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沿一片静悄悄的住宅区静悄悄地行驶。道路两旁弯曲的胡椒树交织在一起，几乎形成一条绿色通道。阳光透过枝条和瘦长的树叶射了下来。街角一个牌子上说这里是十八街。

海明威开着车，我坐在他旁边。车被他开得很慢，他脸上一副凝重、思忖的神情。

“你跟他说了多少？”他下定决心后问道。

“我跟他说，你和布雷恩到那里去，把我带走，抛下车，又在我后脑勺上打了一棍子。剩下的都没提。”

“没提二十三街和德斯坎索街岔口那家医院的事？”

“没有。”

“为什么不提？”

“因为我觉得不提，你会更乐意跟我合作。”

“那只是想当然。你是真的想跑一趟斯蒂尔伍德山庄，还是把那当成了个借口？”

“借口。其实我是想问问你，干吗要把我扔到那栋可笑的房子里关起来？”

海明威动起了脑筋。他奋力地开动着脑筋，这令他的脸部肌肉在泛灰的皮肤下鼓成了一些小小的疙瘩。

“那是布雷恩的主意，”他说，“那一大坨腱子肉的主意。我并没想让他打晕你，也没想让你自己走回家，那都不是我的本意。我们当时不过是在演戏，因为那个怪力乱神的家伙和我们是朋友，我们一直在替他挡麻烦。如果你了解到他有多少麻烦，肯定会很惊讶的。”

“是惊叹。”我说。

海明威转过头，他的灰眼睛看起来就像两坨冰。他回头看着灰蒙蒙的挡风玻璃，再一次开动起脑筋。

“像他那样的老警察，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怀念用短棍教训人的感觉。”他说，“这时候，他们就得找一颗脑袋来敲一敲。老天啊，当时给我吓坏了，你倒下去的时候就像一袋水泥，我跟布雷恩抱怨了一大堆。之后我们就把你送到桑德伯格的医院里去了，因为那地方比较近，而且桑德伯格心地善良，肯定会照看好你的。”

“安托尔知道你们把我送到那里去了吗？”

“见鬼，当然不知道了，那是我们的主意。”

“正因为桑德伯格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正因为他肯定会好好照顾我，而且正因为我没给他回扣，所以就算我去告你们，他也不会出庭作证。另外，就算我真的去告你们，在这座可爱的小城里，胜诉的机会也不大。”

“你是想来硬的？”海明威若有所思地说。

“不，”我说，“而且我想这一次你肯定也不会。你的工作已经命悬一线了。我想你已经看过局长的眼睛，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了。我不是单枪匹马找上门来的，这次可不是。”

“好吧。”说完，海明威朝窗外啐了一口，“我只是习惯性大嘴巴，不是真的想动粗。还有什么事？”

“布雷恩真的病了？”

海明威点点头，装出一副很难过的样子，但效果并不好：“真病了。前天开始腹痛，没等医生把阑尾切除，炎症就转移了。还有希望，但情况不乐观。”

“我们可不希望布雷恩发生什么意外，”我说，“像他那样的家伙，在哪间警察局都是人才。”

海明威品了品这句话，然后把它朝车窗外吐了出去。

“好，下一个问题。”他叹着气说。

“你刚才说了你们为何会把我弄到桑德伯格那里去，但没说他为什么要把我关四十八小时，注射那么多麻醉药。”

海明威踩下刹车，让车子轻轻靠边。他把巨大的双手放在方向盘下沿，让两根拇指紧挨在一起，相互摩擦着。

“我也不清楚。”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

“我身上带着能证明我是私家侦探的文件，”我说，“还有钥匙、一点钱、几张照片。如果桑德伯格不认识你们，那他肯定会以为，我头上裂开的口子，只是为进到这家医院里四处打探而耍的花招。但我觉得，他肯定和你们很熟，所以这才让我有点想不通。”

“别想通，伙计，那样更安全。”

“原来如此，”我说，“但这总让人憋得慌啊。”

“你的猜测背后有洛杉矶的人撑腰？”

“什么猜测？”

“桑德伯格的事情。”

“也不全是。”

“有还是没有？”

“我面子没那么大，”我说，“只要洛杉矶方面愿意，随时都可以让手下三分之二的人不受限制地到湾城来——警长的人也好，地方检察官的人也好。我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有个朋友，因为我原来在那里工作过，那人叫伯尼·奥尔斯，是调查组主任。”

“你把这事捅给他了？”

“没有，我已经有一个月没跟他联系了。”

“那你打算把这事捅给他吗？”

“除非那妨碍到了我正在办的案子。”

“私人案子？”

“对。”

