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会有“可以一直犹豫到最后”的想法，是因为我自己护理父亲的经历。我的父亲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没有治愈的希望。他自己是医生，所以他深知医生们给他开的所有处方都只能治标，不治本。而且，他还是一个绝望的、胆小的患者。比如，今天他说：“让我早点死去吧。”可过了几天，明明没有什么治愈的希望，他却说：“我想转去康复医院。”当家人四处奔走找到可以转过去的康复医院时，他又变卦了，说：“算了吧。”一家人就这样被他起伏不定的情绪折腾来折腾去。

当时我还问过一些有临终护理经验的朋友，他们说那些优秀的人的死法虽然很令人佩服，却没有任何参考价值。而那些胆小的人惊慌失措的死法，反而能给我们一丝安慰。

之后我就做好心理准备了。走向死亡的人，他们的心情会变化，会摇摆不定，会像过山车那样忽上忽下。而家人的作用，就是被他们的摇摆不定来回折腾。

因为这段临终护理的经历，我开始觉得，人们在健康时所写的那些意愿什么的实在信不得，而且我也不再认为，将提前决定的事情贯彻到最后是可贵的。

我很尊敬一位从事护理工作的“大神”——高口光子。我去拜访过她负责的一家老人护理保健机构。按照最初的宗旨，老人护理保健机构起的只是一个过渡的作用，之所以会有医生常驻，是为了指导老人进行康复训练，让老人最终能够回家去。但是现在，作为临终护理关怀的场所，老人护理保健机构看起来要比特别保健养老院[同样是护理老人的地方，按最初的设计理念，老人可以在特别保健养老院里长住。但在老人护理保健机构里，老人康复以后一般要回自己家。]好得多。最近，不管是老人护理保健机构，还是特别保健养老院，临终关怀都变得理所当然了，所以在入住时，先从老人家属那里取得关于临终期的“同意书”也已经成了惯例。该“同意书”会问“临终的时候，是要送医院，还是直接就在房间里做临终关怀？”以及“到时候要不要采取各种延长生命的抢救措施”，选项有YES和NO，这一点跟“生前预嘱”一样。而且，之所以不是跟当事人本人而是跟当事人的家属要同意书，是因为入住者多半患有认知障碍症。

去拜访的时候，我问高口女士：“你们机构也会向入住者的家属要同意书吗？”她回答说：“不会。”我接着问：“那么，你们是怎么做的呢？”而后，她给出了一个令我很感动的回答：

“在生死这个问题上，没有正确的答案。只要家属和我们工作人员一起，一直犹豫到最后的最后就可以了。”

事实上，在高口女士的《在护理机构中离世这件事》（讲谈社，2016年）一书中，有很多犹豫到最后、至今仍然留有遗憾的例子。虽说她是“大神”，但毕竟不是真正的神仙，所以不可能什么都是对的。

那么，生前预嘱到底是为了谁？生前预嘱到底能帮到谁？

关于这类问题，我所听到的都是来自家属或医护方的声音——“还好有生前预嘱，真是太好了”，“真的帮了大忙”，等等。当然，人死不能复生，我们没办法了解到当事人是怎么看待这类问题的。但是，我真的很想嘲讽一下：我觉得，生前预嘱之所以会帮到家属和医护方，是因为那样他们就不用犹豫，不用思考，只要按生前预嘱执行就好了。

今后，政府会以“人生会议”的名头来全力推广“预先护理计划”运动。在入住养老机构或者住院的时候，应该会像上面讲的福生医院那样，诊疗伊始就先给你一份预先护理计划，让你签名同意。现在的预先护理计划的范本当中，还会给你YES和NO两个选项，但今后可能会问你“关于不采用以下的措施延长生命，你同意吗？”然后只给你一个“是”（YES）的选项，那样一来，说“不”（NO）的门槛会变得越来越高。只是改变一下格式，就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答案……对人而言，下决定就是这般容易摇摆不定。

我的一些有志于从事医疗、护理业的朋友会这样嘀咕：“就我的立场来说，我是应该建议人们写好预先护理计划的……但我内心其实并不愿意这样做。我自己不想写，我也不想让别人写。”

每当我听到这种嘀咕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人值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