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不在亚的斯亚贝巴，而是来到了达累斯萨拉姆，一座建在海湾上的城市。这个海湾经自然雕刻，形成如此完美的半圆弧，仿佛是从希腊数百个温柔的小海湾出走，不知何故放逐至此，来到非洲的东岸。海总是平静的；缓慢的小波浪，安静而有节奏地飞溅，最后不着痕迹地沉入岸边温暖的沙滩。

虽然这座城市的人口不超过二十万，但看起来半个世界都聚集在这里，以此为家。单是它的名字，达累斯萨拉姆，就说明了它与中东的关联（确切说是宿怨。这个词出自阿拉伯语，意为“平安之港”，当年阿拉伯人就从这里运出非洲奴隶）。市中心主要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他们的文明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语言和信仰：其中有锡克教徒、阿迦汗的追随者、穆斯林，以及来自果阿的天主教徒。还有来自印度洋岛屿的移民的聚居区，诸如塞舌尔和科摩罗、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这是个有魅力的，甚至可以说是美丽动人的族群，由南方不同民族混血而成。还有新来的中国人，他们来这里是为了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

对一个欧洲人来说，第一次遇到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达累斯萨拉姆这样夺目的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着实震惊。让他们震惊的不是欧洲之外有着各种不一样的世界——毕竟至少在理论上，他早已意识到这点；让他们震惊的是，这些世界没有经过欧洲的干预，没有欧洲的知晓和准许，就彼此相遇，相互交融和共存。许多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仿佛不言自明，以致现在欧洲人理解起来都困难：即使没有欧洲，在欧洲之外，其他民族和文明也延续着各自的传统和不同的问题。欧洲人不过是来这里的新人，是外国人，他的宇宙是个遥远而抽象的存在。

第一个意识到世界本质多样性的人是希罗多德。“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存在，”他在作品中告诉希腊人。为了证明这点，他踏上了前往地球尽头的旅程。“我们有邻居，邻居也有他们的邻居，我们共同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

对一个生活在小世界的人，一个此前仅靠步行就能游遍全国的人来说，这次前所未有的、世界范围的调查，是一次觉醒，改变了他的理解，赋予他空前的维度、全新的价值观念。

希罗多德在旅行中遇到了不同的部落和族群，他观察他们，做记录，大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各自展开又同时存在——换句话说，人类历史远远不止一个故事，人类历史作为总体就像一口大锅，在其不断沸腾的表面能看到无数微粒的持续碰撞，每个微粒都在自己的轨道上移动，沿着无数彼此相交的轨迹。

希罗多德还发现了时间的多样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度量时间方法的多种多样。因为在过去，农民根据一年中的季节交替计算时间，城市居民根据世代，古代国家的史官根据统治王朝的长短。如何比较这些度量方法，如何找到换算方法或标准？希罗多德不断深思这个问题，想寻找解决办法。我们习惯了精确的机械测量，并没有意识到，度量时间在过去是多么大的问题，里面暗藏多少困难，有多少谜团和奥秘。

有时，下午或晚上有空时，我会开着破旧的绿色“路虎”到海景酒店，坐在阳台上，点一杯啤酒或茶，听听海浪声，或者听黄昏时分的蝉鸣。这是达累斯萨拉姆最受欢迎的聚会场所之一，其他新闻机构或出版界的同行时常光顾。白天，我们都在镇上四处游荡，试图有所收获。在这个偏远的省会城市很少有大新闻，要收集任何信息我们都得合作，而不是竞争。我们中有人消息比其他人灵通，有人眼线多，还有人就是运气好，总能搞到大新闻。大家时不时交换战利品，在街上，在有空调的咖啡馆里，或者在海景酒店这里。有人听说发生了针对蒙博托[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e，1930-1997），扎伊尔共和国（现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1965年通过政变上台，1997年在第一次刚果战争中被推翻。]的政变，其他人则认为这是流言，可该怎么证实呢？我们从这些谣言、耳语、揣测，当然还有事实中，拼凑出我们的报道，发回世界各地。