“那好吧，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桑德伯格到底是干吗的？”

海明威把双手从方向盘上移开，朝窗外啐了一口：“这条街真不赖，你说是吧？房子不赖，花园不赖，天气也不赖。你肯定听说过一些关于坏警察的传闻，还是你压根儿没听说过？”

“听说过一些。”我说。

“那好，你认识多少警察能住在这样一条漂亮的街上，房前长着漂亮的草坪和花朵？我只认识四五个，都是风纪组[又名“道德组”，是美国的一个特殊警察部门，专门负责调查“道德性”犯罪，也即涉及赌博、卖淫、贩毒、贩酒(禁酒令时期)等活动的违法行为。]的家伙，那帮人把油水全抽走了。像我这样的普通警察，只能住在贫民窟风雨飘摇的破房子里。你想去看看我住的地方吗？”

“你想说明什么？”

“听着，伙计，”大块头严肃地说，“也许你逮到我了，但那没什么用。警察并不是因为钱才变坏的——不经常如此，甚至很少如此。他们只是体制的一部分。他们到外面把人抓起来，只是为了向上头交代。另外，那种坐在漂亮的高级办公室里、身穿漂亮衣服、嘴里一股高档酒味道、嚼上豆蔻籽就觉得自己口吐如兰其实并非如此的家伙，说了也不算。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吗？”

“你们的市长是怎样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才算市长？当然是政客。你以为他说了算？别天真了。你知道这个国家出了什么毛病吗，宝贝儿？”

“我听说是冻结资金太多了。”

“人们不能按照本意诚实地活着，”海明威说，“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毛病。要是你坚持原则，就会被骗到一无所有。你只能同流合污，否则就没饭吃。有一帮混账东西认为，我们需要的是9000个衣领整洁、手提公文包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别天真了，风气会把他们中的大多数弄得和我们一样。你知道我是怎么认为的吗？我认为应该把这个可怜的小世界推倒重来。就拿道德重整运动[简称M.R.A.，由美国传教士布克曼(1878—1961)于193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发起的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道德整饬运动，主张通过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以克服战争、贫困、剥削等社会问题。道德重整运动于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顶峰，并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布克曼去世后，该运动才逐渐趋于衰落。]来说吧，那才有点意义。道德重整运动，那才有意义，宝贝儿。”

“如果那对湾城有用的话，我以后就吃阿司匹林。”我说。

“你可能太聪明了。”海明威轻声说道，“你自己可能不这么认为，但很可能就是这样。你可能太聪明了，聪明到除了耍聪明之外，什么都思考不了。而我呢，只是个笨蛋警察，一个听差的。我家里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大人物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有些事也许你该去问布雷恩，反正我不知道。”

“布雷恩真害阑尾炎了？你确定他不是因为太过歹毒所以朝自个儿肚子上来了一枪？”

“别那么说，”海明威用双手上下拍打着方向盘，抱怨道，“你应该试着把人往好处想。”

“你说把布雷恩往好处想？”

“他也是人，和我们一样。”海明威说，“做过错事，但也是人。”

“桑德伯格是干吗的？”

“好吧，我不是跟你说了嘛。我大概搞错了，但我还以为你是个明白人。”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干吗的。”我说。

海明威把手帕掏出来擦了擦脸。“兄弟，我也不想承认我知道，”他说，“但你他娘的应该很清楚桑德伯格是干吗的，跟我和布雷恩一样，要不然我们就不会把你扔到那里去了，要不然你也不会从那里走着出来了。当然，我说的可是真正的违法勾当，而不是用水晶球给老女人看命的小把戏。”

“我一开始可没觉得自己能走着出来，”我说，“他那里有种叫东莨菪碱或‘吐真剂’的麻醉药，能让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说真话。跟催眠一样，这种药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好使，但它偶尔也会奏效。我认为，他们当时就给我注射了这种药，好让我说出知道的事情。当时，只有在三种条件下，桑德伯格才会认为我知道的事情对他不利：安托尔提醒过他，驼鹿马罗伊跟他说我找过杰西·弗洛里安，他以为把我扔到那里是警察耍的把戏。”

海明威伤心地看着我。“我跟不上你的思路了。”他说，“谁他妈的是驼鹿马罗伊？”

“一个前几天在中央大街杀过人的大块头。他上过你们的电报，如果你留意过的话。说不定你们那里正有人在盯着电报瞧呢。”

“所以呢？”

“所以桑德伯格一直在保护马罗伊。那晚我溜出去的时候看到他了，他当时正躺在床上看报纸。”

“你是怎么溜出去的？你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我从床上拆下一根弹簧把值班的人打昏了，我运气还不错。”

