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头有大把时间，大部分都用来阅读我在香港买的有关中国的书。这些书都很吸引人，以致我会暂时忘记希罗多德和希腊人。

我仍然相信自己会长期在这里工作，因此想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我没意识到，大部分报道中国新闻的记者都驻扎在香港、东京或汉城，他们要么是华裔，要么至少中文熟练，像我这样的能去北京，多少令人难以置信，简直是不可能。

我始终能感受到长城的存在；不是几天前我在北边的群山之间看到的那座长城，而是对我来说更难应付、更难以逾越的语言的长城。我是多么渴望能认得一些汉字，能掌握它，松口气，感到自在。全都是徒劳。一切都那么模糊，那么晦涩，神秘难解。

这实际上与我在印度的感受没有区别。在那里，我也无法破译密集交错的印度字母。如果我以后去更远的地方，难道不会遇到类似的障碍吗？

这个语言符号系统的巴别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一种特别的符号系统是如何产生的？在某个原点，在最开始的时候，它必然始于某个符号、某个字。有人为了记住某件事而做了记号。或者是为了与他人交流，或者对某物或某地施咒。

但是，为什么不同的人要使用这么多完全不同的符号来描述同一个对象呢？在世界各地，一个人、一座山或一棵树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在每种符号系统中，对应的却是不同的字符、图像或字母。最初的那个人想要描述一朵花，为什么在这种文化中画的是一条直线，在另一种文化中画的是一个圆圈，而在又一种文化中画的却是两条线加一个圆锥形？这些最早的涂鸦者是自行做出这些决定，还是和别人共同决定的？他们事先商量过吗？晚上会围着篝火讨论吗？是在家族会议上获得许可吗？还是在部族聚会上？他们会征求长辈的意见吗？还是问巫师？占一卦？

如果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好了，因为这以后，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事情获得了自身的驱动。从第一个最简单的决定开始——向左画一撇，向右画一捺——所有其他的都会随之而来，越来越精妙繁复，因为根据这个符号系统可怕的进化逻辑，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复杂，让门外汉越来越难看懂，以至最终完全无法辨认——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

对我来说，尽管印度人和中国人书写系统的难度不相上下，但两国民众的行事方式截然不同。印度人是放松的，中国人紧绷而警觉。一群印度人在一起时是松散的，杂乱的，不紧不慢；一群中国人会在你觉察之前迅速组成纪律严明的队伍。你会觉得，在一群中国人之上站着一位指挥官，一个更高的权威，而在众多印度教徒之上则是阿勒奥珀格斯山，山上盘旋着无数无所求的神灵。如果一群印度人遇到有趣的事情，他们会停下来围观并开始讨论。同样情况下，中国人则会保持队形继续往前走，温驯地朝着既定的目标，目不斜视。印度人显然更注重仪式、心灵和宗教。在印度，精神世界及其象征永远触手可及，可以感知。满街都是信众。朝圣者前往寺庙，前往众神所在之地；群众聚集在圣山脚下，在圣河中沐浴，在圣火堆上火化死者。中国人给人的感觉则不那么张扬，他们小心谨慎，不露声色。相比敬拜神灵，他们更关心礼节是否得体；他们不是抬着圣像游行，而是标语。

我发现他们的脸也不一样。印度人的脸饱含惊奇；额头上的红点，脸颊上的彩色图案，露出深褐色牙齿的微笑。中国人的脸不会带来这样的惊喜。它平和且经久不变。似乎没什么可以扰乱它平静的表面。这张脸隐藏着一些我们一无所知，也永远不得而知的东西。

有一次李同志带我去了上海。和北京多么不同啊！我被这座城市的巨大规模，被它建筑的多样性所震惊——整片整片的社区都是以法式、意式或美式风格建造的。随处可见绵延数公里的林荫道、大街、步道和拱廊。能感觉到城市发展的规模和能量、大都市的喧嚣，到处都是汽车、人力车，路上有数不清的行人。商店林立，偶尔还会看到酒吧。这里比北京暖和多了，微风和煦——可以感觉到离海很近。

