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随乐队在美国南部巡演时，在阿肯色州一间酒吧遇到一位当服务生的女子。他要在那里演出一周。女子为他端上饮料，点了歌曲《佐治亚州》，歌声悠悠唱着：“让我看看你有多思念佐治亚，因为那儿就是我的故乡。”彼得弹这首歌时，整个房间都安静了下来。演奏结束后，彼得对着麦克风说：“这首歌献给梅兰妮，她思念自己在佐治亚州的老家。”乐队成员大吃一惊，都转过头来看他：这是他们乐队成立十六年以来他第一次在舞台上发言。彼得说他看得出大家特别为他高兴——他们虽然不知道彼得在接受心理治疗，但还是意识到他有所突破。

梅兰妮在演出结束后等待彼得，然后他们一起喝了一杯。彼得告诉我，他尽力不去想到性，而是专注于享受当下。梅兰妮问彼得住在哪里，他报出酒店名字后，对方看着他，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彼得说他想到了我们的会面，以及他应该如何调整才能慢慢适应。他告诉对方自己演了两场十分疲累，但愿意第二天一起共进午餐。梅兰妮答应了。

彼得告诉自己不要太过担心性方面的事，而是可以先发展友谊。午餐时，梅兰妮告诉彼得自己的父亲收集老式蓝调音乐唱片，于是他们聊起了音乐——一个对他而言非常轻松的话题。他们之后又约会了几次，但没有发生性关系。他始终没有带对方去自己的酒店房间。

彼得回到多伦多后经常给梅兰妮写信，他在信中得以显露更多情绪，甚至有点儿热情。他决定花一个周末的时间飞去看她。随着时间的临近，我们对他即将说的话进行了排练。我告诉他不需要讨论他在性方面的问题，所要做的就是表现出善意与爱意。我向他保证这很容易，因为他的天性就很温柔。

“我觉得你内心是个正常、有爱心又善良的人，你会成为一位美好又体贴的爱人。”我说道，“你只是童年时经历了太多孤独与创伤。即便如此，你依然希望尝试建立联系。你的音乐中充满了真情实感，这说明你内心就拥有这些品质。记住，你受过挫折，但并不残缺。”

我们讨论了什么是依偎，以及如何依偎才能显得不太生硬。彼得的姐姐有一个孩子，会经常拥抱他——至少在彼得看来算得上经常。他会仔细观察加以效仿。没有什么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可以做到的。

他带梅兰妮去吃晚餐。饭后，梅兰妮说想回彼得的酒店房间，因为她与其他三个女孩住在一起。他们躺到床上，可不幸的是，彼得又经历了人格解体。他犹如通过一个光圈越来越小的镜头看着自己躺在床上，感觉处在自己的身体之外。最后，他们都睡着了。

第二天，他们出了门。梅兰妮当晚八点到凌晨两点要在酒吧工作，因此彼得答应去那里和她碰头。可是，梅兰妮下班后搭上鼓手一起走了。酒保知道彼得在等她，于是说：“抱歉，中国人在南方这儿不怎么受欢迎。”彼得明白酒保本意是要安慰，但对方并不知道这其实有多侮辱人。

我为彼得感到难过，但我告诉他，可以把这当作一次试验。性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百分之九十的冰山都沉在水下，处在无意识的状态中，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内容。

我试图引导彼得记录自己的梦，因为这是我们进入无意识领域的最佳途径。我让他把纸和笔放在床头，这样就能在早晨写下最先记起的事情。结果发现，他的梦境也千篇一律，一直会出现不受他控制的事件。

我四肢大张，躺在一辆公共汽车的车顶。车在路上疾速飞驰，我想要找个可以握住的东西，可一个把手也没有。当公共汽车从一条车道转到另一条车道时，我也被从一边甩到另一边。我试图朝司机大声叫喊，却发不出声音。最后，我缓缓移动到公共汽车前端车顶与前窗的交界处，我俯下身子透过挡风玻璃朝里看，发现车上并没有司机。

