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一张海滨旅馆的床上，等着天黑。屋子很小，床很硬，床垫只比盖在上面的棉毯稍厚一点。一根坏掉的弹簧正顶着我的左后背，我任由它戳着我。

红色霓虹灯的闪光映在天花板上，等到屋里都变成红色，就说明天色暗到可以外出了。车辆在窗外那条被他们称为“赛道”的小路上鸣着喇叭。窗户下的人行道上传来趔趄的脚步声和模糊的低语声，发馊的煎肥油味透过生锈的纱窗吹进来。远处传来一种就应该从远处传来的叫卖声：“尝一尝!尝一尝!新鲜出炉的热狗!尝一尝!”

天色又暗了一些。我在思考，思绪在我脑海里偷偷摸摸地移动，像被一双充满恶意、虐待狂般的眼睛监视着似的。我想起死人的眼睛——盯着没有月亮的夜空，下方的嘴角流出一摊黑血。我想起肮脏的老女人——被人拽着头撞击床柱，死在自己脏兮兮的床上。我想起一个长着亮金色头发的男子——深陷恐惧，但又不清楚怕的具体是什么，预感到了危险，但又不清楚危险会从何而来。我想起那些随便就能弄到手的漂亮阔太太。我想起那些善良、苗条、好奇心很强的独身女孩——同样可以随便弄到手，只要方法得当。我想起像海明威一样的凶悍警察——不那么正直，但也没坏透。前景一片大好的胖警察，讲起话来跟商会会员似的，例如瓦克斯局长。精瘦、聪明、冷酷的警察，他们就算用尽自己的聪明和冷酷，还是没法通过正常途径去办一桩正常的案子，例如兰德尔。我想起那些不再上进、整天发牢骚、令人生厌的老警察，例如纳尔蒂。我想起那些印第安人、心理咨询师和滥用麻醉剂的医生。

我躺在那里想了很多事情。天色又暗了一些，红色霓虹灯映在天花板上的闪烁面积越来越大。我在床上坐起，把双脚放到地下，摸摸后脖颈。

我站起来，走到水池边，用冷水洗了一把脸。不久后，我感觉好受了一点，但也只是一丁点儿。我需要喝一杯，需要上很多人寿保险，需要一个假期，需要一个位于乡间的家，但我有的只是一件外衣、一顶帽子和一把枪。我穿戴整齐后离开了房间。

旅馆里没有电梯。走廊里很臭，楼梯扶手摸上去满是污垢。我走下楼梯，把钥匙扔到柜台上说要退房。左眼皮上长着肉瘤的前台服务员点点头，身穿破旧制服的墨西哥行李员从全加州最脏的装饰橡胶植物后过来帮我拿包。我一个包都没有，所以作为墨西哥人的他还是礼貌地微笑着替我打开了门。

旅馆外的窄马路上乌烟瘴气，人行道上挤满了腆着油肚的家伙。宾果屋里一片嘈杂。一伙领着姑娘的水手正从隔壁的照相馆走出来，估计刚留下几张骑骆驼的合影。热狗小贩的叫卖声像斧子一样把黄昏劈成两半。一辆蓝色公共汽车鸣着喇叭，朝电车专门用来掉头的环形路驶去。我走了这个方向。

过了一阵子，我隐约闻到一股海的气味——不算浓烈，就好像是为了提醒你这里原来也是一片干净的开放海滩，当波涛拍岸、泡沫翻涌、海风吹拂的时候，你还能闻到一些除了油炸和馊汗以外的味道。

人行道电车碾着水泥路开了过来。我爬上电车，抵达终点站，下车，坐到一张又湿又冷、棕色水草快爬到我脚边的长凳上。远处，赌博游艇上的灯已经亮起来了。我搭上下一班电车，回到刚才那家旅馆附近。如果真有人跟踪我，那也太神不知鬼不觉了。我觉得不大可能。这座干净小城的犯罪率不高，所以警察应该学不到跟踪的本领。

黑色的码头平台微微泛光，延伸向远处，直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和水面中。还是能闻到煎肥油的味道，但大海的气息已夹杂其中了。热狗小贩还在嚷：

“尝一尝!尝一尝!新鲜出炉的热狗!尝一尝!”

