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喀土穆机场出来，我告诉出租车司机：去维多利亚酒店。但他一言不发，不由分说地把我带到了“大酒店”（the Grand）。

“从来如此，”我后来在这里遇到的一位利比亚人告诉我，“如果有白人来到苏丹，他肯定会被当作英国人，如果他是英国人，那么他理所当然要住大酒店。那是个聚会的好地方。大家晚上都会来这里。”

司机用一只手从后备厢里提出了我的行李，另一只手在空中画了个半圆，他示意我看过去，骄傲地说：“青尼罗河！[青尼罗河，尼罗河两大源流之一。发源于埃塞俄比亚境内，流入苏丹，在喀土穆与白尼罗河汇合。]”我望向从我们脚下流过的河流，河水呈灰绿色，河面很宽，水流湍急。旅馆的露台长而阴凉，面向河流，河边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大道两旁是古老的无花果树，枝繁叶茂。

门房带我去的房间，吊扇呼呼作响，但它扇起的风可不凉，所以只是在搅动热气。这是一个火炉。我决定进城。我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只消走几百米，我就发现失策了！从天空散发出来的热气重重地压在柏油路上。我觉得头晕眼花，呼吸急促。我不能再往前走了，但也没回头的体力。我开始慌了：如果不赶紧躲到阴凉处，我敢说太阳会杀了我。我发疯似的四处张望，却发现整个街区只有我一个活物。四面八方毫无生气，门窗紧闭，万物静止。没有人，没有一个动物。天呐，我该怎么办？太阳像铁匠的锤子般敲打着我的头；我能感觉到它的重击。我离酒店太远了，附近又没有建筑物，没有通道，没有遮阳篷，根本无处可躲。终于我发现了一棵杧果树。这是视野范围内离我最近的遮蔽物，我躲了进去。

我在小树下面，躺到地上，遁入树荫。此时此刻，树荫完全成了有形的实体，我的身体贪婪地享受阴影，就像干裂的嘴唇痛饮水一样。

到了下午，影子拉长，开始重叠，逐渐变暗直至变成黑色——到晚上了。于是人们活了过来，他们的生存意志又回来了；他们互相打招呼，交谈，显然很高兴自己设法捱过了日常的灾难，从地狱里又活过了一天。城市喧腾起来，汽车出现在街上，商店和酒吧里挤满了人。

我在喀土穆等两名捷克记者，我们会一起前往刚果。这个国家内战的烈火正熊熊燃烧。我越来越焦躁，因为还没有同伴的消息，他们按说该从开罗飞过来了。白天是不可能在城里走动的，但待在房间里也非常热。露台是凉快一点，但我再也受不了了，在那里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人走到我跟前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叫什么？你为什么来这里？想搞点生意做吗？想买个种植园吗？如果听到否定的回答，他们就会继续问：那你接下来会去哪里？你一个人吗？你有家人吗？你有几个孩子？你做什么？你以前来过苏丹吗？你喜欢喀土穆吗？喜欢尼罗河吗？喜欢你的酒店吗？喜欢你的房间吗？

他们的问题没有尽头。最初几天，我还礼貌地回答。如果他们是出于善意的好奇心，而此举也合乎当地习俗呢？但转念一想，问的人也可能是警察，最好别招惹他们。

提问者通常只出现一次，第二天换新一拨人提问；看起来，我就像接力赛中的接力棒，被不断地传递。

但他们中间也有两个人总是结伴出现，越来越频繁。他们极其友好。我猜，他们可能是手头有大把时间的大学生，这是因为执政的军政府首脑阿布德将军关闭了大学——他觉得大学是滋生不满情绪和反抗意识的温床。

有一天，他们警惕地四下张望，低声问我，能不能给他们几英镑。他们有法子买到大麻，我们可以出城去沙漠里吸。我该怎么回应？我从没吸过大麻，很好奇吸了会怎样。另一方面，万一这俩人是警察局派来的，想陷害我，或者是来勒索钱财，或者把我驱逐出境可怎么办？这将开启一段刺激的旅程。我心里忐忑，但选择了大麻并付了钱。

