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隔壁摁摁门铃敲敲门，都没反应。我又摁摁门铃敲敲门，纱门没上挂钩。我推推房门，房门没锁，于是我走了进去。

屋里什么都没变，还是弥漫着一股金酒气味。地上还是没有尸体，一个玻璃杯放在弗洛里安太太昨天坐的那把椅子旁边，收音机是关着的。我走到长沙发旁边，把手伸到垫子下面摸了摸，那只阵亡的空酒瓶还待在原处，只是多出了一个伴儿。

我喊了几声，但没人回答。这时，我隐约听到一阵绵长、缓慢、痛苦、半带喃喃的喘息声。我穿过拱门，悄悄走进那条廊道。卧室的门半开着，可以听到里面传来喃喃的低语声。我把脑袋从门缝里戳进去瞧了瞧。

弗洛里安太太平躺在床上，棉被拉到下巴，被子上结起的棉球几乎就戳到她的嘴巴里。她长长的黄脸上一副疲惫松弛、半死不活的神情，脏头发摊在枕头上。她慢慢睁开眼睛，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房间里一股起居、酒精和脏衣服混合的怪味。一个廉价闹钟在油漆剥落的灰白色梳妆台上嘀嗒作响，声音大得能把墙震塌。梳妆台上的镜子扭曲地映着她的脸。那个她从里面拿过照片的储物箱的盖子依旧开着。

我说：“下午好，弗洛里安太太，你生病了吗？”

她慢慢活动嘴皮，搓了搓上下唇，伸出舌头润滑一下，又顺便活动活动了下巴。声音从她嘴巴里传出来，听起来像旧唱片。她的眼里有了神志，但不包含任何悦色。

“你抓到他了？”

“你说驼鹿？”

“对。”

“还没呢。我希望尽快。”

她用力眨了一下眼睛，就跟要把眼前的雾气挤干净似的。

“你应该把门锁上，”我说，“他可能还会回来。”

“你觉得我怕驼鹿，是吧？”

“昨天我们聊起他的时候，你好像挺怕的。”

她思考了片刻，那对她而言是件苦差事。“有酒吗？”

“没有，今天没带，弗洛里安太太。我手头有点紧。”

“金酒便宜[金酒几乎是当时美国最便宜的烈酒。]，劲儿也够大。”

“我等会儿可以出去买点。那这么说，你其实并不怕马罗伊？”

“我怕他干吗？”

“好吧，你不怕。那你到底在怕什么呢？”

她的眼睛里突然闪起一丝亮光，但很快又消失了。“噢，快滚吧，一看到你们这些警察就让我屁股难受!”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靠在门框上，放了一根烟在嘴里。我想把香烟撬起来碰到鼻子，但发现这比想象中要难。

“条子，”她慢慢说道，就好像在自言自语，“永远别想抓住那小子。他有的是钱，有的是朋友。你们这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条子!”

“我这只是例行公事，”我说，“相当于为自己找个开脱吧。他会去哪里呢？”

她偷偷笑了一下，接着在棉被上揩揩嘴。

“耍滑头了，”她说，“来软的，条子的小机灵。你们觉得那一套还管用吗？”

“我个人还挺喜欢驼鹿的。”我说。

她的眼神里闪出一丝好奇：“你认识他？”

“昨天我们俩一起进的弗洛里安，之后他杀了个黑鬼。”

她大张开嘴，仰头笑起来，那笑声比掰断一条面包棍大不了多少，眼泪从她的脸颊上流淌下来。

“大块头铁汉，”我说，“但心肠也软，正到处找魏尔玛。”

她垂下了眼帘。“我还以为是她家里人要找她呢。”她轻声说。

“他们也在找，但你说魏尔玛死了，没机会了。她在哪里死的？”

“得克萨斯州，达哈尔特市。感冒引发肺部感染死的。”

“你当时在场？”

“不在，见鬼。听说的。”

“噢，那是谁告诉你的，弗洛里安太太？”

“是哪个跳舞的跟我讲的吧，我忘了那人叫什么名字了，也许喝点酒能想起来。我现在难受得像死谷[死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部内华达山脉东麓沙漠地区。该地自然条件极度恶劣，故名。]。”

“你的模样还像死骡子呢。”我心想，但没把这话说出口。“还有一件事情，”我说，“说完我就去给你买金酒。我查过你房子的产权了，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的身子在被窝下面僵住了，像一尊木雕，就连那对半盖在浑浊虹膜上的眼皮也不动了。她屏住了呼吸。

“这房子绑着一笔数额挺大的信托契约，”我说，“和这一带的房价不太相称。持有者叫林赛·马略特。”

她的眼睛快速眨了眨，身体其余部分一动不动。她盯着我。

“我原来替他工作，”她终于开口说，“我在他家当过用人，他一直挺照顾我的。”

我把没点燃的香烟从嘴巴里拿出来，漫无目的地瞧了瞧，随后又把它放回嘴里。

“昨天下午，我们俩见面几小时后，马略特打电话到我办公室，给了我一份差事。”

“什么差事？”她的声音现在哑得厉害。

我耸了耸肩：“签过保密协议，不能对你说。昨晚我去见了他。”

