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是克里族[克里族（Cree），北美原住民族之一，加拿大的克里族主要分布于苏必利尔湖以西和以北的地区。]人。这一民族有着狩猎与诱捕的传统，过去的原住民在森林中过着游牧生活，每年与哈德孙湾公司[哈德孙湾公司于1670年成立，是全世界最早成立的公司之一。早年曾控制北美地区绝大部分的皮草贸易。]进行毛皮交易。他的家人来自北部遥远的马尼托巴省，与加拿大其他地区都相隔甚远。亲身经历过如此举足轻重的北美历史的人竟然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感到特别惊讶。丹尼和我同龄，当他和家人在林中诱捕猎物时，我却一直在电视上看好莱坞经典西部片“牛仔与印第安人”。

对我来说，这一案例在许多方面都颇具开创性。它迫使我意识到心理治疗对丹尼而言有着如此巨大的文化隔阂，简直难以起到应有的帮助。我也就此明白瑞士著名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在1925年与一位原住民相处后的感受——荣格说，他意识到自己“被囚禁在白人男性的文化思想之中”。

和欧洲其他所有心理治疗的创始人一样，弗洛伊德对原住民文化几乎一无所知。我也是如此。但正如我父亲曾经说的那样：“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于是，我联系原住民疗愈师，托他们花大量时间为我介绍原住民的各种风俗习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肯定会举步维艰。

这个案例就时间而言比书中的其他几个都更具时代特色。那时尚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寄宿学校的种种恐怖事迹依然不为众多北美白人所知，要等到后来才得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于2008年成立，目的是记录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系统的历史及其对原住民学生及学生家庭的深远影响，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历史。]的证实。当时的术语如今也早已过时：丹尼称自己为“印第安人”和“土著”，两者都是八十年代的常用语。

1988年，丹尼在我过去的来访者引荐之下来到我的办公室，那位来访者拥有一家大型货运公司，经常会通过人力资源部门将寻求帮助的人介绍给我。丹尼是他手下的长途货运司机之一。由于公司老板亲自给我打来电话，我因此知道，这位员工一定很特殊。

这位老板一上来便说丹尼是他那儿最棒的司机。我问他这话具体是什么意思，他以一贯简短有力且抑扬顿挫的语调说了起来，语气听起来就像马戏团里招揽观众的人。“把昂贵的货物从一边的海岸运送到另一边的海岸是份特别危险的工作。”他说，“需要忠诚、勇敢又强壮的人。假设有一个装满劳力士手表的集装箱通过海运从瑞士送到这里由码头工人卸载，而这些港口装卸工也许与窃贼团伙有勾结，会通风报信，说有一卡车货物会从哈利法克斯运送到温哥华。于是，强盗们便会开着卡车跟着我的货车穿越加拿大，等到无人看管时——哪怕只有几分钟——把货劫走。”他还补充说，要是他的公司采用司机接力的方式将货物从一个司机转运至另一个司机那里，就不会有人对这起盗窃案负责了。“司机们都会相互指责。”老板说，“所以我要做的就是花一大笔钱确保只让一个人来运送那些劳力士，并且按时交货。那个人就是丹尼·莫里森。他不得不睡在驾驶室里，到哪儿都不能离开货车。

“让我给你举个丹尼工作的例子。”他接着说道，“他当时载着一车工业铂金在全国各地跑，当他在梅迪辛哈特的一家餐厅用餐时，三个小偷闯进了驾驶室。”

丹尼等候餐点时一直看着窗外。“他拽住小偷扔出车外，三个人都进了医院，其中一个住了一个多月。据说，他们在救护车里时就像沙丁鱼那样挤在一起躺着。”丹尼仅仅扭伤了手腕。他从不抱怨也不找人帮忙，只是继续朝温哥华开去。“这就是我要说的。”老板总结说，“我欠他一个大人情。”