他们在傍晚时分开着一辆破旧的敞篷“路虎”来了。这辆车的前大灯只有一盏，但亮得如同防空反射镜。车灯的光束分开了热带的黑暗，密不透风的黑墙给汽车让道，旋即再次关闭。黑暗如此浓稠，如果不是因为路面坑坑洼洼，你简直会觉得车辆是静止不动的。

我们行驶了大约一小时，起初是在柏油路上，路的边缘很薄，颤颤巍巍，很快就只剩沙漠公路可走，沿途偶尔会出现巨石，它们仿佛用青铜铸成。我们在其中一块巨石处急转弯，继续行驶了一会儿，然后急刹车。大家站在陡坡的顶端，月亮照在尼罗河上，银光闪闪。沙漠、河流、月亮，是理想中的极简风景。在这一刻，一切已经足够了。

其中一位苏丹人从他包里拿出一小瓶已经开瓶的白马酒，足够我们每个人喝几口。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卷了粗粗的两根大麻，一根给他的朋友，一根给我。借着火柴的光亮，我突然发现，他那黑黢黢的脸和亮闪闪的眼睛从黑夜中浮现时，正看着我，好像在思考什么。也许他给我的是毒药，我想，但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这么想，甚至是否想过任何事，因为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一个失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如梦幻，一切都在不停转动，温柔，起起伏伏。前方没有任何阻碍，没有任何惊扰。一片宁静。舒适的触感。一个梦。

其中最不寻常的体验还是失重状态。不是我们在宇航员身上看到的那种局促、笨拙的失重，而是灵巧、娴熟、尽在掌控。

我不记得我到底是如何从地面升起的，但我清晰记得我飘过天空，天空是黑暗的，但是那种明亮的黑暗，甚至发着光，我在斑斓的圆圈中间翱翔，这些圆圈分成更多圆圈，就像轻盈转动的呼啦圈，旋转着，充盈了四面八方。

就这么游弋着，我感到无比的喜悦，我从肉身的负担中解放了，从它每一步的阻力中解放，从它顽强的、无止无休的反作用力中解放。谁能想到呢，但事实证明，你的身体不必非得是你的敌人，而是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哪怕只有片刻，哪怕只是在如此特殊的情况下。

我看见了“路虎”的引擎盖，能用眼角余光看见破碎的侧视镜。地平线是深粉色的，沙漠的沙子是石墨灰色。拂晓前的尼罗河是浅蓝色的。我坐在敞篷车里，冻得瑟瑟发抖。此刻的沙漠像西伯利亚一样冷；寒冷刺穿骨头。

等我们再次回到城里时，太阳已经升起，瞬间又热了起来。头疼得要命。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睡觉。只是睡觉。一动不动，天塌下来也不管。

过了两天，这两位苏丹人来酒店问我感觉如何。我感觉如何？哦，朋友们，你们想知道我的感受吗？是的，你还行吗？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要来了，明天在体育场开音乐会。

我立刻来了精神。

体育场离城区很远，又小又浅，最多只能容纳五千名观众。即便如此，上座率也只有一半。场地中央架着一个舞台，灯光微弱，但因为我们坐得靠前，可以清楚看到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小乐队。晚上又闷又热，当阿姆斯特朗穿着夹克打着领结走出来时，他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他冲大家打招呼，举起他拿着金色小号的手，用噼啪作响的廉价麦克风说，他很高兴能在喀土穆演奏，高兴并且荣幸之至，之后他爆发出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圆润而放松。他期待大家跟着一起笑，观众却挺冷漠，或许是因为不知该怎么回应。当鼓声和贝斯响起，阿姆斯特朗唱了首足够应景的歌——《南边的沉睡时光》（“Sleepy Time Down South”）。第一次听到阿姆斯特朗的声音，其实很难描述；里面有些东西让人觉得自己与它相熟已久，当他开始歌唱时，每个人都会以最真诚的信念确认自己的鉴赏力，并礼赞：是的，那就是他，那就是“书包嘴”！[书包嘴（Satchmo），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绰号“书包嘴大叔”。]

