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当地渡船从达喀尔的码头驶往戈雷岛[达喀尔是塞内加尔共和国的首都，位于佛得角半岛，大西洋东岸。戈雷岛濒临塞内加尔海岸，面向达喀尔，曾经是贩卖黑奴的基地。]，用不了半小时。我站在船尾眺望这座城市，它似乎在随着螺旋桨转动而跳跃，然后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只能看到沿着地平线延伸的闪亮石岸。就在那一刻，渡船掉转船头，在隆隆的引擎声和喀喀作响的铁器刮擦声中，碰上小艇停靠区的混凝土边缘，靠岸了。

我先是沿着一座木制栈桥走，然后走过沙滩，穿过一条曲折狭窄的小街，最后来到一间家庭旅馆，在那里等着我的，是看门人阿卜杜和家庭旅馆的女房东玛丽姆，她沉默寡言，总是忙个不停。阿卜杜和玛丽姆是夫妻，从玛丽姆的身形来看，他们很快就会有孩子了。虽然他俩都还很年轻，但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做父母了。阿卜杜心满意足地看着妻子明显隆起的小腹：这说明家里诸事顺遂。阿卜杜说，如果一个女人小腹干瘪，那么她家就时运不济，玛丽姆点头表示同意。那样的话，焦虑的亲朋好友会开始盘问，刺探消息，编造吓人的故事，有时甚至散布恶毒的谣言。万事万物都应该遵循自然规律，这意味着，女性应该每年展示一次她丰沛的生育能力。

阿卜杜和玛丽姆都属于颇尔人，这是塞内加尔主要族群之一。颇尔族说沃洛夫语，皮肤比其他西非人白，这也是为什么有理论认为他们是很久以前从尼罗河岸，从埃及来到这片大陆的，那时撒哈拉尚为绿色覆盖，人们可以安全地在这片还未沦为沙漠的土地漫步。

由此有另一理论推而广之，认为希腊文明源出非洲—埃及，欧洲和西方文明同理，这是塞内加尔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安塔·迪奥普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他认为，正如人类起源于非洲，欧洲文明也可以追溯到这片大陆。迪奥普编纂了一部大型埃及语—沃洛夫语比较词典，对他来说，希罗多德是至高权威，因为希罗多德在书里指出，希腊文明的许多元素都是从埃及和利比亚汲取的，换言之，欧洲文明，尤其是其中的地中海文明，有非洲血统。

迪奥普的论点，契合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兴起于巴黎、风靡一时的“黑人精神”（Négritude）运动。其发起人是两位年轻诗人，塞内加尔人列奥波德·桑戈尔和马提尼克岛奴隶后裔埃米·塞泽尔。黑人几百年来一直被白人羞辱，他们在诗歌和宣言中，呼吁黑人为自己的种族自豪，弘扬黑人的成就与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这一切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当时去欧洲化意识正在觉醒，非洲人民乃至整个所谓“第三世界”的人民，正在寻找他们自己的独特性，非洲居民尤其渴望摆脱奴隶阴影。迪奥普的论文、桑戈尔和塞泽尔倡导的“黑人精神”运动，包括后来在萨特、加缪和戴维森的文章中看到的回响，都使欧洲人认识到，我们的星球在被欧洲统治了几个世纪后，正在进入新的多元文化时代，在人类大家庭中，非欧洲社区和文明将获得尊严和应有的尊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他者的他者性”这一问题。在此之前，当我们思考与他者的关系时，面对的是与我们来自共同文化背景的人。然而现在，他者完全属于异质文明，我们要面对的，是由其独特的习俗和价值观塑造的个体。

1960年塞内加尔独立，前面提到的诗人桑戈尔成为总统，他是巴黎拉丁区俱乐部和咖啡馆的常客。多年来，他和来自非洲、加勒比地区和南北美洲的朋友，钻研理论、筹备计划、心怀梦想，他们回到源头，从他们那个曾被奴隶贩子连根拔起的残忍世界寻找答案，在那里，整整几代人都被扔进陌生的国度，成为奴隶，关进充满敌意的樊笼，现在，他们终于可以践行雄心勃勃的事业，实现远大的理想。

从就任总统的第一天起，桑戈尔就开始筹备首届世界黑人艺术节（Premier Festival Mondial des Arts Negres），准确说，世界艺术节。因为艺术节要呈现所有黑人的艺术，而不仅仅是非洲人的；它追求的目标，是展示艺术的无限和崇高，普遍多样和勃勃生机。没错，非洲是它的源头，但它如今辐射全球。

