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曾对丰塔纳[路易·德·丰塔纳（Louis de Fontanes，1757-1821），法国作家、诗人。]说：“您知道我在这世界上最欣赏的是什么吗？是权力在缔造事物时的无力感。世界上只存在两种力量：刀剑与精神。从长远来看，刀剑总会被精神击败。”

由此可见，征服者有时候也会感到愁闷。获得那么多虚妄的荣耀，就该略微付出些代价。但一百年前适用于刀剑的真理，已不再适用于现如今的坦克。征服者不停地得分，无精神之地的死寂在这些年里笼罩在被撕裂了的欧洲上空。在可怕的战争席卷佛兰德斯[佛兰德斯（Flandres），欧洲历史地区名，位于今法国西北部、比利时西部和荷兰南部，英法两国曾为争夺该地区爆发“百年战争”（1337-1453）。]的那个时代，荷兰的画家们也许仍可以静心描绘他们家禽饲养场里的公鸡。百年战争也已被遗忘，但西勒修斯[安格鲁斯·西勒修斯（Angelus Silesius，1624-1677），原名约翰内斯·舍夫勒（Johannes Scheffler），德国神秘主义宗教诗人、神学家，出生于西里西亚，由新教改信天主教后致力于反对宗教改革，推广天主教教义。]神秘主义的祷文依旧萦绕在少数人的心中。然而在今天，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画家和僧侣都被动员起来：我们与这个世界团结一致。精神失去了使自己区别于征服者的那种高度自信；现在，它精疲力竭地咒骂权力，因为它不知该如何制服权力。

一些好好先生说这是一种病。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病，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结论是：必须想办法解决。为此，我们只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即可。而确切来说，我们想要的是再也不在刀剑面前低头，再也不为不服务于精神的权力辩护。

的确，这是一项无止境的使命。但我们会在那儿，将它继续下去。我不怎么相信赞同进步的理性，也不相信任何一种历史哲学。但我至少相信，人类从未在对自己命运的觉悟上止步不前。我们不曾跳出我们的境遇，但我们越来越了解它。我们知道自己处于矛盾之中，但也知道自己应该拒绝矛盾，并尽我们所能地减少矛盾。

我们作为人的使命，在于寻找少许方法，来缓和自由灵魂的无尽焦虑。我们必须重新缝合被撕裂的东西，让公正在一个显然不公正的世界里重新变得可以想象，让幸福在那些深受本世纪厄运毒害的民族心中重新变得有意义。当然，这是一项超人的使命。但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超人的，是因为它需要人类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仅此而已。

因此，让我们了解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让我们坚定精神信念，哪怕权力换上一副观念或享受的面孔来引诱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不要绝望。不要过于听信那些叫嚷着世界末日的人。文明不会那么容易就消失，而且，就算这个世界终将崩塌，那也会晚于别的世界。我们的确处于一个悲剧的时代，但太多人将悲剧与绝望混淆。“悲剧，”劳伦斯[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英国作家，代表作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说，“应当像是踢向厄运的重重一脚。”这才是一种健康的、可即刻应用的思想。当今有许多事物值得被这么踢上一脚。

我住在阿尔及尔的时候，总是在冬天里耐心等待，因为我知道，只消一个夜晚，只消一个寒冷而纯粹的二月夜，领事山谷中的巴旦杏树就会开满白色花朵。然后，我就惊奇地目睹着这片脆弱的雪抵抗一场场雨水的冲刷和海风的吹袭。然而每一年它都能坚持下来，坚持的时间恰好足以孕育果实。

那不是一个象征。我们无法依靠象征来赢得幸福，必须有更严肃的东西。我只是想说，有时候，当生活的负担在厄运依然横行的欧洲变得过于沉重，我会转身注意那些闪耀着光芒的国度，那里充盈着依然完好无损的力量。我对这些国度了解颇深，知道它们是天选之地，在那里，静观与勇气之间的平衡能得到实现。透过对这些典范的深思，我领悟到，要想拯救精神，就必须无视它哀怨的特质，激发它的力量与魔力。

这个世界深受厄运毒害，而且它似乎还乐在其中。它完全染上了这种被尼采称为“沉重的精神”的病。我们不要向它伸出援手。为精神流泪是徒劳的，我们只需为它劳作。

但精神的那些征服特质又在哪儿呢？又是尼采，将它们当作沉重的精神的致命敌人来一一列举。在他看来，它们就是性格的力量、品位、“上流社会”、古典式的幸福、严酷的骄傲、智者那种冷淡的克制。

今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特质，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一项。在艰巨的任务面前，希望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性格的力量。我所说的力量并不是在选举台上蹙眉威胁的那种，而是以一身洁白与活力抵抗每一阵海风。正是此种力量，在世界的冬日中孕育着果实。

---（1940年）

在我看来，

只要世上还不存在任何与之相对的东西，

神明就始终欠缺些什么。

琉善（Lucien，约125—约192），古希腊散文作家、哲学家。

——琉善 《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