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步行抵达中国的。是这样的，我经停阿姆斯特丹和东京，来到香港。在香港，一列当地火车把我带到一个小站，周围是一片开阔地带。有人告诉我，从那里可以进入中国内地。然而实际上，我刚一踏上月台，就有一位列车员和一位警察走过来，他们指着远处地平线上的一座桥。“中国！”警察说。

警察是身着英国警察制服的中国人。他带我走了一段柏油路，祝我一路顺风，就折回车站去了。我独自继续往前走，一手提着行李箱，一手提着装满书的袋子。烈日灼人，空气闷热，苍蝇嚣张地嗡嗡作响。

那桥很短，两边挡着菱形孔的金属格栅，下面流淌着半干涸的河。再往前是一扇高高的、饰满鲜花的大门，上面有中文的指示牌，最顶上是国徽——红底上有五颗金黄色的星星，四小一大。他们仔细检查了我的护照，在一个大本子上记下相关资料，让我继续往前走——朝着大约半公里开外就能看见的一列火车。群蝇乱舞，我顶着热浪走，汗流浃背，很吃力。

火车很空。车厢类似香港的车厢——成排的座位，没有单独的隔间。终于，火车开动了。一路上尽是阳光和绿意，窗户外面吹进来的空气温暖潮湿，是热带的气味。这都让我想起了印度，想起马德拉斯和本地治里。这些和次大陆相像的事物让我感到自在。我置身于亲切和喜爱的风景中。火车频繁停靠，越来越多的人在一些小站台上车。他们穿得都差不多，男人穿着深蓝色帆布夹克，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女人穿着花裙子，剪裁千篇一律。他们都坐得笔直，面朝前方，一言不发。

在其中一个车站，火车满员后，三个身穿亮蓝色制服的人上来了，是一名年轻女子和她的两名男助手。女子用坚定洪亮的声音发表了一段相当长的演讲，然后其中一名男子给大家发了杯子，另一名男子从金属壶里倒出绿茶。乘客们吹着气让茶凉下来，小口啜饮着，响声很大。此外没有别的动静。谁也没有说话。我试图读懂乘客们的脸，但它们是凝固的，看上去没有任何表情。此外我也不想太仔细地观察他们，担心这会被认为粗鲁无礼，甚至引起怀疑。当然没人在观察我，尽管在这些工装夹克和花布裙子中，穿着一年前在罗马置备的扎眼意大利西装的我，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经过三天行程，我终于抵达北京。天寒地冻，刮着干冷的风，城市和居民笼罩在灰色的沙尘中。车站灯光昏暗，《中国青年报》的两名记者正在等我。

“热烈欢迎您的到来，这是毛主席倡导的百花齐放政策取得的成果。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与他人合作，互相交流经验，所以我们编辑部与你们互换常驻记者。我们欢迎您成为《青年旗帜报》驻北京的常驻记者，我们也将在适当时候派记者前往华沙交流。”

我听着，冻得打哆嗦，因为我既没夹克也没大衣，四处都找不到暖和的地方。最后我们挤进了一辆“胜利”[“胜利”是当时苏联生产的一款中型轿车。]，开车去酒店。有个人已经在那里迎接我们了，《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把他介绍给我，他是李同志。他们解释道，他是派给我的专职翻译。我们彼此之间说俄语，从现在起，俄语就是我在中国使用的语言。

我曾经这样以为：我会在北京街头一望无际的砂土墙后面，租一间小平房。房间里会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衣橱、一个书架、一台打字机和一部电话。我会去《中国青年报》的编辑部，了解新闻，阅读，到实地采访，收集资料，撰写和寄送稿件，同时好好学习中文。我会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和名胜古迹，会见教授和作家，会在乡村和城市、商店和学校遇到无数有趣的人；我会去大学，去市场，去工厂；会去佛寺和党委机关，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值得了解和调查的地方。我告诉自己中国是一个大国，并且兴奋地筹划着：除了写报道和采访之外，我将有机会得到无数的感想和体验，等有一天离开这里，会满载新的见解、发现、知识。