“你这个机灵的狗杂种!”她大着舌头说，一只手在被窝下面动了动。

我看着她一言不发。

“条子的小机灵。”她挖苦道。

我伸出一只手在门框上摸了摸。门框黏糊糊的，手刚放上去就让人想洗澡。

“就这些，”我轻松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没什么，只是巧合。不过这事情看上去有点不寻常。”

“条子的小机灵，”她空洞地说，“还不是真正的条子，只是个廉价的私家侦探。”

“我想也是，”我说，“那么，再见，弗洛里安太太。顺便说一句，我觉得你明天收不到挂号信了。”

她掀开被窝，猛地坐起来，眼里满是怒火。她右手攥着什么东西，是一把小型邦克特质左轮手枪[柯尔特制造公司于1926—1940年间量产的一款小型左轮手枪。]。手枪又老又旧，不过好像还能用。

“交代!”她吼道，“快交代!”

我看着枪，枪指着我——只是不太稳。她的右手一直在颤抖，眼神依旧愤怒，唾液在两个嘴角附近冒着泡泡。

“我们俩今后可以一起干。”我说。

枪口和她的下巴在同一时间落了下来。我距离房门不太远，趁着枪口下落的时机，我穿过那扇门，跑到了开火范围之外。

“你考虑考虑吧。”我回头喊道。

没有回音，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快速穿过廊厅和厨房，离开了那栋房子。走在便道去往主路的途中，我的后背感觉怪怪的。肌肉贴在骨头上爬。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沿主路找到我的车，驱车离开了那里。

今天是三月三十一号，热得跟夏天似的。开车走在路上时，我很想把外衣脱下来。七十七街分局门前，两名巡警怒视着一辆车上撞弯的翼子板。我穿过弹簧门走进去，看到一个穿制服的警督坐在铁栏杆后面，翻阅着案件记录。我问他纳尔蒂在不在楼上。他说可能在，然后问我是不是他朋友。我说是。他说好，那上去吧，于是我就爬上破旧的楼梯，穿过走廊，敲了敲门。屋里有人嚷了一声，我走了进去。

纳尔蒂坐在椅子上剔着牙，脚搭在另一张椅子上。他伸直左胳膊，瞧着自己的大拇指。那根拇指在我看来没什么毛病，但从纳尔蒂沮丧的眼神看来，它似乎没救了。

他把手放到大腿上，又把脚放到地上，将目光投向我。他穿了一套深灰色套装。一支被压得乱七八糟的雪茄搁在桌子上，等着他用牙签开洞[抽雪茄前先要用开孔器或签状物把密封的雪茄头切开或钻孔，以确保透气，否则雪茄无法点燃，开的洞越多或越大，吸入的烟就越多，口感也越强烈。]。

我摸到另一张椅子上的椅套——绑带没系，把它翻了个面，坐下，掏出一根烟放到嘴里。

“是你啊。”说完，纳尔蒂望望手里的牙签，检查了一下是否还有嚼头。

“有进展吗？”

“你是说马罗伊？那案子已经不归我管了。”

“那归谁管？”

“不归谁管。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家伙跑了。我们把他的情况用电报发到其他地方了，他们也派人去查过了。见鬼，马罗伊估计早就跑到墨西哥去了。”

“是啊，他不过就杀了个黑人嘛，”我说，“我猜那只是一项轻罪。”

“怎么还在关心这案子？你不是有别的活儿要干吗？”暗淡的双眼在他脸上疑惑地转了转。

“我昨晚是有活儿干，但没干多久。那张丑角照还在你手里吧？”

他伸手摸到记事本下面，把照片翻了出来。照片上的人还是那么好看，我盯着她的脸在瞧。

“这照片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说，“如果你不打算存档的话，我想要回来。”

“本来应该拿去存档的，”纳尔蒂说，“但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拿去吧，藏到你帽子下面，存不存档什么的就算了。”

我把照片搁到前胸口袋里，然后站了起来。“那么，就这样了。”我说道，但口气太随意了点。

“有点不对劲啊[原文直译为“什么味儿”。]？”纳尔蒂冷冰冰地说。

我瞧了瞧放在桌子边缘的雪茄。他跟着我的视线看过去，接着把牙签一扔，拿起雪茄戳到自己嘴里。

“说的不是这个。”他说。

“只是点模糊的预感，如果能查出什么的话，我不会忘了你的。”

“日子不好过啊，我的业绩需要提升提升，伙计。”

“你平时工作那么勤恳，小菜一碟。”我说。

他在拇指指甲上划了根火柴，因为一擦就着，脸上流露出一副欣喜的神情，然后抽起雪茄喷出烟雾。

“你可真会开玩笑。”我出去的时候，纳尔蒂难过地说。

大厅里一片寂静，整栋楼里都一片寂静。外面那两个巡警还在瞧撞弯的翼子板。我开车回到好莱坞。

我走进办公室时，电话刚好响起。我探过桌子说道：“你好？”

“请问说话的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吗？”

“对，我就是。”

“这里是格雷尔太太的住所，鲁温·洛克里奇·格雷尔。格雷尔太太想尽快见到你，如果你有空的话。”

“在哪儿？”

“地址是湾城阿斯特道862号。我能向她转告你答应会在一个钟头内赶到吗？”

“你是格雷尔先生吗？”

“当然不是，先生。我是管家。”

“待会儿听到门铃响就是我。”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