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族军队不断推进，希腊人吵个不停：争论他们之中谁最重要，争论谁应该担任统帅，但我得先把希波战争搁一边，因为阿尔及利亚大使朱迪刚才打电话跟我说“最好见见”。“最好见见”这种表达可是话里有话，往往意味着某种承诺、某种希望，值得你上心并密切关注；就好像有人说：“来碰个头，我有东西给你——你不会后悔的。”

朱迪的官邸富丽堂皇，是座通风良好的白色别墅，是老毛里塔尼亚[毛里塔尼亚，非洲西北部国家，西濒大西洋。]的宏伟风格，它采用的建造方式使得到处都能遮阴，连那些按说应该被阳光直射的地方也是如此。我们坐在花园里，高墙后面涌来大海的声音。别墅就建在岩石海滩边低矮的水面上，时值涨潮，自水流深处，巨大的波浪从遥远的地平线之外向我们袭来，拍打着附近水岸。

我们谈天说地，尽是些隔靴搔痒的话，就在我开始怀疑他请我来的目的时，他突然说：

“我认为阿尔及尔值得你去看看。那里会发生有意思的事。如果你想去，我给你发签证。”

我很惊讶。那是1965年，阿尔及利亚看着风平浪静。它已经独立三年了，领导人是位聪明、受欢迎的年轻人，叫艾哈迈德·本·贝拉[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1918-2012），阿尔及利亚政治家，被誉为“阿尔及利亚国父”。1963年九月当选阿尔及利亚的首任总统，1965年六月被军事政变推翻，此后遭政变当局软禁直至1979年，获释后流亡海外。]。

朱迪不再透露更多，穆斯林晚祷的时间快到了，他已经开始拨弄他的翡翠念珠，我意识到我该走了。我有些进退两难。如果我向上司申请批准这次旅行，他们就会询问事由。但我说不清我要去那里报道什么。与此同时，没有正当理由就穿越半个非洲，将是严重的违纪，更别提财务风险了，何况我供职的是家新闻机构，经费捉襟见肘，再小的开支也得详细地说明原委。

但朱迪的态度，和他鼓励的语气，有种让人不得不信服，甚至要坚持的东西，我决定赌一把。我从达累斯萨拉姆飞过班吉、拉密堡、阿加德兹，这些航线上都是小飞机，飞得慢，连飞行高度上限都低，这为我提供了绝佳视野，俯瞰撒哈拉上的路线，一路上都能看到迷人风景：要么色彩绚烂，要么单调荒凉，但再单调，也会在月球般的死寂中，突然出现一片明亮而密集的绿洲。

阿尔及尔的机场空空荡荡，事实上，已经关闭了。之所以允许我们的飞机降落，是因为它属于国内航空公司。飞机一落地，我们寥寥几名乘客立即被身穿灰绿色迷彩服的士兵围住，被带入一座玻璃建筑。护照检查并不繁琐，士兵们谦恭有礼，但很少说话。他们只说夜里发生了政变，“暴君被干掉了”，现在是总参谋部掌权。“暴君？”我想问，“哪个暴君？”两年前我在亚的斯亚贝巴见过本·贝拉。他看起来彬彬有礼，可以说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这座城市很大，阳光充沛，围绕着海湾呈圆形从容展开。人得不断地上坡或下坡。这里既有时髦的法式街道，也有喧嚷的阿拉伯式街道。所有的建筑风格、服饰和风俗，都是一种地中海式的风格的混合。到处都闪闪发光，散发出袭人的香气，让人陶醉，但也费神；一切都会引起好奇，让人驻足，让人着迷——但也会带来焦虑。要是你累了，可以在数百家阿拉伯咖啡馆或法国咖啡馆中选一家小憩，可以从数百家酒吧或餐厅中挑一家用餐。因为离大海近，所以菜单上有各种鱼类，还有数不清的其他海味：虾蟹、蛤蜊、章鱼和牡蛎之类。