满怀期待的我跟李同志上楼去我的房间，他进了我对面的房间。我去关门，才发现房门既没有把手也没有锁，而且，合页被动过位置，这样门就一直向走廊外敞开。我还注意到，李同志房间的门也同样半掩着，这样他能时刻看到我。

我假装什么都没注意到，开始取出我的书。我拿出包里最上面的希罗多德，然后是三卷《毛泽东选集》，庄子《南华经》，还有几本在香港买的书：《中国怎么了》，甘露德著；《中国现代史》，赖德烈著；《儒学简史》，柳无忌著；《亚洲的反叛》；《东亚思想》，莉莉·阿贝格著；还有中文课本和字典，我决定马上开始学习。

第二天早上，李同志带我去了《中国青年报》编辑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白天的北京。四面八方都是掩藏在高墙之后的低矮平房的汪洋。围墙上方露出深灰色的屋顶，檐角像翅膀一样上翘。从远处看，它们就像一大群一动不动的黑鸟，等待着起飞的信号。

我在报社受到热烈的欢迎。总编辑是个高瘦的年轻人，他说很高兴我来了，因为这样我们就共同落实了毛主席的指示——百花齐放！

我说，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我知道有任务等着我，我也打算在空闲时间学习《毛泽东选集》，我带来了三卷本。

他们表示极大的满意和认可。整个谈话过程中，我们呷着绿茶，愉快交谈，还赞美了毛主席和他的“百花齐放”方针。

过了一会儿，我的东道主突然安静了下来，仿佛接到了什么命令。李同志站起来看着我——我意识到这次拜访结束了。每个人都微笑着伸出手，热情洋溢地告别。

整个拜访就是如此安排和进行的，过程中不会取得任何成果或进展——不触及任何具体问题，更别说讨论什么了。他们没有问我任何问题，也没有给我机会询问我的旅居和工作将如何安排。

但我想也许这就是当地的习俗。我当然不止一次地读到过，东方人的生活节奏比我们西方人习惯的要慢，凡事都需要时间，要保持镇定，富有耐心，必须学会等待，这样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道家所谓道不重动而重静，不重动而重闲，一切急躁狂热在这里都不受欢迎，会被认为是缺乏教养的表现。

我也很清楚，面对浩瀚的中国，我只是一粒微尘，我和我的工作，比起这里每个人（包括《中国青年报》的工作人员）面临的历史使命，不值一提。我这点事只能等合适时机到来再说。何况，我有旅馆住，有饭吃，还有形影相随的李同志；当我在自己的房间时，他就坐在他的门边，留意我的一举一动。

我坐下来读毛泽东的著作。这种努力恰好应景：全城都张贴着“努力学习毛主席不朽思想”的横幅标语！我读了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一次报告，他在报告中讨论了长征的影响，“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他说，“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引自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正因为这次行军，毛泽东的军队“爬过了终年积雪的山脉，踏过沼泽地”，才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后来得以发起大举反攻。

有时候看“毛选”看倦了，我就拿起庄子的书。道家的庄子蔑视世俗，标举圣贤惠施为楷模。“当传说中的中国统治者尧帝提出要把君位让给他[卡普希钦斯基原文如此。实际上，此典故中拒绝尧帝的不是惠施，而是上古隐士许由。]，他清洗了被这种浊言玷污的耳朵，然后躲进了荒凉的箕山。”对于庄子而言——圣经《传道书》中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外在世界的一切皆是虚空，是虚妄：“和外物接触便互相摩擦，驰骋追逐于其中，而不能止步，这不是很可悲的吗！终生劳劳碌碌而不见得有什么成就，疲惫困苦不知道究竟为的是什么，这不是很可哀的吗！这样的人生虽然不死，但又有什么意思呢！人的形体逐渐枯竭衰老，人的精神又困缚于其中随之销毁，这可不是莫大的悲哀吗？”[原文来自《庄子·内篇·齐物论》，现代汉语译文引自《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陈鼓应注译。]

