谋。

她的第一个步骤是，放逐群公子于边鄙之地，唯独将自己的儿子奚齐和妹妹的孩子卓子留在都城。但问题是，如此夷灭人伦的荒谬之事，晋献公会接受吗？

《左传》是这样来描述这个事件的：

骊姬嬖，欲立其子，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场无主，则启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国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晋侯说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二五卒与骊姬谮群公子而立奚齐，晋人谓之“二五耦”。

这段文字言简而义丰，且多用省叙，值得仔细推敲。骊姬平常深得晋献公宠溺，但她并未恃宠而骄，任性妄为。她考虑得最多的事，是如何在达成自己愿望的同时，将个人的意图完全隐藏起来，从而彻底地“置身于事外”。

她贿赂了两个名叫“五”的外嬖，即梁五与东关嬖五，让他们从外部入手游说，不停地在晋献公面前旁敲侧击。用日本学者竹添光鸿的话来说，这叫“机深用微，假手于人，而几微不露”，谋事在己，而一字不出于己口。从时间上来说，“二五”之劝说晋献公，殆非一日。在面对如此重大的人事安排时，君臣之间想必也有过一番问答，《左传》皆作了省略。不过，从“使俱曰”三字来看，“二五”之游说，亦必有先后与反复。

另外，谗言以庄言出之，藏私欲于忠信箴劝，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不由得献公不信。家国宗社与边境军事重地，由亲子二人镇守，拱卫都城，语极深雅堂皇。

最后，“旌君伐”与“晋之启土，不亦宜乎”二语，为好大喜功的晋献公所乐闻，可谓正中晋献公的心坎。

因此，在整个事件的实施过程中，不唯晋献公不察骊姬之谋，就连居守曲沃的太子申生，前往近秦之地蒲城的公子重耳，远戍近翟之地“南北二屈”的公子夷吾，恐怕都会如堕雾中，不明所以吧。

太子申生的最终被废，在献公命他亲帅下军，伐耿灭霍时，即已见出端倪。自古太子为储君，君在外，太子监国，奉祭宗庙；如跟随国君征战，太子当为抚军。至于统兵打仗，那是国君与正卿的职责。

此前已有太子被迫离开都城，远徙曲沃之事，现在太子随父出征，分率下军，晋大夫士蒍已经看出申生终不得承继大位，遂私下劝他，不如模仿吴太伯之奔吴地，主动让位逃走，这样既有令名，又可以远祸。士蒍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如果太子得立，则为国君；如果被废，则罪至身死。中间并无任何回旋腾挪的余地。太子申生不听。

随后，晋献公又命太子单独领兵，攻打东山皋落氏。这一次，重臣里克对晋献公进行了一番劝谏，认为国君的行为，违反了“君之嗣適不可以帅师”的古制。而献公的答复是：“我有好几个儿子，还不知道立谁为君呢。”至此，废立之事，更趋于明朗化。

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骊姬始终没有露面——好像事情自然而然就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但她四处奔忙的身姿，却又影影绰绰，无处不在。到了晋献公欲改立奚齐为太子而举棋不定的节骨眼上，骊姬这才亲自出面，一击而致命。

她联络宫中大夫，以所谓的投毒谋反事件，构陷太子申生，并将公子重耳和夷吾一并牵连其中。得知太子申生于新城自缢身亡的消息之后，晋献公随即派兵攻打蒲、屈，急如星火，刻不容缓。公子夷吾奔梁避难，而重耳也踏上了长达十九年的逃亡之路。

《左传》第一次提及公子重耳，兼述晋国漫长内乱的端绪，是在鲁庄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666年。至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专文重述公子重耳之逃亡始末，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左传》间或述及重耳及群公子被难之事状，语极精审，且多追叙、预叙、插叙和补叙，或简或繁，或详或略。线索既杂，头绪既多，事件之枝节亦颇芜杂，其间又掺秦、齐、楚、郑等诸侯之事，虽说草蛇灰线，主次有别，然终不免头绪纷乱，淆人眼目。因此，到了鲁僖公二十三年，作者遂以罕见之篇幅，浓墨重彩地总述重耳在外十九年的行踪，由头至尾，备述无遗，皴画点染，波澜壮阔。

