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进入第三年，丹尼显得轻松了一点。他依然会在办公室前来回踱步半个小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但他的脚步听起来不再如此沉重。在他从父亲的立场发表那番假想中的真实感言的一星期后，他不经意地说道：“我这星期给父亲打电话了。”

我非常惊讶。丹尼一如既往地在按照自己的方式与节奏行事。

“你上一次和他说话是什么时候？”我问道，依然感到很震惊。

“十八年前，在我母亲的葬礼上。”

“你打给他时，他说了什么？”

“我告诉他我失去了妻女。他说，‘不容易啊，是不是？’接着他问我有没有罗丝的消息。”

丹尼告诉我，他的姐姐罗丝在温尼伯失踪已经有十多年了。

当时，大量原住民女性失踪或遭谋杀的报道尚未见诸报端，要等到四十年以后，我们才会了解到警方在这些失踪案件中的不作为。（加拿大统计局在2017年表示，原住民女性成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他女性的三倍。）

“那个对你关心备至又无比开朗的可爱姑娘后来发生了什么？”

“罗丝一直往家里跑，希望那两个酒鬼会疼爱她。”丹尼说，指的是他们的父母，“她始终没有放弃，我则早早断了那个念头。她被他们带坏了，变得跟他们一样。她和两个弟弟后来也加入了酗酒的行列。母亲去世后，罗丝便和父亲一起生活。自从她跑去温尼伯，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我想，你来多伦多是件好事。”

“我不知道，至少她还算得上是个印第安人。”

“你不是吗？”我看着这个编着长辫子的男子。

“我不是白人。这我知道。”接着，他沉默了一会儿，“我的妻子是白人。”

终于，在我们开展心理治疗的第三年，丹尼提到了去世的妻子。我虽然想立即追问下去，但还是克制住自己，从一数到了一百。

“她来自挪威。”

挪威。没开玩笑吧？我真好奇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她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我在温尼伯的一间酒吧跟人打架，最后住进了她当班的病房。我把那儿的酒吧都跑了个遍，想要找到姐姐。有个家伙说了罗丝的坏话，我就跟他吵了起来。他用刀划破了我的肚子。”丹尼说，“我包扎好伤口回到安大略省，第二天就回去工作了，可后来我的伤口受到感染，于是在多伦多的重症监护室待了一段时间。”护士名叫贝莉特，三十五岁左右，和丹尼一样都喜欢悬疑小说。“她说她不喜欢话多的人，我说那你是找对人了。她怀孕后想要结婚，我答应了。之后我们便有了女儿莉莉安。”

“你爱贝莉特吗？”

“我不知道。”（十五分钟的沉默。）“她是个好女人，从不撒谎也不会出轨，工作特别努力。”（又是一阵沉默。）“之后我们慢慢有了隔阂。她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我给不了。”

“比如亲密感？”

他点点头。“我和她的亲密程度一直都跟在医院里认识那会儿差不多。她说我们之间隔着一堵砖墙。我其实心里清楚，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后来连跟她共处一室都让我觉得不自在。”

“为什么？”

“既内疚又愤怒吧。我知道她想要什么，也知道这是她应得的。可我就是给不了，于是我开始躲她。”

“那莉莉安呢？”

“她更像我。她长得像我，安静又害羞，喜欢在一旁默默看着别人。日托中心的人很担心，说她不跟其他人一起玩，不过我觉得她不要紧。她在自己房间里玩洋娃娃和玩具时挺高兴的。我有时会跟她一起坐在地板上，我觉得我们……”丹尼犹豫了一下，“我说得上来的就是，共享着一片舒适的空间。”他的脸上再次露出像是在躲避耀眼阳光的那种表情，最后说道，“贝莉特希望我把莉莉安抱到腿上来，但我觉得这么做很不自在，尤其是因为我和她差不多大的时候遭遇了那样的事情。”

“你遭到性虐待，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照顾，可大家却期望你知道怎么做。”

“我在森林里无路可走，大家却指望我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

“贝莉特是个好母亲吗？”

