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娜的有些经历听起来就像童话《小红帽》里的情节。只不过，在艾伦娜的案例中，祖母就是那匹狼。

阿特靠电脑公司发放的遣散费生活了一段时间。等到这笔钱用完，救济金申请也遭拒后，他在四千公里外安大略省柯克兰莱克的一座矿山找了份工作。他只做了两个星期就被解雇，不过，他之后继续留在镇上售卖毒品。他离开前将艾伦娜和格雷琴送到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蒂马特的父母家中。他的父母是虔诚的教徒，阿特将二人送去时，他们都去了教堂。于是阿特留了张纸条说他六个月后就会回来，结果一拖就是两年。

听闻当时七岁的艾伦娜脱离阿特的魔掌，进入一个有母亲也有父亲的信教家庭，我松了口气。可艾伦娜很快打消了我的这种想法。她的祖母和阿特一样邪恶，只不过方式有所不同。

我使用非心理学术语的“邪恶”一词描述阿特和他的母亲，是因为没有任何心理学术语或诊断结论能够充分概括他们的残忍本性，最接近的一个术语要数“精神变态者”（psychopath）。精神变态者缺乏同理心，有着肤浅的魅力和浮夸的自我价值感，且撒谎成性。此外他们也很狡猾，善于操纵他人、缺乏悔悟、薄情寡义，拒绝为自身的行为负责，并且沉迷于一种寄生式的生活方式。阿特显然表现出了所有这些特征，他母亲也占了其中几项。他们无疑是精神变态者与虐待狂，可他们具有的邪恶特质比这两种类型所包含的要多得多。阿特和他的母亲自成一类，在任何心理学手册中都没出现过。

阿特的虐待行径虽然可怕，但持续的时间都比较短。他大多数时候都极为自恋且自我陶醉，除非自身直接受到影响，不然不会去管教孩子。举例而言，如果艾伦娜比他先吃了饭，他就会生气；但如果艾伦娜没去上学，他则不以为意。他的母亲——也就是艾伦娜的祖母——则不然，她是一位心理不正常的宗教狂热分子，有充沛的精力对周围的人造成破坏。阿特有个姐妹在十几岁时就被送进过某种收容机构，没有人知道她出了什么问题，也很少有人提起她；而阿特这个备受溺爱的孩子则做什么都对。艾伦娜的祖母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却很聪明。她的儿子在学校里屡获殊荣便是她才智的佐证，儿子的成就助长了她的自大。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却是个穿着背带裤的胖子，整天坐在摇椅上一言不发，因为抑郁症而表现出类似植物人的状态，连洗澡都要妻子嘱咐。

艾伦娜与格雷琴被送到祖父母家当天就被灌肠，之后每天都是如此。祖母将她们称作“从里脏到外的脏小孩”，说她们毁了阿特拿诺贝尔奖的机会。（祖母以为诺贝尔奖是为编程而设，这是她较为纯良的想象之一。）

在我们的会面中，艾伦娜说话虽然轻声细语，却特别会讲故事。她在诉说时会穿插一些有趣的观察，比如她说祖母家的室内陈设十分俗气，卫生纸架套着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风格的繁复花边。不过，当艾伦娜更深入回忆在祖母家发生的实际事件时，陈述之中的调侃则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恐惧。艾伦娜双手会变得又红又痒，有时还会反胃呕吐，于是我一直会在她身旁放一个桶。

这段故事的全貌经过几个月时间才全部浮出水面。祖母“清理艾伦娜身上污物”的举措最终对她的身体造成了伤害。由于疤痕组织对诸多身体功能造成损伤，她不得不在二十多岁时接受器官重建手术。从来没有医生问起过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的外科医生只说“会尽己所能”。她将永远无法生育。她的家庭医生也向我证实了她遭受的伤害。

此外，艾伦娜从八岁起就开始服用避孕药。阿特第一次给她时只说：“吃这个药。”于是她将一整包药都吞了下去。她后来才学会一天服用一片。十三岁时，她因为内出血去找鲁珀特王子港的妇科医生看病。医生问她服药有多长时间，却从未问起为什么一名八岁的儿童要服用避孕药。艾伦娜遭受的性虐待固然可怕，但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虽然她表现出身体与心理遭到虐待的种种迹象，但学校和卫生部门却没有人加以干预，就好像艾伦娜是个隐形人一样。

