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在晚年的某一天，具体来说，是在一八九七年的二月二十八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我在房间里擦洗打扫，我转了一圈，走近长沙发，可是我不记得是不是擦过长沙发了。由于这都是些无意识的习惯动作，我就记不得了，并且感到已经不可能记得了。因此，如果我已经擦过，并且已经忘了擦过了，也就是说如果我做了无意识的动作，这正如我没有做过一样。如果有一个有意识的人看见我擦过，他可能把我的动作重复一遍。但是，如果谁也没看见，或是无意识地看见我擦过，如果许多人的复杂的一生都是无意识地匆匆过去，那就如同这一生根本没有存在。[参见《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因为是日记，作者在这里主要是对自己说话。这段文字稍显冗赘，且其中的逻辑与结论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晰。不过，假如我们在比喻或象征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它，这段话中所蕴藏着的高度概括性的哲学义涵，将会变得异常尖锐。

倘若我们把房间比喻为世界，把“擦长沙发”这一行为，理解为人在世界之中的活动或劳作，那么，别人看见我擦沙发，也会模仿我的动作。反过来说也一样——我看见别人擦沙发，也会去模仿他的行为。因为人类的活动或劳作本身，总是相互模仿的。但问题是，假如没有人看见我擦过沙发，而且在习焉不察的惯性之中，我自己也记不清楚自己究竟有没有擦过沙发，当我们日复一日无意识、习惯性地擦着沙发时，这一活动或劳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换句话说，如此这般地在无意识中匆匆度过的一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还可以像哲学家们常做的那样，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到了我们的死亡之日，或者，我们离世很多年之后，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证据，可以“担保”我们曾确确实实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呢？为什么我们的存在不是一个镜花水月般的梦幻呢？

波兰诗人米沃什在一首题为《窗》的小诗中，也用“无意识”和“梦幻”，来描述我们的“度时”岁月：

黎明时我向窗外瞭望，

见棵年轻的苹果树沐着曙光。

又一个黎明我望着窗外，

苹果树已经是果实累累。

可能过去了许多岁月，

睡梦里出现过什么，我再也记不起。[切斯瓦夫·米沃什：《窗》，收入《世界抒情诗选》，陈敬容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从无意识的角度来说，米沃什这首优美的小诗与托尔斯泰在日记中的那段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米沃什的作品中，诗人用“睡梦”这一意象，对无意识进行了特别的强调。一个人，仅仅向窗外眺望了两次，许多的岁月就这样匆匆过去了，什么都没有留下，事如春梦了无痕。米沃什诗中所凸显的，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带给人的震惊体验，而托尔斯泰则通过“我”的没有记忆的重复劳作，关联起了许许多多的一生，并试图揭示普遍意义上人的根本处境——人看似复杂的生存，可以被压缩为用抹布擦沙发这一机械性的动作，而这一动作通常是在无意识之中完成的。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在谈及这则日记时，把托尔斯泰所描述的这种生存状态，准确地定义为“自动化生存”。人总是被一种无形和盲目的力量带进世界之中的；人总是根据生存的规定性和世界法则，根据时间和空间的“快慢远近”或“利害得失”，在世界上活动并生存着，并以此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规范自己的行为，并彼此模仿。

需要说明的是，托尔斯泰在这里所说的“许多人”，特指“智识阶级”、中产阶级或权贵（他自己亦身处其中），并不包括社会底层的穷苦大众。托尔斯泰认为，至少在十九世纪，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的生存，还是有意义的，甚至是令他羡慕的。这一区分，对我们理解托尔斯泰的整体创作与思考，极为重要。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详细讨论。

不过，若说“许多人”都生活在无意识中，对于他们的存在从未有过一丁点的思索或反省，那当然也不是事实。因为，生活中总会发生一些突发或意外事件，迫使他们在战栗与恐惧之中，对自己的生活展开思考。在这些“意外事件”中，疾病和死亡，通常是最为常见的契机。

人一旦被死亡的阴影牢牢缠住，自动化生存的面前，就出现了一道人力所无法敉平的裂缝和深渊。

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名作《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死亡”就成为了这样一个契机和事件。