丹尼点点头。“从白人的角度而言是的。她总是会教莉莉安各种东西，一刻也不停歇。我希望她不要一直管着孩子。莉莉安和我在车上时可以几个小时都一言不发，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贝莉特在的时候就常常说一些‘牛’啊、‘马’啊、‘车’啊之类的单词，希望莉莉安能记住。在印第安人看来，这就是在瞎管。”

“你只是想模仿或遵循你父母在你小时候的养育方式，让莉莉安根据自己的节奏去了解事物。”

“我在她摔伤的时候没有理会，觉得她会自己爬起来。可贝莉特却表现得像是世界末日一样，认为所有人都会号啕大哭。”

我问他贝莉特是否知道原住民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差异——即他们在管理愤怒、解决冲突与克制情绪方面有不同看法——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多管他人闲事，哪怕是自己的孩子。

“她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我尽量避免发火，感觉自己像块木头。我现在说起这个才有所察觉。”

“贝莉特有没有见过你的父母？”

他摇摇头。当我问起他的朋友时，他说：“我独来独往。”

我于是问起贝莉特的父母。丹尼告诉我，他们住在挪威的农场上，就在他们儿子家的农场旁边。不过，丹尼和他们只见过一面。他说：“他们都跟她一样，善良热心，脚踏实地，干起活来特别卖命。贝莉特的父母几乎不会说英语，即便他们会说，我也听不明白。”

我问丹尼他们看到女儿带着一个辫子齐腰的原住民男子回家是否惊讶。丹尼说：“我觉得他们认为加拿大人都长这样。”我觉得特别好笑，于是和他都笑了起来。（心理治疗两年多来的第二个笑话。）

接着，我们默默坐了一会儿。后来他说：“我在想，我要是接受了这样的心理治疗，生活里没有贝莉特，莉莉安和我其实可以融洽相处。她像我，安静又认真。我觉得贝莉特认为我是个坏家长。她甚至不希望莉莉安和我单独待在一起。她觉得我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

“我知道你并没有察觉到自己对此有什么感受，但被视为不负责任的家长肯定让你无意识中感到委屈又愤怒。这样的看法有点儿侮辱人，毕竟，你们只是育儿方式有别罢了。”丹尼什么也没有说，我于是接着说道，“难怪你们会渐渐产生隔阂。”

“我开着卡车连续奔波数周时便感觉松一口气，那种时候没有人会向我索取我无法给予的东西。”

“你有没有和妻子吵过架？”

“没有。我会直接离开，等到她的愤怒——或者可能只是沮丧——平息之后再回家。”

“她知道寄宿学校的事情吗？”

“嗯，但我只说那是公立寄宿学校。”

“所以说，她对你的遭遇一无所知？”

“嗯。但我之前也不明白。”

“你现在明白了吗？”

“我有点儿缓过来了。我有时会为莉莉安感到难过，甚至都不想看到她的照片。她有一双我这样的悲伤的眼睛。”

“你有没有看见拥有这双眼睛的那个悲伤的男孩呢？”

“孤独的男孩。”

“被遗弃的男孩。”我补充道。

“我的父母并不想遗弃我。”

我说这对于他的无意识来说无关紧要，被遗弃的感受依然会存在于其中。“无意识不会推究原因，它只知道你是个孤零零的五岁小孩，和莉莉安一样大。”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事情发生时我年纪其实特别小。”丹尼说，“我还在十六岁到十八岁期间自愿回到那里念完高中，真是疯了。我当时想，‘宁可跟熟悉的魔鬼打交道’。”

他当时没考虑过上大学，他说那是因为没有钱。“而且，那是给白人念的。我受够了白人的世界。”

由于丹尼和父母的关系不佳，他也没有回到保留地去。他滴酒不沾，这一点在有些人看来很奇怪。

“你坚持不喝酒这点挺耐人寻味的。”我试探着说。

“我很固执。”他回答道，“母亲在我小时候这么形容过我。”

我指出“固执”一词略显贬义。“你为什么不说：‘是的，我坚强又执着，经历了这么多依然没有倒下’？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没有。”

“你没有任何感受。为了不让炽热的熔岩在你的脑内爆发，你索性堵住了火山。不然你要么发疯，要么变成酒鬼，你会像你父亲那样靠酗酒发泄内心的愤怒。你经历了这一切，以及大多数原住民遭遇的寄宿学校种族灭绝事件，你必须设法去应对。你之所以选择了一条破坏性最小的道路，是因为你拥有巨大的个人力量。你把感情的水龙头关上了。”