桑戈尔1963年在达喀尔为艺术节揭幕；艺术节持续了几个月。我错过了开幕庆典，镇上所有旅馆都已客满，好在最后在岛上的家庭旅馆弄到一间房。这正是由玛丽姆和阿卜杜经营的那家，他俩是塞内加尔的颇尔族人，也可能是某个埃及农民的后裔，谁知道呢，甚至也可能是法老的后裔。

玛丽姆给我准备的早餐，是一块水嫩的木瓜、一杯非常甜的咖啡、半根法棍和一瓶罐头。虽然她不爱说话，但习俗要求她在早上仪式性地问些问题：睡得怎么样，还安稳吗，这里会不会太热，有没有被蚊子叮，做了梦吗？我反问，没做梦会怎样呢？玛丽姆说，那不可能。她一直做梦。她会梦见自己的孩子，梦见好时光，梦见去乡下探望父母。都是让人舒服的好梦。

我谢过她的早餐，就去了港口，乘渡船去达喀尔。这座城市的空气里洋溢着艺术节的气息。到处都是展览、讲座、音乐会、戏剧演出。世界各地的艺术汇聚一堂：东非和西非，中非和南非；巴西和哥伦比亚，还有整个加勒比地区的代表，其中牙买加和波多黎各打头阵；还有美国的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岛屿。

街头和广场上随处可见文艺演出。非洲戏剧不像欧洲那样形式主义。一群人可以随兴聚集在某处，来一出即席表演。没有台本；一切都是此刻的产物，是流转的情绪，是自由的想象。主题完全不设限：警察抓捕一伙小偷，商人为阻止他们的市场被夺走而抗争，妻子们为移情别恋的丈夫争风吃醋。当然主题必须简单，语言得通俗易懂。

有创意的人可以自告奋勇做导演。导演分配好角色后，演出就开始了。如果在街道、广场、庭院表演，很快就能吸引一群路人围观。人们在表演的过程中开怀大笑，不断评论，热烈鼓掌。如果情节吸引人，观众会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才不管烈日灼人；如果演出乏味，临时剧团无法有效地沟通和推动剧情，演出很快就会结束，观众和演员也会散去，把地方腾给其他运气更好的人。

有时我看到演员会中断对白，来段仪式性舞蹈，所有观众都会加入。可以跳热情欢快的舞蹈，也可以跳别的，舞者认真专注，对他们来说，集体参与共同的节奏，显然是种深沉的体验，他们的心被某种意味深长的事物触动了。但随着舞蹈结束，演员继续有对白的表演，至于观众，一度还没缓过神，但很快再次笑起来，他们被逗乐了。

街头戏剧不止舞蹈。它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是面具。演员们有时会戴着面具表演，要是在高温下很难长时间佩戴面具，他们就随身带着，或是拿在手里，或是夹在腋下，甚至绑在背上。面具是个象征，富有激情，引发共鸣，面具诉说着其他宇宙的存在，是它们的标志和印记，是它们在场的证明。面具向人们传递着信息，提醒我们注意某个人；它看似毫无生气、纹丝不动，却能通过它的样子来唤醒我们的感受，让我们被它的魔力所笼罩。

桑戈尔从多个博物馆借展，收集了成千上万这种面具。当这些面具陈列在一起时，会让人觉得进入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神秘世界。挨个走过那些展品是奇特的体验。你会开始理解，面具为何具有这种力量，为何能催眠人，支配人，引导人进入狂喜状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面具及其神奇效力的信仰，团结了整个社会，使他们能够跨越万水千山交流，赋予他们共同体意识和认同感，构成一种传统和集体记忆的形式。

从一场戏剧表演走向另一场，从一场面具和雕塑展览走向另一场，我感到自己在见证伟大文明的重生，见证这个文明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见证它自豪感的觉醒，也见证宇宙意识的广大。这里不仅有来自莫桑比克和刚果的面具，还有来自里约热内卢的马库姆巴仪式[马库姆巴仪式（Macumba），巴西黑人的一种宗教仪式。]灯笼、海地伏都教守护神的盾牌，以及埃及法老石棺的复制品。

