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娜曾说阿特一直阴魂不散。他喋喋不休说个不停，声音像是被保存在录音带上似的在她脑海中循环播放。每当她踏出舒适区就压力倍增，“录音带”的声音也变得越加响亮。

我让她详细说说都会播放些什么。“嗯，昨天我在阅读一份关于井温计的文件，我需要证明它与其他井温计不同，并说明为什么这款井温计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利。”她开口道，“‘录音带’里的阿特便说，‘你干不了这个。你连加法都不会。你对工程学一窍不通。’接着，他变得玩世不恭，还说我是个‘烂婊子’。就这样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必须努力摆脱在我脑海中萦绕着的大喊声，坚持思考。”

我想到，艾伦娜能够正常工作完全有赖于她的高智商。哪怕她经常分心也依然表现出色。

当艾伦娜置身高压环境时，脑海中声音的干扰就会加剧。“这就是我避免承担过多责任的原因。”她说，“当我取得了某些成就，阿特就会大喊‘你这个该死的骗子’，声音大得让我的心都怦怦直跳。”艾伦娜在讲述这些事情时明显变得焦虑。我问起阿特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常常喊叫，她说，“很少。他有其他拿手的控制手段，他喜欢斗智。”我指出，与一个害怕又依赖于他的孩子斗智并不公平。实际上，这是懦夫的游戏。

她讲述了一个体现阿特恶形恶状的例子。“我小时候喜欢玩数字游戏；我会玩骰子，将它们按照数字从小到大叠在一起。然而上学之后我特别害怕，我以为老师在骗我。”我表示不解，她于是告诉我，阿特故意教了她错误的算术，“他说二加二等于四，但是二加三等于六。他说我以为答案是五真是笨。”艾伦娜面对如此困惑的局面感到非常头疼恶心，“最后我一点加法也做不了了。我上学时会把空白的作业本交上去，这样至少比被嘲笑要好。”没有一个老师联系过她的家长。

艾伦娜喜爱读书，她说阿特会撕毁她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这样一来，我非常钦佩的图书管理员就会没收我的借书卡。”

艾伦娜说到这里低下了头，看起来很沮丧。我略作询问，她指着我那盆杂乱的一品红说圣诞节快到了——阿特一直会做一些让别人以为他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在家里摆一棵圣诞树。可是树下往往没有礼物。有一年阿特问她想要什么，她说她在这世上最想要的东西就是一张书桌。阿特给她买了个洋娃娃，而想要洋娃娃的格雷琴则得到了一张书桌。“我当时九岁，已经过了玩洋娃娃的年纪，而且我从来都不喜欢这个。我要是坐在妹妹的书桌前，他就会惩罚我。我因此懂得永远都不能告诉他我喜欢什么或者想要什么，不然就会被他夺走或取笑。他还一直挑拨我和格雷琴的关系。不过这招从未奏效。”她说道。

“说明你赢了这场战斗。”我表示。

随后，艾伦娜讲述了一件有关她们心爱的猫图灵的可怕事件。有一次，阿特夜里开卡车载着艾伦娜和妹妹去兜风，说他想去山的那边看月亮。“于是，图灵、格雷琴和我在半夜挤到他的小货车前座。阿特一边开车一边把图灵拎到窗外，在驶出城后把它扔向路过的第一个停车标志。图灵跌下去后立即死了，阿特则继续朝前开。我知道如果我表现出痛心或难过的话，下一个就会是我。我和妹妹都直视前方，强忍住眼里的泪水。”

“所以你只好假装不喜欢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而且也吸取了没有假装享受上床的教训。”

“正是如此。他无须大喊，也不用动手。”

阿特玩的心理游戏让我想起1944年的电影《煤气灯》。影片中，一名男子设法蒙骗妻子让她以为自己疯了，从而使她真正失去理智。我播放这部电影给艾伦娜看时，她冷冷地说那名丈夫是个外行，写剧本的人应该找阿特咨询意见。她接着说自己无法像电影中英格丽·鲍曼扮演的妻子那样迅速恢复过来。实际上，她说：“我不得不离开大学就是因为被他搞得快要精神错乱了。”