每当彼得做这个梦都会被吓醒。我们探讨他生活的哪些方面如同公共汽车一样失去了控制。他说他无法与人建立关系时，我指出这并非事实。他尚无法做到的是发生性关系。他与我、他的姐姐乃至乐队的成员都建立了关系，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并尊重他。乐队成员通过音乐和他交流，这对彼得来说并不难。事实上，他的音乐富有亲和力，为他赢得了众多粉丝。他唯一没有发生人格解体的场合就是弹钢琴的时候，无论观众是多是少。

但彼得反驳说，他对其他人没有动真感情，所以怎么可能拥有真正的亲密关系呢？当梅兰妮与另一名男子一起离开酒吧时，他并没有感到悲伤。事已至此罢了。他登上著名音乐杂志的封面时也没有感到很高兴。他把杂志拿给母亲看，母亲说只有吸食鸦片的人和愚蠢的北美人才会看音乐杂志。

在心理治疗进入第三年的下半年里，发生了一件让彼得和他姐姐都感到震惊的事。这件事也成了治疗中的又一个转折点。

彼得的姐姐以前一直是个安静的孩子，会坐在餐馆的卡座里用蜡笔画画。她对母亲百依百顺，是个文静听话的机器人。她受到的创伤比彼得少得多：她从没有被锁起来，而且能够与顾客互动，从他们那里获得关爱。成年后的她依然文静温和，可她从不允许母亲虐待自己的孩子：一到这种时候，她就变得像个熊妈妈一样凶猛。彼得经常去看望三岁的外甥女，很喜欢跟她交流。他通过观察姐姐和这个小女孩充满爱意的互动学习正常的行为。

一天，彼得的外甥女把一锅炖腊肉酱从炉子上端下来时被严重烫伤，不得不住院治疗。外甥女的伤势对所有人而言都可怕至极。彼得说，他和母亲、姐姐一起去医院的烧伤病房看望外甥女。他眼见孩子们在痛苦中挣扎，被吓坏了。

随后，彼得母亲的举止变得很古怪。“我们在走廊上走着，我母亲忽然开始大笑，还说：‘看看她！看看她！’她指着一个被严重烧伤的孩子放声大笑。一位护士朝她看去，说道：‘你放尊重一点，不然就出去。’”护士对他母亲说话的方式让彼得非常震惊，“忽然之间，你说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都浮现了出来。说出来也许你不会相信，我母亲还是在笑，护士说如果再不停止，她就要叫保安了。这下子，其他护士也都聚集了过来。我姐姐默默地在一旁看着。我对这个伤痕累累的小女孩感到很抱歉，于是冲母亲怒喝：‘你有什么毛病？这些小朋友很痛苦。你要么赶紧闭嘴，要么坐公共汽车回家去。’她于是闭上了嘴。我姐姐把手放在我的背上以示支持。”

这是彼得第一次有意识地朝他母亲发怒。（我无法想象他无意识中是有多生气。）我指出，虽然彼得对母亲过去的所作所为感觉不到愤怒，她如今对待烧伤患者的方式却让他感受到了愤怒。

接着，由于对彼得母亲如此奇怪的行为感到困惑，我问起他母亲的童年。他委婉地表示母亲的过去对他来说完全是个谜。据他所知，母亲并没有父母或兄弟姐妹。他们在多伦多有他父亲那边的亲戚，但母亲疏远了他们所有人——虽然她在自己丈夫搞丢家里所有钱、需要地方落脚时利用过他们；现在她有钱了，还拥有几栋小单元公寓大楼，却拒绝借钱给他们创业。