在与祖父母一起生活之前，艾伦娜对外部世界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她们过去住在农村，没有电视也没有邻居，她还受到叮嘱不要和学校里的人说话。“阿特和他在邦迪俱乐部里的那些疯疯癫癫的朋友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全部了解。”她告诉我，“这看起来虽然不太像是一条黄砖路[黄砖路典出美国作家李曼·法兰克·鲍姆所作的小说《绿野仙踪》，故事中有人告诉主角桃乐西，只要沿着黄砖铺的路一直走下去，就能到达翡翠城找奥兹国的魔法师帮忙。此后引申为能给人带来希望的“成功之路”。]，但我以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祖母家让她大开眼界，她见识到了另外一个——可怕又狂热的——现实世界。艾伦娜说：“我们会去教堂，教堂里提供早餐，人们在里头交谈，还用火焰和硫黄作为警告，提醒人远离道德沦丧的泥沼。”

艾伦娜刚搬进祖父母家时并不清楚“性取向”是什么意思，她也不知道阿特与她发生的是“性行为”。然而去教堂参加礼拜后，她隐约察觉这样的行为极为可憎。长辈们在教堂里连番斥责性的罪恶。艾伦娜知道阿特违反了一项禁忌，而她自己也做出了令人憎恶的行为。想象一下，小小的女孩忽然明白过来，阿特强迫她做的事情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至于她可能永远被“天国”拒之门外。她说：“我当时不知道上帝是谁，反正他听起来比阿特和奶奶要善良得多。不过话说回来，谁不会这样想呢？我很高兴上帝在天国会接纳所有人。可是，当我意识到自己做了那些事情以后连他也不会接纳我，我心都碎了。”

她正是在那段时间第一次经历身体变形的幻觉。祖母坚持让她每天穿上熨烫过的棉布裙子。艾伦娜开始觉得自己长着巨大的生殖器，而且所有人都看得到。她说生殖器硕大发紫，因为血液的流动而不断搏动，生殖器悬挂在她的裙子底下，几乎垂到地上。在此期间，她简直得了紧张症（catatonic）（紧张症是一种伴随精神麻木的静止状态，非常像是动物的冬眠），整天坐在椅子上不愿起身，害怕人们看到她走路时摇晃着的巨大器官。她拒绝上学，当然也没有人会强迫她去学校。

我希望能从无尽的痛苦中找到她体验过的微小善意，于是问她在祖父母家生活时有没有发生过美好的事情。她想了很久。“有一次，除了上教堂之外从不离开椅子的爷爷——他看也没有看我——默默地把星期天报纸上的漫画那版递给了我。”她眼里噙着泪水，哽咽地说，“我依然记得头版登着名为《吉格斯与玛吉》的四格漫画，”她闭起眼睛笑了笑，接着说，“还有报纸的油墨味。我直到今天仍能画出每个格子里的画面、写出对话泡泡里的文字。”我告诉她那部漫画的名字其实是叫《想起老爹》，她摇了摇头说：“这个标题真是讽刺，毕竟我多年来一直‘想着老爹’。”她指的始终伴随她左右的“呕吐清单”。

祖母逼迫她睡在屋外的车库里，到了冬天就给她一个睡袋。即便是在很小的年纪，艾伦娜也宁愿在妹妹打扫屋子时一个人待在车库里摆弄那里的工具。到了晚上，她冷得只好用烧烤架的防尘罩和汽车的地垫当毯子盖。

阿特从来没有探望过她们。不过，他后来被加拿大皇家骑警赶出柯克兰莱克，护送到了城市边界，还被告知再也不准回来。之后他便去接女儿回家，并再次侵害了艾伦娜。

艾伦娜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自杀的。第二天，她拖着沉重的身躯来到斯基纳河边躺到一块石头上，希望自己能被冻死。她记得自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累得连胳膊也抬不起来。这样的折磨她一天也无法忍受。当时年纪渐长的她——已经八岁了——不仅感受到了一直以来的困惑、痛苦、无望与孤独，和祖母一起生活之后，这股复杂情绪之中还多了内疚与羞耻。她在岩石上躺了一晚上，醒来以后双腿动不了了：这是失温症的先兆。她松了一口气，自己终于快要死了。

暂停一下对这一幕进行思考对我来说很有帮助。我相信那是艾伦娜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她在选择到底要不要继续活下去。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象征意义上而言，许多人在一生中都经历过这样的转折点。难怪哈姆雷特的独白会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段落：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它们扫个干净。[引自朱生豪译本。]

任何想要自杀的人都得在“生存还是毁灭”之间做出选择。然而就某种程度来说，每个人在生活中不是都需要做出类似的种种选择吗？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在继续或改变之间做出选择。我们是甘愿成为安稳又平淡的日常生活的奴隶，还是打破常规、按照想象中的方式重塑生活？真正的改变很可能会带来风险与痛苦，可能还有焦虑与繁重的付出，但这正是“生存”与苟活之间的区别。我们在各自的故事中都曾是懦夫或英雄——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处境与做出的选择。在岩石上的这一幕中，艾伦娜就像哈姆雷特一样，必须决定是否要与“命运暴虐的毒箭”做斗争。