重耳自狄适齐，先后辗转八国，重返故乡的经历，《左传》的记述张弛有度，生动绰落。每次重读，未尝不击节赞叹。

竹添光鸿对《左传》叙事的评价只有三个字，叫作“微而显”。微者，记事之净省简朴，不动声色也；而所谓显者，藏大义、情感、褒贬于字里行间，意深而旨远也。范宁在《春秋榖梁传序》中，对《左传》行文的评价也只有三个字，叫作“艳而富”。所谓艳者，盖谓生花妙笔别致奇崛也；而所谓富者，则是指历史事实的搜揽考辨，宏阔详备也。方苞认为，《左传》的叙事之法，在古无两，远非汉唐作者所能望其项背，殆非虚誉。而魏禧则将“重耳之亡”这段锦绣文字与《史记》信陵君传相提并论，谓之“双美”。然而，在我看来，左氏之文的质朴雄浑与精妙绝伦，虽《史记》亦不能及也。

重耳奔狄，事在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其时重耳十七岁。

他在狄逗留了十二年，至离狄而再度流亡，已近而立之年。那么，重耳在蒲城之时，面临寺人披雷霆万钧的追杀，不得不去国远遁，他为何不择秦、齐、楚等大国而栖，独奔北方之狄呢？我想或许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狄戎是重耳的母邦，与晋同为姬姓之国，其接纳逃难公子，当无疑问。再加上事出不备，奔狄或许是重耳在情急之下的本能选择。其实重耳的兄弟夷吾在出逃时的第一目的地，也是狄国，只是重耳奔狄在先，夷吾再去，就落了后手，不得已之下才改投梁国。

第二，狄处太原西北，距晋不远，且狄之政治外交相对独立，民情风俗，与中原各国判然有别，与晋之政治联系相对较少。如果晋想要追杀他，也无法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贿赂或交换。

第三，重耳出奔之时，其父晋献公仍在世，风雨飘摇的国内情势如何演变，尚需冷静观察。因此，蛰伏于北方戎狄之邦而远离中原之地复杂的政治纷争，养其锋锐，实为以静制动的理想选择。

后来的事情也验证了重耳判断的准确性。夷吾即位后，并未忘记重耳这个心腹大患，苦于求取无门，也只能再次派出寺人披越过国境，去狄国实施暗杀。而重耳在狄国国君的周密保护之下，让寺人披无功而返。

公子重耳离开狄国的时间，是鲁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此前，晋献公已死，奚齐初立即为晋大夫里克诛杀。秦穆公纳夷吾（惠公）于晋，重耳原本希望借助秦国的力量帮助自己回国的愿望已经完全破灭。

他决定先到齐国去碰碰运气。

从狄至齐，得路过卫国。卫文公在国内虽说也算得上是个贤明之君，但重耳在路过卫国时，文公不仅不给予礼遇，甚至让重耳一行沦落到“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的地步。这多少有点让人不可理解。

明代学者魏禧在总结重耳流亡经历时曾说，重耳所经之地，凡有称霸之心的大国，都无一例外地给予了很高的礼遇，而像曹、卫、郑一类的小国和弱国，则往往轻慢不礼，冷眼相待。究其原因，弱小之国处于大国争霸的夹缝中，动辄得咎，自保且不暇，自然谨小慎微，不愿意无端生事。而强大之国目光深远，常着眼于未来，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就算以后未必用得上，也每每倍加留心，不肯轻易放过。卫文公为一兢兢业业的自守之君，眼光不越四境，其不纳重耳，视若无睹，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当时的齐国，在一代雄主齐桓公以及足智多谋的管仲的经略之下，方称霸中原，其国力与影响力均已达极致。因此，重耳抵达齐国时，受到了齐桓公隆重的接待，当为自然之事。齐桓公妻之以女，送他马二十乘。重耳在齐国晏安既久，俨然已有在此终老的念头。不过，桓公之末年，齐国也发生了篡逆惨剧，诸侯陆续叛齐，新即位的齐孝公眼见得指望不上，重耳还得继续上路。

