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和他的同胞争论的，不是神是否存在（我们这位希腊人不会设想一个没有更高存在的世界），而是谁从谁那里借用了神的名字和概念。一般希腊人声称，他们的神是他们本土世界的一部分，并从中衍生出来，而希罗多德则试图证明，希腊的整个万神殿，或者至少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源自埃及诸神。

为了证明他的论点，他提出了对他来说无可辩驳的论据：时间顺序、重要程度和历经时长。他设问，哪种文化更古老，是希腊文化还是埃及文化？他旋即回答：不久前，作家赫卡泰厄斯[赫卡泰厄斯（Hecataeus），古希腊纪事家和地理学家，出身伊奥尼亚米利都城邦的贵族家庭，曾游历地中海沿岸各地。著有《大地巡游记》《谱系志》等。]在底比斯追溯自己的血统，认为其家族历史上溯至第十六代的祖辈是一位神祇。宙斯的祭司为他展示的，埃及的祭司也同样展示给了我（但我没有去追溯我的家族血统）：他们引领我进入神庙，给我看那里的木制雕像，清点数目，直至数到我提及的数字“341”。（我要说明：赫卡泰厄斯是希腊人，而此处雕像是埃及人的，每个雕像代表一代人。[据《历史》，当赫卡泰厄斯回溯自己的身世并宣布在他之前第十六代的祖先是神祇时，祭司们也根据他们的计算方法回溯了自己的家谱，他们不承认任何一个人是神祇生出来的。他们说，每一尊木像都代表一位皮罗米斯（piromis），都是由另一个皮罗米斯所生。在希腊语中，皮罗米斯的意思是“君子”。]）看呐，希腊人，希罗多德似乎在说，我们的家谱仅能上溯十五代，而埃及人的家谱至少可以上溯到第341代。那么到底是谁向谁借来了神？难道不是我们从比我们古老得多的埃及人那里借的？为了让他的同胞更清晰地记住，是历史时间区分了两个民族，他进一步阐述：现在，人类的三百代意味着一万年，因为每一百年会有三代人。他还引述了埃及祭司的观点，在这一时期没有神以人的形式出现。所以，希罗多德总结道，我们希腊人自认为希腊诸神属于自己，其实他们早已在埃及存在了万年之久！

如果认同希罗多德的观点，就意味着不仅诸神，而且整个希腊文化都是从埃及（非洲）来到希腊（欧洲），那么就值得讨论欧洲文化的非欧洲起源了。这个问题关乎意识形态，也让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关于它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两千五百年，与其现在踏入这样危险的雷区，我们不如留意这点：在希罗多德的世界，各种文化和文明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多样，变动不居；我们知道文明之间会有冲突，但也有一些文明间保持交流，互惠互利，在政治上相互充实。此外，有些文明时战时和，时和时战。总之，对希罗多德而言，世界的多元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脉动的组织，它不会一成不变，而总是不断自我更新、改头换面，生发新的格局。

我第一次见到尼罗河是在1960年。那是个傍晚，飞机正在接近开罗。从高处看，此刻的尼罗河就像一根闪闪发光的黑色树干，不断分叉分枝，街灯组成的花环和璀璨的玫瑰花结[玫瑰花结，欧洲传统纹饰图案，从圆形中心向外辐射，形似玫瑰的花瓣。该图案经常用于装饰地毯边缘。]，是这座繁荣大都市的诸多广场。此时的开罗是第三世界国家解放运动的中心。许多住在这里的人今后将成为各个新生国家的总统，这座城市是各种反殖民主义的非洲和亚洲政党的聚集地。

开罗也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首都，该邦联两年前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成立，总统是四十二岁的埃及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一个高大、威严、充满领袖魅力的人物。1952年，时年三十四岁的纳赛尔领导军事政变，推翻了法鲁克国王；四年后他成为总统。长期以来，他都得应付国内强大的反对派：一方面是共产党和他抗争，另一方面还有穆斯林兄弟会，这是个由原理主义者组成的严密组织。为了对付他们，纳赛尔供养了各种各样不计其数的警察部队。

我一早就起床，因为从酒店赶往市中心路程很远。我住在扎马雷克区一家酒店，扎马雷克位于尼罗河上的一个岛屿，是个富人区，过去主要是外国人聚居，但现在也有富裕的埃及人。想到我一离开酒店，就会有人翻查我的行李箱，而我在里面藏了个捷克皮尔森啤酒的空瓶，我觉得明智的做法是把酒瓶拿出来，然后在路上扔掉（彼时，热忱的穆斯林纳赛尔正在开展反酒精运动）。我把酒瓶藏在一个灰色纸袋里，带着它走到街上。尽管还是早上，天气已经闷热难耐。

