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长有粉色斑点和粉色头颅的黑亮小甲虫正沿兰德尔整洁的办公桌桌面缓缓爬行。它挥舞着触须，就好像在探测风向，为起飞做准备。小甲虫爬起来摇摇晃晃，如同背了太多包袱的老太太。另一张办公桌前，坐着一名我不认识的警探，他正对着装有静音话筒的老式电话讲话，声音像在隧道里低语。警探说话的时候半闭着眼睛，将疤痕累累的手放在身前的桌面上，并用食指和无名指关节夹住一根点燃的香烟。

小甲虫一路爬到兰德尔办公桌的尽头，向半空中迈出一步，结果在地板上摔了个仰面朝天。它的细腿儿在空气中无力地蹬着，之后又装了一会儿死。因为没人搭理，小甲虫又把细腿儿蹬起来。最后，它终于翻过身，慢腾腾而又漫无目的地朝一个角落爬去。

墙上的警察局广播放了一则公告，内容是关于四十四街南面圣佩德罗发生的一起抢劫案。劫匪是名中年男性，身穿灰色套装，头戴灰色呢帽，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正沿四十四街向东逃窜，并钻进一条小巷。“接近嫌犯时注意安全，”广播员说，“此人随身携带一把点三二口径左轮手枪，刚抢劫了南圣佩德罗3966号一家希腊餐厅的业主。”

咔嗒一响后，播音员的声音消失了。没过多久，另一个播音员又念起一份待查案件清单，他的声音缓慢、单调，把所有事情都说了两遍。

这时，门打开了，兰德尔拿着一沓信纸大小的打印件走进屋内。他迈着轻快的步子穿过房间，在我对面坐下，把几份文件推到我跟前。

“签四份。”他说。

我签了四份。

粉头小甲虫爬到屋子一角之后，又伸出两根触须，探测着适合的起飞点。它看起来有些失望，于是又顺踢脚板向另一个角落爬去。我点起一根烟，这时，那名对着静音话筒讲话的警探突然站起来，离开了办公室。

兰德尔往椅背上一靠，脸上的表情和之前一样，还是那么冷峻、老练，可根据情况需要而随时变得粗暴或友善。

“我要对你讲几件事情，”他说，“免得你胡思乱想，免得你感觉自己运筹帷幄，免得你还要死命抓住这件事不放。”

我等着他开口。

“那个破地方没留下指纹。”他说，“你知道我指的是哪里。收音机是因为插头被拔掉才关上的，但打开收音机的可能就是弗洛里安太太本人。众所周知，酒鬼都喜欢把收音机声音开得老大。假设一个人戴着手套去杀人，想用收音机掩盖枪击声或别的什么动静，那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把收音机关上，但事情不是这样的。另外，那个女人的脖子被拧断了，其实她在脑袋开花之前就已经死了。但问题是，凶手为什么要把她的头打烂？”

“继续说。”

兰德尔皱起了眉头。“他当时可能并不知道弗洛里安太太的脖子已经断了，他在生弗洛里安太太的气。”他说，“这只是一些推断。”这时，他露出一个坏笑。

我吹出一口烟，把它从眼前撩开。

“那么，他为什么要生她的气呢？他在弗洛里安因为俄勒冈的银行抢劫案被抓的时候，有一笔赏金被领走了。那个领赏的讼棍已经死了。不过，弗洛里安夫妇可能也从中分到了一笔钱。马罗伊有可能怀疑到了这一点，他可能知道事实就是如此，或者他可能想逼弗洛里安太太吐露实情。”

我点点头，他说得有道理。兰德尔继续说道：

“马罗伊随便掐了一下她的脖子，可指头没打滑。如果我们逮到他的话，也许能够根据指印定他的罪。当然，那也可能什么都证实不了。法医说弗洛里安太太是昨天晚上被杀的，不是深夜，而是人们外出看电影的时候。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证明这是马罗伊干的，邻居都没看到他。不过，从作案手法上看，凶手必定是马罗伊无疑。”

“对，”我说，“肯定是马罗伊。也许他并没起杀心，可无奈自己的力气实在太大。”

“那可不算借口。”兰德尔专横地说。

“没错，我只是想说，马罗伊在我看来并不像杀人狂。就算他杀了人，也不可能是因为对杀人上瘾或想谋财害命——而且他不会杀女人。”

“这很重要吗？”他冷冰冰地问。

“也许你懂得多，能判断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不重要。我可不行。”

兰德尔盯着我看了很久，期间广播员又报了一遍发生在南圣佩德罗希腊餐馆的抢劫案公告。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住了，是一个随身携带水枪的14岁墨西哥人。目击证人的说法有时候也靠不住。

兰德尔等到公告播完后继续说道：

“我们今早相处得不错，以后最好也这样。回家睡个觉，好好休息一下。你看起来相当憔悴。至于调查马略特的死，还有寻找驼鹿马罗伊的下落之类的事情，就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吧。”

“马略特付给我报酬，”我说，“但我把事情办砸了。现在格雷尔太太又雇了我。你想让我怎样，马上退休然后坐吃山空吗？”

兰德尔再次直勾勾地盯着我：“你说的我都懂，我也是人。他们之所以给你这种家伙发执照，为的就是让你们有事可做，而不是让你们把执照挂在办公室墙上显摆。但话说回来，随便来一个脾气不好的代理警监，都能把你们折腾死。”