他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已生出争霸之心的宋国。重耳自齐适宋，途经曹国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他切齿痛恨之事。曹共公不知从哪里听说，重耳腋下的肋骨与常人不同而连成了一片，便忽发奇想，要在重耳洗澡的时候一探究竟。他果真就这么做了。这对重耳来说，自然是奇耻大辱，可谓是无礼之极。好在曹大夫僖负羁的妻子是个明白人。她一眼就看出重耳以及护卫在他左右的随从均非等闲之辈。她提醒丈夫说，假如重耳归国成了霸业，必会首先报曹共公的无礼之仇，不如给自己留个后路。于是，僖负羁在送给重耳的晚餐中悄悄地塞进了一块玉璧，以表明心迹。落难中的重耳“受餐还璧”，表面上不卑不亢，不动神色，但在心里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向他示好的人。

《左传》中有关重耳适宋的记载，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但根据其他相关史料的记载，宋国的大司马（也是宋襄公的堂兄弟）公孙固，私下里对跟随重耳的狐偃说，宋是小国，刚刚与楚人战于泓水之滨而败北（事在鲁僖公二十二年），眼下的实力，不足以协助重耳返国，劝他向更为强盛的大国求助。宋襄公虽然愚暴可笑，然而在国事颓唐之际，仍然待重耳以礼，并致厚贶，重耳自然也无话可说。

他只得继续向南而行。

他在过境郑国时，虽有大夫叔詹的力谏苦劝，郑文公仍然对重耳不予理会。重耳于是来到了足以改变他日后命运的楚国。

据《晋语》记载，重耳到达楚国之后，楚成王并未按照落难公子过境的寻常礼遇来对待他，而是享之以国君的“九献之礼”，且“庭实旅百”。这说明，楚成王作为雄霸一方、且国势蒸蒸日上的君主，不仅有识人之敏，眼光独到，甚至对天下大势未来的演变之迹，已了然于胸。他与重耳刚一见面，就单刀直入地问他：

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榖？

此话虽有些突兀，但言辞间藏有多少腹内乾坤！重耳自然也深知此中关节，遂以囫囵之语答之：

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

这句话说得十分谦抑、坦率，且带有恭维之意。他将问题还给了对方，意在搪塞拖延。可楚成王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而是重申前问，步步进逼：

虽然，何以报我？

楚成王的再次逼问，绝非寻常的闲话或玩笑。《左传》妙文，往往于此类看似平常的言语中见出险绝奇崛，颇可细细玩味。考之当时天下情势，晋之拓地日广，西逼秦城，东轶齐境，国势渐盛；而楚国自南迁荆山之后，经营有年，于周边小国，鲸吞蚕食，其势力范围已达至中原，诸侯各国之畏楚，已非一日。郑与陈、蔡等国，皆有依附之心。日后晋、楚争霸之局面，已宛然可见。英雄晤对，双方的心迹深机，昭然若揭。在对方的两次逼问下，重耳若继续装聋作哑，一味地虚与委蛇，饰情匿智，就有欺人以愚之嫌。故而，重耳决定不再藏头露尾，索性将问题直接挑明：

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

在此番言辞中，重耳对天下大势的判断，其过人的见识和胆气，言辞之锋芒，均跃然于纸，可谓英气勃发。从修辞上来说，楚成王之一问再问，重耳之一答再答，颇多跳脱，互不连属，既出人意表，又暗流涌动。“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八字，于不经意间，陡然出之，其耸人心目之犀利，自不待言。楚成王本人听了重耳的表态之后如何反应，《左传》没有交待。但紧接着下文的“子玉请杀之”一语，足以看出当时情境之森然可畏。

