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心理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在谈到人类的心灵时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用尽一切办法拼凑而成的艺术品。”艾伦娜——也是我最值得一提的来访者——确实动用了一切可用的手段，她保持理智的其中一些方式是如此巧妙，简直堪称艺术。

艾伦娜受到过极其残忍的严重虐待。不过，尽管她的经历十分可怕，我却逐渐意识到，她遭受的种种恶行依然难以掩盖她人格的闪耀光辉。这名年轻女子凭借坚强性格、智慧和母性本能经受住了创伤。艾伦娜比我遇到过的任何人都更能证明，人的心智能够经受住巨大的考验并依然保持完整。

将艾伦娜介绍给我的是一位专注于性别问题的心理治疗师同事。这位同事首先讲述了她是如何得知艾伦娜的。

同事在若干年前接收过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的来访者，并在心理治疗期间见证了克里斯托弗转换成简的过程。克里斯托弗是一名语言学教授，他在孩子们上大学以后与妻子离婚，开始经历漫长又艰辛的从男性到女性的转换。接受心理治疗的跨性别人士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四十年前）克里斯托弗转换性别的时候却极为罕见，不仅公众对此不太能接受，性转换的激素治疗与手术也比现在落后很多。我的同事帮助他度过了其中最痛苦的那个阶段：切除器官，接受会对身体产生巨大影响的雌激素治疗。那时，这依然是医学界一个小小的全新细分领域，而且性别转换往往要耗时数年。不过，简的性格特立独行，历经艰险之后，她最终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恢复良好。

1996年10月，我的同事接到了简的电话，简询问她是否能为自己的伴侣艾伦娜进行心理治疗。这对情侣都对计算机语言感兴趣，二人是在大学图书馆的计算机区域认识的，已经幸福地在一起生活了十一年。

通常而言，一名心理治疗师不适合对同一家庭中的不同成员进行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忠诚度可能会混淆——因此她将艾伦娜介绍给我。当我问起问题的性质时，她回答说，曾经的来访者简只说了这样一句话：“难以用语言形容。”一名语言学家说出这样的话，足以说明问题。

我答应见艾伦娜。她当时三十五岁，比简小了将近二十岁。对我来说，这一案例在很多方面都前所未有。而且，这些“第一次”从我走进等候室去见艾伦娜时便接踵而至。一般来说，来访者会坐着等待。艾伦娜却像个全神贯注的士兵一样背对着唯一的那扇窗户站着面对我，眼睛睁得大大的，眼里充满恐惧。

她骨架很小，有一头自然卷的粉金色短发，皮肤白皙，略带雀斑的脸上没有化妆，美得像精灵一样。她身穿灰色T恤，外面罩着一件敞开着的法兰绒格子衬衫，下身是一条卡其色工装裤和一双黑色高帮跑鞋。（在我与她会面的那些年里，她的行头都大同小异。）

为了帮助她平静下来，我提议给她端杯茶。接着，我带她进入我的办公室，她坐在椅子的边沿，随时准备溜走。茶端来之后，我问起能为她做些什么。“也许什么也做不了。”她说道。与其说她是心怀抵触，不如说是单纯在陈述事实。我问她有什么烦心事，她低下头笑了，还挠起自己的手来。她的双手鲜红，像是被浸在了甜菜汁里似的。“我想我很紧张。”她说。这时，她的呼吸变得短而急促，听起来就像是绘本《小火车头做到了》里的小火车头在爬山。她的脸色如此苍白，连雀斑都褪了色。我担心她晕倒，于是劝她赶紧喝口茶。

我问起艾伦娜的家庭生活，她说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鲁珀特王子港长大。艾伦娜快满三岁时，她的母亲由于被儿童保护协会判定失职而离开了她。此后，她和妹妹格雷琴由酗酒吸毒的父亲抚养长大。艾伦娜接着解释说，是父亲把海洛因放在母亲口袋里栽赃给她并报了警。警察赶来后，艾伦娜的父亲指出自己的妻子十几岁时曾在卡尔加里当妓女。艾伦娜对此表示自己“出身并不光荣”。她的母亲当时只有二十二岁，为了保住孩子们还在法庭上奋力抗争，可是法庭却判定艾伦娜的父亲是更加尽责的家长，因为他被贴上“天才”的标签，而且在一家大型计算机公司担任程序员，有着一份令人钦佩的工作。多年以后他才因为吸毒、酗酒及各种匪夷所思的行为遭公司解雇。