有一天，我们开车路过一个日本人居住的街区时，我看到一座佛寺敦实的柱子。“这座寺庙是开着的吗？”我问李同志。“在上海这里，当然开着。”他的回答中夹杂着讽刺和轻蔑，仿佛这里并不是地道的中国。

佛教直到公元后才开始在中国繁荣。此前大约五百年间，两种平行的精神潮流、两种学派、两种取向统御着这片土地：儒家和道家。圣人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之间。孔子和道教的创始人老子谁出生得更早，历史学家们没有达成共识。许多学者甚至认为老子根本不存在，说他留下的唯一一本小书《道德经》，只是一些片段、格言和谚语的集合，由不知名的抄写者收集而成。

如果我们承认老子确实存在并且比孔子年长，那么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个被一再讲述的故事，即年轻的孔子旅行到智者老子居住的地方，向他请教该如何安顿身心。这位老人回答说：“戒除傲慢和欲望，戒除奉承的习惯和过度的野心。这些都有害。我能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些。”[原文来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但如果孔子比老子年长，那么他就可能向他年轻的同胞传授这三个了不起的观点。其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其二：“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其三：“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和老子（如果确有其人）的哲学思想出现在周代末年，大约在战国时代，当时中国四分五裂，诸侯国之间展开激烈的战争，导致人口大幅减少。一个暂时逃脱屠杀的人，仍然会被不确定和朝不保夕的恐惧所困扰，他不得不问自己：人该如何生存？这是中国思想试图回答的问题。这恐怕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实用的哲学。与印度的思想相反，它很少冒险进入超验领域，而是试图为普通人提供建议，让他能够忍受自己的处境。而他之所以被困于此，只因为他降生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不管他本人是否愿意。

正是在这一点上，孔子和老子（如果真有其人）的道路发生了分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我该如何生存”这一最根本的世俗问题上，他俩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孔子认为生而为人，就有很多不得不做之事。最重要的是服从官方和孝顺父母。还要尊重祖先和传统；严格遵守礼仪规则；忠于现存秩序；抗拒变革。儒生对执政者忠诚而驯服。孔子说，如果你忠顺、尽责地服从他们的要求，你就能安身立命。

老子（如果真有其人）推崇不同的态度。道家的创始人建议让自己远离一切。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这位祖师说，所以不要执着于任何东西。一切存在最终都会消亡；因此要超越它，保持你的距离，不要试图建功立业，不要追求或占有任何事物。无为而为：柔弱无为是你的力量所依；天真无知是你的智慧所在。如果你想安身立命，就得把自己变得无用，对任何人都派不上用场。远离众生，成为隐士，心满意足于一碗饭、一口水。最重要的是合乎于道。但道是什么？无法解释，因为道的本质是模糊不可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圣人说。道是道路，不是方向，奉行道就是守道直行。

儒家的哲学关乎权力、仕途、体系、秩序，关乎时时遵守行为规范；道家则弃绝这样的游戏，转而满足于自身的渺小，知道自己不过是无情世界中一颗不起眼的尘埃。

然而，在传递给普通人的信息中，儒家和道家有一个共同点：教人谦逊。有趣的是，大约在同一时间，同样在亚洲，出现了另外两种学说，佛学和伊奥尼亚哲学，它们向普通的凡人提供了相同的建议：要谦虚。

儒家宫廷画中描绘的场景是这样的：安坐的皇帝被簇拥着，周围是笔直站立的官员、宫廷司仪、鲜衣怒马的将军、谦恭俯首的仆人。在道家画中，我们看到的是远处淡淡的风景，隐约可辨的山峦、银色的雾幔、桑园，以及前景中一片纤细雅致的竹叶，在看不见的微风中摇摆。

和李同志一起漫步在上海的街头，观察行人，我会考考自己，这些人是儒家还是道家，还是佛教徒？

但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好奇心。因为中国哲学的强大之处在于其弹性和兼容并包，即不同的思潮、观点和立场融合成一个整体，同时又不损害各独立学派精髓的完整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盛行过许多不同的哲学思想（很难称它们为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因为其中没有上帝的概念）——要么儒家占优势，要么道教，要么佛教，这三家最为重要；三者之间不时会产生冲突或紧张；偶尔会有皇帝独尊其中一家，有时皇帝会推动它们的共存，有时会煽动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但迟早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相互妥协、渗透、调和。如此多的元素落入了这个文明古国的幽深渊薮，被它所吸收，随后显现出明确无误的中国式的形态与特色。