至于楚成王送重耳至秦的原委，《史记》的记述，显然更为详尽。楚成王在送重耳去秦国的前夕，曾温语以慰：“楚远，更数国乃至晋。秦晋接境，秦君贤，子其勉行。”英雄相惜之意，殷殷叮咛之情，溢于言表。

根据《晋语》的相关记录，楚成王送重耳至秦，实因秦穆公之召。

当初，秦穆公送夷吾返国，本有深结之意，怎奈夷吾归国登上大位之后，一反常态，不仅不念旧恩，反而处处与秦国为难。晋遇饥荒，秦穆公慷慨救援，他派往晋国的输粮船队，从秦之雍城，至晋之国都绛城，连绵不绝，史称“泛舟之役”。可等到秦国遭遇饥荒，派人到晋国购买粮食时，夷吾竟然一口拒绝。随后秦晋反目成仇，至韩原之战，刀兵相加，秦穆公对夷吾早已完全绝望。鲁僖公二十二年，作为人质滞留于秦都的太子圉，撇下秦穆公的爱女怀嬴，私自逃回晋国。到了这个时候，秦穆公才想起了远在楚国、素有贤名的公子重耳。他派人招纳重耳，也就不难理解了。有人据此评价说，公子重耳最终得以返国，实由惠公（夷吾）、怀公（圉）父子的恩将仇报、目光短浅、反复无常所促成。

重耳抵达秦国后，秦穆公宴请他的盛况，与处于荆蛮之地的楚成王完全不同。《左传》的行文，至此又一变。两人相见之时，重耳赋《河水》，穆公赋《六月》，饮食宴乐，一派其乐融融的春日之景。

据今人杨伯峻的考证，《左传》记述赋诗之例，即从此始。

重耳离狄之时，最属意之国，当然是秦。碍于当时的政治和外交形势，赴秦而不能，不得已乃游历他国。自狄过卫而适齐，去齐而经曹、郑乃及宋，由宋至楚而之秦，历八国而回到了原点，终得返国还乡。他的行踪，在中原大地上画了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圈，其命运鬼神不测的跌宕起伏，自《左传》问世以来，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较之于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返乡之旅，有更多曲折绮丽、波诡云谲的人间风景。

用楚成王的话来说，重耳在外十九年，险阻艰难备尝，民情真伪皆知，其最终得以归乡，既赖人力，亦有天命。

《左传》中的历史事件，纷繁复杂，纵横交错，作者杂用铺陈与点画之法，皴画渲染、细笔勾勒，各臻其妙。叙事之草蛇灰线，首尾完具，事无巨细，各得其所。“重耳之亡”这篇文字，固然是述史记事之作，亦是在为重耳作传。在塑造人物方面，其笔法之精湛，尤足称奇。在描摹、刻画人物时，作者善用烘托、映射之故技，有正笔，有陪笔，或写实，或写意，疏密相宜，致使文章生动别致，摇曳生姿，令人叹服。

重耳雄姿英发，颖悟聪慧，识见超拔，志向远大，更兼文而有礼，言辞富有才辩，律己甚严而宽以待人，所有这些方面，《左传》都作了正面的描述。但对于重耳形象或性格中的诸多弱点和瑕疵，作者也未轻易放过，可谓一笔不落。比如重耳之易于生怒，好色而贪图晏安，延宕、胆怯而多疑，乃至于孩子气的任性，《左传》亦多所着墨。

揣摩《左传》的叙事，重耳固为一时之豪杰，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个人”。重耳屡历险境而终能逢凶化吉，否极泰来，也不是个人意义上的成功。在春秋时代，“人”这个概念，绝非当今社会单纯的原子化个体，“人”的后面有“群”，“群”的后面有“礼”，“礼”的后面有“时”或“势”，时势之外，亦有天命。