我希望她举个例子。艾伦娜说，他杀死了住在公司仓库里的那只名叫“活线”的猫。“他把猫电死是为了取乐，还在猫的脖子上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活线不活’。他被解雇时才意识到其他人并不觉得这有多好玩。”

虐待狂——即通过施加痛苦或羞辱获得快感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让别人多么反感。他们最终会像艾伦娜的父亲那样，开始与同样拥有反常癖好的其他虐待狂来往。

我又问了一些关于艾伦娜父亲的问题。她告诉我，这么称呼他让她感到难过。（她的父亲也对此感到不快，因此要求两个女儿都直呼其名：阿特。）她要求我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都不要再用“父亲”称呼他，而是叫他阿特。

第一次会面结束时，我试图搞明白为什么艾伦娜置身我的办公室会如此不安。她坦白说：“我担心你要是知道我脑袋里在想些什么，会把我关起来。”

对于心理治疗师来说，这样的恐惧往往非常棘手，因为如果艾伦娜对自身或他人构成威胁，就必须入院治疗。由于艾伦娜的母亲曾被错误地指认为伤风败俗、吸毒成瘾且无法胜任家长一职，她想必害怕会遭受类似的干预。我并不想吓到她，于是没有追问下去，而是询问她是否可以描述其中的一种症状。“你可以告诉我一种不会危及生命的症状，我们下周可以就此展开聊聊。”我提议道。

“有些事物会让我感到恶心，还会干呕。如果我不马上远离，就会难以控制地喷射性呕吐。”

显然，收集完整病史可能超出了艾伦娜的承受范围。无论是双手充血、换气过度还是瞳孔放大，种种身体反应都是她内心极度动荡的外在迹象。我们要谨慎地向前推进。

艾伦娜在下一次的会面中带来一份清单，上面列着导致她恶心、干呕或呕吐的各种触发点。我问她这些症状对工作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她说她在律所工作已有数年时间，每当她感到不适都可以随时离开房间，没有人会过问。

我问起艾伦娜的律师资质，她说她只在大学待了不到一年时间，二十出头时在这家公司的计算机部门找了份工作后便一路往上爬。如今，她主要为庭审准备案情摘要。她话语间透露自己正为城内最好的律所之一处理一件金额涉及数百万加元的案子。可是，由于她并非律师，因此工资从未达到律师标准。艾伦娜有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和极高的智商，能同时处理好几个案子并把所有细节都记在脑子里。尽管她最喜欢的领域是家庭法——她对自己童年的案例做过研究——律所最看重的还是她在专利法领域的知识。他们离不开艾伦娜。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救过他们好几百次燃眉之急。他们知道我很古怪，因此不会打扰我。”艾伦娜在公司来去自由，“不过，他们要是有大案子要开庭，我可以面不改色地连续熬好几个通宵。”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既然她如此擅长，为什么不亲自去当律师？但我忍住没问——在这个紧要关头，她最不需要的就是任何形式的对立。

谈到这里，艾伦娜显得更像是在谈工作，还拿出那张写着触发点的纸：“导致我喷射性呕吐的原因清单上的第一项，”她开始说了起来，“是鱼的气味。我没法去美食广场，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喷吐到某张桌子上。”我问起原因后，她平静地透露阿特在她四岁到十四岁期间一直会侵害她。阿特还说，如果艾伦娜不从，他就去隔壁格雷琴的房间。年幼的艾伦娜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在实际遭受伤害与羞辱的时刻表现出享受的样子。“我一直很喜欢算术，于是我会数墙纸上的花，然后在他侵犯我的时候用花来编排数学题。”她说，“我痛恨自己这么做，也痛恨他，但我拯救了我的妹妹。他一直逼迫我，直到我闻起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像鱼一样’。正因为此，我闻到鱼就会感到恶心。”

我没有表现出对如此骇人的残忍行径感受到的震惊。我通过其他有过极端遭遇的来访者了解到，如果我表达任何超出常规的情绪，他们便会感到害怕，变得沉默不语。艾伦娜对他人表达同情或同理心并不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她认为同情既虚假古怪又让人感到疏远。她后来这样解释自己对同理心的感受：“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家后发现阿特开始像和颜悦色的幼儿园老师那样说话，我会被吓坏的，或者至少感觉不对劲。你看，这就是我对他人展现同理心时的感觉。”

