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初中寒假，我每天上午会走路穿过我们那个小镇子，两顿饭吃在爷爷奶奶家里。那时候，至少在我长大的环境里，用钱买热量，驱逐室内寒意，似乎还是件奢侈到德行有失的事情，也不说时时刻刻地寒刺骨，至少我记得，天冷下来之后每次坐定写作业，都有好一段时间得先用来动员手指。记得某天在街边一家只需要转个身就能看清所有书脊的微书店里，买了本《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那天路上还有长江三角洲没有多少诚意的隔夜雪，然后在爷爷奶奶家那种我直到后来才知道有多可恶的南方湿冷中，过了两天霍尔登的日子。

据说《麦田》现在销量六千五百万，一个亿的青少年曾说过霍尔顿替他们道出心声；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当时的感受是不是这样—恐怕不是，我好像从来没有那么愤怒过，或许，再剥去一层怀念青春的光芒滤镜，我那时所处的一代初中生，都整齐划一地没有能力形成什么强烈的个人化意见，甚至包括“世界从根本上是个王八蛋”这类很浅显的想法。但那两天我必须承认也被塞林格施了法术，完全沉浸在那本书中，不仅仅因为小说里也明白无误满是冬意，更重要的是这似乎是我第一本能触碰得到的外国文学经典，里面人物的心绪和那个“潘西”高中宿舍和战后纽约，都很真切；也不知道是不是日后放回去的回忆，我隐约记得当时对这本书的着迷，是居然真有这样一种氛围，告诉我霍尔登的感受是正当的，而我们都有失败和放弃这个选项，小时候还以为那两个按钮只是装饰。

作为一个著名的抗争传记的作家，塞林格是份很好的实验素材，让你在上面记录自己作为读者的生平，因为他往往出现得很早，而且区区几百页书，会在你往后的阅读生活里盘桓不去。我第二次读《麦田》大概是〇五〇六年，成了英语专业的学生，这是第一批在英文里读掉的小说，它依然流畅好读，但之前期待着未来能与霍尔登抱头痛哭的那个自我似乎又被我抛在身后，感觉青春期稍纵即逝，错过了塞林格。当然，掌握了一点粗略的英美文学史，加上几百小时的英美影视，这第二次的《麦田》一定有所不同，但也没有那么显著的区别。至少有一点显露出来，就是我不太能理解它在英文小说史中的地位、世界最佳小说榜上的排名。英文系读下去，渐渐听到传言，说《麦田》就那么回事，塞林格厉害的是《九故事》（Nine Stories）。印象中每次有靠谱的人提到这个短篇集，似乎都把这些故事的完美当成不证自明的公理。而第一次读《九故事》就更迷茫了，我当时读了四五个，完全不知道里面那些人想要干吗，每次想集中注意力把它读透，它就会轻轻巧巧闪开在我屁股上踹一脚；以至于读《九故事》让我想到少年时被霸凌，不还手是被打，还手是一边被嘲笑一边被打。

后来就没有再读过塞林格，直到不久前他儿子马特来中国，扰动一圈对他的感激和推崇，又逗起了我的好奇，就把他出版过的四本小书一口气读了一遍。我真的期待这些年能多少沾染了一些《纽约客》城里人的世故和见识，能让我喜欢起《九故事》，但此刻我只能承认，我对塞林格的中短篇大体上只感到一种直白的晦涩、模糊的骨感。就拿第一篇来说，《抓香蕉鱼最好的日子》（A Perfect Day for Bananafish），或许是《麦田》之外塞林格最有名的篇目了。前一半是一个女子跟母亲在电话里聊新女婿，显然是战争归来，精神出了问题。后一半是一个年轻男子跟一个小姑娘在海滩聊天，说香蕉鱼会到一个洞里吃香蕉，吃饱了出不来，只能等死。然后男子跟小姑娘一起下了水，亲了她足弓一口，小姑娘喊了一声模棱两可的“Hey！”，上岸往酒店“毫无遗憾”地跑回去了。男子回到酒店，双床房，之前打电话的妻子在一张床上睡着了，他从行李箱里拿出一把手枪，在另一张空床上自杀。或多或少也听过一些解读，大到吃香蕉等于塞林格见识了“二战”的惊怖场面，出不来；小到“香蕉鱼”这个意象明显暗示该男子在水下展露了某香蕉形状的身体器官，羞愤自尽。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故事瘦骨嶙峋到荒唐，它根本就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讯息，指引我们该往哪里想，我们的共情也不知道该往哪引导。我当然认可很多好的文学是无解的，天知道我所谓的最爱作家有多少故事我没有读懂，但神秘也有时可以只是作家对自己或角色混乱头脑的宠溺，就我个人来说，这似乎不是一种优雅的发展故事的方式。用一种稍嫌粗暴的问责来打比方，就是你问他，你这里为什么这样写，他说，对啊，我里面写的可不是个正常人。更何况在塞林格笔下，这种任性很容易同时演化成一种很不美观的自怜和自恋。