维克多·弗兰克尔[维克多·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是二十世纪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身为犹太人的他全家都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父母、妻子与哥哥全都死于毒气室，只有他和妹妹幸存。他在后文提到的《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书中写到了被关进集中营的经历。]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写到自己在纳粹集中营里面临的困境也与此相同。他描述囚犯面对可怕处境会表现出三个阶段的心理反应：首先是惊恐，其次是冷漠，第三则是人格解体与道德出轨。弗兰克尔的观点是，只有那些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人才能好好活下来。他指出，即使处于最可怕的煎熬之中，我们也依然拥有选择的自由。对弗兰克尔而言，爱就是人类终极追求的最高目标。他努力为他人付出，盼着再次与妻子相见。他的希望与善意是连纳粹也夺不走的东西。

艾伦娜曾经过着“命运暴虐”的生活，而且经受着无比锋利的“毒箭”，可即便如此，她依然拥有选择。就像弗兰克尔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从痛苦中寻找意义。他引用尼采的话，后者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八岁的艾伦娜躺在岩石上冻得半死，她虽然从未听说过弗兰克尔或尼采，但她经历的危机完全符合他们的描述。艾伦娜想到如果格雷琴失去姐姐会承受怎样的煎熬——格雷琴在服用阿特给的药物时比艾伦娜更加痛苦，而且她天性特别温顺。艾伦娜知道自己对格雷琴来说就像母亲一样，是她与阿特之间唯一的缓冲。阿特在夜里将艾伦娜当作伴侣，到了白天则视她如死敌。如果她死了，格雷琴就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艾伦娜拿定主意，自杀太自私了。为了妹妹，她必须活下去。

艾伦娜试图起身回家，但她双腿发软，难以站直身子。她一直坐到中午太阳直射到身上才站起来。起初她不得不爬行——她的双臂比双腿先恢复过来。最后，根本没有人问起过她的去向。

艾伦娜告诉我她的决定时，提到了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她读到过宙斯想要对普罗米修斯施以永恒的惩罚，不仅用锁链将他缚在悬崖上，还派一只鹰去啄食他的肝脏。由于普罗米修斯永生不死，他的肝脏每天晚上都会重新长出来。艾伦娜说她非常了解普罗米修斯的感受。她那天在斯基纳河畔决心活下去，这也象征着她的身体将被“掠食者”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吞食。大多数英勇壮举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但艾伦娜就像普罗米修斯那样选择日复一日经受折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之举。

艾伦娜无私的母性本能帮助她从岩石上爬了起来。“那是我的低谷期。”她告诉我，“我觉得自己真是卑鄙，竟然想要抛下妹妹，而且离开图灵我会很伤心的。”图灵是她心爱的猫，也是她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常驻角色之一。猫与艾伦娜的名字都来自被誉为计算机之父的英国人艾伦·图灵。讽刺的是，图灵——阿特的偶像——同样遭受了折磨。在图灵那个时代，同性恋行为在英国依然被视为犯罪，因此当他受到“严重猥亵罪”的指控时，法庭迫使他在坐牢与化学阉割之间做出选择。他最终在1954年自杀，去世时年仅四十一岁。

我试图说服艾伦娜这并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而且恰恰相反：“你是个英雄。你在整个童年时代都成了战俘，但你每天早上都坚持起床并保持理智。你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妹妹免受你遭遇的痛苦。你比我遇到的任何人都更加勇敢。”像她这样的孩子应该得到一枚奖章才对。我对此的感受如此强烈，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因为情绪激动而变得极为高亢。

艾伦娜第二次在心理治疗中展露真情实感。她的眼睛湿润了，问我是不是真的这样认为。

“真的。我还想为你这样勇敢的人们写一本书呢。”我回答说，“在我看来，勇敢并非一次性的行为，而是直面难以战胜的困难，每天起床反复经历相同的煎熬。”我不禁说出了肺腑之言。然而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叫作“重构”的治疗方法，我在劳拉的案例中也用过。艾伦娜不应将自己视为寻死的懦夫，而是应该看成在忍受折磨的同时还能保持理智的勇敢的人。我相信，重构比我用过的其他任何方法都更能帮助到她。我了解她的过去，可以借此为她重构那些事件与格局。

我们第一年的心理治疗就这样结束了。我逐渐意识到，艾伦娜是我经手过的来访者中遭受虐待最严重的一位。虽然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倾听，但我能够见证她经历的残酷往事，并将其重构为属于她的力量。