回顾列夫·托尔斯泰漫长的一生，在困扰着他的诸多人生难题中，他思考得最多的正是死亡。凡是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想必都会对作品中尼古拉·列文那惊心动魄的死亡留下极深的印象。对死亡一以贯之、持之以恒的思索，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带来了浓郁的宗教救赎氛围、强烈的道德主义情感以及无所不在的哲学光芒。

问世于一八八六年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则是托尔斯泰“死亡叙事”的登峰造极之作。在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之后，他的写作，也由早、中期辉煌的全景式叙事，向更为沉潜、复杂的“晚期风格”迈进。而《伊凡·伊里奇之死》正是这一过渡期标志性的作品。

曾有学者认为，与这部只有短短七十页的中篇小说相比，人类的其他一切创作都相形见绌。由这部作品所开启的有关人生根本问题的哲学和文学沉思，至今尚未衰歇。我觉得，这部作品完全可以与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著作对读。也可以这么说，二十世纪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所论及的诸多生存问题，都可以在这部作品中找到先导性的“曾在”。顺便说一句，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作家中，至少有三个人对当时的哲学和思想史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除了列夫·托尔斯泰之外，另外两位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里尔克。

从小说的题目看，托尔斯泰似乎有意为伊凡·伊里奇这个普通人作传。

主人公一生的经历，都紧紧围绕着“死亡事件”来展开。伊凡·伊里奇平淡无奇的过往生存，都是在惯性驱使的“无意识”之中匆匆度过的，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述的地方。在他的生命中，惟有死亡构成了“事件”，并为主人公的现世生存敞开了“决断性”时刻。换句话说，对于伊凡·伊里奇的自动化生存而言，死亡并不是终结，而恰恰是一个为时已晚的开端。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列夫·托尔斯泰是如何构想或设置伊凡·伊里奇这个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的。

只要稍稍对照一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哈泽·穆拉特》，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篇小说在人物设定方面非同一般的特殊“手法”。

不论是在外省，还是在彼得堡，伊凡·伊里奇始终是一个法院的官员。他四十来岁，既不年轻，也不算太老；他的性格既不冷淡古板，却也说不上热情；他聪明、厚道、乐观、文雅，却又老于世故，工于心计；他在官场上坚持原则、铁面无私、不善于阿谀逢迎，行事却极有分寸，很有人情味，凡事都拿捏得恰到好处；他的薪俸每年三千五百卢布，不算富有，倒也谈不上拮据贫穷；他的仕途总体上一帆风顺，可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波折和挫败感；无论他遇上多少倒霉事，最终总能得偿所愿，心想事成。

在外人看来，他的婚姻与家庭生活快乐而体面。妻子温柔、美丽，也很有教养。但随着孩子们一个个地降生，妻子的脾气也逐渐变得乖戾和易怒。他的生活过得充实，爱好广泛，但在不打牌的日子里，也会感到心灵空虚和难以排遣的无聊……

在此前的创作中，托尔斯泰很少会为他笔下的人物设立如此之多的“面向”，安排如此琐屑、互相矛盾的“身姿”。以至于我们假如一定要问，伊凡·伊里奇这个人物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特征的话，答案只能是“没有特征”。他最大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事实上，他的形象淹没在了上司、同学、同事、牌友等一众机构官员彼此模仿的身影之中，让人无法做出清晰的区分。

托尔斯泰在塑造这个人物时，着眼点并不是他身份、行为、性格、生活习性和做派的特异性，而恰恰是与其他人的类同性或普遍性。一句话，作者是按照日常生活中某一类群的总体形象，来描摹伊凡·伊里奇这个人物的。这个类同化的形象，我们也可把它称作“众人”。这个“众人”，也就是托尔斯泰在日记里所说的“许多人”，代表着社会生存的平均水平或一般状态。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描述伊凡·伊里奇这个人物：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人”，而是可以相互替换的“许多人”，或者说，可以无限复制并对号入座的“所有的人”。

当然，伊凡·伊里奇也是按照“众人”所编织的时尚、规定性、乐趣以及基本生存逻辑，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