有时阳台上没人出现，如果我正好带着希罗多德，我就随手翻这本书。《历史》中有各种故事，也有离题话，还有作者的观察和收集到的传闻。色雷斯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当然，仅次于印度人。在我看来，如果色雷斯人有一个首领，或者有共同的目标，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这永远不可能发生，这对他们来说完全不可能，这正是他们软弱的原因……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卖到境外。他们并不管束年轻女性的行为，允许她们与任何喜爱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但是，他们密切监控自己妻子的行为。他们花大价钱从女方的父母那里买来妻子。在他们看来，文身是出身高贵的标志，没有文身则意味着出身低下。他们认为最好不要从事任何工作，认为最不光彩的职业是耕种土地。他们认为，最好的谋生方式是从战争中获利。这就是色雷斯人的习俗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些。

我抬起眼睛，注意到在彩灯闪烁的花园里，有位身穿白袍的侍者。他叫阿尼尔，是个印度教徒，他正在给挂在杧果树枝上的一只驯养的猴子喂香蕉。猴子做着滑稽的鬼脸，阿尼尔大笑起来。侍者、黄昏、温暖、蝉鸣、香蕉、茶，无不让我想起印度，想起让我既着迷又困惑的那些日子；两处不同的地方，热带以同样的强度渗透到人的每个毛孔。我简直觉得，印度的气味此刻也传到了我身上，但这只是阿尼尔的香气，他身上槟榔、茴香和佛手柑的气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无处不在，这里到处能看到印度教寺庙、餐馆、剑麻和棉花种植园。

我回到希罗多德的书。

我一再阅读他的作品，从熟悉到习惯，然后是依赖，越来越觉得它亲切——这开始对我产生难以名状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我不再在乎时间的障碍，不再介意自己与这位希腊人描述的事件相隔了两千五百年，这固然是个实打实的鸿沟：其间横亘着古罗马和中世纪，伟大宗教的诞生和壮大，美洲的发现，文艺复兴与启蒙。蒸汽机和电力，电报和飞机，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数百场战争，抗生素的发现，人口爆炸，成千上万的事物和事件……读希罗多德的时候，它们都消失了，仿佛不存在一样，或者至少是变得模糊了，从前景挪进阴影区。

希罗多德在这个时间鸿沟的另一端出生，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会觉得窘促吗？对于他曾经的感受，我们无法做出合理推断，他也没给出任何迹象。相反，他充实地生活着，探索着整个世界，他遇见了无数的人，聆听着无穷的故事；他是个活跃、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人，不断地调查，不停地奔忙。他想了解更多的事物、议题、奥秘，解开更多的谜团，找到一系列问题的答案，但他就是时间不够，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精力。他根本没法完成所有愿望，正如我们也做不到，毕竟人的生命如此短暂！他是否会为当时还没有铁路、飞机甚至自行车而烦恼？对此可以合理怀疑。如果他有火车或飞机可用，他会收集并留给我们更多信息吗？这也说不定。

我总觉得希罗多德的烦恼完全不同：他可能在生命的暮年决定写一本书，因为他已经攒起了那么丰富的资料库，那么多调查和事实，他意识到，如果不保存它们，这些就会消逝。他的书是人类的对抗的另一种表达：对抗时间，对抗记忆的脆弱、它的转瞬即逝、它自我抹除和消逝的永恒本性。这本书的理念，任何一本书的理念，都从这种抗争中产生。文字具有持久性，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会越来越确定、越来越敏锐地感觉到，记性在变差，如果他不写下他所了解和经历的，那么曾经伴随他的阅历将随他一起消逝。这也解释了，不管一个人是歌手还是足球运动员，是政治家还是百万富翁，人人都想写本自己的书：要是他们不会写，或者没空写，委托别人帮忙写就是。唾手可得。大家总觉得，写作既简单又省事——持这种观点的人最好还是琢磨琢磨托马斯·曼的话：“作家就是写作起来比其他人更困难的人。”