阿尔及尔首要并且最关键的特质，是基督教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在此交融共存。文化共存的历史就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当然，它还有其他更古老的历史时期：腓尼基、希腊、罗马）。行走于此，时而路过一座清真寺，时而路过一座教堂，总让居住于阿尔及尔的人认识到，这里处于两个世界蜿蜒的边界线上。

我们去市中心逛逛。它的阿拉伯部分被称为“卡斯巴”。需要沿着（数十级）宽阔的石阶拾级而入。但难处不在于台阶；而是当我们冒险探访卡斯巴深处时，会感到不安。但我们真的深入那些隐秘的角落，进而了解它们了吗？还是说我们实际上匆匆忙忙，一心想让自己摆脱局促不安、有些尴尬的境地——因为我们注意到，走到这里，总有几十双急切而专注的眼睛，在审视我们。或者这只是我们的想象？是不是我们太敏感了？有人在法国街区盯着我们看时，为什么我们无动于衷？为什么那时不会困扰我们或让我们不舒服，而在卡斯巴却会呢？分明一样是被人打量，但我们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当我们终于走出卡斯巴，回到法国街区时，固然不至于因此长舒一口气，但心里肯定会感到更轻松，举动会更自在、更自然。为什么我们无法控制这样微妙的态度和情绪？它们明明只存在于潜意识。难道数千年来，这个世界还是一成不变吗？

和我同一天抵达阿尔及尔的外国人根本不会料到，前一天晚上发生了政变这么天翻地覆的事——享誉海内外的本·贝拉不知被什么人赶下了台。局势很快明朗，上台的是内向、不苟言笑的军队领导胡阿里·布迈丁[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e，1925-1978），阿尔及利亚国务活动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总参谋长，独立后的首任国防部部长，1965年发动不流血政变废黜本·贝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总理，1976年任总统。任内大力发展经济，实行不结盟外交政策。]。所有行动都是在晚上执行的，远离市中心，事发地在一个名为“伊兹拉”的高级别墅区，那个区域为政府和将军们所有，普通人压根无法进入。

城区也听不见枪声和爆炸声；街上没有坦克，没有军队。早上，人们像往常一样上班，要么开车要么步行，店主照常营业，小贩照常摆摊，侍应生照常请人进店里喝早咖啡。市政人员在人行道上洒水，好让城市在午间酷热来临之前有点潮湿的清新。公共汽车艰难地爬上陡峭的街道，发出刺耳的轰鸣声。

我走得精疲力竭，心里对朱迪大为光火。他为什么怂恿我来这里？我究竟为什么来这里？我能写些什么？我该怎么报销此行的费用？我垂头丧气，突然发现穆罕默德五世大道上聚集了一群人。可惜，他们只是看客，来围观两个在十字路口撞车的司机争吵。在街道另一头，我又发现一场小型聚集。我赶紧跑过去。但他们只是顾客，在耐心等待邮局开门。我的笔记本上什么也没记下，我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报道的新闻。

但正是在阿尔及尔，做了几年记者的我才开始逐渐醒悟：此前我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在那之前，我一直在追逐宏大的场景，觉得扣人心弦的新闻才能证明我来此处的价值：世界被枪声和爆炸声震撼，被火焰和烟雾吞噬，被灰尘和燃烧的臭气窒息，一切都坍塌为废墟，人们在瓦砾堆上，在所爱之人的遗体旁悲恸不已——这种错误认识，让我不必费心去理解此刻发生的事件。但我们不是只有通过这样的灾变时刻才能理解世界。

惨剧为何发生？这些满是怒吼和鲜血的毁灭现场，说明了什么？那隐晦无形但势不可当的破坏性力量，到底从何而来？这种场景是结束还是开始，更大的灾难是不是还在后头？谁为它们讲话？我们这些通讯员和记者吗？不。死者尸骨未寒，人们刚刚清理掉焚烧的汽车残骸，打扫完街道上的碎玻璃，而我们已经收拾好行李奔赴下一个现场，去其他人正在燃烧汽车、打碎橱窗、为逝者掘墓的地方。

