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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我前一篇文章的人对我说，你那么认真地讲解了长野县新知事的“柔软性”思维模式，可那位知事作为作家（和其小说相比，写的更多的是随笔）而出名的时候，曾经在某次谈话中散布过有关你的流言，还把流言写进了他出的书里。

大家应该不会乐观地以为像传播流言、造谣等孩子们都讨厌的事，长大后就没有了吧？新闻界也有一些颇受人尊敬的人，一直针对我散布各种流言蜚语，我很难认为那是真正的批评。

那位知事写在书里的流言之一，是说我不愿跟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见面。那是一家不大的出版社，我书架上的专业书很多是在那儿出版的。

而事实上我是小说家，不是研究者，所以那家出版社的编辑没有需要和我联系的事情。再说，正如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选择出版社来买书一样（请大家也这么做吧），我每年出版自己的作品时，也是这样选择编辑的。因此，这流言尽管不是事实，却很像是那么回事。这就是流言的第一个特征。

另一个流言就是把我获得诺贝尔奖与我常常和妻子一起出席瑞典大使馆的宴会联系起来。

我的儿子光，从年龄上讲是大人，却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去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也是带着光一同去的。由于他腿不好，我一直搀扶着他走路。于是，一家很有名的大报上出现了“竟然拿残疾儿童做文章”和“这叫作带着孩子领奖的颁奖仪式”等具有攻击性的和表示理解的这样两类流言。

其实，那只不过是因为我和妻子出远门时，不能把儿子单独留在家中的缘故。我还和妻子谈论过这件事，觉得带着光去真是太对了。颁奖仪式这种场合，奖越大越会伴有令人难过的、不愿见到的事。然而，每次听到光作曲的《海》——这首乐曲是光不得不一个人在朝向波罗的海入海口的、像凉亭似的凸出来的旅馆房间中，等候我们的时候写下的——我们就不禁想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一百年前的决心表示感谢。

颁奖之后，我和妻子只参加过一次瑞典大使馆举办的内部宴会，并致了获奖谢辞，除此之外，再没有两个人一起去过任何大使馆，而我更没有单独出席宴会的习惯。说我常常出入外国使馆的，用英语说就是notorious（臭名昭著式的）流言，就是根据这些所谓的事实传播开来的。

这样的流言为什么会存在呢？因为恶意和浅薄是流言传播的动力，这和有无事实根据完全是无关的，这就是流言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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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希望大家要加强对流言的抵制力。大家只要做到下面两点就可以了。

首先一点，假设你听到了某一流言时，如果是你熟悉的人讲的，那么就去问问其他人的看法，确认一下其真实性。如果是想要证实报纸上登的某个流言的话，那就翻阅一下各种报刊上报道的各方面信息，你会看到随声附和的或与此相反的、中立的观点，等等，为此利用图书馆是最方便的。

越是耸人听闻、难以置信的流言，有一种人听了越是起劲地加以夸大和传播，并乐此不疲。我对于这种人，一向都非常冷淡，哪怕他是个名人。

大家要做到的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你在自己生活圈子内，比如和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教室里，包括回到家里，听到了无根无据的流言时，要对流言的进一步传播进行抵制。流言看似人人爱听，易受传染，其实只要有人能够坚决对它进行抵制，就会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

虽然这么说，原本一个不起眼的流言，被传播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平添了某种危险的能量。你们都学过世界历史，应该很清楚这类流言能够产生多么巨大而邪恶的能量，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对于那些使人类陷入灾难的充满暴力性的流言，假如勇敢正直的人们从一开始就能指出“那不是真的”，那么流言在刚一出笼时就会被消灭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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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大概都知道法国奥尔良这个古老城市吧。奥尔良是在始于十四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末期，圣女贞德[圣女贞德（1412—1431），英文名为St. Joan of Arc，法文名为Jeanne d'Arc, Jeanne la Pucelle，法国的女英雄、军事家，天主教圣女。出身农家。在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中，她带领法国平民组成的军队对抗英军的入侵，被称为“奥尔良姑娘”，成为法国人民爱国斗争的旗帜。最后由于封建主出卖，贞德被捕并被处决。]从英国夺回的城市。一九六九年，这个城市里传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流言，说是市里的六家妇女时装店很可怕，只要年轻姑娘一进试衣室，就会被灌迷魂药，之后被拐卖到外国做皮肉生意的地方去！可事实上，警方根本没有接到过一起年轻姑娘失踪的报案，奇怪的是，这流言不仅在本市流传，甚至传播到了整个法国。