对于心理治疗师来说，治疗来访者的过程就像是在破解谜团。艾伦娜描述她突然退学时，我便错过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尽管当时我已处于职业生涯中期，但我依然没有掌握“不能一直信赖来访者对事件的描述”这个道理。就像读者会在文学作品中遇到不可靠的叙述者一样，心理治疗师也会在办公室里遇到类似的情况。

首先，我对于艾伦娜其实上过大学感到十分惊讶。她告诉我她凭借一篇名为《如何改变世界》的文章——主题由扶轮社拟定——获得了扶轮社的全额奖学金。“搞得好像我知道如何改变世界一样。我像是在写‘只要没有阿特和他的朋友，这个世界很快会振作起来’。我能得到奖学金的原因可能是鲁珀特王子港没什么人申请吧。”她还告诉我阿特认为她能得奖学金是因为镇上其他人都太笨了。我指出她并不需要阿特的“录音带”，她早已将他的批评内化到这种地步，自己也能想出差不多的说法。

艾伦娜避开所有阿特擅长的学科领域，转而攻读文学专业研究起诗歌来。她的一位教授是个受人尊敬的诗人，他让学生提交自己写的诗歌，并在之后那堂课上说自己特别喜欢其中的一组诗。他随后叫出艾伦娜的名字，让她大声朗读一首。艾伦娜羞愧万分。“我以为他和阿特一样是在嘲笑我的作业，于是我跑出教室，再也没有回过学校。”那次事件之后，艾伦娜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她认为是紧张症的状态里。她唯一确定的是，她对那段时间的记忆一片模糊，什么也不记得了。

回想起来，我本应该追问那段被艾伦娜遗忘了的时期，但我没有问，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她对教授的表扬做出的反应上。“你如今是不是明白了呢，他并不会像阿特那样诋毁你。”她看起来十分不解，我因此换了种说法，“现在回想当时，你有没有意识到他是真的很欣赏你的诗歌呢？”

她停顿了很久之后说：“算有，也算没有。我一方面知道自己的想法很疯狂，但另一方面，我纯粹是不想再上当了。我害怕被逼到崩溃。那个时候，我完全以为他是又一个阿特。”

我为此提醒艾伦娜，她当时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其他成年人引导她了解这个世界，她有的只是阿特。那位教授是第一个对她表达善意的人。“所以那时你认为他在取笑你。如今你虽然理智上知道他没有像阿特那样玩弄你，但就情感上来说，你却依然难以确定，对吗？”

“对，即便后来教授还给我写了一年的信，让我务必联系他。阿特如此聪明狡猾，仿佛是用疯狂的线缠绕着我结了一个茧。这些细线如同游丝，我虽然能够像透过薄膜一样看到外面，但就是走不出这个茧。”

我很疑惑，于是要求她举例说说这种笼罩着她的影响。“我们下国际象棋的时候，如果我占上风，他就会编造规则。比如说，如果我将某颗棋子挪到某一格，就必须在接下来的三步棋中拿走我的后。”她回忆说，“我离开家后跟别人下棋才知道他撒了谎。不再处于劣势的感觉好极了，但我赢棋的时候却觉得自己在作弊，因为这些并非我所熟悉的规则，也就是那些对我不利的规则。”她接着告诉我阿特会如何用错综复杂的方式改动规则，让她一直没法赢棋。就这样，阿特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地破坏她对现实世界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理解。

我之前写到过父母的地位有多特殊，每天能对孩子施加数百次正强化或负强化。他们向我们投来的每一个眼神都诉说着我们是谁、在这个世界的等级秩序中又处在什么位置。换句话来说，他们无意识中构建了我们。然而，艾伦娜被构建的过程完完全全是被洗脑的过程。

