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度过了一段重度抑郁的时期。他对妻女、对姐姐、对父母乃至对自己童年的哀悼终于在多年后一下子喷涌而出。他如今总算能够体会真实感受，并且意识到自己童年时代最糟糕的部分不是性虐待、身体虐待，也不是挨饿受冻，而是绝望至极的孤独。

为了确保不再复发，他又继续服用了两年抗抑郁药物。有一个星期，我让他多加休息并记得服药，因为我会带他在下一次会面中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好极了。”他一如既往不动声色地说道。我当时已经明白，这是他表达幽默的方式。

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表达自己的神情和语气也各不相同。第一次见到丹尼时，我感觉他的声音特别平淡。但等到我和他交谈了将近两百个小时以后，我发现他的说话方式中包含着表示幽默、痛苦、沮丧和其他各种感受的着重强调及语调变化。现在我更了解他了，这才意识到自己在最初几年里错过了不少他说话时难以察觉的弦外之音。

我感觉丹尼太内敛，而丹尼却觉得我说话又响亮又坚决。（说老实话，大多数白人都是如此。）有一天，丹尼进来后说起他在加拿大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听到我的谈话，说他很喜欢。他以前从未称赞过我，我于是问他具体喜欢什么。他说：“听广播时能把你的音量调低。”

在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中，丹尼先发制人地对我此前提到的“新方向”表示反对。“我知道你打算说什么，我还没准备好。”他声明道。

“哦，我可不知道你除了会开卡车之外还会读心术。你哪儿来的那么多时间学这些？快跟我说说。”

“你希望我去接触女性。”

“真的吗？我其实没打算那么说。不过，你以为我要说那方面的事情这一点值得玩味。这很能说明问题。”

“哦，不好。”丹尼意识到自己的心思被我看穿，这对他来说很不寻常。他摇了摇头，表示不打算继续谈论下去。我猜想他已经遇到什么人或者希望如此，不过，我决定之后再聊这件事。

我其实想讨论的是寻求原住民疗愈的想法。我说我这些年来一直在自学这方面的内容，并且觉得他需要这样的帮助。“有一件事我很清楚，我对你的引导终归有限。”我说道。他的眼睛微微眯起，我知道这意味着恐惧，或者至少是顾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治疗已经结束。只要你需要我，我一直都会在这里。”接着，我又加了句自嘲的话，“毕竟，是我把你从麻木的状态带入深深的抑郁之中。”

“是啊，真是要谢谢你。”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真心认为你需要原住民的疗愈方式。你梦见的都是陷阱里的动物，或是变成半人半兽的动物。你的内心在苦苦寻求这方面的引导。”我恳切地告诉他。接着，我说我认为他的治疗中需要更多灵性层面的帮助——西方世界的欧洲文化关注的是心智、身体和情感，而原住民的世界观则更加浑然一体。根据我的观察以及原住民疗愈师的教导，我发现他们的疗愈仪式更侧重心灵的满足以及与宇宙合一的感受。我补充说，不同文化对健康的心灵有着各自不同的界定。

我提议丹尼尝试集体疗愈，并请他耐心听我说完。

“集体。天啊，不行。”他的表情特别惊骇。

“丹尼，集体性的创伤需要集体性的疗愈。”我感慨道，“只有同为原住民的人们才能理解自己的族人数百年来受到的创伤所造成的影响。”

这在我看来显而易见。那么多原住民都经历了相同的创伤——失去土地与生计，在寄宿学校遭到性虐待与身体虐待——而且对于原住民的身份都持有相同的自我厌恶。此外，这也是一种在好几代人之间不断延续的创伤：许多被送去寄宿学校的孩子都受到过恶劣的对待，这导致他们在成年后对于如何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无所知。“这几代人需要倾听彼此的痛苦，然后以自身的文化传统作为基础共同疗愈。”我说。

丹尼摇头表示拒绝。我于是做最后一次尝试：“这与匿名戒酒会有点儿相似；你们都被困在了同一张网中，需要向彼此展示自己是如何设法爬出来的。你们可以当彼此的榜样。”我告诉他，我接纳酗酒人士进行心理治疗的前提条件，就是他们首先要同意在六十天内参加六十次匿名戒酒会的活动。“听别人讲述各自克服困难的经历会让人受到鼓舞。”

丹尼再次摇了摇头，依然没有被说服。“我住在城市里，我要去哪里参加呢？在商场里敲鼓吗？我可不要回保留地去。”

“我完全理解。”我说。我知道他家里的情况，也知道他家所在的保留地是全国最混乱的地区之一。我提醒他，如今生活在保留地之外的原住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很多人都住在多伦多。

丹尼只是“嗯”了一声，接着，在沉默了二十分钟以后，他用夹杂着嘲笑与惶恐的语气问我：“他们在市中心组织灵性疗愈的活动时会做点什么呢？”

