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五十四街1644号是一幢干巴巴的棕色房子，前面有一片干巴巴的棕色草坪。草坪上有块光秃的空地，中间种着一株粗犷的棕榈树。门廊上放着一把木质摇椅，午后微风吹拂着一整年都未修剪的一品红枝条，令其轻轻拍打着开裂的泥灰墙。侧院里有一根锈铁丝，上边一排洗到泛黄发硬的衣服在随风颤动。

我把车往前开了四分之一个街区，停在马路对面，再走回来。

门铃没响，于是我轻轻敲了敲纱门的木质边框。屋内响起一阵拖拖拉拉的脚步声，门打开了。我眼前的昏暗中，出现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她一边开门，一边擤着鼻子。她面容浮肿、灰暗，乱蓬蓬的头发说不清是金色还是棕色——既了无生气难以算作姜黄色，又脏乱不堪难以算作灰色。臃肿的身体裹在惨不成形、无论颜色还是款式都已过时的法兰绒浴袍中。她的脚趾肥大，而且明显搁在一双破旧的棕色男士皮拖鞋里。

我开口道：“是弗洛里安太太吗？杰西·弗洛里安太太？”

“嗯——哼。”那声音拖着自己从她嗓子里挣扎而出，像病人下床。

“你丈夫原来在中央大街附近经营娱乐场所对吗？麦克·弗洛里安？”

她用拇指把一缕头发拨到大耳朵后方，眼里闪起惊讶之色。这时，她用厚重的嗓门和吞吐的口气说道：“什——什么？我的老天爷啊，麦克已经走了五年了。你刚才说你是来干吗的来着？”

她既没拉开挂钩也没打开纱门。

“我是个侦探，”我说，“想了解一点情况。”

她令人厌烦地瞪了我整整一分钟。之后，她很不情愿地掀开挂钩，转身进了屋。

“那进来吧，不过我还没收拾屋子呢。”她满腹牢骚地说，“你是警察，对吧？”

我走进门，把纱门的挂钩搭上。门左边的角落里，有一台气派的柜式收音机在嗡嗡低吟。那是整间屋子里唯一像样的家具，似乎是刚买来的。剩下的地方都不堪入目：客厅里放着填充过度的脏沙发和一把木质摇椅(和门廊上那把是一对)，方形拱门过去是放着脏桌子的餐厅，从餐厅走过满是脏手印的弹簧门是厨房。除此之外，客厅里还有几盏配以俗气灯罩的破旧罩灯，像退了休的站街女一样在搔首弄姿。

那女人坐进摇椅，双脚踩着拖鞋跺到地板上之后瞧着我。我看着收音机，在长沙发一头坐下来。她发现我在看收音机，于是一种如中国茶般淡薄的虚假热心肠钻到了她的面容和声音里。“我就剩这一个伴儿了。”说完，她干笑起来，“麦克没又闯下什么祸吧？警察很少来找我的。”

她的干笑声中带有散漫的醉意。我向后一靠，碰到了什么东西。我伸手一摸，拿起一个夸脱[1夸脱=2品脱=1.136公升。]装的金酒酒瓶。那女人再次干笑起来。

“刚才开了个玩笑。”她说，“希望老天爷现在安排了很多廉价金发女郎在他身边，否则他老嫌不够。”

“我倒是想起了一个红发的。”

“他大概也愿意要几个红发的吧。”她的目光，就我观察，没之前那么模糊不定了，“我记不清了，有哪个比较特别的红发女孩吗？”

“有，叫魏尔玛。我不清楚她姓什么，只知道那大概不是真名。我受她家人委托来找她。你们在中央大街上的店现在变成黑人的地方了，名字没变，那里必然没人听说过她，于是我就想到了你。”

“她家里人还挺放得下的，隔了这么久，才想起这回事——我是说找她。”那女人若有所思地说。

“这牵扯到一小笔钱——数额不多。根据我的猜测，他们只有先联系上魏尔玛，才能碰到这笔钱。有时候金钱能够增强记忆力。”

“酒精也一样。”那女人说，“今天有点热，是吧？那你就是警察啦？”她目光狡诈，神情警觉，踩在男士拖鞋里的双脚纹丝不动。

我拿起阵亡的空瓶子摇摇，把它扔到一边，又摸到裤子后兜，掏出那瓶之前我和黑人接待员没喝多少的品脱装波本威士忌。我把酒放到膝盖上。那女人难以置信地盯着酒瓶。狐疑之色开始在她的脸蛋上到处乱爬，像只小猫一样，只是没小猫那么顽皮。