但真的没办法突破那种描述奇观的刻板模式，超越表象，深入肌理吗？试了才知道。我想为自己未经授权的行程找个说法。尽管没法报道坦克、烧毁的汽车和被洗劫的商店，因为我没见证一丁点儿这种场景，但我可以寻找阿尔及利亚政变的背景和源头，刨根问底；我可以跟人交谈，察言观色，考察现场，还可以阅读资料——总之尽己所能去理解。

直到那时我才发现，阿尔及尔是地球上最迷人、最激荡人心的地方之一。在这个美丽而拥挤的城市，方寸空间里，当代世界两大冲突交织在一起。其一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在这里表现为殖民的法国和被殖民的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冲突）。其二是伊斯兰教内部深层的冲突，它在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法国人撤离后越演越烈，这是两种趋势的斗争：一种是它的开放与折中，甚至可以形容为“地中海式的”面向，一种是它的内转潮流，它产生于对当代世界的不确定感和困惑，由原理主义者引领，他们享用现代科技和组织原则，但同时捍卫信仰和习俗，认为反对现代性是他们存在的根基，代表着他们的身份认同。

在希罗多德的时代，阿尔及尔最初只是一个渔村，后来成为腓尼基和希腊船只的港口，面朝大海。但就在这座城市后面，城市的另一面，是个广袤的沙漠省份，被称为“内陆”，其居民是信仰古老伊斯兰教法、苛严封闭的群体。简单来说，阿尔及尔存在两种伊斯兰教：一种是沙漠伊斯兰，另一种是河流（或海洋）伊斯兰。前者是尚武的游牧部落信奉的宗教，他们在撒哈拉沙漠挣扎求存，这里可是世界上自然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第二种伊斯兰教，则是商人、流动小贩，那些路上和集市上的人们的宗教，对他们来说，开放、折中和交换不仅有益贸易，于生活本身也必不可缺。

在殖民主义统治下，这两种伊斯兰教派系因为共同的敌人团结在一起；但随后又分裂了。

本·贝拉是一个地中海式的人物，受过法国文化教育，思想开阔，为人随和。当地的法国人认为他属于河流与海洋穆斯林。相反，布迈丁是军队的指挥官，多年来一直在沙漠中征战，在沙漠设立基地和营地，从沙漠招募新兵，并从游牧民族、绿洲和荒漠山地居民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

这两人甚至外表也不同。本·贝拉总是仪容端庄，穿着优雅考究，笑容亲切，处事恭谦有礼。而政变后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布迈丁，看着就像一名坦克指挥官，刚刚从覆满撒哈拉黄沙的战车里走出来。他确实在勉力微笑，但收效甚微，因为这根本不是他的风格。

在阿尔及尔，我第一次看到了地中海。我近距离看到了这片海——可以把手伸进海水，感受它。我不必惦记方向；我知道只要往低处走，再往低处走，我最终就能到海边。地中海无处不在，它能从远处眺望，在各种建筑物后面闪闪发光，在陡峭的街道尽头出现。

走到最低，就是港口区了，简陋的木屋酒吧排成一排，散发着鱼、酒和咖啡的气味。但最明显的是大海的酸味，每一阵风都带来轻柔、平静的舒爽。

我从未到过一个大自然对人类如此友善的城市。因为它一股脑提供了一切：阳光、凉快的微风、爽朗的空气、银色的大海。也许是因为我读了那么多关于大海的书，它让我觉得亲切。它平静的波浪意味着晴朗的天气和安宁，仿佛在发出旅行和体验的邀请。我产生了和不远处那两个刚起航的渔夫一起下海的冲动。

等我回到达累斯萨拉姆，朱迪已经离开了。有人告诉我，他已受命返回阿尔及尔，并推测，因为政变成功，作为参与者，等着他的是晋升。无论如何，他没再回到这里。事实上，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因此无法感谢他鼓励我旅行。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政变是风云激荡的开始，一系列类似的叛乱，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将削弱非洲大陆年轻的后殖民国家。这些国家从一开始就贫弱，其中许多国家至今仍然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次旅行，我第一次站在了地中海的岸边。在我看来，从那一刻起，我比以往更理解希罗多德了：他的想法，他的好奇心，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