彼得说，看到母亲对那些受伤的孩子显得如此无情，也激发了他心中对母亲过去所作所为的愤怒。他拒绝再去母亲家里吃晚饭。

彼得母亲似乎对他的回避很困惑，因此将晚餐送到他的门外。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的态度变得越发狂躁，她会在电话中大喊让他必须去吃晚饭。终于，他答应去看她。在我的提议之下，彼得尝试去了解她在烧伤病房表现得如此可怕的个中原因。彼得提起这件事时，他母亲发出了与此前相同的那种疯狂笑声。彼得对她的麻木不仁愤怒不已，开始倾吐自己的童年有多痛苦。他母亲再次摇了摇头，笑着说他根本不知道真正痛苦的童年是什么模样，还说她是在保护他不受任何坏人的伤害。

彼得问起母亲的过去。她避而不答，只说重要的是自食其力，永远不要依赖丈夫。她还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当“第二号妻子”。

彼得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对母亲的往事有所了解。彼得的外祖母是越南一位中国商人的二房太太。（这家人是华裔，但好几代人都在越南生活。）二房太太在此指的是介于情妇与妾之间的概念。有钱的男人会在经济上给予女性支持，以此换取偶尔的幽会；孩子则不包括在交易之内。彼得的外祖母很漂亮，富裕的外祖父对她宠爱有加。但等到外祖父失去财富后，对她的态度也变差了。外祖父的社会地位下滑，不能再与任何损害他名誉的人来往。他拒绝给二房太太任何经济援助，也不允许计划外的孩子（彼得的母亲）享有任何法律权利。彼得不明白母亲所说的“权利”是什么意思，而且由于语言障碍，他也难以搞清楚这个问题。他的外祖母没有工作许可，由于当二房太太不合法，她也无法获得营业执照或像样的证件。最后，她为外国来的“堕落人士”开设了一家非法的鸦片烟馆。那也是个“喜欢热鸦片的男人”会去的地方——这是彼得母亲的原话，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推断那是一个类似于妓院兼鸦片烟馆的地方，那些有施虐癖好的变态顾客会以烫人为乐。彼得的外祖母做着鸦片的买卖，妓院（或者说鸦片烟馆）里的姑娘——包括彼得的母亲——则会被人用法国香烟烫。

“彼得！”我说着，彻底惊呆了。我问那些客人是不是法国人。他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因为那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贡，当时的越南依然是法国殖民地，华人作为当地最大的少数族群，经营着众多生意。彼得母亲的职责就是让男人高兴，挨烫或者做“坏事”——无论那意味着什么。彼得的母亲用英文描述的是“扭曲的性关系”和“热鸦片烫”。她在多伦多的医院看到烧伤患者时，想到了自己以前的家。彼得问起外祖母自己是否曾经被烫时，他的母亲面无表情地说：“不常有。年轻姑娘赚的钱更多。”他想知道当时的母亲和其他年轻女孩究竟有多年轻。他的母亲以“我听不懂你的英文”搪塞了过去。（她想敷衍了事的时候经常这么说。）

彼得的母亲后来在鸦片烟馆认识了她的丈夫。他当时和兄弟在街那头的私房爵士乐队中表演，偶尔会进来抽大烟。当对方提出要娶她并带她去加拿大时，她抓住了机会。彼得的母亲说她只关心赚钱，这样才不至于成为“第二号妻子”：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权益，而且只能做“歪门邪道生意”。

最终，彼得问了她一个重要的问题：“你的母亲有没有把你关起来过？”

她的答案很能说明问题：“没有，我把你关起来算你走运。”她说，“我一直要唱歌才能有晚饭吃。”

我缓缓地摇了摇头，盯着彼得看。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我一直说她尽力了。”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事后的感想，“我认为她之所以恨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知道她的过去。”

“你父亲死后，她有没有和其他男人来往过？”

“从来没有。她一直穿旧衣服，哪怕是出席婚礼。她自己给自己剪头发。凡是有人对她产生兴趣，她就说别人纯粹是看上了她的钱。她爱的就是自己的钱。”

“金钱能够保护她不被烫伤。”我解释说，“她的母亲会把自己唯一的孩子献给施虐狂取乐。当你的外祖母看到这些烫伤的痕迹时，还会和客人一起取笑——就像你的母亲在医院里大笑那样。”