艾伦娜的症状清单上的第二项是轻触，因为阿特就是这样靠近她的。轻触会让她干呕。第三项是咀嚼的声音，或者用她的话来说，“咂嘴。”这还是跟阿特令人发指的行径有关：如果她不显露快感，他就会咬她的私处。

第四项是浴室。她不管去什么样的浴室都要屏住呼吸。我问起原因时，她跑出我的办公室在洗手间里呕吐了起来。在艾伦娜与我展开心理治疗的这些年里，她从未透露阿特在浴室里对她做过什么。她说如果讲出来的话就会变成现实，这样一来，她可能无法“回到这个世界”。

艾伦娜对这一问题的回避让我感到很矛盾。在任何弗洛伊德式或以无意识为主导的心理治疗中，目标都是将来访者脑海中无意识的部分引入意识的领域，这样他们就不必再按照自己强大但无意识的需求行事。只有将创伤性事件说出来，来访者才能在会面中回顾那些时刻，并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克服焦虑、羞耻或内疚的情绪。不过，当时的我执业已经很长时间，我知道并不存在什么正统的做法，每个来访者也都各不相同。艾伦娜让我意识到，有些经历真的很难再次回首。

她称之为“呕吐清单”的列表上全是频繁遭到侵害导致的触发点。她表示，最让她感到恶心的就是阿特逼迫她假装高潮使她看似成了同谋。她说：“这些身体上的折磨其实可以忍受。更加严酷的伤害，或者说是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会收到的‘礼物’，是不断闪现的假装与阿特都很享受高潮的回忆。那幅画面让我的心隐隐作痛，每次回想起时的羞耻感都让我无法呼吸——就好像我的胸膛被一把老虎钳紧紧夹住了一样。”

我点点头。从长远来看，羞耻感存在的时间往往比身体上的痛苦更长久。“不管是谁，只要想起一段屈辱的记忆，都仿佛重新经历一遍那样历历在目。”我说。

尽管艾伦娜有过可怕的遭遇，但她依然极为风趣，黑色幽默更是手到擒来。比如说，她第一次观看电影《当哈利遇到莎莉》，当主演梅格·瑞恩在餐厅假装高潮的著名场面出现时，她说自己在五岁就学会了。她后来终于琢磨出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在夜晚剩下的时间里不受到阿特的打扰。艾伦娜说：“阿特不仅是个强奸犯，还是个自大狂。他需要相信自己是个优秀的情人。”

阿特还会强迫艾伦娜和他的朋友上床，还会向他们收费。阿特非常喜爱电影《出租车司机》，对朱迪·福斯特扮演的雏妓更是情有独钟。这位女演员与艾伦娜同年同月出生，而且长得也有点儿像——尤其是在她们十二岁的时候。阿特买来朱迪·福斯特在电影中穿的同款粉色短裤和花衬衫，让艾伦娜换上这套衣服，还希望艾伦娜用朱迪·福斯特在电影中与罗伯特·德尼罗对话时用的俚语和他说话。

更糟糕的是，艾伦娜还被强制喝酒吸毒：从大麻、可卡因到致幻剂，什么都有。在大约六岁到十四岁期间，艾伦娜差不多每周会服用一次迷幻药。令人惊讶的是，她并没有出现药物诱发的精神错乱或任何闪回。（服用大量毒品的人经常会出现闪回，产生幻觉、被害妄想和精神错乱，即便在多年以后也依然如此。）

艾伦娜说自己从未受到男性吸引，并且往往喜欢传统而言男性感兴趣的事物，比如组装电脑，参加空手道、柔道、自由搏击或是玩很暴力的电子游戏。艾伦娜并没有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作为问题来关注，因此我也没有。

我询问她现在与简的亲密关系状况，她说自己没有任何生理欲望。“我有很多身体和心理上的伤痕，简也是。我们两个都不太关注性。对我来说，‘美好’和‘性’这两个词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她与简饱经世事，能过上安静体面的平凡生活就已知足。用艾伦娜的话来说就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让自己保持理智。”由于她并不认为这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也将注意力放在更加紧迫的事情上。