没错，就是他，书包嘴。他唱“你好多莉，多莉，我是路易斯”，他唱《多么美好的世界》和《月亮河》，他唱“我亲吻你的嘴唇，你销魂的嘴唇，瞬间火花四溅”。但观众们继续静静地坐着。没有掌声。是因为他们听不懂歌词吗？还是对穆斯林来说公开表达的情欲过多？

阿姆斯特朗在每支歌曲后，甚至在弹奏和演唱期间，都会用一块大白手帕擦汗。手帕固定由一个人为他更换，这人陪阿姆斯特朗巡演非洲的唯一职责，似乎就是递手帕。后来我看到他有一整袋手帕，大概有几十张。

音乐会结束后，人群迅速散去，消失在夜色中。我震惊了。我听说阿姆斯特朗办音乐会总会让人情绪高涨。但在喀土穆的体育场里却没有狂热的迹象，尽管书包嘴演奏了许多起源于非洲黑奴的歌曲，来自美国南方，来自亚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他自己也是从那里来的。但那时他们的非洲和这个非洲属于不同的世界，缺乏共同语言，无法交流，更不用说共情了。

苏丹人开车送我回酒店。我们坐在露台上喝了些柠檬水。没过多久，阿姆斯特朗也坐车来到这里。他如释重负地坐在桌旁，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瘫在了椅子里。他长得粗壮结实，肩膀很宽却是溜肩。服务员给他端来了橙汁。他一口喝掉，然后又一杯，再一杯。他精疲力竭，低头坐着，一言不发。那时的他已经六十岁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患有心脏病。演出时的阿姆斯特朗和演出结束后的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前者性情开朗，快乐活泼，声音洪亮，能从他的小号中奏出惊人的音域；后者神情沉重，身体疲惫而虚弱，脸上满是皱纹，黯然失色。

任何人想离开喀土穆的安全屏障进入沙漠，都必须牢记前方危机四伏。沙尘暴会不断改变地貌景观，并且移动方位点，旅行者如果因为大自然的喜怒无常迷了路，就必死无疑。沙漠神秘莫测，让人恐惧。人永远不能孤身前往沙漠，因为水井之间的距离非常远，仅靠一个人根本无法携带足够的水。

在希罗多德穿越埃及的旅程中，他发现四面都是撒哈拉沙漠，就明智地始终沿着尼罗河走。沙漠就像明媚的火，而火是野兽，可以吞噬一切：埃及人将火视为有生命之物（它会吞噬它所掌握的一切，直至餍足，然后与它吞噬的生物一起灭亡）……他举了一个例子，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带兵出征，计划先征服埃及，再征服埃塞俄比亚，其间他派遣了一部分军队攻打阿蒙人，这是个定居在撒哈拉绿洲的民族。这部分军队从底比斯出发，在沙漠中行军七天后抵达一座名为“幸福岛”（Oäsis）的城市，在这里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关于此事，此后仅有的消息要么来自阿蒙人，要么来自别人转述的阿蒙人的话。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既没有抵达阿蒙人那里，也没有返回。然而，阿蒙人对他们失踪的解释是这样的。他们说，在军队离开幸福岛、穿过沙漠向他们进攻的路上，也就是幸福岛和阿蒙人国土之间某处，一场致命的南风，夹着大量的流沙落在他们身上，在他们吃午饭时将他们掩埋。

捷克记者杜尚和雅尔达终于到了。我们立即动身前往刚果。我们在刚果的第一站是个路边的小村庄，叫“阿坝”。它掩映在生机勃勃的绿墙之下——蓦然出现在眼前的热带丛林，仿佛一座陡峭的山从平原腾空而起。

阿坝有个加油站，还有几家商店。它们被腐朽的木制拱廊遮蔽着，拱廊下躺着几个懒洋洋的、不想动弹的人。当我们下车询问刚果国内的情况，以及我们能在哪儿用英镑兑换当地的法郎时，他们一下就活跃了起来。

他们是希腊人，在此建立了殖民地，类似希罗多德时代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数百个希腊殖民地。这种定居方式显然在他们中间存留至今。

我的包里有本希罗多德的《历史》，离开时，我把书给一位正在道别的希腊人看。他看到封面上的书名就笑了，但我不确定这是在表达自豪，还是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而感到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