公子重耳之“传记”最终得以完成，在背后始终不离不弃地追随他的“从者”，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重耳在游历八国之时，除卫国之外，所到之地，往往让人望而生畏，油然生出敬重之意，众多追随者挺拔、伟岸的身姿，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这是《左传》《史记》一类的叙事文体常用的映射之法。所谓不写之写，花叶互现，笔未到而意先到也。

重耳奔狄之日，他的追随者一共五人，《左传》一一记录在案：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考之《左传》的前后文，重耳之随从实不止此五人。比如说，狐偃的兄弟狐毛以及贾佗诸贤，传文皆没有提及。竹添光鸿认为，在重耳奔亡之初，或许追随者只有五人，狐毛和贾佗诸人均为后来陆续加入。等到重耳返国，赏赐众多追随者的功绩时，又突然冒出了一个介子推来，足见其从游者之众，神龙见首不见尾，无需亦无法一一详加交待也。

狐偃字子犯，有时也被人称为咎犯。他是重耳的舅父，更是心腹，在所有追随者中，最为重耳所倚重。此人老成持重，既肃穆又宽厚，重耳对他的依赖，犹如乳子之依严父。每到艰困紧急关头，总是由他出面化解危机，并屡屡给予外甥以心理安抚。

重耳在卫国的五鹿乞食，野人递给他一块泥土，重耳一时失控，“怒欲鞭之”，狐偃只用“得土有国”一句规劝，立刻平息了重耳的愤怒，使他转而“稽首受之”；重耳在齐国乐不思归，意志涣散，有意在齐地苟且终老时，仍是狐偃与姜氏合谋，将他灌醉后，强迫他上路。后来，到了晋楚于城濮交兵，晋国可以一战而定中原之时，重耳在退避三舍后，仍想避战，疑窦丛生，畏首畏尾，迟迟不肯作出决断。狐偃不得不再次充当外甥“心理按摩师”的角色。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大概只有他知道重耳在想什么，怕什么。于是，狐偃这样对重耳说：

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

这段话说得实在高明。

“战也”二字有敦促规劝之意，并表明自己的立场。接下来，他言简意赅地为重耳分析了一下当前的形势与战事的可能后果：打赢了，自然可以称霸诸侯，号令天下。万一打败了，不过就是退兵回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晋国外有大河，里有高山峻岭，故称“表里山河”，不得已据险而守，楚国也不足为害。狐偃未战而先为战败设身处地的一番言辞，准确地击中了重耳疑神疑鬼的要害，并立即打消了重耳的重重顾虑，促使他下决心放手一搏。

重耳自秦返国，舅甥二人一起渡河。狐偃眼看着辅佐重耳的使命完成在即，想起自己流亡途中对外甥的种种不敬，就想功成身退。他突然将一块玉璧交给重耳，并告罪请辞。重耳将玉璧投入河中，竟像个孩子似的发誓赌咒，向狐偃表明“同心合德”的心迹。这也是“不写之写”。此段文字，不啻是将重耳的流亡途中狐偃对重耳的种种得罪、无礼和违拗之事重写了一遍。

顾栋高认为，在公子重耳流亡归国至最终称霸中原的历程中，狐偃、赵衰和司空季子胥臣三人居功至伟。而在三人之中，尤以赵衰为首功。而《国语·晋语》则将狐偃与赵衰、贾佗的贡献作了调和，所谓“父事狐偃，师事赵衰，长事贾佗”。在《史记》中，司马迁将重耳过卫欲怒鞭野人时狐偃的一番劝慰之辞，记在了赵衰的名下。另外，重耳适齐被灌醉后强行带离，赵衰亦为首谋。

在重耳流亡的过程中，《左传》对赵衰的描述，仅次于狐偃。

重耳之居狄，狄君将战争中俘获的叔隗、季隗姐妹送给了重耳。公子自娶季隗，却将叔隗赠予赵衰为妻，足见赵衰在重耳心目中的地位。应当说，跟随公子重耳流亡的“五贤士”，皆为天下英才，但赵衰的过人之处，乃在于目光远大，足智多谋，言辞得体，且举止温雅有礼。他被后人称为“冬日之阳”，并非浪得虚名。