“那家伙没看见你？”

“没有。”

海明威把车子开离路边，在脸上挂起僵硬的笑容。“我想想看，”他说，“这就说得通了，这就全说通了。桑德伯格一直在窝藏罪犯，只要别人给钱，他就收人。那地方可是干这事的理想场所。另外，他借此捞的钱也不会少。”

海明威突然加快车速，转过一道弯。

“见鬼，我还以为他是卖大麻的呢，”他厌恶地说，“同时找到了合适的后台。不过，真见鬼，那只是不足挂齿的小买卖，太小儿科了。”

“你知道博彩吗？那也是小买卖，如果你只看一张彩票的话。”

海明威又猛地转过一道弯，然后摇了摇头：“没错，还有弹珠台、宾果[指一种发源于英国的猜数字游戏。在北美的宾果游戏中，玩家会先将要猜的数字填在一张印有5×5格子的卡片上(卡片首从左至右写着“B-i-n-g-o”五个字母)，如果主持人连续报出的数字在卡片上排成一列、一行或对角，玩家就大喊一声“宾果”，以表明自己赢下了游戏。后来“宾果”被引入人们的日常语言，意思是“猜中了”“答对了”。]屋和赌马，但如果把它们加在一起，交给同一个人管，效果就不一样了。”

“哪个人？”

他再次呆滞地看着我，嘴巴紧闭，上下牙在嘴唇后紧紧地咬在一起。我们正沿德斯坎索街朝东走。就是在傍晚时分，这条街也异常安静。直到接近二十三街岔口的时候，外面才变得稍微热闹了一些。有两个人正盯着一棵棕榈树，仿佛在研究怎么搬走它。一辆车停在桑德伯格的诊所前，但车内空无一人。半个街区外，有个人在看水表。

那片房产在白天看是个挺漂亮的地方。茶香月季在窗户下聚成一丛茂密的浅色，同时明暗无序地围在一棵花朵盛开的白合欢树四周。含苞待放的猩红色攀缘月季长在扇形格子凉亭上。一只青铜色蜂鸟在香豌豆丛中轻轻探啄。这栋房子看起来像一对喜欢折腾花园、处境宽裕的老夫老妻的居所，它自如地笼罩在傍晚的阳光下，显得寂静而凶险。

经过这栋房子的时候，海明威放慢车速，在嘴角牵出一丝紧张的微笑，同时用鼻子嗅了嗅。之后，他转过一道弯，看看后视镜，加快了车速。

开过三个街区之后，他再次吠起来，同时转过头直勾勾地看着我。

“洛杉矶的人，”他说，“站在棕榈树旁的一个家伙叫唐纳利，那人我认识。看来他们已经把那房子监视起来了。你不是说没跟城里的朋友提起这件事吗？”

“我确实没说。”

“局长知道这个会很开心的。”海明威不快地说，“他们到这里突击检查，居然连个招呼都不打。”

我什么都没说。

“他们是不是来抓那个驼鹿马罗伊的？”

我摇摇头：“据我所知不是。”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伙计？”他弱弱地问。

“不算多。安托尔和桑德伯格有来往吗？”

“据我所知没有。”

“谁在这座城市独揽大权？”

一阵沉默。

“我听说一个叫莱尔德·布鲁内特的赌场老板花三万块选了个市长，我还听说他是贝维德雷俱乐部和两艘赌博游艇的拥有者。”

“可能吧。”海明威礼貌地说。

“在哪儿能找到布鲁内特？”

“干吗问我，宝贝儿？”

“如果你在这座城市里无处可藏，会往哪儿跑？”

“墨西哥。”

我哈哈笑了起来：“那好吧，能帮我个忙吗？”

“愿意效劳。”

“送我回城里。”

他把车开离人行道，利索地驶上了一条朝大海方向的林荫道。车子到达市政厅、掉头停进停车位后，我走了出来。

“有空经常过来看看我，”海明威说，“没准儿你来的时候我正刷痰盂呢。”

他把大手从车窗里伸了出来：“现在不赌气了吧？”

“道德重整运动。”说着，我握了握那只手。

海明威终于放下架子，由衷地笑了起来。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又把我叫了回去。他仔细看看四周，探过身，用嘴巴对着我的耳朵说道：

“那两艘赌博游艇停在湾城和加州的管辖海域之外，”他说，“船只是在巴拿马注册的。如果换作我的话——”他的嘴突然闭上，暗淡的双眼透出一丝忧虑。

“明白了，”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真不明白我干吗要花那么大力气让你也想到这儿，不过这办法只靠我一个人可行不通。”

他点点头，然后微笑起来。“道德重整运动。”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