我问及丹尼的主要问题时，他首先说，丹尼已经四十多岁，是个有着宽阔肩膀的大块头，身高六英尺四半[约为198厘米。]。“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手掌。码头上的家伙们叫他‘起重机’，就是‘叉车起重机’的简称。”丹尼并不健谈，实际上，他特别沉默寡言，而且避免与人有目光接触。不过他很聪明。“他把所有的地图和里程费用都记在了脑子里，从来没算错过一分钱。”

接着，电话里一阵沉默。终于，老板深吸一口气说了下去：“大约两个月以前，我们接到一通电话，说丹尼的妻子和唯一的孩子——一个四岁的女孩——在401公路的车祸中去世了。”

“他应对得如何？”我问道。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他似乎一点也不伤心。可是他确实是个顾家的人，他肯定多多少少会难过吧。我问他想不想带薪休假，他只是摇了摇头，葬礼结束后第二天就来上班了。”

老板提议出钱让丹尼接受心理治疗，可是他显得有点儿迟疑。“我于是告诉他我以前也在你这里接受治疗，对我帮助非常大。”老板说。

“丹尼是否对此感到惊讶？”

“即便丹尼确实感到惊讶，你也永远看不出来。”

几星期后，丹尼答应尝试心理治疗。

等候室里的那位男子有着深色皮肤，长长的黑发梳成了两根辫子。他身穿法兰绒衬衫、皮夹克、蓝色牛仔裤，脚蹬一双灰色尖头鲨鱼皮靴。

我向他做自我介绍。他点了点头，看也没看我。在我请他坐下之前他就一直站在门口，面孔上丝毫看不出情绪。为了打破沉默，我说他的老板对他评价非常高。他只是低头看着地板。我打量起他的脸，发现他其实很英俊。他的身高、身板、完美的身形，加上敏锐的黑眼睛和无瑕的肌肤，不可否认，他十分俊秀。

我对他的妻女去世表示哀悼。我有种感觉，他希望我和他之间能保持一定距离。我于是告诉他最好先从出身背景与家谱开始说起。我问起他的父母，问他们是否在这样的艰难时期给予他帮助。他说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和弟弟们住在马尼托巴湖西北部的一个保留地里，对他的近况并不清楚。当我问他是否愿意分享失去至亲的感受时，他摇了摇头。第一次来访的剩余时间乃至接下来三个月的所有会面期间，他一直默默地坐在那里。

我们之间的静默并没有抑郁症的那种胶着沉默感，就好像他只是想独自待着。可是，他依然每周都来。丹尼身上有着某种令人难以抗拒的特质，我发现自己愿意就这样陪他默默坐着。这对我来说很新鲜。

不过，我意识到我在这个案例中需要帮助：说到底，我收费可不是为了一声不响坐着的。于是我在图书馆黄页中搜寻原住民精神科医生，结果一无所获。1988年时，我对疗愈圈[疗愈圈（healing circles），又称谈话圈（talking circles），指的是人们围坐成一圈，通过谈话、祈祷或仪式来帮助他人或彼此疗愈。是北美原住民的重要仪式。]及原住民其他各种习俗及仪式一无所知。我接着尝试去联系各个第一民族[第一民族是当今加拿大境内北美原住民的统称，其中不包括因纽特人和梅蒂人。]办公室以及当时被称为联邦印第安事务部的部门，可是没有人回我电话。多伦多接收原住民患者最多的那家医院的精神科收治人员告诉我：“印第安人不太习惯接受心理治疗。他们中的大多数案例都与酗酒有关，所以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匿名戒酒协会小组。他们有时会出席，有时则不。”