我问起阿特犯下的身体暴力，她说她很少遇到。她的反应往往先于阿特，知道什么时候该消失，什么时候又该安抚他。然而艾伦娜母亲以前却经常会遭到阿特殴打。

艾伦娜童年时遭遇的最可怕的事件之一发生在她大约六岁、格雷琴三岁的时候。她们和阿特一起乘坐自制的木筏沿河顺流而下。阿特当时嗑了迷幻药。“他忽然暴跳如雷，把我和妹妹推下木筏独自回到岸上。”她回忆道。他大喊着说她们是“女妖”，让她们别再像小宝宝一样，要学会游泳。“格雷琴开始溺水，我试图让她浮出水面，也因此溺水。”

阿特的朋友蒂姆曾因性犯罪入狱，他一直在岸上嘲笑阿特的怪诞举动。“他后来总算意识到我们真的溺水了，格雷琴都已经沉下去了。”蒂姆游过去救她们上岸。等到他们都气喘吁吁地上了岸，又惊魂未定地给格雷琴做心肺复苏。蒂姆一拳打在阿特嘴上，告诉他这么做太过火了。阿特说：“我想你说得对。我差点儿把下金蛋的鹅给弄死了。”

艾伦娜说那天的情形像慢动作播放的电影一样历历在目。格雷琴再也不是从前的她了，还患上了恐惧症。艾伦娜意识到阿特根本不在乎她们的死活。“不过最不可思议的是，真正让我保持理智的竟然是蒂姆说阿特是‘变态混账’。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阿特有问题。我原本还以为有问题的是母亲和我。阿特经常大吼，说我像我母亲一样是个‘冷漠的婊子’。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意思，但我听得出来，那不是什么好话。”

“儿时的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遭到侵害，只知道自己不愿合作、十分‘冷漠’，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我总结说。

出于好奇，我问蒂姆后来是否再次帮助过她们。她说蒂姆救她们的唯一原因是不希望自己成为凶杀的同谋。他和阿特不同，他蹲过监狱，不想再回到里头。他虽然会与阿特激烈争执，却始终是朋友。阿特与蒂姆是在泰德·邦迪粉丝俱乐部认识的。臭名昭著的美国连环杀手泰德·邦迪终于在1989年被执行死刑。他两次越狱，每次都会继续展开疯狂杀戮。邦迪和阿特一样非常聪明，他曾就读法学院，还为自己辩护。阿特就曾模仿邦迪，在判定妻子有失母职的审判中担任自己的律师。邦迪身材高大，黝黑英俊。阿特则个子矮小，长着雀斑和一头红发，但他幻想自己和泰德·邦迪一样既邪恶又极为英俊。可惜他的这种看法只对了前面的一半，后半句大错特错。艾伦娜讲述以下事迹时，仿佛在说阿特是当地扶轮社[扶轮社是依照国际扶轮规章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旨在增进职业交流并提供社会服务。]成员一般稀松平常：“他和他的病态同伙们会在每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唱生日歌并向邦迪祝酒庆生，还会定期举办泰德·邦迪粉丝俱乐部聚会。”

蒂姆和阿特都视邦迪为偶像，也想受到崇拜，就像邦迪的粉丝“崇拜”邦迪一样。艾伦娜直到十几岁时才发现，泰德·邦迪根本就算不上英雄。

我省略了这一案例中大部分的恐怖细节，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描述都太过可怕。我向精神科医生咨询艾伦娜是否可以接受药物治疗时曾介绍过她的病史，就连这位医生也不忍听下去。她眼里噙着泪水，问我为何能对这么恐怖的遭遇如此坦然。

我思考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可能和我自己的童年有关。我主要由父亲抚养长大。四岁到十三岁期间，我和他一起在家里开的药房工作，给人送药。我在那段时间里目睹了各种可怕的境遇：贫穷、卖淫、人们独自死去、女性遭到殴打，还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然而我父亲指出，我的工作并非为路上的每个客户提供服务；如果有人需要帮助，我应该主动打电话联系警察或救护车；我的职责是不断前进，把所有的药都送到他人手中。如果我执着于其中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就会被情绪左右，无法完成工作。司机和我常常到天黑后才收工。简而言之，我在很小的年纪就已学会如何把个人情绪分隔（compartmentalize）开来。

艾伦娜也学会了如何分隔情绪，甚至会以黑色幽默来转移痛苦。她曾经告诉我阿特是如何疏于照管她们，没有留下任何食物。她和格雷琴会在橱柜里翻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哪怕是生面粉和糖。她把自己称为“生食运动的鼻祖”。有人也许会纳闷，面对这样的境遇，谁还有心思开玩笑呢？但艾伦娜就可以。这就是她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