“不可能，给我撑腰的可是格雷尔一家。”

他想了想。他不愿意承认我说的话哪怕有一半道理，于是就皱起眉头，用指头敲打桌面。

“那我把话说明白点吧，”他在短暂的停顿之后说道，“如果你搅和进这案子，就会惹上麻烦。也许这点麻烦对你来说不算什么，那我不清楚，但你肯定会逐渐在警察局结怨树敌，到时候你再想办什么事情就困难了。”

“私家侦探每天都要面对这种状况，除非他只接离婚案。”

“你不能插手谋杀案。”

“说完了吧？你的道理我都听过了。不过，我并没有打算去解决一桩整个执法部门都无法解决的案子。如果说，我还揣着一些小小的私人动机的话，那它们也仅仅是小小的和私人的。”

兰德尔慢慢探出身子，跨过桌面。他不安分的细手指还在敲打桌面，就像一品红的枝叶在敲打弗洛里安太太家的正墙。他灰色的油头泛着光泽，冷峻、平稳的目光直视着我的眼睛。

“回到正题吧，”他说，“我还没说完呢。安托尔去外地了，他妻子——也是他秘书——并不知道他的下落。那个印第安人也不见了。你想起诉这帮人吗？”

“不了，我手上没证据。”

他看上去好像松了口气：“安托尔的老婆说她没听说过你。至于那两个湾城警察——如果他们真的是的话——我就无能为力了。我不想再给自己添麻烦了，不过有一件事我比较确定：马略特的死和安托尔无关，烟嘴里的名片只是栽赃的伎俩。”

“那桑德伯格医生呢？”

他摊开了双手：“没影儿了。地方检察官手下的人瞒着湾城方面偷偷跑去那家医院了，门是锁着的，什么都没发现。当然，他们还是想办法进去了。屋内被人匆忙清理过，不过还是留下了一些指纹，我们得用一两周时间才能从中分析出个所以然。现在他们正在撬墙上的保险柜，里边放的可能是麻醉品或别的东西。我觉得桑德伯格肯定有前科，不是在湾城，而是在外地，比如堕胎、治枪伤、接手指，或者非法用药。如果他触犯了联邦法，那我们接下来就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了。”

“他说他是个医生。”我说。

兰德尔耸了耸肩：“可能原来是，也可能从没被定过罪。现在有个在棕榈泉市[一座距离洛杉矶东南方大约190公里的疗养度假城市。]行医的人，五年前在好莱坞被指控贩毒。那家伙被抓时罪证确凿，但他收买的保护伞起了作用，他后来被释放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布鲁内特这个人，你知道些什么？有什么能告诉我的吗？”

“布鲁内特是开赌场的，他靠这个赚了很多钱，而且是躺着赚的。”

“好吧，”说着，我站了起来，“你讲得挺有道理，但这对于揪出杀死马略特的珠宝抢劫团伙没有任何帮助。”

“我不可能把什么都告诉你，马洛。”

“我也没指望你告诉我。”我说，“对了，我第二次见到杰西·弗洛里安的时候，她对我说，她在马略特家里当过用人。就因为这个，马略特才会给她寄钱。你手上有什么东西能证明这一点吗？”

“有，在马略特的银行保险柜里，有几封弗洛里安寄来的感谢信，里边提到了这件事。”他看起来就快失去耐性了，“现在你能不能看在上帝的分上，赶快回家，别再多管闲事了？”

“马略特竟然会留着那几封信，很奇怪，不是吗？”

兰德尔抬起双眼，目光停在我的头顶。这时，他的眼睑耷拉下来，遮住了半个眼球。他盯着我看了整整十秒钟，然后微笑起来。他今天这样笑了好多次，估计把这周的量都用完了。

“我对此有个解释，”他说，“很荒唐，但符合人性。马略特这一生过得提心吊胆。骗子一般都是赌徒，而赌徒一般都迷信。我觉得杰西·弗洛里安相当于马略特的福星，只要照看好弗洛里安，他自己就不会发生意外。”

我转头看看那只粉色小甲虫，它在第二个角落同样毫无收获，因此正闷闷不乐地爬向第三个角落。我走过去把它捡起来，用手帕包住，又回到桌子旁边。

“你瞧，”我说，“这间屋子位于18楼，而这只小甲虫爬这么高，就为了能交上一个朋友——和我。他是我的福星。”我小心翼翼地把小甲虫搁到手帕较为柔软的部分，然后折起手帕，放进了口袋。兰德尔睁大了眼睛，他的嘴巴在动，但什么话都没从中冒出来。

“我在想，马略特又是谁的福星呢？”我说。

“反正不是你的，伙计。”他口气酸溜溜的，又酸又冷。

“恐怕也不是你的。”我没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之后，我走出房间，关上了门。

我乘电梯直达市政厅位于斯普林街的入口，顺门廊走下几级台阶，来到花圃跟前，我小心翼翼地把甲虫放到一株灌木背后。

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时，我心想，那个小家伙得花多久才能爬回刑事组的办公室呢？

我从公寓楼后面的车库把自己的车开出来，在好莱坞区吃了点午饭，随后动身前往湾城。这天下午，海岸线上风和日丽。我在第三街岔口驶离阿圭罗大道，朝市政厅所在方位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