我扩大搜索范围，最后找到克莱尔·布兰特博士（Dr. Clare Brant），一位哈佛毕业的原住民精神病学家。他碰巧也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参与战斗的著名酋长约瑟夫·布兰特[约瑟夫·布兰特，族名泰因德尼加，莫霍克族战士、酋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莫霍克人的重要领袖。]的直系后裔。我给他写去长信讲述这个案例，描述了我与丹尼沟通时遇到的困难。布兰特博士的答复让我感到很欣慰：他说他理解我不得其所的心情，因此在信中附上了他写的有关考察原住民世界观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十分引人入胜，简直应该当作所有加拿大人的必读文章。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后来我又跟他通过信件沟通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段经历真是弥足珍贵。

按照布兰特博士的说法，在关系紧密的小型社群中——尤其是在严酷的北方环境里——人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个体之间的冲突。为了在极为亲密的生活中保护个人隐私，避免相互干涉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某些社会行为中的规范会就此确立：比如“干涉”的意思是向别人提出问题、给予建议以及社交中过于不拘礼节。

我意识到，丹尼可能觉得心理治疗很粗暴。我一直锲而不舍地窥探他的心灵，结果“干涉”到了他。我越想跟他交流，他就越是拒不开口。可是，我要是试着保持安静，这样的情况就可能无限延续下去。在这样的局面下，我很难找到对策。

于是我决定还是跟丹尼简单解释一下我的沮丧心情。我说我知道他可能会如何看待我的角色，但我无法做出大幅度的改变——这是我的文化，白人的心理治疗就是这么进行的。我向他寻求帮助，想知道我能做点什么。我说心理治疗起作用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且我明白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丹尼头一次发问，不过，他还是没有直视我：“为什么这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这是我的工作，我想要做好。”

“我还以为你会说一些不真实的话，比如说你很关心我。”

“我还没有和你熟悉到会关心你的程度。”我接着说，“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你有共鸣，而且希望帮助你摆脱痛苦。”

“我不痛苦。”他一如既往地以单调的语调说。

“好的，这是你告诉我的第一件有关你自己的事。”我说，“所以对你来说，让我觉得你不痛苦一定很重要。”

“你说是就是。”

“我确实这么说了。”我决定在这一点上坚持我的立场，“为什么这对你来说很重要？你是不是认为只要感觉不到痛苦，我就无法伤害你？”

他在那儿坐了大约有十分钟——也许更久——接着说道：“是的。”那次会面的最后二十分钟里，他再也没说过话。

终于，我在四个月之后取得了一些进展。丹尼承认——或者说，按我的理解——他是在保护自己免受痛苦。我下决心慢慢来。如果慢慢来意味着一周只有一次互动，那也行。因为如果我追问太急，便会注意到他又变得沉默不语。

一周接着一周，他慢慢开了口。我尽量只充当见证，决定不过问他的妻子与孩子，也不问他为何不哀伤——如果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痛苦，那么不哀伤也不足为奇。

不过在某一时刻，我确实说了这样的话：“感觉不到痛苦的人也无法感受到快乐。”

他前所未有地与我有了眼神接触，他说：“我没有快乐也能活。”

“你觉得内心没有痛苦吗，还是说，你把痛苦都锁了起来？”我试探着说道。

他没有再说什么。但过了一个星期，他走进房间坐下来后，仿佛我们依然在进行之前的对话。他说：“是锁了起来。”

我说：“要是你能通过心理治疗把痛苦一点一点倒出来，之后就不再痛苦了呢？那样的话，快乐就能触及之前痛苦曾经存在的地方。”

“快乐？”他嘲弄地说着，就好像我在暗示某种可笑的五旬节派[五旬节派（Pentecostal）是新教教派之一，兴起于二十世纪初。]体验似的。

我换了个说法：“就算不快乐，也可以感到满足。”

“我挺好的。”他向我保证。

我让他跟我说说童年，并解释说可以对痛苦和快乐略过不提。接下来的故事是他在我们第一年的会面中逐渐讲述出来的。我小心翼翼地不示以任何同情或安慰，不然的话他就会沉默不语。我单纯充当见证。