“你根本不是警察。”她轻声道，“警察绝对不会买那种酒。你到底在耍什么把戏，先生？”

她又擤了一下鼻子，用的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脏的一块手帕。她的目光滞留在酒瓶上。饥渴正在她脸上同猜忌交战，并且胜利在望。饥渴在此类角逐中从不落败。

“我提到的魏尔玛是个卖艺人或歌手。你恐怕不认识她吧？我猜你不常到店里去。”

那双海草色的眼睛依旧盯着酒瓶，那条舌苔很厚的舌头在嘴皮上蠕动。

“嘿，那可是好酒。”她赞叹道，“我才不管你是谁呢，先生，但你可要把酒瓶子拿好了，一滴都不能洒。”

她从摇椅里站起来，蹒跚走出房间，拿着两个又厚又脏的玻璃杯回来了。

“不掺别的，就喝你带来的。”她说。

我给她倒了能让我飘飘欲仙的一大杯。她猴急地端起杯子，像吞药片一样一口吞下酒水，随后又盯着酒瓶。我又给她满上一杯，给自己也倒了一点。她拿着酒杯坐到摇椅上。她的双眼已变得暗淡无光，而这把她的棕眼珠衬得更深邃了。

“嘿，这玩意儿口感太好了，”她边说边坐下，“一点顶口的感觉都没有。我们刚才在聊什么来着？”

“一个叫魏尔玛的红发女孩，原来在你们中央大街的店里上班。”

“对。”她喝起第二杯酒。我走过去，把酒瓶放到她身旁的摇椅扶手上。她伸手拿起酒瓶，“对。你是谁来着？”

我掏出名片递给她。她用舌头和嘴皮读读名片上的字，随后把名片放到身旁的桌子上，用空玻璃杯压住。

“噢，私家侦探。你刚才可没跟我提起这个，先生。”她冲我亮出一根摇晃的手指，用愉悦的口气数落着我，“但你带来的酒，说明你在行里算个好人。这杯敬罪犯!”她给自己倒了第三杯酒并一饮而尽。

我坐下来，在指间转动着香烟，耐心等了一阵子。她要么知道点什么，要么就什么都不知道。如果她知道点什么，她要么告诉我，要么就不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就那么简单。

“可人的小红发女。”她大着舌头，用缓慢的口气说道，“对，我记得她，能歌善舞，腿很漂亮，而且乐意摆出来给人看。她跑别的地方去了，我怎么会了解这些盲流的习性？”

“行，我没假定你了解，”我说，“只是顺道过来问问，弗洛里安太太。这些酒水你自便。如果到时我们俩还嫌不够尽兴，那我就再买些回来。”

“你一口都没喝。”她警觉地说。

我拿起手边的酒杯，把酒慢慢咽下肚，慢到能让别人误以为我喝了很多的程度。

“她家里人现在在哪里？”她警觉地问。

“那很重要吗？”

“行，”她揶揄地说，“行，帅哥，你们查案子的人都一个样。反正谁给我买酒，谁就是我的朋友。”说完，她又伸出手，拿起瓶子，给自己倒上第四杯酒。“我不该多嘴的。不过，我只会在喜欢的人面前乱讲话。”她假笑了起来，样子跟洗衣盆一样可爱。“你乖乖坐在这儿，别乱跑，”她说，“我想起来了。”

她从摇椅里站起来，打了个喷嚏，差点把浴袍掉到地上，抵着肚子将浴袍一把拉回来穿上，随后冷冰冰地盯着我。

“不许偷看。”说着，她走出房间，在出门时肩膀撞了一下门框。

我听见她杂乱的脚步声移动到了屋子深处。

一品红的枝叶乒乓作响地拍打着正墙。晾衣绳隐约在屋子一侧吱嘎颤动。卖冰激凌的商贩摇着铃铛沿街路过。屋子角落里，那台气派的新收音机轻唱着莺莺燕燕的主题，颤动的音符低沉、柔和，仿佛伤心歌手悄然藏在歌声里的心绪。

这时，从屋子深处传来各种磕磕碰碰的声音：一把椅子似乎背部着地，一个书桌抽屉被拉得太猛掉到地上，一阵夹杂着抱怨的踉跄声。接着，响起钥匙慢慢开锁的声音，一个储物箱盖被吱嘎作响地打开，又是一阵踉跄声和磕碰声，一个烟灰缸掉到地板上。我从长沙发上站起来，潜入餐厅，途经一小段过道，透过一扇敞开的门边缘向内偷看。

