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街区和那天看起来一样，主路上只有一辆送冰块的卡车，车道上有两辆福特车，街角翻扬起一片灰尘。我把车慢慢开过1644号，停在房子不远处，观察了一下车窗两旁的建筑。我往回走到房子跟前，看着眼前粗犷的棕榈树和干枯的褐色草坪。屋内好像没人，但也可能有。它看起来就那样。那把孤单的摇椅依然放在门廊上，和昨天一样。便道上有一份扔掉的报纸。我把报纸捡起来，拍打着自己的腿。这时，我发现隔壁屋子的窗帘动了一下，就是离我最近的那扇窗子。

爱管闲事的老太太又来了。我打着哈欠，把帽檐压低。那只尖鼻子都快在玻璃上压瘪了，鼻子上方是白头发和一双从这里看过去毫无特点眼睛。那双眼睛跟着我在便道上前行的身影移动。我转身向她的房子走去，爬上木头台阶，摁下门铃。

门一下子打开了，就跟装了弹簧似的。对方是个高个子老女人，下巴生得像兔子。从近处看，她的眼睛亮得像死水上的反光。我把帽子摘了下来。

“你就是那位替弗洛里安太太报警的女士吧？”

她用冷冰冰的目光打量着我，没放过任何一处细节，估计连我右肩胛上的痣都看见了。

“你既甭指望我承认，也甭指望我否认，年轻人。你是谁？”她的声音又高又尖，都能在一条八户电话共线[“电话共线”对应于“电话私线”，指的是多部电话机共用一条电话线的电话线路系统。电话共线的工作原理和分机电话相似，一通电话打入，各分机都能接听，因此在通话中没有隐私可言。电话共线在20世纪中叶，特别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物资短缺时期，是美国民众主要使用的公共电话线路系统，它通常被人们用来在邻里间传递紧急信息、新闻和八卦。]上和别人通话了。

“我是一名侦探。”

“老天爷啊，你怎么不早说？她又干什么了？我一直瞧着呢，可什么都没瞧见。我需要买什么，都是亨利去跑腿。那栋房子里一丁点儿动静都没有。”

她打开纱门挂钩，让我进了屋。我先闻到一股上过油的家具味，又看到廊厅放着很多时髦一时的老木质家具——镶嵌着花板，各角饰有贝壳。我们走进前厅，里边但凡能装按钉的东西，都钉上了棉布蕾丝边小罩巾。

“你说我以前见过你没有？”她突然开口问道，声音里攥着一丝疑虑，“肯定见过，你就是那个——”

“没错，不过我还是名侦探。亨利是谁？”

“噢，他是个替我跑腿儿的黑人小男孩。说要紧的吧，你想了解什么情况，年轻人？”她拍着一块干净的红白相间围裙，小眼睛圆溜溜地瞪着我。这时，她咯咯咬了几下假牙，为开口做准备。

“警官昨天离开弗洛里安太太的房子后，来找过你没有？”

“什么官？”

“穿制服的警官。”我耐心地说。

“来过，在这里待了一小会儿。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跟我描述一下那个大块头——就那个带着枪让你报警的。”

她跟我描述了他的样子，分毫不差。那人就是马罗伊。

“他开的是什么车？”

“一辆小车，感觉都装不下他。”

“你就知道这么多吗？他可是杀人犯!”

她的嘴巴张开了一点，但眼神很得意。“老天爷啊，我真希望能帮到你，年轻人，但我对汽车实在不太了解。杀人犯，是吧？外面真是越来越不安全了，22年前，我刚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不怎么爱锁门。我听说现在到处都有帮派、坏警察和政客用机关枪斗来斗去。这当真太可耻了，年轻人。”

“是啊。你对弗洛里安太太有多少了解？”

她的小嘴巴努了起来。“她对邻居不太友善，半夜里经常把收音机声音开得老大，还跟着唱歌。她也不怎么和别人说话。”她向前略微探身，“我不敢肯定，但我觉得她经常喝酒。”

“来找她的人多吗？”

“一个也没有。”

“这你当然也知道，你叫——”

“莫里森太太。老天爷啊，当然知道啦，我除了往窗户外边看也没别的事情可干哪!”

“对，我敢说那一定很有意思。弗洛里安太太在这里住了——”

“有十年了吧，我印象中。她原来有个丈夫，但在我眼里也不是个好东西，那人后来死了。”她停下来想了想，“我估计是正常死亡，”她又加了一句，“反正我没听到有别的说法。”

“他给他太太留下一笔钱？”

她的下巴跟着眼神缩了回去。她使劲嗅嗅，“你喝过酒。”她冷冰冰地说。

“我刚才去拔了一颗牙，牙医让我喝的。”

“那东西我从来不沾。”

“那玩意儿确实不好，除了药用的。”我说。

“药用酒我也不沾。”

“我觉得你是对的，”我说，“他给他太太留下钱没有？”

“我不清楚。”她把嘴噘得跟干梅子似的，又小又皱。我没机会了。

“警官离开以后还有人去找过她吗？”

“没看到。”

“非常感谢你，莫里森太太。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很热心，帮了我很大忙。”

我走出前厅，打开房子的正门。她跟在我后面，清了清嗓子，再一次咯咯咬起牙齿。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她问道，态度稍微温和了一些。

“大学区4-5000，就说找纳尔蒂警督。她的生活来源是什么，救济金吗？”

“我们这儿可不是救济金社区。”她冷冰冰地说。

“我敢说，那东西在苏福尔斯市[美国中西部南达科他州最大的城市。]曾一度非常让人眼红。”我一边说，一边盯着廊厅里的一个雕花餐柜，那显然是因为餐厅搁不下才放到此处的。柜子各角都是翘头，柜腿上有雕花，到处镶着花板，正面画了一篮水果。

“是梅森城[美国中东部俄亥俄州的一座小城市。]，”她轻声说，“是的，先生，我们——我和乔治——原来有个很漂亮的家，是那里最棒的。”

我打开纱门走出去，再次向她道谢。她终于微笑了起来，那笑容和她的眼神一样尖锐。

“她每个月一号都会收到一封挂号信。”她突然说道。

我转过身，等着她继续开口。她向我凑了过来：“我看到邮差敲她门，让她签字。每个月一号，她都会打扮好出门，到很晚才回家。她半夜到家后会唱歌，吵得很，我有几次都想报警了。”

我拍了拍她那条不甘示弱的瘦胳膊。

“你这种人真是千里挑一，莫里森太太。”说完，我戴上帽子，点了一下帽子向她致意，然后就离开了。走在便道上时，我突然想起什么，于是又回过头去。她依然站在纱门后，没有进屋。我朝她走过去并爬上了台阶。

“明天就是一号，”我说，“四月一号，愚人节，能帮我留意一下她有没有收到挂号信吗，莫里森太太？”

她瞧着我，眼神一亮，接着放声笑了出来——老太太的尖笑。“愚人节，”她傻笑着说，“那可能她收不到信了。”

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在原地大笑，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母鸡在打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