彼得那可怜的母亲根本不知道如何为人母，因为她自己就从未有过疼爱她的父母。一阵静默之后，我说：“我也为你的母亲感到难过。人性中最令人满足的母性本能和为人母的乐趣从她的生活里被剥夺了。母性本能在一定先决条件缺失的情况下无法自然产生。当母亲的人自己需要拥有与依恋相关的记忆，并且通过目睹家庭或社会中的榜样来触发自己的本能。”

彼得沉默良久。最终，我开了口：“我一直在想你母亲嘲笑烧伤患者的情形。她自己就是个烫伤的受害者。那些客人肯定都会嘲笑她，而她不过是在模仿他们。说到底，这些客人是在为烫伤他人的特权买单。她不知道如何与你建立依恋关系，因为她从未对自己的母亲有过依恋。她的母亲在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在情感上将她遗弃，之后还为了金钱把她出卖给施虐狂。这也难怪你的母亲认为供养你、把你锁起来避免伤害是对你的保护。”

“她还供养了自己的母亲。”他说。

“她一辈子都在供养他人。”

“她真的对男人无法释怀。跟我姐姐就还好。”

“是这样吗？你的母亲既不允许她说话，也不允许她动。”

“她会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供养。难怪父亲丢了钱之后，她会恨他。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彼得叹了口气，接着说，“她为什么总是对我大吼大叫，说我一事无成呢？”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她是在表达恐惧。那些音乐让她感到害怕。她想起的是鸦片烟，接下来也许还有香烟头。”

我点头表示同意。讽刺的是，所有这些解读都来自一个儿时在幼儿园留级了的人。

多年来，彼得一直对母亲指出的不足信以为真：母亲这样对他还能有什么其他理由呢？现在他明白了。也许母亲的行为和他无关，而是和她自己的悲惨童年有关。

彼得试图再次与母亲谈论她的早年生活，可她再也不愿提起，还称之为“早就结束了的过去”。彼得问起母亲与父亲一起来加拿大时，她的母亲作何反应。彼得的母亲说：“我母亲可不在乎，她只关心自己的下一管鸦片烟在哪儿。”彼得恍然大悟，他母亲的母亲对鸦片上瘾。

如今彼得不仅对母亲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对自己也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是时候为他介绍一种与母亲互动的新方法了。我给了他一本苏珊·福沃德（Susan Forward）撰写的《原生家庭》（Toxic Parents）。这本书想必让他深有共鸣。彼得说起他的母亲曾经指着一名邮递员说：“真是蠢人。你需要正经的工作。”他感觉自己简直要叫出声来。接着，他头一次这么说道：“我再也无法忍受她反复念叨我有多没用了。”

这对我来说完全是好消息。因为他的表现是一位正常的儿子在母亲不断说其一无是处时应有的反应。

我边思考边问他：“你要如何才能让她停止呢？她并不介意争吵，那是她情感交流的唯一方式。她不知道如何表达忧虑、担心或关爱。她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些。”

“我姐姐抱着孩子时，母亲特别惊慌，还会说‘你要是抱着她，她就不会走路了’或者‘你要是把她抱起来，她就会哭个不停’之类的奇奇怪怪的话。姐姐从不和她争执，除非她对姐姐的女儿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样的话，姐姐就会大发雷霆。现在她看到我姐姐抱着孩子只会摇摇头。”我指出他的母亲可以学着改变自己对他的行为。毕竟他姐姐这么做的时候奏效了。

然而，彼得消极地认为自己永远也无法改变母亲。其实，他能够改变的是自己与母亲的交流方式。我提议彼得对母亲说他爱她，感激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但他不会再忍受她出言不逊。他必须向母亲解释对他来说什么样的言行很无礼。如果母亲贬低他，比如说他跟他父亲一样是个堕落的搞音乐的，他就会离开，两个星期不去见她。这其实很难做到，因为他们住得非常近。彼得心地善良，不希望伤害母亲，但我向他保证，他的母亲会逐渐明白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我把他姐姐当作例证，说起他的母亲已经学会不去干涉他姐姐的育儿方式。而且虽然他的母亲来加拿大时既不会说外语也没有受过教育，但她拥有的房地产比大多数加拿大人都更多。她搞得清楚状况。

