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与他的传统建立联系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家庭成员。我认为，他在家人的帮助之下可以接触到更广袤的文化传统。丹尼说起打算加班多少时间的时候，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出现了。我问他既然已经积累了那么多加班费和奖金，为什么还要加班。“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他说，“而且我不介意。”

“你从来不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吗？”

“我难得会跟其他司机一起出去。但他们只是去酒吧喝酒。”

“他们之中有没有原住民？”

“没有。”

“你会和原住民打交道吗？”

“我要是去温尼伯，就经常去一些酒吧寻找姐姐。但说实话，那里不适合我。”

“什么不适合？当一个原住民？”

丹尼看透了我的心思，轻轻地说：“我想那是寄宿学校害的。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在学校里告解的时候，我要是没有罪过可提，便会忏悔说自己是个印第安人。”

临近圣诞节的一天，丹尼说他为了挣双倍工资载着一车货物穿越落基山脉。

“你开车送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顺便去你家所在的保留地看看？”我问道。

“顺便？”他略显鄙夷地看着我，“开车到不了那里。我得先坐飞机北上，然后搭乘越野飞机，接下来还要花半天时间乘全地形车穿过冰面。”

“我敢肯定，你要是向公司老板提出，他会帮你出钱的。”

“我有这个钱。我就是不想去。”

随后，我问起他父亲与弟弟们的具体情况。丹尼估计他的父亲已经六十多岁。至于那两个弟弟，他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出生时他已经去寄宿学校了。

“那罗丝呢？”

“我还是会去温尼伯打听她的下落。她现在应该四十五岁了，可能已经死了——遭人谋杀。我已经跑了三趟警察局。”

“警察不关心吗？”我问道。

“这世上没人关心。”

“你会关心。”

他点了点头。我第一次见他眼眶湿润。之后，我们默默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

圣诞假期前不久，我再次提出去探望家人的主意。可丹尼依然很抗拒。“我感觉自己有所好转，不想冒再次失去自我或遭冻结的风险。”他说，“北面那么冷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说得有道理：他的根基还没有打稳，也许，应该等到状态更加稳定之后再回保留地。他比我更清楚这一点。

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丹尼走进我的办公室坐下之后说道：“嗯，我去看老头子和弟弟了。”

丹尼向来知道如何挑选时机。尽管反对我的建议，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回了一次老家。他描述自己如何坐直升机抵达，然后搭乘当地治安官的便车回家——后者当时刚好去一家诊所取药。“他是印第安人，问我在保留地的家人叫什么。我报出父亲和弟弟的名字后他并没有说什么‘哦，对，他是捕猎老手之一，现在年纪大了，他还会说克里语’——完全没有，”他停顿了一下，“这不是个好兆头。”汽车驶出几公里路，四十二岁的丹尼回想起来，自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后，他差不多有二十年没见过父亲了。“我记忆中的他依然是二十多岁，整天都在捕猎，然而现在，他已经是个老头子了。”

丹尼说这个定居点十分贫瘠，中央有一座砖砌的现代式学校，周围则是一些弱不禁风的木隔板搭成的房屋。治安官直接把他送到了家门口。他家的屋子外墙斑驳，门上没有把手，空着的把手洞眼里塞着报纸防寒。“我不知道是该敲门，还是拿出当儿子的样子直接走进去。”他回忆道。

敲门之后他内心感到迟疑，担心这次回家探望是个糟糕的主意。丹尼进门后，只见父亲躺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

“他看起来特别苍老，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大。他的脸又肿又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布满了痤疮印子。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有任何皮肤问题。”丹尼说，“他以前是个高大瘦削的捕兽人，身形和我很像，但现在身高缩了一截，还挺着个巨大的肚子，看起来像是一张被横着撑开了的兽皮。”父亲一开始没有认出丹尼，接着他又看了两眼才说：“谁叫你回来的？看来我的病已经没药救了。”

丹尼说他之前在温尼伯，因此决定北上跑一趟。“他只是疑惑地看着我，接着说，‘真没想到你还留着辫子。’我没理他，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想说我是个‘苹果’——外面红、里面白。”这似乎很不公平。丹尼的父亲肯定知道，在那个年代留着长辫要融入白人社会有多么困难。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丹尼注意到屋子里乱糟糟的，地上还有威士忌酒瓶。父亲说：“听说你去温尼伯找罗丝了。”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一直没有找到她。”

“没有人找到过。”

