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讲座的问答环节当中，有时会听到这样的发言：“我现在80多岁了，但我很注意自己的健康，同时很努力地当好业委会主任，为社会为他人贡献自己的力量。”说这种话的人百分百是男性。对于这种家伙，每次我都尽量慢慢地、清晰地问道：“一个人如果没有用，就不配活着吗？”

“有尊严的生”和“无尊严的生”，两者的界限在哪里呢？有的人说，能够自己大小便是有“尊严”的标志，如果大小便需要别人来照顾的话，就失去了“尊严”。可是，在这个世上，有那么多的残疾人、病人和老年人需要接受排泄帮助。所以，穿个纸尿裤什么的，根本不能成为想死的理由。

还有的人说，如果拥有自主决定能力就还好，但如果没有了自主决定能力，也就没了“尊严”。不仅是桥田，还有很多人也很不安，怕自己万一患上认知障碍症，就会失去“尊严”。他们说如果到时连自己的子女都不认识了，那他们宁愿死掉。然而，认知障碍症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自主决定的能力。

那么，生前预嘱会对当事人形成多大的约束力呢？

研究荷兰安乐死的松田纯，在他的书里谈到过一个恐怖的强制安乐死事件（松田纯：《安乐死·尊严死的现状》，中公新书，2018年）。该事件发生于2016年，有一位74岁的女性写好了安乐死的生前预嘱，然后她的家人以她患上了认知障碍症为由，押着她来到医生处，让医生给她注射了致死药。安乐死有一个条件是“无法忍受的痛苦”，但如今这个条件的解释已经被扩大化了，涵盖了精神方面的痛苦。该医生认为，这位老年女性得了认知障碍症以后变得易怒，半夜会到处乱走，所以觉得她处于“无法忍受的痛苦”之中。（在这一案件中，家人一度被判为有罪，但在2019年的终审中被判为无罪。）

患上认知障碍症之前写的生前预嘱，能否视为当事人“本人的意愿”，这是很难判断的。因为，如果我们将其视为“本人的意愿”，那就意味着写生前预嘱的那个过去的我，给经历变化后的现在的我判了死刑。根据松田先生的说法，在荷兰，2009年以后，不仅仅是认知障碍症患者的安乐死数量在持续增加，精神疾病患者的安乐死数量也在增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要说“活着太痛苦了”，“我已经厌倦人生了”，就足以成为安乐死的理由了吧！

生前预嘱的有效期是多长？当自我不再保持统一的时候，还去追求自我的同一性，难道不是过去的我对现在的我的一种越权行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