“是啊，但现在开始渗漏了。垫圈漏水了吧，我想。”

我让他展开说一说，他于是描述起自己晚上端详莉莉安照片的情形。“我感觉到了一些东西。虽然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但我感觉到胸膛里心往下沉。我真想挨着她一起坐在沙发上。”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丹尼失去女儿后感到悲伤实属正常，失去孩子的悲痛是最糟糕的一种。之后有一天，丹尼说：“侵入我大脑的不仅仅是悲伤，还有其他感受在暗中潜伏。”他在椅子上坐直身子，身体前倾，双手则放在膝盖上。我从他的肢体语言中看得出来，愤怒也开始渗入他的脑海。他再一次眯起眼睛：“我有件事要一吐为快。有个同事——装卸码头的经理——会叫我‘汤头’[汤头是作家乔治·W. 特伦德尔与弗兰克·斯特莱克创作的虚构人物，独行侠的美洲原住民伙伴，曾频繁出现在二十世纪美国的电视与广播节目中。]，我不喜欢这个称呼。”

他说他不介意大家叫他“起重机”，因为很多人在工作中都有绰号，可“汤头”是“印第安人的蔑称”。

“我同意，这个名字很侮辱人。”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去告诉他你不喜欢被这么称呼呢？”

“没有。他就是个自以为风趣的白人。”

“要知道，愤怒声名狼藉。”我斟词酌句说道，“愤怒是我们用来从无意识中搜寻伤心与痛苦的燃料，也是我们告诉他人自己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不满的方式。叫你‘汤头’的人对你不敬，他自己却可能对此毫无察觉。等到他下次再叫你‘汤头’时，你直接告诉他：‘不要这么叫我。’除此以外，你无须向他做任何解释。”

“他要是问我为什么呢？”

“就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丹尼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我于是澄清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知道你不喜欢某件事情的话，都会注意的。”

“真的吗？”他半信半疑。

“你的感情在成长环境中一直遭到忽视甚至扼杀，堪称是一场文化灭绝。政府也好，神父和修女也好，都试图把原住民变成白人。他们无法在达到这个目的的同时兼顾你的感受。他们的职责就是践踏你的感情。”

他点点头。

“丹尼，我们开展心理治疗已经三年多了，我不仅希望能改善你的过去，也希望你当下的生活变得更好。”

“哦，天哪。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他微微笑着说道，“我真希望自己没有提这事。”

他看透了我的心思。“我想让你做一件小事：你去告诉码头经理，说你不希望他再叫你‘汤头’。你友好地跟他讲，有必要的话，再加上一点点恼火的语气。”

他斜睨着眼睛看我。我建议他先排练一遍。他还没来得及反对，我便用带着些许傲慢的口吻说：“嗨，汤头。”

他厉声说：“别这样叫我，伙计。”

“好极了。”

“他要是问我原因怎么办？”丹尼对交流中的这一部分特别纠结，他认为自己没有表露情感的权利。

“就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你没必要长篇大论跟他解释原住民与白人之间的关系。”

“要是他再这么叫我呢？”他反问我。

“我认为他不会了。你身高六英尺半，肩膀宽厚，强壮得被大家称为‘起重机’，你不再是那个弱小的五岁孩子了。要是我搞错了，我们可以等事情真的发生了再来讨论如何应对。”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丹尼向我汇报说：“我走进仓库时，果不其然，经理对着麦克风说：‘嗨，汤头。’接着，坐在装卸码头玻璃小屋里的他重又低头看向写字板。我走到窗前对他说，‘不要再用这个名字叫我了。’他抬起头，略显惊讶，随后吸了一口烟说：‘好的。抱歉啊，伙计。你今天开31号车。’然后就结束了。他一整个星期都没再这么叫我。多年以来，我每天都特别讨厌他这样跟我打招呼。”

我为丹尼感到高兴。这是他五岁——用克里语说“你好”（塔恩塞）结果被揍——以来第一次试图直接对自己的环境施加影响。我真想大喊：“大家注意，丹尼·莫里森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