一个人的自尊或自负——即自我意识——往往经由父母的帮助，在童年早期就开始发展。自我意识在我们的本能与现实世界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艾伦娜的自我意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脆弱。她从未获得过构建自我的机会。每当她试图巩固对现实、对自我的认知，或是搞清楚如何在这个世界前行，她的父亲或祖母就会将其撕成碎片。我担心自我意识薄弱的人有时会失去对现实的控制，因此，我想与艾伦娜放慢脚步，先巩固她的自我意识，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展开。

随着我们的心理治疗进入第二年，我注意到艾伦娜似乎对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以为意。她如果在工作中获得成功，就会说自己之所以能够解决问题完全是因为其他人“都是有头无脑的笨蛋”。我的猜想则是她比那些傻瓜都更加聪明。她记忆力拔群，擅长作诗，晚上则会阅读数学和物理书籍。她除了爱好跆拳道和空手道，还精通各种暴力的电子游戏，因此获得了参加全国锦标赛的资格。她甚至向游戏公司寄去改进产品的建议，结果其中一家公司发来编程工作的邀约。我为此称赞她，她却说：“玩这些游戏的都是些脑袋空空的怪人，所以游戏公司老板发现玩家竟然有点儿头脑时，肯定会很震惊。”

此外，艾伦娜也否认自己具有聪明才智，理由是不希望从阿特那里继承任何特点。她和阿特不仅外貌上很像——相同的苍白皮肤、雀斑、泛着红色的金发与单薄的身躯——头脑也一样灵光。父女二人在编程乃至包括文字游戏在内的各种头脑体操中都表现得一样出色。“记住，他是个变态的浑蛋，”艾伦娜对我说，“所以我为什么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呢？跟他相似让我感到恶心。”因此，她一如无视自己的精致外表那样——比如说，用指甲刀剪头发——无视自己聪明的脑袋，否定自己的智慧。

不仅如此，艾伦娜对于阿特说她愚笨也笃信不疑。假话听过上千遍多少会让我们信以为真。艾伦娜说她很擅长蒙骗他人（我当时应该对这样的坦白更加留心才对），但她强调，狡猾并不意味着聪明。于是，有一天她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用韦氏成人智力量表——也就是WAIS IQ测试——对她进行突击测试。我并没有给她任何预警，因为我知道这会使她焦虑不安。我觉得这样做有助于消除她认为自己不聪明的谬见。

艾伦娜的测试结果是我见过的最高分——她的分数比99.2%的人都要高。她沮丧地说道：“唉，完了。这就是奶奶说过的阿特的智商水平。”我指出阿特智商虽高，但他还是虐待狂和性变态者，这三者不可混为一谈。“泰德·邦迪不仅是法律专业的学生，还是谋杀犯，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律师都是谋杀犯。成千上万的人都希望拥有你这样的智商。”我说她应该对自己继承的是优点感到庆幸。她既聪明又漂亮，虽然智慧与美貌并非美好生活的保障，但可以让人生更加顺遂。后来，艾伦娜在接受心理治疗的那些年里也确实开始重视自己的智力，在自我价值感方面也有所进步。

智商测试一个月后，艾伦娜在我的建议下向律师事务所要求加薪。从未拥有过个人权利的人会在一开始维护自己的权益时感到非常困难，这一举措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焦虑。我们于是为面谈进行了多次排练。

艾伦娜事后告诉我，当她向这间拥有四百名员工的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提出加薪后，对方不仅嘲笑她，还提议说既然她连法律助理都算不上，就应该对自己享有“空前的自由”而知足。艾伦娜觉得受到轻视，行将崩溃，不过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吉尔德，”她用她给我起的昵称叫我，“我像凤凰一样涅槃重生，我假装自己是你，用你的思路武装自己，开始炮轰那个合伙人。我让他找其他人去加快处理他们的重大专利申请、阅读所有相似的专利，并找出一些工程设备与另一些的不同之处，然后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这些不同之处写一份三十页的报告。他清楚得很，寻找部件差异最拿手的人就是我。”

专利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人都替艾伦娜说话，因为他们都依赖她的才能，到头来要靠她完成的工作才能赚钱——同时频繁抢走她的功劳。艾伦娜的工资就此翻倍，第二年还获得一笔高额奖金。

尽管艾伦娜在生活中不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进步（这正是心理治疗的意义所在），但那段时期对她来说压力很大。我还略微鞭策了她一下，让她去申请法学院或攻读高等数学学位。她拒绝了，说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我问起原因时，她敞开心扉开始诉说。经过一年多的心理治疗，艾伦娜终于准备好要告诉我她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