我一路寻找垃圾桶。但就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我发现有个警卫坐在我刚出来的那个入口通道的凳子上，正盯着我看。他在关注我的举动。呃，我想，我可不能当着他的面扔酒瓶，不然过会儿他就会翻垃圾桶，找到瓶子，然后向酒店警察告发我。我又走了一点路，发现了一个空箱子。正准备扔掉酒瓶时，我注意到两个穿着吉拉巴[吉拉巴（Djellabas），一种带风帽的长袍。]长袍的人。他俩一边站着聊天，一边看着我。不，我不能把酒瓶扔在这里：他们肯定会看到它，而且这个箱子不是用来装垃圾的。我继续往前走，直到发现另一个垃圾桶，可坐在附近一栋建筑入口处的一位阿拉伯人正专心地望着我。不，不，我对自己说，不能冒这个险，他眼里对你都是怀疑。于是我抓牢纸袋和酒瓶，若无其事地往前走。

再往前是个十字路口，路中间站着一个拿着棍棒、戴着哨子的警察，另一边的街角有个男人坐在凳子上打量我。我注意到他只有一只眼睛，但这只眼睛那么执着、那么急切地盯着我，我开始感到不自在，甚至害怕他会给我下命令，逼我给他看我到底拿着什么。我加快脚步好走出他的视野，动作利索起来，因为我看到前方远处有个垃圾桶，它像海市蜃楼般忽隐忽现。不幸的是，离它不远处的小树树荫下坐着一位老人，正盯着我看。

终于走到街道转弯的地方了，但转弯之后一切都和之前一样。我怎么也丢不掉酒瓶，因为无论我想往哪里丢，都有眼睛盯着我。路上行驶着汽车，驴子拉着满载货物的大车，一小群骆驼像踩着高跷般直挺挺地从我身边经过，但这一切仿佛都发生在画的后景，与我行走的地方不在同一个维度，在我的维度里，我被陌生人的视线无死角包围，他们站着，走着，聊天，很多时候是坐着，总之一直盯着我。我越来越紧张，出的汗越来越多，连手里的纸袋都湿了。我担心酒瓶会从里面滑出来，在人行道上摔碎，引发街上更多的关注。我完全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是好，索性回到酒店，把酒瓶塞回了行李箱。

直到晚上，我又带着酒瓶出门。晚上扔起来容易些。我把酒瓶扔进了垃圾桶，回到房间，如释重负地躺下睡着了。

后来，我在城里晃荡，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眼线。这边是大楼看门人，那边是警卫，远处是沙滩椅上一动不动的人，更远处是无所事事站着的人，四下张望。这里大多数人都没做什么特别的事，但多条视线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连贯的全景观察网，覆盖了整条街道，发生任何事情都会被注意到。有动静了就报告。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过多的人在为强权服务。在一个发达、稳定而有序的社会，社区权责清晰明确，这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城市所不具备的。他们的社区有很多闲杂人员，身份不明，居无定所。不管在什么时候，无论发生什么，这些既没人在意也派不上什么用场的人，随时能聚在一起，越聚越多，进而成为乌合之众，他们对一切事情指手画脚，他们手头有大把时间，并且乐于参与，成就自己。

所有独裁政权都会利用这种闲置的岩浆。他们甚至不需要供养一支昂贵的全职警察队伍。找到这些想要证明自己的闲人就足够了。让他们觉得自己对社会有用，有人注意到了他们，指望着他们做事，那就有奔头了。

这种关系的好处是相互的。为独裁政权服务的游民会觉得自己代表了当局，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举足轻重，而且因为他过去时常昧着良心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坑蒙拐骗，现在他被豁免了，登堂入室。与此同时，独裁政权在他身上得到了一个廉价的——实际上是免费的——然而却热心的、无所不在的爪牙。有时甚至很难称这种人为爪牙；他只是个想要被认可的人，他努力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提醒当局他的存在，始终渴望提供服务。

有一次，我正走出酒店时，上述群体中的一员拦住我，要我跟他走，说他会带我去参观一座古老的清真寺（我猜此人是其中一员，因为他总是站在同一个地方，审视着他负责的辖区）。我生性轻信，甚至认为多疑是一种性格缺陷，而非不理智的表现；现在，一名密探提议我跟他去清真寺参观，而不是命令我去警察局报到，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简直满心喜悦，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彬彬有礼，穿着整洁的西装，讲着还凑合的英语。他说他的名字叫艾哈迈德。“我叫雷沙德，”我回答，“但叫我理查德对你来说会更容易。”我们先是步行。然后坐了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之后在一个老旧的社区下了车，我们穿过狭长的小街，走过蜿蜒的小巷，挤过窄窄的通道，然后是小房子、死胡同、倾斜的灰褐色黏土墙、翘着的铁皮屋顶。没个向导，任谁走进来也没法走出去。不时会看见一扇门，但所有的门都关着，紧紧闩住。偶尔会有妇女像团黑影般匆匆走过，有时会出现一群孩子，但小家伙们很快又消失，因为他们被艾哈迈德的吼叫吓坏了。