塞林格精心打磨的对话是美国文学的瑰宝，下面要引的这段，很可能帮助他年纪轻轻拿下了《纽约客》给作者开出的最高级别的合同。《香蕉鱼》，年轻人正在海滩上跟那小姑娘西比尔聊天。

然后一段是年轻人讲他为什么也喜欢另一个小姑娘，西比尔是把那人视作情敌的（这故事里有好几处成年男子和未成年女子疑似调情）。然后—

我就很难想象一个理想读者该如何体会这样的对话，是这年轻人如此纯粹和天真，看他多会和小孩聊天，还是说，他是如此被成人世界摧残，又如此鄙夷成人世界，只有在跟小孩瞎扯时，才获得一丝纾解？《麦田》里有一段，我省去些上下文：霍尔登室友是篮球队明星中锋，去约会，霍尔登发现是跟自己以前喜欢的一个姑娘，中锋回来，霍尔登旁敲侧击想要打听他们约会会到了什么地步。突然爆发，攻击正在刷牙的中锋，想的是“他喉咙可能会被牙刷戳穿”，喊的是“你这混蛋居然不在意一个姑娘下棋会不会还把国王留在后面！”在我看来，这串起一种弥漫在塞林格作品中的气息，就是对我们这些连蜡烛好吃都不知道、对一个姑娘小时候下棋怪癖都不关心的人，塞林格是很不耐烦的，他觉得我们不配听他多解释一句，并且就因为这个，他一直在是把我们喉咙打穿还是把自己脑袋打穿的两难中辛苦抉择。

而这种在自怜和自恋间的激烈摇摆，有时会表现成一种更为讨厌的心态，就是总觉得世界辜负了他。就像这次马特·塞林格跟《上海书评》聊《香蕉鱼》，太出乎意料又“果不其然”地说：里面那个人自杀根本跟战争无关，是“他一想到要跟那样一个只顾自己的女人过日子，还不如不活”。对我这样还无法参悟“杀与被杀都是禅宗境界”的庸人来说，只在故事前半部分的电话里读出了一个替自己丈夫担心的温厚妻子，而丈夫最后在她旁边崩一床的脑浆，显然是对她不理解自己的一种惩罚。但又有谁能理解呢？数落了这么久塞林格的性格缺陷，像一个带着个人恩怨的教导主任找来了家长。主要是我在这次通读塞林格和很多讨论他的材料之后，想把这些抱怨都归结成塞林格对不完美的不宽容，这一点可以解释他在纸上和人生中的很多做派。塞林格的女儿写过一本关于他们父女的回忆录，说父亲只喜欢完美，只要你以任何方式让他失望，他就不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八九十年代，大家本已习惯了塞林格的隐士身份，却慢慢从一些个人回忆和传记家的挖掘中，知道塞林格大致一生都在试图和才成年、未成年的姑娘培养亲密程度不一的男女关系。至少听其中几位的说法（她们一般都有大量塞林格的书信作证，比如琼·米勒［Jean Miller］，说塞林格告诉她，不认识十三四岁的她，就没有《香蕉鱼》和《为埃斯美而作》［For Esmé—with Love and Squalor］；乔伊斯·梅娜德［Joyce Maynard］，十八岁上杂志封面被塞林格看到，被说服从耶鲁退学去跟他同居），她们的结局都出奇相似，当她们成长出“小女孩”这种状态之后，就立刻被塞林格抛弃了。只有小孩才完美是塞林格执着经营的幻象。对于他的避世，有很多人做出了很多接近“屈打成招”的解读，反正塞林格自己不说，旁人怎么说都可以，我们搬弄这些色彩妖冶的秘闻，并不是说它们就一定是决定性的证据，只是在塞林格的所写、所为中，显然有种一脉相承。他六五年之后拒绝发表作品，我想也可以做类似读解：一个未完成、未入世、未被误解的作品，显然比一个被邪恶出版业污染、被粗笨大众瞎揣摩的作品，更完美。