希罗多德希望尽可能多地为后人保存他的发现和经历，因此他的书并不只是记录王朝更迭，叙述帝王将相和宫廷阴谋的历史——尽管关于统治者和权力他确实写了很多，但他还告诉我们小人物的生活，他们的信仰和农业实践，告诉我们疾病和天灾，山川与河流，植物与动物。例如他写到猫：一旦房屋着火，猫身上发生的事非同寻常。埃及人不会花心思灭火，而是站在房子周围，保护着他们的猫。然而，猫会从他们中间遛过去，甚至蹿过他们，冲进火海。这让埃及人悲痛不已。如果一家的猫自然死亡了，家庭所有成员都会剃掉眉毛，但不会做更多。如果家里的狗死了，成员则会剃掉全部体毛，从头部到所有其他身体部位。

或者关于鳄鱼：

鳄鱼的特点是这样的。在冬天的四个月里，它们什么都不吃。它们是四足的，并且是两栖动物……据了解，没有任何一种普通生物可以像它这样，从婴儿时的极小体积长到成年后这般庞大。它下的蛋不比鹅蛋大多少，新生鳄鱼的大小也与它的蛋相当，但成年鳄鱼至少能长到十七肘尺[肘尺，一种古代长度单位，自肘至中指端，约等于半米。]，甚至更长。它的眼睛有猪眼那么大，它还长了巨大的牙齿和獠牙……

除了鹬，其他鸟类和动物都对它避而远之。而鹬能和它和平相处，因为鳄鱼需要鹬。当鳄鱼爬出水面上岸时，它会打大大的哈欠（通常是面朝西方），然后鹬会跳进它嘴里啄食水蛭。这对鳄鱼有益，让它快乐，所以它不会伤害鹬。

起初我没有注意到这些猫和鳄鱼。读得多了，有一次它们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看到那些疯狂的猫跳进火里，我吓一跳；而当我坐在尼罗河边，我似乎看到附近有条张开下颚的鳄鱼，还有只无所畏惧的小鸟在里面翻找什么。这很自然：希罗多德的书需要反复读，每本伟大的书都得反复读；每次阅读都会揭示新的层面，发现以前被忽视的主题，看到没留意的图像，找到不一样的意义。因为每本伟大的书都不止一个面向。

希罗多德过着充实的生活；他不会为没有电话或飞机而烦恼，也不会为没有自行车而担心。这些机器只会在几千年后出现——那又怎样？他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有用，也许是因为没有这些他也能过得很好。他的世界，他的生命，有自己的力量，完满自足的能量。他感受到了这些，这些能量赋予了他翅膀。他一定是个开朗、松弛、善良的人，因为只有面对这样的人，陌生人才会敞开心扉。他们不会对内向阴郁的人无拘无束；悲观的性格会唤醒其他人躲开的欲望，让他们自觉保持距离，甚至会引发恐惧。如果希罗多德是这样的性格，他就无法成就自己，我们也无法拥有他的书。

随着我越来越沉浸在希罗多德的书中，我时常想到这些，同时觉得有点意外，甚至有些焦虑，因为我在情感和认知上，越来越认同他回忆的世界和事件。与苏丹最近的军事政变相比，我对雅典的毁灭体会更深，比起刚果的又一次军队叛变，波斯舰队的沉没也让我觉得更可叹。我正在经历的世界不仅是我作为记者需要报道的非洲世界，而且还有很久以前消失的那个遥远世界。

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在一个濡湿的热带夜晚，坐在达累斯萨拉姆海景酒店的阳台上，我想到了玛尔多纽斯部队里那些冻僵的士兵，那时欧洲是冬天，他们在严寒的夜晚围坐在火堆旁，温暖他们冻僵了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