比如说，既然大家都去逛妓院、跳舞，他似乎也没有理由不这么做。他之所以会与妻子费多罗夫娜结婚，是因为朋友们都认为，能娶上这样一个妻子是幸福的，而达官贵人们也都羡慕并赞成这门亲事。与其他人一样，他生活在节节攀升的欲望的宰制中而不自知。能拿到三千五百卢布的薪俸，已经是十分幸福了，但他还是觉得应当为一个年俸五千卢布的职位殚精竭虑。他很快达成了这一目标，但并不满足。因为与同事们相比，他仍觉得自己的收入还是少个五百卢布。当他终于在彼得堡弄到了一幢精美、宽大的住宅并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的称心如意时，他仍像一般人移居新宅时常有的感受一样，总觉得这幢尽善尽美的住宅，还“缺少一个房间”。对他或“许多人”来说，生存就意味着亏欠。暂时的满足，总会分泌出新的亏欠。而对亏欠的补救，则会达至新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了生活时间那空洞的线性轨迹。

为了对付妻子费多罗夫娜成天的唉声叹气和无病呻吟，伊凡·伊里奇越来越多地把他的生活重心转移到了公务上。一旦意识到家庭生活的空虚和痛苦，他大大地压缩了与妻子接触的时间——除了吃饭和床笫之事，他成功地将夫妻间的共同生活限定在了一个“最小化”的空间之中。

下班后，他读一些流行书籍来自娱。晚上，他就一头扎进书房，批阅文件，查看法典，核对证词。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工作。读点流行书籍总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快乐；办理公务总比面对妻子的长吁短叹更为充实；在家中偶尔举行便宴和舞会，当然要比办理公务更为惬意；而与同事们打牌，则高居于其他一切乐趣之上。

伊凡·伊里奇诚实地认为，不管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只要找上四个人坐下来打牌，那些烦恼，就会像被烛光驱散的黑暗一样，即刻烟消云散。如果在打完牌后吃点夜宵，再喝上一大杯葡萄酒，尤其是稍微赢上一点钱（赢得太多也不好），他就会觉得生活特别愉快，没有什么让人不满意的地方。

不过，伊凡·伊里奇对于生活的情调或趣味，也并不是毫无追求。举例来说，他在彼得堡弄到那处漂亮的豪宅之后，决定亲自将它装饰一番。他布置房间、贴墙纸、添家具、定制沙发套和窗帘，忙得不亦乐乎。他一心要将房子装潢、布置得既富丽堂皇，又别出心裁，不至于流于庸俗，可以让妻子、家人、同事和朋友们大吃一惊。他甚至预支了众人的赞美，沉浸在虚幻的满足感中。问题是，千篇一律的花缎、红木家具、盆花、地毯、古器和发亮的钢琴，也“无非是那种不太富裕却一味模仿富裕人家的小康之家的气派”，与其他人家并没有什么两样，因而引不起观摩者的兴趣。他于是强行索要这种赞美——他兴致勃勃地领着客人到处察看，直到他们出于礼貌发出欢呼声为止。

应当说，伊凡·伊里奇的全部生活，为什克洛夫斯基所概括的“自动化生存”，提供了完满的注脚。他的所作所为，与托尔斯泰在日记中描写的那个用抹布擦沙发的习惯性动作，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乍一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波澜起伏，大小事情不断，但其实本无一事。

根据福柯或巴迪欧的观点，事件与事情从本质上说完全不同。所谓事情，不过是在无意识状况下，随波逐流的沉浮所泛出的泡沫。而事件则往往指向对生存命运的沉思和觉悟，以及“良知”的觉醒。换言之，事件之为事件，并不是说它从规模上比事情更为“重大”，或者对个体的刺激更为强烈，而是要看，它在何种意义上给生存本身带来了改变的“意愿”和“决心”。比如说，列夫·托尔斯泰有一次穿过田野回家时，看见一枝被车轮轧过的牛蒡花，依然带着黑泥顽强地向上挺立，从而意识到了生命的强力，并获得了生存的勇气。同样，克尔凯郭尔在田野上看见一朵盛开的野百合，引发玄想遐思，并反顾自身的处境，进而领悟到“不要忧虑”的存在意志，他们偶遇野花的这个看似微末的生活片段，也足以构成“事件”。

伊凡·伊里奇在彼得堡独自一人装饰他的房子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他爬到梯子上，指点愚笨的裁缝如何挂窗帘，一不留神失足掉了下来，腰部撞在了窗框上，“伤处痛了一阵，不久就好了”。这本来是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但它为接下来汹涌而至的真正意义上的“事件”揭开了序幕。