彼得勉强同意尝试这个计划，尽管他并不相信会奏效。他说如果必须一桶一桶地清空大西洋沿岸的沙子，他只要坚持不懈就能做到，可一旦涉及和母亲的关系，他便觉得像是面对着大海和沙子，手里却没有桶。我能够看出他既疲惫又气馁，便告诉他我会支持他，还会把桶递给他，跟他一起挖。他同意试一试。

彼得采取的积极措施之一是与姐姐分享事业成就。我在一本音乐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他和乐队的新文章后，建议他把里面的照片裱起来，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姐姐。他的回答一如既往：他从来没这么做过，姐姐也不会想要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他冒这个险，他同意了，于是把镶着框的照片送给了姐姐和姐夫。他们喜欢极了，还把照片挂在客厅里。不久之后，他们便开始出席彼得的一些演出。

结果，那张照片成了彼得和母亲之间关系转变的催化剂。在彼得姐夫的生日晚宴上，他母亲表示搞不懂为什么彼得的姐姐会挂一张如此伤风败俗的照片。彼得告诉母亲自己感到很不高兴，随后便站起来走了。这是彼得为数不多真正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刻之一。他告诉我他当时非常害怕，还以为没有人会理解他为什么离开。第二天，当姐姐和姐夫分别打来电话时，他惊呆了。他们二人分别对他的母亲说：如果她要贬损她儿子的成就，他们就不再欢迎她上门了。

这还不是全部。彼得的姐姐说她知道彼得年幼时受到了虐待。“我听完惊呆了，还为母亲辩护，”彼得说，“但向来很温和的姐姐说我需要去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她说在我大约三岁的时候，母亲曾经带我去看儿科医生，姐姐作为翻译也一起去了。医生看到我扁平的脑袋不太高兴，询问我是否离开婴儿床得到充分的活动。母亲只是笑了笑，没有理他。”姐姐知道这样做不对，想把真实情况告诉医生。“可是，”彼得说，“她知道这么做等于背叛母亲，而且会被揍得屁滚尿流。于是她没有言语。她说她多年来一直对自己的沉默感到内疚。”

经历过姐姐家的那次冲突后，彼得的新原则是每次在母亲轻慢他时直接起身离开。他不会给出任何解释。我对这一策略表示赞成。“相信我，她会反应过来的。”我说，“小鼠和大鼠最终都会对正强化和负强化[正强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指的是在期待的行为出现后，给予行为者喜欢的事物作为奖赏；负强化（negative reinforcement）指的是在期待的行为出现后，移除行为者不喜欢的事物作为奖赏。]做出不同的反应。”

慢慢地，彼得的母亲不再辱骂他，也不再叫他换工作或是娶一个中国姑娘了。她一直都没有变成慈爱的母亲，但她确实通过行为矫正认识到，想要和儿子保持联系的话，有哪些事情不能做。她不希望一个人待着。她想要保障彼得的温饱，如果遭到拒绝，她便会觉得像是失去了亲人。这就是她心目中母亲的职责所在。

我们在心理治疗中度过了充满变化与收获的一年，也了解了彼得母亲的童年以及她遭受的伤害。彼得时而对她感到愤怒，时而又为她难过。他同时开始意识到母亲对他的反应和他自身并没有什么关系。彼得从姐姐那里获得的支持也让他感到更加踏实。他对于姐姐将他称为儿童虐待的受害者十分震惊，但这也让他意识到为什么自己的生活中会遇到那么多问题。他还顽强地在与母亲的交流中坚持自己的原则，并且看到母亲的行为有所改善。他还应该完成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