但如此不恭敬地谈论塞林格不是要把他放逐到阅读世界的荒原戈壁滩上去，往后的一代代读者估计也不会答应。写小孩并不容易，亨利·詹姆斯早就推演过，写小孩的秘诀是不能简化语言，因为孩童的精神世界和成人一样复杂。但塞林格在美国传统里一方面继承马克·吐温，用口语化的表达让小孩的内心独白有种逼真的生命力，同时，他的新鲜在于让霍尔登不断发出不假思索的急促审判，靠它们的累积营造复杂感。或许是第二次读《麦田》就有这个印象，总之这回再读，我还是惊讶于霍尔登内心的娇柔，他对于赢得别人好感的渴望，其实还是打动我。不管我认为塞林格审视人世的方式有怎样的缺憾，他生命的核心中似乎还是燃烧着一种真挚，他的小说也出自内心一个满是爱意的地方。就像《祖伊》（Zooey）最后，祖伊对弗兰妮说：“至少你知道这个疯人院里没有什么他妈的别有用心。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至少我们不fishy（可疑、靠不住）。”为什么塞林格写小孩能写这么真？据说他在“二战”最血肉横飞的时候，身上还藏着《麦田》的前六章，在身心最接近被毁灭的时刻，他一定还在头脑中写着霍尔登，他知道这种天真是有用的，是他最后的堡垒。

我们这时候要提防一种诱惑，就是万能理论解释一切的激动人心。有人说《麦田》其实是本战争小说，霍尔登是塞林格见过了集中营之后回到美国的歌舞升平里对这些麻木同胞的厌恶。有人说《九故事》也是一本分成九章的战争小说，因为里面几乎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像是口袋里藏着自杀遗嘱的主角，这种濒临崩溃就是塞林格自己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不太喜欢这样方便的“标准答案”；因为战后创伤太多样了，我们能细细审问的，只有塞林格已经拿出来的文本。

类似的答案还有宗教。所有聊塞林格的人都“知道”他“信”吠檀多。吠檀多教义里有人生四阶段，学徒、成家、退出社会、放弃世界，还要信徒拒绝女人和黄金，让他们工作不求回报。说的好像我们正面对一个“吠檀多化身”。但就像对于战争一样，我们难以确认塞林格自己到底信了哪几条，至少教义就没法解释他的那些情书，以及他为了不让别人写他，打旷日持久的官司。这些理论就像我们发现了一把精美绝伦的钥匙，欣喜若狂地拿来恭维那把其实未必那么深奥的锁。其实宗教更像是塞林格盲目追求完美的一种延伸，因为它无外乎也是在没有答案的地方提供答案，提出一些不可能完全遵循的标准，并且对达不到这些标准的人气急败坏。塞林格最后几个中短篇，都在着了魔般地写格拉斯家的几个天才儿童，让他们开宗教讲座，制定处世之道，也就是塞林格一厢情愿想把自己中年的智慧放在少年的童真里。如此聪明、如此细腻的一群孩子都活得如此痛苦，人间果然不太值得。其实塞林格也知道这种写法不自然，从《九故事》最后一篇《泰迪》（Teddy）到后来成书的四个“格拉斯家族”中篇，里面到处是作者一种“我偏要这样”的任性。直到1965年他最后一次发表作品，《哈普沃思16，1924》（Hapworth 16, 1924），占了几乎整整一期《纽约客》让七岁的西摩·格拉斯开书单（就是三十岁在《香蕉鱼》里自杀的那位），就很像辞职以后最后一个工作日搞的破坏。

谈论塞林格能提醒我们，读者之间对伟大文学的理解是多么不同，而我们想给伟大文学下定义的时候又是多么捉襟见肘。即使我们把标准降到几乎肯定错误的底线—能让你觉得它是在写你就是好书，也没多大帮助，因为这样的逻辑几乎就把《麦田》锁进了“青春文学”的书橱，至少我不愿和一个完全跟霍尔登心心相印的成年人商量什么是伟大小说。聊书是捕捉微妙的区分。但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区分每次阅读同一本书时的不同感受，区分作者技巧上的胜利和他个人性格的缺憾，聊到最后，终究还是隔着读者自己层层叠叠的成长和好恶。或许霍尔登在这一点上还是很有建设性的：对你来说，书好不好还是看你读完了想不想跟作者打电话。

---20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