一件轻得不能再轻的小事，导致了令人不能承受的死亡之发生，也是作者寓险绝于平易的叙事技法之一。而博尔赫斯杰出的短篇小说《南方》，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对这个“事件”进行了重述或改写。

伊凡·伊里奇与妻子一共生过五个孩子。其中有三个孩子先后死去，最后只落下了一儿一女。死去的三个孩子，是男是女，因何种原因而不幸亡故，作者没有交待。托尔斯泰只是在铺陈其他事情时，用极其罕见的平淡语调顺便提及。就好像作者故意要把这一重要的讯息隐藏起来似的。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轻”就是“重”，忽略就是强调，隐藏就是显露。

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曾说过，死亡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他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体验“自己的死亡”。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能够经历的，只能是“濒死”状态，而“濒死”则意味着不断地迫近那个悬临着的“将来”。那个将来是一个“他者”，它永远不会成为“现在”。一个人一旦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投入了死亡的怀抱，他已经没有了任何意识，甚至无法“看见”自己的尸身。人死之后，他就变成了“无责任的存在”。简单来说，人可以经历或体验的，无一例外都是他人的死亡。而目睹他人的死亡，与思考自己的死亡，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列夫·托尔斯泰如此轻描淡写地处理三个孩子的死亡，目的或许只有一个：三个孩子的相继死去，既没有给伊凡·伊里奇的身心带来严重的冲击，也没有影响到他一心向上爬的“正常生活”，当然更不会促使他重审或反省自己的生存。孩子虽是骨肉至亲，但仍可以划入“他人”的范畴。

在这个作品的第一小节，托尔斯泰用倒叙的笔法，花费了大量笔墨去交待“旁观者”对他人死亡的种种反应。这些反应可以被简单归纳为：“还好，死者不是我”，或者“但愿告别仪式不要太长，以免影响晚上的牌局”。那么，伊凡·伊里奇对于自己三个孩子的死亡会有怎样的情感反应呢，作者仅仅用片言只字作了暗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伊凡·伊里奇虽然在婚后也曾“经历”过三次死亡，但它们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事件”。

不管怎么说，现在轮到了伊凡·伊里奇本人。死亡以一种让人不易觉察的方式，不紧不慢地向他逼近，它步履迟缓，从容不迫，然而却异常坚定。

因伊凡·伊里奇不慎从梯子上跌落，他受伤的肾脏似乎出现某些问题。他的身体出现明显的病兆之前，在身体中隐伏着的“情绪”率先做出了反应。腰部隐隐约约的不适，让他的心情越来越坏，与家人吵嘴的事，也越来越频繁。他无端批评饭菜不好吃，责备儿子吃饭时把臂肘搁在桌上，呵斥女儿的发式“不正派”，甚至抱怨碗碟有裂痕。于是，发现丈夫脾气反常的妻子，便不断地催促他去看病。

去看医生时，他像任何一个急于排除“不祥风险”以便重返“正常生活”的病患一样，只关心一个问题：我的病到底有没有危险？但医生偏偏不愿意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给予他明确答案。

医生的回答是这样的：

如此这般的症状表明您有如此这般的病，但要是化验不能证明如此这般的病，那就得假定您有如此这般的病。要是假定有如此这般的病，那么……

医生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态度，与伊凡·伊里奇在法庭上面对被告时的情形并无二致。病患或被告关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危险或者到底有没有罪，可医生和法官却认为他们的关切越出了医学伦理或法律程序的规定范围，因而不予理会。伊凡·伊里奇只能从医生的口气、语调和眼神中自行判断病情的轻重，就像被告总是被要求自证其无罪一样。

不过，所有的直觉都让他产生了某种不祥之感。在回家的途中，他觉得大街上的一切，都变得阴郁起来：马车夫是阴郁的。街道两侧的房子是阴郁的。路上的行人是阴郁的。这种阴郁的情绪似乎马上就唤醒了身体上的疼痛。他觉得自己在见过医生后，腰部的疼痛一秒钟都没有停止过，而且变得越发的厉害。

伊凡·伊里奇从明确意识到自己生病，到他最终的死亡，前后经历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光。在这个不算长可也不算短的时间段中，伊凡·伊里奇到底经历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可能的回答，无疑是这篇小说的叙事重心所在。如果我们一定要问一问托尔斯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许只有两个过于笼统的字眼：可怕。