父亲英语水平有限，但还是勉强能沟通。丹尼问起弟弟们时，父亲扬起手，指了指四周的啤酒箱。“他们在这里找不到工作。”他说，“你要是不属于部落政府的一员，就没人会开后门给你介绍一份在学校看门的工作，没有什么可做的。不过他们还是和我住在一块儿。”丹尼感到父亲是在暗示弟弟们始终非常忠诚，丹尼则不。父亲见他注意到屋子里的凌乱模样后说：“得靠你母亲打理。”说完便打开了电视。

“我们在屋里坐了大约一小时。”丹尼回忆说，“我看得出他希望我离开，这样他就能去喝酒了。但我没地方可去，我在那里谁也不认识。最后我跑出去买烟，回来发现他已经喝上了。”丹尼的弟弟们回来后也开始喝酒。“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就是开着雪地摩托车在保留地四处收集空酒瓶，然后送去回收站——尽管这块保留地按理说禁止饮酒。”

“你的弟弟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长得像你吗？”我问道。

“他们把头发给剃了，眼睛与我母亲的相似。他们长得有点儿像因纽特人，但有着克里人的身形。罗丝和我长得更像父亲。他们和我握了握手，接着就开始喝啤酒、看电视。他们看到我一点也不惊讶，而且也没有显得特别好奇。”

“真的吗？这可是没见过几面的亲哥哥啊。”

“我并不介意。原住民就是这样，不会大惊小怪或者多管闲事。”

丹尼一反常态，站起身开始踱步。他最后说道：“我在那间屋子里感受到了愤怒。他们喝得越多，怒气就越重。喝醉后，他们的朋友也来了，于是他们开始向朋友说我的坏话。他们说这是在‘开涮’，说我是匹独狼，从来没上过床——诸如此类。他们还说我跑回家纯粹是想要看着父亲去死，然而我像白人一样来早了。所有人听了那个笑话都哈哈大笑。”

“你父亲病得很重吗？”

“嗯，把我从越野飞机那里送回家的治安官跟我交代了基本情况。父亲患有胰腺炎、肝硬化，还有肝癌之类的毛病。反正他早晚会把自己喝死。”

“你家里人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情？”

“他们只是开玩笑说我来早了。”

我并没有忘记这次灾难性的旅行是我提的建议。

“我父亲就躺在沙发上喝酒，他们奚落我的时候，他就在一旁跟着笑。我看得出来，弟弟们因为想要得到他的称许而开始变本加厉。我感觉要出事情。”丹尼严肃地说。他最后决定离开，于是给当地警察打了电话，后者让他搭车去小机场过夜。

“我知道他们认为我选择离开显得特别像个白人。我没有留下来用破啤酒瓶跟他们干架：在他们看来，那样才算是真正的印第安人。我觉得他们还做着毒品贩卖的勾当，因为不断会有人上门找我弟弟去卧室谈话，随后没多久便又离开。令人难过的是……”丹尼顿了顿，“嗯，我猜难过的事情还不少。”他沉默了好久之后继续说道，“我的弟弟们觉得酗酒打架才是印第安人。我注意到他们剃光了的头上布满疤痕，看起来就像贴满售价标签的公海象。”

“更令人难过的是，你的父亲其实心里很清楚，他知道真正的印第安人并非如此。你觉得他对你的探访作何感想？我是说，深埋在所有这些酒精与痛苦之下的想法？”

“他是不是还记得我和罗丝还有母亲在森林里的幸福日子？我不知道。他现在住的地方乱糟糟的。但我还记得他在营地生活时一切都井井有条。他把每一把刀都磨得特别锋利，还会按照大小排列整齐。那里有剥皮晒皮的区域，有放置狗粮和挽具的区域，每一样东西都会归置妥当。他没日没夜地干活，只有在定居点卖出兽皮时才会喝酒，一年半载来上一次，而且都是一个晚上就结束了的。”

“他是不是觉得让你看到他现在的模样很丢脸？”我问道。

“我觉得他已经喝得稀里糊涂的了。”他犹豫了一下，“嗯，也许在内心深处，他只是不希望我当面对他‘评头论足’。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丹尼踌躇地看向窗外，“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计，又失去了妻子，孩子之中也有两个再也没有回家，他的尊严一去不复返。他认为现在再做改变已经太迟。我觉得他已经喝得脑子都不清楚了。”

丹尼拖着身子走到我的办公室门口，他走路时双腿僵硬，脚上的靴子仿佛无比沉重。他把手搭在门把手上说：“他们想把他变成白人，但没有成功。不过，他们还是夺走了他的印第安人身份。他现在只是个把脑子都喝傻了的黄胖子。他们击垮了他。”我听着丹尼缓缓地走下楼，靴子与台阶摩擦着发出的声音听起来特别苍老。