细绎《左传》文意，秦穆公宴飨重耳之际，重耳本打算携狐偃赴会，但狐偃推辞说：“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秦穆公赋《六月》之后，赵衰急忙提醒重耳拜谢恩赐，重耳遂退于台阶之下，稽首而拜；而当秦穆公也降阶一级以示尊重和辞让时，赵衰则以重耳代言人的身份答礼说：您用辅佐天子的诗歌以命重耳，重耳岂能不拜？这说明，赵衰不仅谙音律，富文略，知礼节，亦以重耳之师尊自命也。

“五贤士”中的司空季子胥臣，《左传》中着墨不多。只是到了城濮之战时，晋文公重耳命胥臣统帅下军，以犯陈、蔡之军，胥臣最先向楚国联军发动攻击。他用虎皮蒙马，将楚军之右路一举击溃，可见胥臣实为不可多得之将才。《左传》历述从者之能，由狐偃敏于进退之耳提面命，至赵衰的文而有礼，为一变；至胥臣的能征善战，又一变也。

至于说颠颉和魏武子魏犨的命运，在“从亡五贤”中最富有戏剧性，说来令人感喟不已。

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重耳在伐曹的战事中包围了曹国的国都，终于可以一雪当年曹共公偷窥自己洗澡的奇耻大辱。晋文公因顾念僖负羁夫妇“送餐藏璧”的恩惠，特地晓谕晋军将士，不得进入僖负羁的宅院，并保全其家人。接到命令的颠颉和魏犨发怒说，我们这些跟随他逃亡的功臣还没有得到什么赏赐，他却还念念不忘僖负羁的小恩小惠！两人自作主张下令攻击，并放火烧掉了僖负羁的房子。魏犨在这次冲突中，胸部也受了重伤。

照理说，大臣违抗君命，按律皆当处死。但奇怪的是，晋文公以抗命之罪，只杀掉了颠颉一人，在军中示众，却派人去探访、慰问魏犨。晋文公私下里嘱咐使者说，如果魏犨伤得很重，那就杀掉他，以明军纪。言下之意，如果伤得不重，仍能带兵打仗，那就不妨留他一条性命，日后好派用场。在严肃的军纪面前，晋文公仍有所偏私。这说明，文公只是深惜魏犨之才，而非顾怜其命。

幸运的是，魏犨对文公派使者来慰问自己的真正目的心知肚明，判断准确。他用布帛将胸部的伤口绑得紧紧的，装出健康无碍的样子，故作轻松地对使者说：“托君王的福，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为了证明自己的伤不足挂虑，他还忍痛表演了一番：向前跳跃三次，又转过身来向后跳了三次。

晋文公接到了使者的报告，真的就赦免了他。

《左传》之叙事，对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往往笔法净省，点到即止；相反，对于日常细碎琐事和人情世故，则每每记叙甚详，极尽曲折，为其行文增奇附丽。司马迁深得左氏之法，叙事常有出人意表的汪洋恣肆，有若三月之桃花流水，让读者茫然不见其际涯。

重耳离狄之齐，在家中与妻子季隗长别。

重耳说：“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这本是一句戏语，季隗当然深会其意，亦以戏语答之：我今年二十五岁了，如果再等二十五年，我行将就木了。不如还是等你吧。

季隗是狄族人，出生在一个名叫“廧咎如”的地方。从她对丈夫的答语来看，其性格亦豪迈善谑，离别时不屑作小儿女之态。但重耳并没有让她等太久。七年之后，重耳返晋得国，季隗终得与重耳相见。在晋文公的九个妻子中，季隗班列第三。

公子重耳抵达齐国后，齐桓公将宗室的女儿齐姜嫁给了他。根据重耳在齐国晏安既久，竟有在那里终老的想法来看，姜氏之貌美迷人，自然可以想见。赵衰、狐偃等人对重耳贪图享乐而忘了四方之志，深以为忧，遂在桑树之下密谋。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桑树上还有一个人呢！