但“可怕”一词，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生病或死亡的临近，首先是作为一种惩罚或判决而存在的。而惩罚并不晚于罪行，它总是先行一步的。米兰·昆德拉在评价卡夫卡的作品时曾说，并不是罪行导致了判决与惩罚，事情或许刚好相反：先在的惩罚迫使被告去寻找自己不幸的“缘起”或“罪过”。列夫·托尔斯泰将医生的诊治过程与法院的审判并置齐观，并反复加以比照、对举，显然含有深意。在他看来，两者之间的最为关键的共同点，并不在于诊断或审判的具体过程的相似性，而是“缘起”和“罪过”的阙如。因为人之有死，与人之有原罪一样，都是预先被设定的东西。医生和法官，不过是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见证者的角色。程序化的模棱两可，或者语言的含混与晦涩，正是他们职责所系的当行本色。

正如一个踏上诉讼之路的被告，必须设法为自己洗脱罪名，自证清白一样，伊凡·伊里奇也不得不去寻找自己不幸的“缘起”和“根源”。难道从梯子上不慎跌落所受到的轻微伤，就足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吗？当然，问题也可以被替换成：为什么别人都活得好好的，不幸却落到了我的身上？为什么一个礼拜、一个月前还是好好的，现在就要堕入无底的深渊？

对于这些问题，医生与法官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您无权这样提问。可如果换作卡夫卡笔下那个既仁慈又有着铁石心肠的“看门人”，情况又如何呢？或许他看你可怜，偶尔也会牵动恻隐之心。他冒着违反法律程序规定的风险，破例向你透露天机：

因为这个不幸，恰恰就是为你一个人准备的，与他人无关。

循着寻找事件缘起的晦暗之光，伊凡·伊里奇挣扎在恐惧、多疑而绝望的泥淖之中，并一步步地逼近生存的真相。整个过程，也遵守着“众人”或“许多人”自动化的固有途径与轨迹：他们总是幻想着将来的某一天，致命的疾病霍然而愈，所有的担忧和恐惧，都将被证明为一场虚惊。

伊凡·伊里奇开始不断地变换诊病的大夫，希望新医生给他带来不一样的诊断。他一面疑神疑鬼，觉得自己没病，一面小心翼翼地吞服各种药剂，静卧休养，积极配合治疗。这种矛盾，会让我们想起《审判》中那个可怜的K——他确信自己无罪，却因担心迟到，在通向法院的道路上飞奔。

他不时偷偷地打量医生、妻子、女儿、同事和家仆，经由探询的折光，来判断自己的病况。他悄悄地锁上房门，独自一人照着镜子，“先照正面，再照侧面”，并拿起同妻子合拍的照片，用它来与镜子中的自己做着比较，试图证明自己的变化不大，但镜子却拒绝与他合作。他想象着那些被寄予厚望的药物，如何在他体内“治病”，通过吸收和排泄，驱除疾病，让他的身体机能恢复正常。他每天都在重复这一切，但腹部的那种熟悉的疼痛和隐痛，嘴里的金属味和恶臭，却让他的心一阵阵发凉。

他随后又想出了一个新招术，凭着自己过人的意志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来“忘掉”身体的疼痛和死亡的临近。好像只要无视不幸的存在，它就真的不存在了。

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遗忘”和自我欺骗，伊凡·伊里奇甚至做出了某种非理性的行为。他将客厅里桌子上的一大摞照相簿悄悄地藏了起来，把它挪到了花盆旁的角落里——因为经过仔细研究，他认定自己从梯子上跌落时，腰部是被照相簿上弯曲的青铜饰边弄伤的。油漆一新的桌面上的划痕，似乎证明了他的判断。

照相簿固然可以被藏起来，但疼痛和死亡都是不可忘却之物。当浮士德认为自己已经与死亡无关时，海边远远传来的钟声，依旧在提醒他大限的存在。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固然可以将猎枪和绳索统统藏起来，但自杀的冲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在伊凡·伊里奇最后的日子里，他只能依靠吞食鸦片来镇痛了。他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不可抗拒地把他往一个“黑口袋”里塞。传说中诊费昂贵的名医——也是他仅存的希望，被请进了家中。他可怜巴巴地向这位名医提出了唯一的问题：