丹尼来自马尼托巴省西北端——远在林木线[林木线是指分隔植物因气候、环境等因素而能否生长的界线。]以北——的一个捕兽家族。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在森林中过日子，但在每个捕猎季临近结束之际，当他们要将毛皮卖给哈德孙湾公司时，便会搬到一个小小的交易站定居地。

丹尼有个年长他三岁的姐姐，名叫罗丝。他们在年纪还小的时候会帮助父亲解开陷阱线[在皮草贸易中，陷阱线是捕猎者为猎物设置陷阱的路线。捕猎者通常习惯沿着路线移动来设置并检查陷阱，以此熟悉偏远地区的地形。]。罗丝帮母亲晒兽皮，丹尼则会喂狗。

丹尼最初的记忆都与陷阱线有关。一天，父亲警告丹尼和罗丝不要和他一起沿着陷阱线走——暴风雪造成的积雪改变了地形，使这一带变得很危险——可他们还是跟着他进入了森林。父亲相信，既然他已经告诫过孩子，那他们再跟过来就得自担风险。由于平日里的标记都被埋在了雪里，丹尼的姐姐找不到这些陷阱的位置。跑在前头的她被一个巨大的捕兽器夹住了脚，脚踝处的伤口深到见骨。她不得不依靠狗拉雪橇耗费数日回到最近的定居地。由于伤口没有养好，自那时起，丹尼的姐姐便一直拖着一条腿走路。丹尼在那天学到了一课：捕猎时要小心谨慎。

丹尼的父亲在孩子们没有听从警告后并未执意阻止或进行干预，这一点十分值得玩味。这是白人和原住民育儿方式有别的一个例证。按照布兰特博士的说法，原住民以身作则但不干预，而白人则主张积极主动的教导与塑造。后来，这种育儿方式上的差异会再度给丹尼带来困扰。

我从丹尼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喜欢回忆自己在陷阱线上的日子。他开始说起在森林生活的更多细节。有一次他甚至摇着头说道：“好家伙，我已经好几年没想起过这些了。”丹尼的回忆让我着迷，他也对我如此喜欢关于捕猎的细节感到惊讶。我有时还会打断他，询问为什么要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做事。比如说，为什么他的父亲要用狗拉雪橇而不是开雪地摩托？丹尼解释说，如果雪地摩托在森林深处抛锚，人就死定了。但要是有一队狗，最坏的情况就是失去一只狗或者扯断一根可以修补的挽带。此外，雪地摩托的汽油费也会占去原本就已微薄的利润。

丹尼告诉我，他的工作是用冻鱼喂狗。在他四五岁的时候，当他父亲要把海狸从捕兽夹里捞出来时，他会很自豪地扛起凿冰用的斧子。他的父亲话不多，但丹尼说，即便在他那么小的年纪，他们工作起来就已经如左右手般配合流畅了。此外，他也懂得不去抱怨寒冷：每个人都知道捕猎季短暂，而他们的生计全系于此。

丹尼对于每次跟随父亲——顺便提一下，他的父亲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外出好几个月感到兴高采烈。捕猎季结束时，他们会走几百千米的路，去一个不到三百人居住的交易站出售兽皮。丹尼在那儿见识过其他男孩一起玩耍，他也好奇，要是在姐姐之外还有一个玩伴会是什么感觉。

他们家里既没有电视、音乐、电力，也没有抽水马桶。然而在丹尼四岁时，有一天，哈德孙湾的商人——丹尼很羡慕对方拥有一间办公室和一张桌子——送了一本书给他。丹尼当时还不识字，于是一边翻书一边编故事。（主人公们永远是调皮的海狸。）丹尼很喜欢这本书，每天晚上都会“读”，还常常“读”给罗丝听；罗丝也听得非常入迷。他告诉我，他一生对阅读的热爱都归功于这本书，那是他拥有的第一样东西。他依然记得母亲会用克里语中的所有格称呼这本书：丹尼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