“蒸汗小屋[蒸汗小屋通常是能够对内部进行加热的圆顶结构建筑。在原住民文化中，人们会在小屋内进行各种净化仪式，并将其作为促进健康的养生方式。]、鼓圈[鼓圈：原住民在定期举行的帕瓦节集会时会围坐成一圈击打放在中央的大鼓，通常还会一边敲打一边歌唱。]、谈话圈、集体捕猎，各种活动都有。并非所有活动都在多伦多举办。你知道吗，安大略也有片森林。”我说，“何不从这些开始了解，报名参加一些克里语的课程呢？”

“纳莫亚。”他说道。大概是克里语的“不”。

我执着起来就像看到骨头的狗一样不依不饶。“这种语言听起来十分迷人，尤其是其中具有的文化与习俗，体现出亲缘关系对克里人来说非常重要。”

“克里语？你没开玩笑吧？那我得从头学起了。我在北方的时候，就连听到我父亲说克里语心都会怦怦直跳。我小时候被揍得都没法说这门语言了。”他说完，像是在跟我示威一样接着说，“想要用你的词汇来形容吗？好吧：克里语是我的触发点。”

我不以为意，而是说他记得的词汇比他认为的更多。“从出生到五岁的这段时间足以让人掌握一门语言，再加上你有几个夏天还回过家。我们可不能被修女和神父打败了。该忏悔的是他们，不是你。”

他试图以工作要求为由来回避。“别再为公司加班了，你要为自己投入更多精力。”我劝他，“你要像保护货物那样保护你的心灵。”他又眯起了眼睛，这意味着他要么很焦虑，要么想要开溜。“接纳原住民的身份让你感到害怕吗？要是我曾经被揍到那种程度，也会感到害怕。”

“我还留着辫子。”

“是的。这很能说明问题。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原住民的人。”

“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白的人。”

我们都笑了——我皮肤确实很白，头上还有白发。“我为‘苍白的脸’赋予了全新的定义。”我说。

我没有再提起尝试原住民疗愈的事。丹尼会按照自己的节奏行事。他的节奏和我的节奏相去甚远。

几个月后，就在圣诞节前夕，丹尼想给邀请他参加圣诞晚宴的秘书买一份礼物。那位秘书领养的原住民女儿一直被视为“麻烦”，但如果换作是现在，她会被诊断为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身为白人的秘书坦然告诉丹尼，之所以邀请他是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见一见别的原住民。丹尼因此想要准备一份见面礼，我于是提议买一件原住民风格的工艺品。

“去哪里买？我可不想要什么批发来的捕梦网。”

“两个街区之外的加拿大原住民中心里有一家商店。”

丹尼在接下来那个星期来的时候对我说：“塔恩塞。”我记得这是“你好”的意思，因此也回以相同的问候。

“你推荐我去原住民中心是不是因为你知道那里每周有两堂克里语的课程？”

“我不知道。真的，我发誓。”我予以否定，丹尼则显得半信半疑，“我只知道原住民中心隔壁的图书馆。我经常去那里，每周六还会带孩子去参加‘故事一小时’的活动，我发现那里有着全市最丰富的原住民著作与磁带收藏。”

丹尼说他去原住民中心挑选礼物，结果看见隔壁图书馆挂着的指示牌上写着“马西纳伊卡尼卡米克”。他说，那在克里语中是“存放书的小屋或场所”。

“你竟然还记得？”我惊讶地问道。

“我想是吧。我报了克里语的课程。”

结果，克里语的课程乃至与原住民中心建立联系为丹尼带来了莫大的助益。住在城市里的原住民会在中心聚会，保持与自身文化的联系，而丹尼也在我们展开心理治疗的第五年——也是最后一年——设法重新找回自己的原住民身份。

丹尼迈出的第一步是踏入户外生活。他意识到自己多年来一直在模拟狩猎（“开着卡车追踪猎物”），而现在，他决定动真格了。首先，他开始在加拿大森林中徒步旅行。（我也爱好徒步，当我们在等候室看见对方穿着一模一样的山地装备消费者合作社的夹克衫时不约而同地笑了，彼此的距离也更近了一些。）他独自一人在安大略省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各种森林里生活，还徒步行走了数百英里。接着，他开始去萨斯喀彻温省北部独自狩猎驼鹿，对此非常享受。

有一个星期，丹尼来会面时告诉我，他在马尼托巴省遇到一个来自他家保留地的人，说他的父亲已经在八个月前去世。丹尼家里没有人联系过他。但他看起来并不难过，还说对他而言父亲在他五岁时就死了——他用的词语是“被消灭了”。他也无意联络弟弟们，称与他们已经“失去联系”。不过，他倒是有兴趣结识一些想要追寻自己文化根脉的原住民。