是不是还有可能恢复健康？

名医的答复是：不能保证，但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个回答已经有一点临终安慰的意思了。他的妻子费多罗夫娜在给医生付诊费时，都忍不住哭出声来。她倒也不是舍不得丈夫的离去，而是觉得一个“死人”居然还在要求生的权利，人生实在是太惨了。再往后，习惯于模棱两可的医生，也不再掩饰他的真实判断。有一次，伊凡·伊里奇愤怒地向医生吼道：您明明知道毫无办法，那就让我去吧！医生并不生气，而是彬彬有礼地对他说：“我们可以减轻您的痛苦。”

没过多久，神父来到了他的房间，听取他的临终忏悔。他在进了圣餐之后，心里觉得好受了些，立即又生出了不切实际的希望，并开始重新考虑动手术的可能性，伴随着一阵只有他自己能听清的喃喃低语：

“活下去，我要活下去。”

三天后，伊凡·伊里奇在惨烈的挣扎和叫喊声中离世。临终前的一刹那，他想要吸一口气，吸到一半就突然停住了。

在知悉了伊凡·伊里奇的死亡过程以及他作为“许多人”的一生之后，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提出如下几个问题，并对此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伊凡·伊里奇在他平常而可怕的死亡中，领悟到了怎样的人生真相？

第二，对于自己的“自动化生存”，他有没有作过反省？如果有，其具体内容如何？

第三，在他悲剧性的一生中，是否存在过经得起推敲的快乐或幸福？在面临死亡时，谁有能力给予他真正的同情和安慰？

第四，如果生存仍有意义，如果死亡可以被超越或得到救赎，拯救的可能性又来自何处？

我认为，上述所有问题，列夫·托尔斯泰在这部不朽的作品中，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从存在论角度，诚实地予以了回答。在他写作生涯的早期和中期，托尔斯泰自称是个“虚无主义者”，但从《伊凡·伊里奇之死》开始，他的世界观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开始有意识地为这样一种“不值得过的人生”寻找出路。或者说，他尝试着为不断沉沦的生命寻找根基。

第一个问题相对比较简单。不论是托尔斯泰，还是他笔下的伊凡·伊里奇，他们都倾向于认为，生命不过是一个大骗局。常人看不透这一点，是因为这一真相事先被巧妙地掩饰了起来。伊凡·伊里奇继续往下追问，必然就会遇到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既然人所有劳作、行为和在世活动，最终都要与死亡相乘而归零，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存在”这个东西呢？同样的疑问，哲学家谢林也曾提出过：为什么会有存在？为什么存在的不是“无”？

在伊凡·伊里奇生病至死亡的三个月中，他确实也曾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反思，伴随着本能的恐惧与战栗。在鸦片和镇痛药的作用下，他的回顾与反省显得混乱、破碎、杂乱无章，但依然得出了一些明确的结论。

起先，他只是模糊地认识到，他自动化的、不假思索的一生，“总有些地方不对头”。进而，他又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对头”。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日子一天天过下去，越往后，越是死气沉沉。在别人的眼中，他左右逢源，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其实，真正的生命正从他的脚下一点一点地溜掉，最终，在死亡来临时，他就掉到了那个又窄又黑、深不见底的“大口袋”里。他发觉自己把上天赋予他的一切，都白白地糟蹋了。换句话说，他醒悟到，那种“众人”或“许多人”的生活，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就是伊凡·伊里奇在反复自省中所认识到的“真理”。

但一切都太迟了，生活毕竟不能重来一遍。

在伊凡·伊里奇回忆往事的时候，意识中也曾闪现出一些看上去很美好的时光。但奇怪的是，随着死亡的到来，他终于认识到，记忆中绝大多数的“美好时光”都是可疑的，甚至“一点都不美好”。在生命的大骗局中，那些被功名利禄所照亮的好日子，不过是诱人跌入深渊的陷阱或诱饵。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童年的快乐时光。尚未涉足成人世界的童年岁月，构成了他生命中最值得珍视的记忆。

离童年越远，就离虚无越近。因此，真正的欢乐，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对遥远的过去的回忆。

在伊凡·伊里奇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妻子、女儿以及未来的女婿，同事和友人，都被束缚在自己的生活中，无力也不愿给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关心和帮助。生性放荡的妻子费多罗夫娜，一心巴望着他早死。当她意识到丈夫的死亡也会将薪俸和稳定的生活一并带走时，就更加恨他。女儿对父亲的痛苦置若罔闻，对他生病时的“坏心情”很不耐烦。有一回，她向母亲抱怨说：