这种综合转化也发生在每个中国人的灵魂中。这取决于形势、背景和环境，有时儒家会在他身上占了上风，有时是道家，因为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的，没有什么是盖上图章、刻上石头，从此一成不变的。为了生存，他可以做个顺民。外表谦恭温顺，内心却超然，孤傲，独立。

我们回到北京，回到酒店。我继续读我的书。我开始研究九世纪大诗人韩愈的生平。作为孔子的信徒，韩愈曾反对佛教在中国传播，理由是它是外来的印度思想体系。他撰写批评文章和言辞激烈的檄文。这位大诗人的排外激怒了身为佛教徒的统治者，韩愈因此获判死刑，但在朝臣劝解下，改判为流放到今天的广东省，当时那一带遍布鳄鱼。

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来人了，同时带来了对外贸易部的一位先生，他转交给我一封来自华沙《青年旗帜报》同事的信件。信中说，由于我们部门公开反对取消报纸的《不过如此》（“Po prostu”）专栏，中央决定解散整个编辑部，现在报社由三名特派员接管。一些记者辞职以示抗议，而另一些则犹豫不决，还在观望。我的朋友们想知道我准备怎么办。

外贸部的先生走了，我想都没想就通知李同志，我接到紧急回国的命令。我现在就收拾行李。李同志的脸上没有表情。我们对视了片刻，然后下楼去餐厅吃晚饭。

我离开中国的心情，就像离开印度一样，带着失落，甚至悲伤；但与此同时，这次离开也带有某种决心。我必须走了，因为一个全新的、迄今为止依然陌生的世界正在将我拉入它的轨道，它完全吸引了我，让我沉溺，难以自拔。我被一种深刻的迷恋攫取，产生了强烈的学习渴望，那种让我自己完全沉浸其中，被它融化，与这个陌生的宇宙融为一体的渴望。这种感觉如此熟悉，就好像我在那里出生、长大，在那里开始生活一样。我想学中文，我想看书，我想深入了解一点一滴。

这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弱点，因为我也意识到这些文明是如此深邃、丰富、复杂和多样，哪怕想要了解其中的一鳞半爪，都需要为此付出毕生精力。这里的文化和建筑一样，有无数房间、走廊、阳台和阁楼，鳞次栉比，进入其中就像进入迂回曲折的迷宫，一旦走进其中一间，就找不到出口，也没有退路，无法回头。无论是成为汉学家、印度学者、阿拉伯学者，还是希伯来学者，都是孤高难进、耗费精力的追求，再也无暇旁顾。

虽然我有屈服于这种诱惑的冲动，但我仍然被这些世界之外的事物所吸引——尚未遇见的人、尚未走过的路、尚未见过的天空。跨越国境，看看国境之外有什么，这种渴望仍在不断搅动我的心绪。

我回到了华沙。我很快就搞清楚了，为什么我在中国期间的处境那么尴尬，那么无所事事。之所以派我去中国，是因为两次解冻：1956年的波兰十月事件和中国的“百花齐放”。而在我抵达中国之前，华沙和北京就已发生剧变。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发起了一场反对自由派的运动，而中国则发动了“大跃进”。

实际上，我原本应当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就离开这里。但我供职的报纸什么也没说——它正身处恐惧之中，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忘记了我。又或许编辑们是为我着想——可能他们认为我在中国会更安全？但无论是否如此，我现在认为，中国驻华沙大使馆早已通知《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们，《青年旗帜报》的这位记者是一家命悬一线的报纸的代表，这份报纸被撤销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正是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中国人喜欢给人留面子的习惯，以及他们根深蒂固的以礼待人的教养，才使我没有被立即驱逐。相反，他们安排了各种情境，认为通过透露种种信息，就能让我自己猜到早先商定的合作模式不会再继续。那样我就会主动说：我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