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丹尼全家都待在温暖的小屋里，消磨从布设陷阱到收集毛皮所需的数星期时光。丹尼正和父亲坐在桌旁削木头，忽然，他听见母亲的哭喊，“就像一只被郊狼包围的动物”。之前他从来没听见过轻声细语的母亲抬高声音。

她在门口和两个白人争吵。这两个人明显不是猎人，“却不知怎么透着危险”。丹尼记得他们穿着奇怪的皮鞋；在厚厚的雪地里穿这样的鞋子特别古怪，因为不穿海豹皮靴（一种又高又软的靴子，一般由海豹皮制成，内衬毛皮）脚会冻住。二人走进屋里，宣布他们要把丹尼和罗丝送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寄宿学校。由于这是法律规定，父母如果不立即交出孩子，就会被关进监狱。

这两个人操着英语，家里没有人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最后，他们大致听懂了：这两个政府派来的白人要偷走他们的孩子。“我不确定我的父母是否意识到那意味着永远。”丹尼说道。

“母亲去卧室收拾我们的东西，那些人追上去喊道不需要任何东西。父母看起来就像被箭射中了心脏，却依然站着。”

1988年时，我对寄宿学校尚一无所知。我原本以为那是为住在森林深处无法上学的原住民设立的寄宿学校。其实不然。这属于蓄意抹杀原住民文化的一部分政策。加拿大第一任总理约翰·A. 麦克唐纳将第一民族称为“野蛮人”。此后，联邦官员在1920年明确目标：文化灭绝。当年，负责印第安人事务的副主管在下议院宣布，他的目标是继续开办寄宿学校，直到“加拿大所有印第安人都成为国民的一部分，再也没有印第安人的问题，也没有印第安人的部门”。

丹尼和姐姐被塞进车里，眼见着数百英里的冻原在身后消失不见。许多个小时后，他们被塞进一辆挤满其他原住民儿童的火车。没有人有任何行李。他们乘了好几天火车，车厢里一片可怕的沉寂。丹尼对大片的牛群感到十分困惑：他从未见过动物在啃草却无人狩猎，也不知道牧场或农场是什么。不管是棉白杨树还是参差不齐的山峰都让丹尼和罗丝惊讶不已。丹尼感觉自己即将进入一个惊心动魄的世界，里头充满斑斓的色彩。最终，他们在一个小镇上被接往乡下。随后，“在一片平坦的荒芜之地”，他们来到一栋窗户上装着栅栏的红砖大楼前。

抵达之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丹尼和姐姐被分开了。他眼见着姐姐一边喊着他的名字，一边被两个穿着长袍的神父——“他们看起来就像黑熊”——拽到另一栋楼去。

第二件事让他极为震惊：他的长发被剪掉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众多原住民都将头发视为灵性生命在现实世界的延伸。许多部族的人们会在家人离世时剪去头发。有些人则认为头发与神经系统相连，是处理社会信息的必备部分，类似于猫的胡须。丹尼的族人认为剪去头发是为自己犯下的过错羞辱自己，或是因为过失的判罚当众进行羞辱。但丹尼对自己犯了什么罪过一无所知。

所有儿童都被分配到制服与编号。丹尼在十八岁前一直被称为“78号”。没有人相信他只有五六岁——就那个年龄而言，他个子挺高的——因此被安置到八至九岁的那群孩子中。丹尼以为父母过几天就会来接他，因此一直偷偷朝窗外张望。“有好几次，我真的认为自己看到拿着烟斗的父亲。”他说，“但我猜那是我想象出来的。”

开学第一天，他们被告知身为“印第安人”或“土著”（这两个词语被交替使用）是不好的，等到他们离开学校时就不再是印第安人了。他们将成为会说英语的加拿大人。丹尼那时不会说英语，但他明白了“土著是坏人”这一点，不过他没有听懂“再也不能说克里语”的那部分。

开学第二个星期，丹尼在课间休息时参加了一场神父组织的踢球游戏，他凝视着长长的场地，看到了栅栏后面的姐姐。“我高兴得浑身发抖，于是一边向她跑去，一边喊‘塔恩塞’，那是克里语里的‘你好’。”丹尼说道，这是他第一次在会面中流露情感，“神父抓住我的胳膊制止了我，而我则奋力挣扎。他当着其他男孩的面用鞭子抽我，那种鞭子是用旧的马缰绳做的，上面还有金属接扣。他说我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都不能再说印第安语了。”

丹尼的姐姐无助地站在大门旁哭了起来。“我还是在叫喊，‘尼米斯’，那是‘姐姐’的意思。”（在克里语中，亲戚的称谓取决于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神父认为丹尼是在公然违抗，因此狠狠地抽了他一顿，使他在医务室里好几天都下不了床。“我很难过。姐姐从栅栏的另一侧眼见我被抽得皮开肉绽，伤心极了。”他顿了顿，“我在那里的十二年间再也没有说过一句克里语。到最后，我都不记得怎么讲了。我再也没法跟父母交流了。”

我想到了自己当时七岁的双胞胎儿子，试着想象他们从我身边被带走，然后被告知英语是一种野蛮的语言，而且他们是坏人，得抛弃自己的文化并被改造成另一个民族。要是他们试图用英语和九岁的哥哥打招呼，结果因此被打得鼻青脸肿怎么办？光是想想就可怕到令人心碎。

经过整整一年的心理治疗，我才与丹尼建立起些许信任。考虑到丹尼与白人之间的过往，现在回想起来，光是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

在情感上帮助他坚持下来的事情之一是他五岁前受到的良好教育。无论之后遭遇了什么，至少他的根基很扎实。可是，绑架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残酷行径——失去双亲、语言乃至自己的文化——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他的情感也就此冻结。这虽然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却阻碍了他为妻子和女儿的离世像样地哀悼。

在第一年的心理治疗中，丹尼对我说过的最重要的话是他“没有快乐也能活”。我的工作就是让他重新获得感受快乐的能力，哪怕知道悲伤也会随之而来。由于他已经有太多悲伤的体验，因此修复工作必须以他可承受的速度展开。对丹尼来说，心理治疗就是从冷冻状态缓慢解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