“我们究竟有什么过错呀？仿佛都是我们弄得他这样似的！我可怜的爸爸！可他为什么要折磨我们？”

只有两个人给了他重要的安慰。

其中之一是他还在念中学的儿子。他还是个孩童，身上那种天使般的纯真还没有褪尽。他穿着学生装，目光总是怯生生的。当伊凡·伊里奇在垂死时大喊大叫，并挥动着双臂时，儿子抓住了父亲的手，将它贴在自己的嘴唇上，哭了起来。

另一个就是家中的佣人盖拉西姆。

这个年轻人是个庄稼汉。他脚蹬大皮靴，身上穿着干净的印花布衬衫，围着麻布围裙，袖子高卷，露出了强壮的胳臂，周身带着清新的冬天的空气，走进了他的房间。

盖拉西姆拼命压抑着自己身上的活力和欢乐，以免主人看了不高兴。可他一说话，就露出了一排洁白、健康的牙齿。为了让伊凡·伊里奇舒服一点，他用肩膀扛着主人的腿，通宵不睡觉，轻松愉快地与病人谈天。照理说，病入膏肓的人，瞧见了健康、活泼、生机勃发的年轻人，总会体验到一种病态的羡慕、嫉妒乃至愤恨，但奇怪的是，伊凡·伊里奇只要与盖拉西姆在一起，他所感受到的，就只有愉悦、平静和宽慰。

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在这个作品中，唯有盖拉西姆不属于“众人”或“常人”的序列。至少在托尔斯泰看来，这个庄稼汉象征了大地那无限的广袤与坦荡。

所有来探病的家人和同事，早就习惯了用老一套的说辞来对付他：您只是生病而已，并不会死，只要安心治疗，一定会好的。这当然是心照不宣的谎言。可盖拉西姆并不忌惮、避讳“死”这个字，也不会为了讨好主人，故意隐瞒可能随时到来的死亡真相。有一次，伊凡·伊里奇因长时间受到照料而心生愧疚，打发他回房休息，盖拉西姆直截了当地对他这样说：

“我们大家都要死的，我为什么不能照料您呢？”

与卢梭一样，列夫·托尔斯泰对生活在底层的穷人和普通劳动者，抱有强烈的好感，甚至还有一点羡慕。因忙于求生，穷人日复一日地不停劳作，他们的生存简单、粗劣而直接，不受时尚的影响和节制，更少享受到文化那欺骗性的保护。因而他们在严峻的生活中，洞悉生存的真谛，视死亡为劳作一生后一劳永逸的休息和解脱。他们的生活并不缺乏意义，从不知道无聊为何物，就像卢梭曾说过的那样：

人民不感到无聊；他们过着一种积极的生活……长时间的劳作和短时间的休息之间的更迭，是他们这个等级的欢娱的调料。富人们的大灾殃是无聊……他们度过自己生命的路程是，逃避无聊，随后又被它重新赶上。[参见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卫茂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我相信，当今世界的许多人（包括鲁迅先生），大概都不会赞同列夫·托尔斯泰和卢梭的看法。部分原因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穷人和底层人，其生活状况早已今非昔比了。

伊凡·伊里奇认为自己往昔的生命“一切都不对头”，那么怎样才算“对头”呢？究竟要做出怎样的改变，生命本身才会重获意义呢？伊凡·伊里奇最终也没有找到可靠的答案。但在离世之前，他还是决定即刻行动起来，对自己错误的生活加以纠正。

在沉入黑暗“大口袋”的同时，他的心里也出现了熹微的希望之光。那片幽暗之光正是宽恕、悲悯和爱的力量。它来自妻子鼻子和面颊上挂着的泪珠。他首先决定宽恕妻子，并为自己三个月来对她的折磨感到歉疚。他意识到自己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让妻子少受一点痛苦。最后，他用目光示意妻子和儿子离开他的房间，以便让他一个人来面对死亡。他在世上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原谅我”，说出这个遗言的那一刻，原先折磨他的东西消失了。

多么简单，多么快乐！

对伊凡·伊里奇而言，正在到来的死亡也并不是毫无价值。至少，当“死”过去之后，他就再也不会有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