我们来到一扇巨大的金属门前，艾哈迈德敲了开门暗号。里面传来凉鞋趿拉的声音，接着是钥匙和锁的响亮刮擦声。出来一个看不出年龄、相貌也没什么特色的看门人，他和艾哈迈德交谈了几句，就领我们穿过一个封闭的小院子，来到宣礼塔的门口，进塔的门槛已略微陷入地下。门是开着的，两人都示意我进去。里面弥漫着蒙蒙的暮光，我只能认出楼梯蜿蜒的轮廓，它沿着尖塔内墙盘桓，形状类似工厂的大烟囱。高处有个地方闪着光，从我们站的地方看，它就像一颗黯淡而渺远的星星——那是天空。

“我们走！”艾哈迈德用半哄骗半命令的声音宣布，之前他曾告诉我，从宣礼塔的塔顶可以俯瞰整个开罗。从一开始就感觉不太容易。台阶很窄，而且因为上面满是沙子和松散的灰泥，还很滑。但最糟糕的是，没有扶手，没有把手，也没有绳子，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

哦，好吧——我们上。我们不断地爬啊爬啊。

最重要的是不要往下看。别往下看也别往上看，盯着正前方最近的点，眼睛保持与正前方的台阶齐平。别胡思乱想，那只会让人恐惧。这时候要是有什么瑜伽修行法该多好，什么涅槃和坦陀罗，业力或地母神[地母神（Mokosh），斯拉夫神话中的大地母神。]，总之，能让人不去思考、不去感受，不必惦记存在的方法。

那好吧。继续爬。

这里幽暗而逼仄。脚下的台阶陡峭曲折。如果清真寺尚在使用，宣礼师会从塔顶召唤信徒祈祷，每日五次。他会拖长了声音，以单调的节奏呼唤，有时非常悦耳——庄严，动人，美妙。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年有人使用过这座宣礼塔。这是个废弃的地方，散发着阴湿和陈年灰尘的气味。

不知道是因为力气使完了，还是莫名其妙的焦虑，我开始感到疲倦，而且显然放慢了速度，因为艾哈迈德开始催我继续往上爬。

“上！上！”他跟在我身后，挡住了我逃跑的所有可能，使得我既没办法转身也没办法后退。我没法越过他原路折回——深渊就在那儿，在边上。好吧，就这样，我鼓励自己，除了继续爬，别无选择。

我们爬啊爬。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没有栏杆、没有扶手的危险楼梯爬了这么远，我们中任何一个的突然动作，都会导致俩人一起从几层楼高处跌下来。我们因为不可触碰彼此而连接在一起，谁只要碰到对方，另一个人就会跟着掉下去。

这种势均力敌很快就转变为敌强我弱。在楼梯尽头，也就是塔的最高处，有个又小又窄的外阳台环绕着宣礼塔，那是宣礼师歇脚的地方。通常，它会被砖墙或金属栅栏包围。这里有金属栅栏的痕迹，但经历过许多个世纪后它已经生锈脱落了；墙外没有任何保护。

“把你的钱交出来。”

我的钱在裤子口袋里，我担心哪怕是伸手进去掏钱这种小动作，也会让我摔得粉身碎骨。

“给我钱！”

我抬头望向天空，这样就能避免往下看，我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口袋里，然后非常缓慢地掏出钱包。他一言不发地接过，转身开始往下爬。

现在最艰巨的任务，是从外阳台回到楼梯的台阶，两者之间距离不到一米，我却得一寸一寸痛苦地挪。然后是下台阶的折磨，我的腿已经不属于我了，它们就像被钉在墙上一样，异常沉重、几乎瘫痪。

看门人为我打开了大门，作为这种小巷里最在行的向导，一些孩子把我送到了出租车上。

我在扎马雷克又住了几天，每天沿着和以前一样的路线走到开罗市中心。每天都能碰到艾哈迈德。他总是站在同一个地方，负责他的辖区。

每次他见到我都面无表情，仿佛我们从未见过。

而看到他时，我也是同样地面无表情，仿佛我们从未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