她在储物箱跟前摇摇晃晃，胡乱抓起放在箱子里的东西，气愤地用手把扫在前额上的长发甩到脑后。她没想到自己会醉成这样。她靠到箱子上，稳了稳自己，一边咳嗽一边喘气。这时，她把厚实的膝盖跪到地板上，伸出双手探进箱子里摸索起来。

她哆嗦的双手拿起了什么东西——一个用褪色的粉红带子绑起来的包裹。她笨手笨脚地解开带子，从包裹里抽出一个信封，弯下腰，把信封放回储物箱右边看不到的地方，并用哆嗦的手指把带子重新系好。

我从原路悄悄返回，坐到长沙发上。那女人喘着粗气回到客厅，摇摇晃晃地站在门道上，手里拿着包裹。

她冲我得意笑笑，把包裹随手一扔。包裹落到了我脚边。她蹒跚走到摇椅旁坐下，又伸手去拿威士忌。

我弯腰捡起了那个用褪色的粉红带子绑起来的包裹。

“打开瞧瞧吧，”她满腹牢骚地说，“里面有相片和剪报照。这些盲流只能登在报纸的警情通告里，一帮混迹下流场所的乌合之众。这就是我那个丈夫留给我的家当，一堆旧衣服和一群混账东西。”

我翻了翻那堆花哨的照片，看着上头摆出专业造型的男男女女。照片上的男人长着一张张尖瘦、狡黠的脸庞，他们要么身穿赛马服，要么就面涂好似小丑的古怪妆容。这些家伙都是混迹汽车旅馆的卖艺人，大多数甚至终生难以在小地方建立稳固事业。他们活跃的场合是小镇杂耍舞台、执法部门的大清扫行动，以及廉价滑稽剧场，专门演出一些下流节目，跟法律打擦边球；有时表演实在不堪入目，便会引来一场突击检查和场面混乱的公诉庭审，之后他们又复出，重新拾起嬉皮笑脸、淫邪肮脏、馊汗般臭气熏天的表演生涯。照片上的女人多半有双美腿，展示私密曲线的尺度颇为大胆，超出了威尔·海思[1879—1954，美国政治家、共和党员，曾任美国电影制片人暨发行人协会第一任主席。他在任期间，颁布了著名的电影制片法典，也即“海思法典”，主要用于限制和审查电影所表现的内容。该法典直到1968年才正式取消。]的建议限制。不过，她们的样貌却世故老套，跟会计员上班时穿的上衣似的：金发女、深发女、土里土气的大牛眼、淘气贪婪的小细眼。某两张脸明显很歹毒；某两个人可能是红发，不过这从黑白照片上看不出来。我随意翻看了一遍，没提起什么兴趣，然后把带子重新绑好。

“一个都不认识。”我说，“干吗给我瞧他们？”

她的目光越过右手颤颤巍巍握住的酒瓶，阴险地看着我：“你没找到魏尔玛？”

“她在里边吗？”

浓重的奸诈之色攀上她的脸，开始一番嬉闹，没找到什么乐趣，因此又转移阵地了。“你不是有她的照片吗，她家里人给你的？”

这个问题让她感到困惑。每个女孩都会留下一张照片，哪怕是她穿短裙、头戴蝴蝶结的童年。我手里至少应该有这样一张照片。

“我不打算再喜欢你了。”那女人低声道。

我端着杯子站起来，走过去，把杯子放到她身边的桌沿上。

“你喝光那瓶酒之前，再给我倒一杯。”

她伸手去拿酒杯，这时，我一转身，快步穿过方形拱门，走进餐厅，穿过走道，步入那间储物箱敞开、烟缸落地、杂物乱放的卧室。我身后传来大喊大叫的声音。我把手伸进储物箱右边，摸到一个信封，然后飞快地抽出来。

我回到客厅的时候，那女人已经站起来了，不过她只迈出两三步。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无神，一种充满杀意的无神。

“坐下!”我故意对她怒吼道，“我可没驼鹿马罗伊那么糊涂!”

这句话有点像黑暗中的枪击，没打中任何东西。她眨了两下眼睛，用上嘴唇掀起鼻子，透过兔子般诡异的神情露出几枚脏牙。

“驼鹿？你说那个驼鹿？他怎么样了？”她咽着气说。

“他出来了，”我说，“从牢里出来了，拿着一把点四五在外头乱逛。今早他在中央大街附近杀了个黑鬼，因为那人不肯告诉他魏尔玛在哪里。此时此刻，他正到处找那个害他蹲了八年号子的家伙。”

苍白的色泽占据了那女人的脸庞。她把瓶子举到嘴边咕咕灌酒，酒水顺着她的下巴流了下来。

“那现在警察也在找他啦!”说着，她大笑起来，“没错，就是警察!”

