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丹尼尚未准备好直面在寄宿学校受到的虐待，我便问起他分隔两地的家人境况。有一次，我在他描述父亲传授的追踪猎物技巧时指出，他在后来的回忆中都没有提起过父亲，这让我感到很奇怪。“你向我讲述了理想家庭的具体模样，然后政府把你带走了。之后就是一片空白。我知道你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依然健在。除此之外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你大致都知道。父亲依然在北方。”丹尼沉默的时间变短了。两年之后，我可以从他平淡的语调中捕捉到细微的情绪变化。

我让他说说夏天回家时的情形。丹尼说，他第一年回家时，父母听到他和罗丝用英语交谈非常震惊。他忘记了大部分的克里语，他被打得都记不得了。我猜想，他是因为过于焦虑而开始遗忘，这门语言本身已经成了情感上的触发点。

丹尼的父母则认为这意味着他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我和他们越来越疏远的同时，他们也和我越来越疏远。”他说，“他们就是这样在经历种种变故后活下来的。罗丝比我更善于找回自己的印第安人身份。”他说，这可能是因为她在被带走时年纪更大，而且她天生健谈，不喜欢受到冷落。“我记得她告诉父母她在栅栏另一边看到神父打我。我的母亲——一名天主教徒——让她不要再说神父的坏话。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意识到，我永远也不能透露在寄宿学校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问起丹尼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是否有所好转，他说父母在他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而他们的生活则因为政府的新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森林度过。布置陷阱需要时间，在收集猎物以前还要等待更长时间。他们将毛皮卖给哈德孙湾公司时，在贸易站附近几十个人生活的小小定居点里确实有一个临时的歇脚点。”丹尼如此描述自己早年与父母在一起的生活。不过，他和罗丝所在的班级是寄宿学校的最后几届。丹尼在学校的那些年里，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原住民必须搬到有学校的定居点。“这意味着我的父母不得不放弃捕猎，而且，政府还用某种带有欺骗性的条约夺走了他们大部分的狩猎地，建了一些弱不禁风的小房子给这些捕兽人住，然后给他们发放保障金。这些人都挤在孩子们的学校附近生活，政府将这样的地区称为保留地。”

“你的父母平时做些什么呢？”

“他们无事可做。由于住得离森林太远，他们无法再设陷阱。而当地天气又太冷，不能种植任何东西，也没法饲养动物。”他回忆道，“我和罗丝每年回家都发现屋子变得越发凌乱，父亲还一直喝酒。我问罗丝，母亲的牙齿是不是因为嚼兽皮嚼坏的，结果她说是被父亲打掉的。”父母看到丹尼和罗丝回家似乎不再那么高兴，而且连母亲也开始喝起酒来。“喝醉之后，挨打就没那么痛了。”丹尼说，“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挨揍是因为她让父亲收拾一下准备去教堂——他以前挺喜欢去教堂的。我当场就下决心这辈子都不会喝酒。我永远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体会到我在那一刻对我父亲的感受。”

接着，丹尼十分少见地动情诉说起父母在他年幼时会如何整日忙碌。他们的营地一尘不染，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他们把家里的碗碟都洗得很干净，还会利用空余时间制作手工艺品当作圣诞礼物。“除了睡觉的时间，我从没见过他们躺下来休息，他们天一亮就会起床。”而如今，他说，他们空洞的生活里充满了酒精、争执和困倦。

丹尼一边描述他们的落魄生活一边揉搓着双手，仿佛是要磨去不愉快的回忆。他还会如同直视太阳一般眯起双眼，像是要遮住他脑海里浮现的画面。

沉默了许久后他继续说道：“我曾经犯过一个错误，我把白人文化和印第安人文化搞混了。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在白人社会待得太久了。”十三岁左右的时候，他把自己在省级四健会比赛中获得的那些奖牌拿给父亲看。丹尼放低声音，“他嘲笑我。”他的声音轻得像是耳语，“他醉醺醺地戏弄我，发出牛一样的哞哞声，还问我的玉米秆是不是都排成了一排。我的母亲哈哈大笑，罗丝则一脸茫然。那是我与家人分享的最后一件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第一民族的布兰特博士公开批评原住民的唯一方面，针对的就是他们抑制愤怒的习惯。他说原住民不会用愤怒来教导孩子，而是通过戏弄、羞辱和奚落等非对抗性的方式使愤怒一点一点流露出来。他在一篇学术文章中写道：“羞辱和戏弄成了所失去的特权的替代品，而父母的愤怒则会侵蚀孩子的自尊心，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遇到类似情况时便会产生强烈的耻辱感。”他说，那是因为受到欺负的孩子难以搞清楚规则及如何应对戏弄和嘲笑。孩子可能会退避，在社交中变得害羞，还会感到羞耻甚或恐惧。

我对丹尼说：“看看你，既获得了数学奖、科学奖、优秀学生奖，还凭借自己的畜牧技能获得省级四健会奖牌。然而，你却遭到家人的贬低，难怪你无法感受或表现出任何情绪。当你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都面临攻击，自然会变得疏离。这是你仅有的应对方式。”

他朝我扬了扬手，示意我说下去，但我没有开口。他最后说：“你就直说吧。”我们都笑了。就像我能察觉他有心事一样，他也察觉得到我什么时候缺乏耐心。

我让他想象，要是他父亲没有喝醉、没有嘲笑或羞辱他并且能直抒胸臆的话，会说些什么。“你就当作是你的父亲，跟我说说看吧。”我恳求他，“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回答。”

丹尼出人意料地做到了。他装作是自己的父亲，声音更低沉，语速也更慢：“内括西斯[在克里语中的意思是“我的儿子”。]，他们把你从我们身边带走，说我们是野蛮人，还说‘只有死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可你依然喜欢他们的小玩意儿，还说是‘奖赏’。这些仇敌让我们如此痛苦，你却把他们奉为神明？他们把你从我们身边偷走了啊。”丹尼停顿了一下，我点了点头，他继续说，“务农？那算什么？把动物关在谷仓里，再一排一排地种蔬菜。这不是技能，而是买卖。诱捕需要全心投入，每时每刻都要动脑子。你必须知道你要捕捉的猎物在想些什么，而不是把它们关起来养大了再吃掉。而且你对打猎毫无兴趣，认为那是野蛮人才会做的事情。你觉得我们脚下的泥地和没有自来水的生活配不上你。”

我再次点点头，终于有所了解。丹尼接着说了下去，情绪很激动，“你看不起我喝酒、没有工作，连只老鼠都捉不住。你的弟弟们不会把我看作是个骄傲的猎手，不知道我收集来的毛皮比定居点里的其他人都要多。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独自在桌前打牌的醉汉，一个沦落到打好老婆的男人。白人夺走了我的生计、孩子和尊严，你却觉得他们的牧牛奖牌了不起？”

我眨着眼睛不让眼泪落下。他的独白完美地刻画出他的父亲乃至家庭经历的钝重痛苦。不幸的是，当父亲用醉酒后的话语刺痛他的内心时，他还太小，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这么说。

那天丹尼离开的时候，我感觉我们的心理治疗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他非但没有紧锁自己的各种感受，还能够想象父亲的痛苦、感同身受并与我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