大约在同一时期，丹尼还扩充了自己的行头：他依然会穿黑色牛仔裤和皮夹克，但他把黑色T恤衫和法兰绒衬衫换成了熨烫过的棉质衬衫。他同时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在与我会面之后步行前往原住民中心学克里语。

心理治疗师照理说不应该开来访者的玩笑，但如今丹尼和我已经非常熟悉，因此我忍不住对他说：“为什么你以前来我办公室的时候从不好好打扮，但现在要去原住民中心就忽然打扮起来了？”

“你在说什么呀？”他嘟哝道。

“学克里语通常并不意味着去干洗店送洗。”

“我猜别的学克里语的人都是这么告诉你的。”

“‘我不过是说说而已’。”丹尼这句低调的口头禅已经被我模仿得惟妙惟肖。

他笑了。“好吧，好吧。她名叫萨希纳，是奥吉布威族人。她在原住民中心负责图书交流的工作。”

“跟我说说她吧。”

“没什么好说的。”

为什么我一点也不惊讶呢？终于，丹尼告诉我她长得很漂亮，比他小八岁，而且和他一样想要寻根。她的父亲上过寄宿学校，后来开始酗酒。她和她的兄弟则被卷入了“六十年代掏空运动”[“六十年代掏空运动”指的是加拿大政府在二十世纪中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允许儿童福利机构将原住民儿童从家庭及社区中带走或“掏空”，安置在寄养家庭，继而由白人家庭收养。虽然该运动的名字中包含“六十年代”，但实际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并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和许多原住民儿童一样被白人家庭收养。二人被来自滑铁卢的德裔加拿大夫妇收养，成了他们仅有的孩子。“她说父母尽管为人很好，却从未提起过他们的原住民身份。她后来与白人男性结婚，一年之后便离了婚。”丹尼透露，“后来大约在十年前，她和她的兄弟开始追寻自己的文化血脉。她还会组织各种各样有关印第安人的活动。”

“她是原住民文化中心的正式员工吗？”

“不。她是儿童医院的社工。”

“那么，你们约会过吗？”我说完，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我们一起参加过一些印第安人聚会。我也跟着她出席了一些奥吉布威族的活动。她和她兄弟关系很好，还在东区买了房子一起生活。”

“你约她出去过吗？”

“没有。我因为她才对中心的一些活动产生了兴趣。我以前只会在休息室里坐着，从图书交流处借书看。她介绍我认识了她的兄弟和其他一些人啊什么的。”

“她为人怎么样？”

他思考了几分钟。“应该说挺平静的。最好的一点是——她喜欢话不多的男人。”

“哦，那她可找对人了。”

他点了点头，我忍不住笑了。

“所以说，你和她在一起时不觉得有压力。”

“我可以单纯当一个原住民，无须多费口舌。”他说着，向后靠在椅子上。

“那一定让你松了口气。”我说，“你的妻子虽然心地善良，可你在她面前依然要整天表现得像个白人一样，一定很辛苦。”

“像是在寄宿学校。”

自从聊起萨希纳（她的名字在奥吉布威语中的意思是“夜莺”），我通过数星期的会面了解到，丹尼非常喜欢她。她和丹尼一样感觉自己被困在了白人的世界，等到她调查身在保留地的亲生父母后则发现，他们已经过于失常，难以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可是，她依然非常珍视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她在白人社会一直感到格格不入，即便她尊敬甚至爱戴养父母，却还是认识到自己和他们不同。养父母还供她念大学，她也和丹尼一样有着强烈的职业道德感，擅长做“白人的工作”（她兄弟则不然，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好）。

心理治疗师需要询问来访者的性生活，但我知道丹尼非常注重隐私。然而，考虑到他曾经遭受性虐待，我也不了解萨希纳的过去，我还是得问一问：“性生活呢？”

“性生活怎么了？”他回答道，就好像我是个疯子似的。

“嗯，这与我们一直以来所探讨的童年问题有关。”

“我至少不用解释为什么我胸口不长毛。”他拐弯抹角地说。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知道丹尼是在委婉地表示他并不紧张，与他喜欢的原住民女性发生性行为让他感到安慰。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以近乎耳语的声音说：“有一天吃早餐的时候，我正在喝咖啡，她坐到了我的腿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他的触发点之一，因为天主教神父以前便会让他坐在腿上。丹尼望着窗外说道：“我想到了你，还有我们设法解决‘汤头’问题的过程。我告诉她：‘我不喜欢别人坐在我的腿上。’她立即站了起来，神色窘迫又略显伤心。我于是说：‘这让我想起在寄宿学校时的一段特别糟糕的经历，跟你没有关系。’她似乎明白了过来，不再感到难过。老实说，我特别害怕开口。但我不顾内心的抵触还是照实说了。我必须告诉她，不然就会像以前和妻子那样渐渐疏远。我不想重复过去。”