但是，这种喜悦，对世界范围共同体复兴的喜悦，也伴随着失望和幻灭感。举个例子：在达喀尔，我读了理查德·赖特最近出版的《黑人的力量》（Black Power），这是一本动人的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来自哈莱姆区的非裔美国人赖特，怀着回到祖先故土非洲的渴望，踏上了加纳之旅。加纳当时正在争取独立，集会、示威、抗议不断。赖特投身这些活动，了解城市的日常生活，参观阿克拉和塔科拉迪的市场，与商人和种植园主交谈，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他与他们有着相同的黑色皮肤，但他们这些非洲人，和他这个美国人，彼此之间完全陌生，没有共同语言，对他们来说非同小可的事对他来说无足重轻。在这趟非洲之旅中，赖特感到的疏离让他日益难以忍受，他仿佛被诅咒，这是一场噩梦。

黑人文化认同所追求的，正是打破那些分裂黑人世界的外来文化壁垒，恢复共同语言和团结。

我的房间在这间家庭旅馆的二楼。房间巨大，是用石头凿成的，在窗户的位置有两处开口，在门的位置还有一处大的开口，有一幢楼的入口门那么大。我还有个宽阔的露台，从那里可以看见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海洋是无尽的。房间里不断吹来凉爽的风，令人感觉身处船上。我们所在的这个岛屿却岿然不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始终风平浪静的大海也是静止的，但色彩不断变换：水的颜色、天空的颜色、日与夜的颜色。事实上所有一切都在变换色彩：墙壁和屋顶，邻近的村庄，渔民的船帆，沙滩上的沙子，棕榈树和杧果树，老是在这里盘旋的海鸥和燕鸥的翅膀。这个让人困倦，甚至死气沉沉的地方，会让任何对颜色敏感的人晕眩，先是被吸引，感到讶异，过一段时间后麻木，最后疲倦。

离我寄宿的旅馆不远，在海滨巨石和茂密的植被之间，可以看到被时间和盐分腐蚀的钙化墙的残垣。这些墙，事实上整个戈雷岛都臭名昭著。两百年来，或许更长的时间里，该岛一直是非洲奴隶被运往另一个半球的监狱和集中营，是前往北美、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登船港。无数青年男女从戈雷岛被贩卖出去：有人说几百万，有人说一千二百万，有人说多达两千万。在那个时代，这些数字大得惊人。大规模绑架和贩卖使非洲大陆人口锐减。

非洲因此空空荡荡，长满了灌木和杂草。

多年来，成群结队的人不断从非洲内陆被驱赶到现在的达喀尔，再用船从那里运到这个岛。在等待运送他们横渡大西洋的船只时，一些人死于饥饿、干渴和疾病。死者立即被抛入海中，被鲨鱼吞食。戈雷岛周边地区是鲨鱼的主要觅食地。掠食者成群地绕岛转圈。想逃跑是不可能的——埋伏着的鱼在候着铤而走险的人，它们的警惕性可不亚于白人守卫。据历史学家推测，登上帆船的人又会有一半在途中遇难。乘船从戈雷岛抵达纽约要航行六千多公里。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熬过那种距离，熬过旅途中可怕的环境。

我们是否想过，从远古时代开始，世界上的财富，就是由奴隶创造的？从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系统、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和雅典的卫城，到古巴的甘蔗种植园、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的棉花种植园、科雷马的煤矿和德国的高速公路？还有战争呢？从历史的破晓时分开始，人们就为了俘虏奴隶而发动战争。人们抓住奴隶，拴住他们，鞭打他们，蹂躏他们，对另一个人成为自己的财产感到满足。俘获奴隶是发动战争的重要原因，且常常是唯一原因，单刀直入，不加掩饰。那些在跨大西洋之旅中幸存下来的人（据说这些船载的是“黑色货物”），带来了他们自己的非洲—埃及文明，也就是让希罗多德着迷的文明，远在这个文明传播到西半球之前，他就在书中孜孜不倦地描述过它。

那希罗多德本人呢？他拥有什么样的奴隶？有多少？他怎么待他们？我认为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不会给他们太多抱怨的理由。他们和他一起游览了广阔的世界，也许后来，当他在图里伊定居下来撰写他的《历史》时，他们就像行走的百科全书，为他唤醒了鲜活的回忆，他们在他写作时，帮助他记起名字，提醒他事情发生的地点和故事细节，他们以这种方式，使他书里的内容异常丰富。

希罗多德死后他们怎么样了？他们被带到市场上出售了吗？或者他们已经和他们的主人一样，垂垂老矣，很快也随希罗多德进入了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