丹尼描述的情况其实就是代际创伤（intergenerational trauma）。几十年后，随着寄宿学校的幸存者不断发声讲述各自的故事，这个术语也变得越来越为人所知。这一创伤在莫里森家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丹尼和罗丝被带去寄宿学校，远离了自己的家庭与文化，之后又在心理与生理上遭受创伤，甚至遭到性虐待。而他们父母这一辈人则因为孩子遭绑架而悲痛欲绝。他们既失去了土地与生计又失去了孩子，因此开始酗酒，成为会出口伤人的酒鬼。丹尼的两个弟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他们不仅同样染上酒瘾，而且对将来如何好好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无所知。

在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中，丹尼头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抑郁情绪。“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让我能够重新体会到自己的情感，我几乎都忘了当初为什么要摆脱它们。”他说，“那些感受太痛苦了。过去这一周，我不断遭到回忆的轮番轰炸。”他用那双操作起重机的手抹去脸上的泪水，“我既没有故乡也没有身份，既不是印第安人也不是白人，既不是父亲也不是丈夫。我的弟弟们至少还有彼此和父亲——或者说，父亲的躯壳。他们知道自己是原住民。我有时觉得活下去根本没有意义。”他说这番话时情绪如此激烈，向来内敛的丹尼·莫里森是在以此呼救。我担心他会产生自杀的念头。

在我与丹尼展开心理治疗期间，按当时《加拿大百科全书》的数据，加拿大原住民的自杀率是全国平均自杀率的六倍。（在北方的某些地区，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全国平均自杀率的二十五倍；而因纽特青年的自杀率则高达四十倍。）我很清楚，这并非空洞的威胁。

治疗人格解体——即一个人失去所有同一性的情况——的一大风险，是当这个人重新找到自我认同感之后发生的事情。其虽然重新体会到自己的真实感受，但同时也会重新感觉被困在了当初带来剧烈痛苦的煎熬环境之中。对丹尼来说，“冻结”的感觉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防御机制。他确实无法感到悲伤或快乐，但他生活一切正常，并没有因为失去妻女而沉沦。在货运公司工作的几十年里，他从未请过一天假，而且还是位优秀员工；他存有积蓄，没有对任何东西成瘾，也并没有察觉到任何抑郁情绪。我是不是不应该打破这种平衡？

我在执业期间犯过不少错误，可是，我并不认为建议丹尼回老家是其中之一——不管到头来是多么令人难过。丹尼必须面对他家人的遭遇，一如他必须面对自身的问题。他一直回避父亲，而回避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好处。无论过程有多么悲伤，他至少能因此拥有一段和父亲有关的回忆。

丹尼的前路确实崎岖不平。他后来抑郁得卧床不起，甚至都没有打电话给公司请病假，也没有在和我约定的会面中出现。他的老板也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出勤率变得很不稳定，向来一丝不苟的他看起来失魂落魄。当老板询问丹尼是否向我寻求帮助时，他阴沉地笑了笑。我听了十分担心，因此致电丹尼的家庭医生，请他为丹尼开抗抑郁药。（心理治疗师虽然拥有博士学位，但并非医学博士，所以无法开具处方。）货运公司老板则前去丹尼的住处，建议他当着自己的面服药。两星期以后，我忧心忡忡地催促丹尼的老板，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亲自把他带来。

最后，丹尼凭借自己的力量前来会面。抗抑郁药物开始起作用，现在他至少可以四处走动了。他无精打采地靠在椅子上，只说了一件事：“我从来没有直面过任何事情。”

“真的吗？”我说，“你患有情况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我把精神科医生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书作《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拿给他，接着举起手指列举书中提到的每一条特点：

1. 在缺乏照管与庇护的环境中长大。

“你在寄宿学校长大，没有人爱你，也没有人照顾你。你受冻挨饿，周围的孩子则接连去世。”

2. 存在无力感与无助感。

“没有人能帮助你，你也找不到人求助。等你回到家，母亲却说那些神父——也就是对你施加性虐待的人——是好人。”

3. 在社会、心理与法律层面处于从属地位。

“白人依照法律将你从父母身边带走，你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被锁在寄宿学校。当你向父母求助时，他们却说你站在了敌人的那一边。”

4. 受到种族歧视。

“你因为用克里语‘塔恩塞’向姐姐问好而遭毒打，至今依然拥有生理与心理上的伤痕。你被告知原住民是坏人，还被分配到一个号码而非名字。你的人格被剥夺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你在告解时为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忏悔。”