“亲密关系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语言，对曾经遭受过打击的你来说尤其如此。不过你已经学会了。”

“我说得都听不出口音了。”他挖苦道。

我问起丹尼是否和萨希纳住在一起，他笑着说差不多算是，因为她在几个月前的一个周末去他那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一星期后，丹尼又迈过了一个里程碑。他在那次会面中说他和萨希纳的兄弟一起去参加了一次帕瓦节的庆典。他说活动嘈杂拥挤，“不适合我”。我再次鼓励他去参加一些原住民的疗愈仪式。

他真的去了。他与另外八名男子一起前往多伦多附近的城市汉密尔顿，去体验了蒸汗小屋。仪式期间，他们在圆顶帐篷里坐成一圈，中央是加热过的石头。他了解到，圆锥形的帐篷代表孕育生命的大地之母；而这些石头则被称为“祖辈”，因为它们非常古老，见识广博。石头不断被加热，参与者则一边流汗一边交谈。丹尼说帐篷里热到令人难以置信。石头一共被加热四回，第二回的时候，男人们汗流浃背地一个接一个倾吐内心的感受，就这样持续了一整天。

丹尼告诉我，置身于黑暗中时就像是身处炽热的子宫。他听到其他男子诉说着的“可怕烂事”竟与困扰他多年的那些一模一样。他感觉童年时代摄入的毒素正从体内释放，他通过汗水将毒素排出，然后用毛巾拭去。当他听见有人吐露自己酗酒成瘾让家人失望时，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好奇要是父亲能够分享自己的痛苦，会说些什么呢。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丹尼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原住民疗愈活动，比如烟斗仪式，他在仪式中试图与大地之母连接，并表达自己的一些希望。他还参加了谈话圈，听大家发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一直等到大家都说完，可能要花很长时间”。他最喜欢的仪式是烟熏净化，就是用烟雾净化周遭，既可以让人集中精神，又能消除负能量。他和萨希纳几乎每天都会用烟熏净化自己的家与内心。丹尼之所以会喜欢，是因为这样的仪式迫使他振作精神，去思考每一天要把能量用在哪里，让他每天早上都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会面快结束时，丹尼看着我说：“你知道吗，你说得对。”

“我洗耳恭听。”我回答道。

他摇了摇头：“白人就是喜欢占理。要是他们知道自己在理，肯定会当面唠叨五十遍。”

“我超级白的头发和皮肤都能证明我有多喜欢占理。跟我说说我说了什么有道理的话，让我高兴高兴。”我笑着说。

“白人的心理治疗没有灵魂，就像甜甜圈一样，中间有个洞。”他说，“我因为你了解到自己内心存在痛苦，也学会了如何去体会各种情绪之类的，但这无关灵性，而灵性与痊愈关系最密切，所以我需要原住民疗愈的帮助。”

心理治疗的最后几个月里，丹尼加入狩猎队，在冬天去北方露营，萨希纳的兄弟也在其中。“我们要趴在地上守候驼鹿。”他告诉我，“这种动物易受惊吓，必须离得远远的，伺机行动。要是猎人靠得太近，它们感觉得到。狩猎队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坚持下来。我于是说我想试试。”

我情不自禁地欢呼：“那些上了年纪的奥吉布威人可比不上你这个经验老到的克里人。”

“你说对了。我在地上趴了好几天，终于逮到了。”

我把所有的客观立场都抛在一边，为他鼓起掌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心理治疗师不应表现出富有情感色彩的一面。不过，由于我们的心理治疗差不多已经完成，我希望为丹尼做的不单单是充当一位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治疗师。他需要有人支持，一个站在他身旁一心支持不求回报的人——一个希望他能够幸福的人。经历过严重精神创伤的人会变得麻木，一直要等到他们遇见富有同理心的见证者才会慢慢恢复。当他们相信这样的见证者真实可靠，自己也会变得“真实”，并敢于敞开内心。

丹尼说，那场狩猎之旅棒极了。他们设陷阱时，他回想起小时候学过的各种把陷阱埋在雪里的窍门。他还回忆起父亲传授狩猎技巧时有多么慈祥耐心。扑面而来的回忆让他万分高兴，他五岁以来头一次感到神灵与自己同在。他一边向我诉说，一边露出前所未见的灿烂笑容，笑得一口整齐的白牙都露了出来。

看着他那毫无防备的笑容，我知道我们的治疗结束了。我很失落，但依然得告诉他：“丹尼，我们的心理治疗已经完成。我想你也已经感觉到了。”他站起身，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会面。他不露声色，我也没有做什么表示。接着，他径直站起身离开了。

我透过窗户看他，看着这个曾经让我害怕、如今却情同手足的男子。他穿着短皮夹克和蛇皮靴子迈着大步离开，辫子在身后来回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