这种“毫无根据的流言”是怎么产生、传播开来的呢？这些流言的出现又有哪些社会历史背景呢？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调查，最后由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埃德加·莫兰（1921—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主要著作《人与死》《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等。]撰写了研究报告。

莫兰弄清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奥尔良的妇女时装店都是犹太人经营的。店主们因此而感到生命受到威胁，向警方寻求保护。莫兰对这一流言的形成、传播及其典型的恐怖性进行了分析，追溯了其深远的历史渊源，指出全欧洲的人都知道纳粹德国曾大量屠杀过犹太人，然而遗憾的是，理应受到反省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至今依然没有被根除。

莫兰在报告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奥尔良一些学校的部分女教师受流言影响，对女学生们说，不要去犹太人经营的妇女时装店，对流言的传播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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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希望大家加强对流言的抵制力，是因为那些女学生原本可以对这一流言进行确认，并且和被这些流言蛊惑的女教师认真谈一谈，回家后再告诉家里人，那些都是无中生有的谣传。这样的话，城市里的氛围就会朝着她们自己营造的方向转化。我希望你们年轻人的“柔软性”能在这样具体的行为中得到充分发挥。

也许有人会说，对犹太人的社会历史性偏见，在日本也不存在呀，这不是发生在外国的事情吗？当然也有人会反对这个说法。我在国外教的学生们来到东京后，最为吃惊的是，大书店橱窗里摆着的畅销书中，也有日本人写的对犹太人充满偏见的书籍。

有人或许认为，这仅仅是因为日本人对不了解的事物容易产生好奇心吧。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人们对于自己生存的世界受到邪恶势力极大威胁的信息，应该是很敏感的。今天，我们的社会受益于现代文明的种种产物的同时，也面临着核武器、臭氧层破坏等文明所带来的危险。远古时代的人类，要比我们今天的人类敏感多少倍啊。如今已被人类战胜的疾病，曾经使先人们遭受了多少痛苦啊！你们知道前不久日本医学工作者在和鼠疫的较量中，付出了多少艰辛吗？再拿根除霍乱病菌来说，近两百年前，我国刚刚开始学习荷兰医学的一批年轻人，在大阪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就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只要了解了对于人类产生邪恶作用的事物是什么，就能够与之搏斗，就有人勇敢地与之斗争。但是，在不知其为何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陷入盲目的幻想。而且在自己的幻想中，虽做出了邪恶的事情，却制造出虚假的表象来。

在欧洲的历史中，犹太人就是此类臆想的受害者。古俄罗斯和东欧都对犹太人进行过大规模的迫害。而这种迫害成为了国策，使得几百万犹太人被残杀在毒气室里，这就发生在六十年前的纳粹德国。

我想推荐给你们的，是犹太少年和少女将亲眼所见真实记录下来的书。书中描写了犹太人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磨难，直至被屠杀的过程。我的父亲说过，孩子有孩子的战斗方法。这些目睹了迫害犹太人全过程的孩子们的记录，正是佐证我父亲这句话的有力实例。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安妮日记》。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忘记聪颖可爱的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的命运，更不会忘记在二战时期的德国及其周边的、在纳粹势力控制下的国家里，犹太人被大量屠杀的史实。

但是在日本，出版过《安妮日记》的那家大出版社，却在几年前，在其经营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大量杀害犹太人的毒气室并不存在”的报道。

该出版社因此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非常强有力的批判，最终取消了那篇报道。将犹太人所遭受的巨大残害抹杀掉，就等于是与从古时候就流传下来的所谓可怕而邪恶的是犹太人这一流言为伍。在此，我不得不向外国的年轻朋友们承认，这种态度在日本也是存在的。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难道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在少年（少女）时代没有读过《安妮日记》吗？如果是长成大人后就把小时候读的书忘了的话，岂不是白读了？当今社会中的大人们使你们读的书变成废物，你们一定要和这样的大人做斗争。对那些自己没有确认过的流言采取抵制态度，就是这种斗争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