在桑树上采桑的“蚕妾”，不期然听到了狐、赵之谋，对自己的旦夕之祸茫然不知，还把自己无意间听来的话告诉了姜氏，姜氏因担心泄密而果断地杀了她。蚕妾既死而不知其所以死，每读《左传》至此，未尝不凄恻难忍，深惜三叹也。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奥德修斯的归乡之船在途经塞壬出没的海域时，船上的水手们要用蜂蜡堵住自己的双耳了。

姜氏听到随从的谋划，不仅没有阻拦，反而杀蚕妾而力劝重耳离开：“行也。怀与安，实败名。”“行也”二字，口角毕现。姜氏的行为和言辞均显得堂皇而深明大义。只不过，重耳被灌醉离开齐国后，这个姜氏，就再也没有了下落。

至鲁文公六年，晋文公死后，一个叫赵孟的人，在遍述晋文公众多的妻妾之位序时，姜氏也没有被提及。有人推测她早死，也有人干脆说她改嫁了。他们的理由是，以姜氏的美貌和贤明，顾念旧恩的晋文公不可能忘了她。

虽说姜氏下落不明，但历朝历代的《左传》读者，道德家和追根寻底的好事者，都没有忘了她。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中，就有晋文公迎归姜氏为夫人的记录，只是不知所本，大概是后人一厢情愿的想当然，未可确信。

重耳自楚至秦，秦穆公一下子送给他五个女子。

为什么送这么多呢？《左传》叙及此事，仍然一如既往地不动声色。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八个字中，看出一些端倪。秦穆公送给重耳五位女子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怀嬴”混迹其间。因为这个怀嬴，不是别人，正是晋怀公圉的妻子。当年晋国在韩原之战落败，国君被俘，太子圉作为人质就被扣留在了秦国。秦穆公为了修复两国的关系，将自己的爱女怀嬴嫁给了他。后来，太子圉独自逃归晋国后，怀嬴便落了单。说起来，怀嬴还是重耳的侄媳妇呢！若秦穆公独以怀嬴妻重耳，于情于理都有些说不过去。秦穆公深知重耳之贤，且前程远大，有心为女儿找个好归宿，遂出此计谋，庶几可以塞众人悠悠之口。其中无限之曲折，尽在“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八字之中。秦穆公之老奸、心虚以及爱女心切之情，均毕现于纸。

话虽如此，重耳对怀嬴的嫌弃和不快也可想而知。一次，怀嬴捧水盆伺候重耳洗手，重耳洗完手后，甩手去水，不慎将水珠溅落到了怀嬴的身上。怀嬴当即发作，对重耳怒道：秦、晋两国地位相当，您为何如此看不起我？吓得重耳赶忙向她郑重道歉谢罪。

到了第二年，重耳刚刚归国，就第一时间将怀嬴接回。这一次，秦穆公已无需遮遮掩掩，他大张旗鼓地送给重耳三千名得力的卫士和仆人。而当初随怀嬴嫁给重耳的另外四位女子，再也没被提起了。

孟子在《离娄》篇（下）中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天子失官，王道既衰，采诗颂声不作，歌乐不能复雅，《诗》之美刺，遂由《春秋》之褒贬取而代之。而左氏为《春秋》作传，其言简要，其事详博。古史、史诗之记事，目光所及，通常不越帝王将相之藩篱，中外皆然，何足道哉！

在《左传》的写作年代，鬼神巫觋已失却统治力。天道人情，已由政治、道德、人伦礼制所主宰。《左传》之文，固然着眼于齐桓、晋文之事，然笔之所至，政治、军事之余，弑杀篡夺、改朝换代之外，也将礼仪风俗、人伦世情与生活日常，乃至小人物的命运纳入其视野。其中尤其值得留意的，是作者对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细致生动的描摹与刻画。

《左传》因其叙事的“艳而富”与“微而显”，不仅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也构成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学叙事需要不断回望的渊薮与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