庄子被怀疑和不确定所困扰：“言论并不像风的吹动，发言的人议论纷纷，只不过他们所说的却得不出个定准。这果真算是发了言呢？还是不曾发言呢？他们都自以为自己的发言不同于小鸟的叫声，到底有分别吗？还是没有分别？”[原文来自《庄子·内篇·齐物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现代汉语译文引自《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陈鼓应注译。]

我想问问李同志，中国人会如何解读这些选段，但眼下正在进行学习毛主席语录的运动，我担心这些选段听起来太挑衅了。所以我挑了一些单纯的内容，关于一只蝴蝶：“从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翩翩飞舞的一只蝴蝶，遨游各处悠游自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庄周。忽然醒过来，自己分明是庄周。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化为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化为庄周呢？庄周和蝴蝶必定是有所分别的。这种转变就叫做‘物化’。”[原文来自《庄子·内篇·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现代汉语译文引自《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陈鼓应注译。]

我请李同志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故事的意思。他聆听，点头微笑，并仔细记了下来。他说他得请教别人，然后再给我答案。

他始终没有。

我读完了《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卷，开始读第二卷。时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日军已占领中国大片土地，并进一步向内地推进。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对手结成战略联盟以对抗日本侵略者。战争年复一年，侵略者烧杀掳掠，国家满目疮痍。在毛泽东看来，对付占优势的敌人最好的战术就是灵活的游击战，不断与对手周旋。他坚持这一主张，并一再写文章阐述。

我正在读毛泽东1938年春天在延安的讲话，他论述要与日本打持久战，这时李同志也在房间里讲完一通电话，他放下听筒，进来宣布，明天我们去长城。长城！人们从天涯海角赶来，只为看它一眼。它是世界奇迹，是独一无二、神话般的、在某种意义上深不可测的创举。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断断续续地建造了它。当佛陀和希罗多德尚在世时，他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程，而当列奥纳多·达·芬奇、提香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在欧洲崭露头角时，他们仍在建造它。

人们对长城总长度的估算，从三千公里到一万公里不等。对长度有不同的说法，是因为长城不止一条——有好多条长城。它们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使用了不同的材料来建造的。然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最初的冲动。一个王朝一旦掌权，就立马修筑长城。筑墙的想法让中国的统治者着迷。如果工事停摆，那也只是因为缺乏资金——一旦财务状况好转，工程就会继续。

中国人建造长城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入侵，这些部落不肯安分，极力扩张。它们成群逐队，结成千军万马，从蒙古大草原、阿尔泰山脉和戈壁沙漠中出现，袭击中国人，不断威胁他们的国家，用屠杀和奴役散播恐怖。

但长城只是一种隐喻，一个象征和标志，是这个千年城墙之国的纹章和盾牌。长城划定了帝国的北部边界；但在交战诸侯国之间，地区之间，甚至邻里之间也竖起了墙。这些建筑物保卫着城市和村庄、通道和桥梁。守卫宫殿、政府建筑、寺庙和市场。军营、警局和监狱。高墙也能围住私人住宅，将邻居与邻居、家庭与家庭隔开。我们假设中国人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都在不间断地建造城墙，考虑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人口都如此庞大，民众的奉献和敬业，他们堪称楷模的纪律性和蚂蚁般的坚强意志，那么我们就会计算出，用于建造城墙的时间数以亿计，而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学习知识、获得职业技能、开垦荒地、饲养健壮的牛羊。

长城是一座巨大的城墙堡垒，穿过无人居住的山区和荒野，绵延数千公里，足可让人引以为傲——正如我提到过的，它是世界奇迹之一。但长城也指向了人性的弱点。长久以来，地球上的居民似乎没能真正地进行沟通和协商，并共同决定如何最有效地运用巨大的人类能量和智慧。

在这些情况下，团结起来的想法只是一种妄想：人们面对潜在麻烦的本能反应就是建造一堵墙。把自己关在里面，挡住外界。因为无论从外面、从那边来了什么，都只能是威胁，是不幸的预示。