5. 无家可归，极度贫困。

“你不得不在学校工作，即便如此也依然只能维持生计。而在家里，你父母靠救济金生活。他们虽然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北方极其昂贵的食物，却有钱去买酒喝。”

6. 在生活中不断遭受人际侵害（interpersonal victimization），其中包括儿童时期遭受的虐待以及其他身体暴力。

“那个对你关爱有加的人在你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性骚扰你。而那些没那么友善的人则以极其暴力的方式对你施以性虐待。你酗酒的父母不仅说你是投奔白人的叛徒，还嘲笑你获得的四健会奖牌。”

我把书往桌上一扔。“这份清单上甚至都还没提到你妻女的去世。你说你从未直面过任何事情？你明明极其英勇地直面自己的心魔并获得了胜利。诚然，你曾经封闭了一部分情感，而我们已经凿开这座冰山，让你的心灵逐渐解冻。与此同时，让我们来看看你没有做的是哪些事情。酒精是罹患这种疾病的人首选的成瘾物品。它能消除痛苦，麻木人的神经，让人毕生遭受打骂与虐待所郁积的愤怒得到些许释放。可是，你从未沾过一滴酒。”

我继续说道：“你说你永远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经历你目睹自己父亲喝醉时的感受。可悲的是，许多遭受过性虐待的寄宿学校受害者后来都成了生活中性虐待与暴力的施虐者，因为他们对此之外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你在学校里也是这么被‘养育成人’的，可是，你却从未做过那些事情。你生怕自己犯下错误，甚至都不让女儿坐在你的腿上。”

接着，我提到了丹尼的姐姐。“你从未像其他人那样放弃寻找她。你唯一一次与人起争执——遇到卡车劫匪之外——就是因为对方诽谤你姐姐。

“你有一份工作，之后还成了公司里最优秀的司机。你存得下钱，还跟一位心地善良的女人结婚并用心经营婚姻。你从未对她动手或做过任何你所遭受的事情。你亲身经历了一场未遂的文化灭绝，却拒绝将恐惧传给下一代人。你如此坚强勇敢，无论遭遇什么，你都坚持了下来。

“战场上的英雄经受的都没你多。他们凭借某一天的一桩英勇之举获得荣誉勋章。而你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各条战线上抗争，还都取得了胜利！所以永远不要说什么‘我从未直面过任何事情’！”

我知道自己脾气不好，还常常把这归结于我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血统。我说完这一大通抨击之辞后才意识到自己不仅抬高了声音还忘记了时间，做了一件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我说得太久，超时了。不过我确实感到无比愤慨：丹尼明明是一位心理意义上的英雄，他自己却对此毫无头绪。

丹尼看上去很惊讶。“那好吧。”他简短地说完之后便退出我的办公室，轻轻地关上了门。

我为什么会如此一反常态地长篇大论呢？我是不是害怕他想自杀？我也不太清楚。我希望丹尼会把我的担忧视作对他的关心。我感到自己被这个从未遭遇过的挑战打败了：一个人在自己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年纪被人灌输，认为一种文化野蛮又败坏，要如何才能使其重新对这种文化产生认同呢？连克里语都成了丹尼的触发点。

丹尼和我的这段为期五年的心理治疗旅程已经过了一大半。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丹尼还表示，他跟我说的话比他这辈子跟其他人说的都要多。

我认为自己是在帮助他。不过，我也深知他在某个非常特殊的问题上帮助了我。

我在有关劳拉的第一章里描述过反移情作用：即心理治疗师对病人的感觉。一开始见到丹尼时，他的外貌——即原住民的长相和辫子——实际上成了我的触发点；我在精神病院工作时曾经因为遭到一名梳着辫子的克里族病人殴打而住院，从那以后，每当遇到与袭击者外貌相似的人我都会害怕得心跳加快、透不过气来。

我与丹尼展开心理治疗的第四年，在一个下着雨夹雪的漆黑冬夜，我下班回家，正转入位于多伦多市中心住处的人行道上，只见一名梳着辫子的原住民男子坐在我家昏暗的门廊台阶上。（我们的屋子离加拿大原住民中心只有几条街的距离。）他询问是否可以向我们借雪铲。“我想靠铲雪赚点儿钱，但我没有铲子。”他说，“我看见你的门廊上有一把，于是按了门铃，可是家里没有人。我明天早上会还过来。”我答应之后便没有再惦记这件事。第二天早上，铲子已经回到了门廊上。

我回到家后才意识到，我没有产生任何生理或心理上的恐惧反应。梳着辫子的原住民不再是我的触发点。我对丹尼的反移情变得越来越积极，这也为我的PTSD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