我看到他在白色烧烤摊前用一把长长的叉子拨着德国香肠。尽管现在还没到旅游旺季，他的生意却很火爆。我只能站在那里等着，直到有机会单独接近他。

“最远处那艘叫什么名字？”说完，我用鼻尖点点远处。

“蒙提西托号。”他直勾勾地看着我。

“如果我有钱，能上那里找乐子去吗？”

“什么样的乐子？”

我自嘲般地大笑起来，笑得异常卖力。

“热狗!”他吆喝道，“新鲜出炉的热狗!”这时，他突然拉低声调说道，“找女人？”

“打住!我指的是一间能吹到海风、吃上佳肴、没人打扰我的房间，总之跟度假差不多吧。”

他缩了回去。“你说的我都没听到。”说完，他继续吆喝。

他又卖出几根热狗。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找上他，但他就长着一张那样的脸。一对儿穿短裤的年轻男女过来买了两根热狗，走的时候，男孩把手搂到了女孩的胸罩上，俩人相互喂着对方香肠。

小贩朝我跨出一步，把我瞧了个遍。“现在我有空吹一曲儿《皮卡迪玫瑰》[一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流行的英国流行歌曲。]了，”说完，他停顿了一下，“你得付点钱才行。”他说。

“多少？”

“50。不能再少了，除非他们找你有事。”

“湾城原来不是这样的，”我说，“没那么露骨。”

“我觉得现在也是，”他拖长了声音说，“为什么找上我？”

“我也不知道。”说完，我把一张一元钞票扔到他的柜台上，“拿去养孩子吧，”我说，“或者接着吹你的《皮卡迪玫瑰》。”

他弹了两下钞票，先纵向对折，再横向对折，最后又折了一道。他把对折好的钱放在柜台上，用中指顶到大拇指后一弹。那一块钱轻轻击中我的胸脯，悄无声息地落到地上。我弯腰捡起钱，迅速转身，发现身后并没有谁看着像警察。

我靠到柜台上，又把钱放下来。“我不接受别人把钱扔给我，”我说，“只接受用手递给我。你介意吗？”

他拿起钞票，打开，铺平，用围裙擦擦。之后，他打开收银台，把钱放进了抽屉。

“人们都说钱不臭，”他说，“有时我会想这是为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又有几个顾客过来买上热狗离开了。夜晚的凉意来得很快。

“换我是不会上‘皇冠号’的，”小贩说，“因为那是专门给尝到点甜头就上钩的小松鼠[当时著名的赌场大亨兼私酒贩子安东尼·科内罗(1899—1955)喜欢把光顾自己赌博游艇的客人戏称为“小松鼠”。]准备的。我看你像个侦探，不过这不关我的事。但愿你的游泳技术还不错。”

我动身离开热狗摊，心想干吗偏要找他。这就是直觉，用直觉试试，再打个激灵。有时候你早上醒来满脑子都是直觉，不闭上眼用指头在菜单上戳一下都点不了咖啡。这就是直觉。

我到处走了走，想看看后面有没有奇怪的人跟踪我。之后，我又想找一家没有油炸味的餐厅，结果很快找到了一家亮着紫色霓虹灯、芦苇帘后是吧台的地方。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小白脸弓着腰，坐在盖子合上的大三角钢琴面前，他一边淫荡地搔扒着琴键，一边唱着慢了半个拍子的《星空阶梯》[一首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爵士乐流行歌曲。]。

我一口吞下手里的干马提尼[以金酒或苦艾酒为基酒，辅以橄榄和柠檬卷调配成的鸡尾酒。]，赶快穿过芦苇帘，来到用餐的地方。

那顿价值85美分的晚餐吃起来就像没人要的包裹，负责上菜的服务员看起来就像愿意为了25美分揍我一拳，为了75美分割断我的喉咙，为了一块五把我装到一桶水泥里扔进大海——所有费用还都算上了营业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