可爱的老女人，我喜欢和她相处，喜欢出于自己的险恶用心把她灌醉。我是个不错的家伙，我喜欢当我自己。干这一行，任何你经历过的事情都会被我碰上，但我已经开始对这种状况感到恶心了。

我打开信封，攥起一张光面相纸照片。这张照片和刚才那些一样，但又有些不同——它拍得精致多了。照片上的女孩上身穿皮埃罗丑角[皮埃罗丑角最初是17世纪意大利喜剧中的一类角色，外形可概括为白色妆容、宽大衬衣、褶子领口、锥形帽或黑色包头帽。皮埃罗丑角的角色个性，最初被“天真”“愚蠢”“喜欢恶作剧”和“不值得信任”等概念定义，但是到了19世纪，欧洲的一些浪漫主义者开始赋予该形象以新的含义，如在安托尼·华铎(Antoine Watteau，1684—1721)的绘画中，皮埃罗丑角的形象变得脆弱而忧伤，在诗人泰奥格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的笔下，皮埃罗丑角则成了后法国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的精神写照，他们同命运斗争，滑稽的行为中略带悲剧色彩。总之，皮埃罗丑角和现代马戏表演中单纯逗乐的小丑，既相同，又有所不同——前者往往多了“悲伤”等含义。]服，头戴白色圆锥帽，帽顶有一颗黑色绒球，帽子下蓬松散落出来的头发呈深色——可能是红的。照片为侧身照，可见的那只眼睛里透出一丝活力。我不敢说这张脸蛋漂亮、大方，我不擅长评判相貌，但它称得上好看。一直以来，人们都对这种脸蛋比较友好，或在它所属的那个小圈子里算不错。不过，那张脸依旧非常平凡，它的美观是严格流水线化的，你午餐时间穿过任何一个城市街区，都能看见一打类似的脸。

照片中，女孩的下半身以腿，而且是一双美腿为重点。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个签名：“永远属于你的——魏尔玛·华伦托。”

我在那个叫弗洛里安的女人面前抬起照片，举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她扑过来抢，但没摸到。

“干吗把它藏起来？”我问。

她喘着粗气，一声不吭。我把照片塞回信封，装到衣服口袋里。

“干吗藏起来？”我又问了一遍，“这张照片和另外那些有什么不同？她现在人在哪里？”

“她死了。”那女人说，“她是个好孩子，但已经死了。你这个条子，快滚吧。”

女人黄褐色的眉毛绞在一起，上下耸动。她的手一松，酒瓶滑落到地毯上，酒水汩汩流出。我弯腰去捡酒瓶，她伸出脚想踢我的脸，于是我撤开几步。

“你还是没说为什么要把她的照片藏起来。”我对她说，“她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我只是个又病又老的可怜女人。”她咕哝道，“别来招惹我，你这个狗娘养的!”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什么话都没说，什么要说的话都没想。过了一会儿，我走到她旁边，捡起地上几乎已经流空的酒瓶，放到她身边的桌子上。

她一直低头盯着地毯。收音机在角落里欢快低吟。屋外一辆汽车经过。一只苍蝇在窗户后面嗡嗡作响。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她开始嚅动半片嘴皮，对着地板说话，吐出一堆毫无意义的零碎语句。她大笑起来，仰面朝天，呆呆流出一摊口水。她又伸出右手，拿起酒瓶，咯咯磕着牙齿喝光了剩下的酒。她举起空瓶子摇摇，然后朝我扔了过来。酒瓶飞落到房间一角，顺地毯滚动，最后砰一声撞到踢脚板上。

她再次阴险地看了我一眼，之后就闭上眼睛，打起了鼾。

她可能在演戏，但我不在乎。突然间，我感觉受够了这一幕，简直受够了，实在受够了。

我在长沙发上捡起帽子，走向门口，打开纱门，来到屋外。收音机还在角落里嗡嗡低吟，那女人还躺在椅子里，呼呼打着轻鼾。关上门之前，我回头看了她一眼，之后我关上门又悄悄打开，再次看了她一眼。

她的眼睛仍然闭着，只是眼皮下有什么东西在闪动。我走下台阶，沿开裂的走道回到主路。

隔壁家的窗帘掀起了一角。一张狭窄、专注的脸贴在窗户上，凝视着这边——是个白发尖鼻的老女人。

爱管闲事的老太太又在打探邻居了。每条街上都至少有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我朝她挥挥手。窗帘落了下来。

我回到停车的地方，钻进车，开回七十七街分局，爬上楼梯，来到纳尔蒂那间位于二楼的臭烘烘的狭小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