而这堵墙不仅仅是为了抵御外侮。同时它也防控内忧。墙内有通道，有城门，看好它们，就可以控制谁能进出。守卫可以盘问，可以检查有效证件，可以记下名字，观察表情，记录备案。因此，一堵墙既是盾牌，也可能是桎梏。

墙最糟的一面是把那么多人变成了它的捍卫者，并产生一种心态，即用墙度量一切：把世界想象成一分为二的，邪恶和低劣者在外面，良善和优越者在里面。墙的守卫者不需要在物理上靠近它；他可以离墙很远，他只要心里有墙，信仰墙所规定的逻辑原则就足够了。

长城位于北京市以北，驱车需要一小时。我们先得穿过城区。寒风凛冽。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弓着背，在大风中挣扎。到处都是自行车的车流。当交通灯变红时，车流静止，就好像水闸突然关闭，等绿灯亮起时再度流动。只有风能打乱这种单调生硬的节奏：如果风刮得太猛，车流就会波涛起伏，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因此歪斜摔倒，其他人也不得不停住，下车。队伍瞬间乱成一团。但是，大风一平息，一切又回到各自的位置，尽职地向前移动。

市中心的人行道上人头攒动，不时能看到一队队身穿校服的学童。他们挥舞着小红旗，两人一组并排走着，走在队伍最前头的不是举着红旗，就是举着毛主席伯伯的画像。孩子们热情高涨地喊着口号，唱着歌。“他们在喊什么？”我问李同志。“他们要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他回答说。在每个角落都能看到警察，他们常常指挥这些队伍先行。

整个城市都是黄色和海军蓝。沿街建筑的围墙是黄色，所有人穿的衣服都是深蓝色。“这些制服是革命的成果，”李同志解释道，“旧社会的人没衣服穿，冻死街头。”男人的发型都像刚入伍的新兵一样，女性无论女孩还是老太太，都留着齐耳短发，前额梳刘海。得仔细观察才能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区分开来——这挺尴尬，因为盯着人看被认为是不礼貌的。

要是谁背了个包，那么他的包和别人的也一样。如果碰到大型聚会，每个人都得把帽子和包放在衣帽间，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怎样把自己的财物与成千上万其他人的区别开？我不知道——但看起来他们就是能做出区分。这证明真正的差异确实不仅存在于显著的事物中，而且存在于最小的细节中——例如缝纽扣的方式。

我们穿过一座废弃的碉楼登上长城。长城上竖立着巨大的城垛和炮台，宽度足够十个人并排走。从我们的位置看，长城蜿蜒曲折没有尽头，每一端都消失在群山和森林之中。四周荒芜寂静，风撕扯着我们。我感受着这一切，触摸着几百年前人们疲惫不堪地堆砌在这里的砖石。修长城是为了什么？它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途？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个我无法真正理解的世界将我包围其中。我本该写稿——但是写什么？报刊全是中文，我什么都看不懂。起初我请李同志帮忙翻译，但他翻译的每一篇文章，开头的文字都是一样的。报上真是这么写的吗？我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李同志。可每次我提出想会面、想谈话、想旅行的要求，他都含糊其词，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也不能一个人出门。而且我能去哪儿呢？找谁呢？我不熟悉这个城市，我不认识任何人，我也没有电话。

最要命的是，我不懂这种语言。是的，我的确试过学习中文，从一开始就试过。我试图从象形符号和表意符号的丛林中开辟一条道路，结果却遇到了死胡同，每个字都有令人抓狂的多重含义。不久前我还在某处读到，《道德经》（道家的圣典）的英译本有八十多种，无一不出色可靠——而且无一相同！我已经双腿发软了。不，我觉得我应付不了，我做不到。方块字在我眼前闪烁，跳动，变换形状和位置、关系和因果，比例和形式；它们叠加又分开，形成行和列，交换位置，明明是念“ao”的字作了偏旁部首，天知道怎么会让这个字读作“ou”，或者我冷不丁就把“eng”的拼音与“ong”搞混了——这可是个可怕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