她依然听得到“录音带”，而且，她越是想要摆脱阿特口中愚蠢可悲的自己，那个声音就越是响亮。“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尝试新鲜事物时，‘录音带’里的声音就大喊大叫。”我解释说，“每当你试图在这个世界取得进步、摆脱阿特编造的愚蠢的失败者形象，‘录音带’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响。”

艾伦娜纠正我：“不单单是失败者，还是个笨拙的骗子和荡妇。我要是有一份需要告诉别人去做什么并要求他们尊重我的职位，‘录音带’就会阻挠我正常工作。”我指出她为多伦多最优秀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做了不少出色的脑力工作，而且那些律师需要靠她搜集论据才能顺利出庭。她解释说，当她独自待在办公室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不要去打扰她。他们会把工作发送给她，等她写下答复。有时别人也会径直走进去向她提问，她则会回答。偶尔有人请她出庭时，她会拒绝，因为她既不希望和其他人待在一起，也从来不想当谁的主管。“我不知道我的大脑什么时候会不辞而别，或者用我的话来说，‘阿特而别’，所以我需要拥有快速离开的可能。”

我让她具体说说除了“录音带”之外，还有哪些“脑袋里的问题”，可她却答不上来。她说有时脑子里会一片空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恢复正常。她说这是一种植物人般的状态，类似于紧张症，她不希望被其他人看到。艾伦娜无法承担在法庭上发作的风险，因此需要待在房间里静静地工作，这样如果她失去控制，就可以立即离开。

艾伦娜在几星期内两次提到这种她含糊地形容为“紧张症”的情况。我本应该更仔细地探究下去，可是，我当时更专注于了解阿特的心理游戏，而非她对其做出的反应。

那天艾伦娜离开后，我在整理笔记时意识到，她虽然大部分时候看起来镇定自若，但她精心打磨的举止其实是为了在阿特面前保护自己。只要她表现出任何脆弱之处，阿特就会扑上去攻击她，夺走对她而言非常宝贵的东西。这也难怪她会比看上去要脆弱得多。回想到我们治疗的后半段发生的悲剧事件，我应该在那个时候就看清她的沉着只是一种伪装。

心理治疗师有时应该问自己为什么要将来访者朝某个特定的方向推动。我希望艾伦娜从事一份与她的天赋相匹配的事业，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比她更想实现这一点。我简直能够想象到我父母会说些什么，比如要我别低估自己，说我需要一份事业。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最终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一直在把自身的需求投射到艾伦娜身上。我被她幽默冷静的举止和频繁闪现的锐气给迷惑住了。我现在才知道她受的伤有多深，因此，我决定放慢步伐。

在一年半的心理治疗中，艾伦娜除了说起母亲在她三岁前消失之外，再也没有提到过她。终于，我在临近母亲节的一次会面中问起她的母亲在失去孩子以后的生活。艾伦娜用平淡的语气说她搬去了英国——母亲担心阿特接下来还会陷害她，而且知道自己无论是头脑还是威胁手段都敌不过他。她将自己仅有的那点儿积蓄用来在法庭上争取探视权，最后在艾伦娜九岁、格雷琴六岁时获得法定许可，每年有一星期的时间可以让两个女儿去英国见她。

艾伦娜一开始说起母亲时赞不绝口：她是世上最好的母亲；没有了孩子，她的生活犹如地狱。孩提时代的艾伦娜肯定把母亲理想化了，尽管对她的记忆早已稀薄，却渴望和她待在一起。她对母亲最清晰的记忆是当阿特在屋子里横冲直撞地寻找她们时，她们和母亲一起躲在卡车里的情形。

几个星期后，艾伦娜坦言自己更喜欢梦中理想化的母亲，而非重新见到的真实的她。她对母亲的幻想在与妹妹展开每年为期一周的伦敦之旅时破灭了。母亲为她们买了同款的连衣裙和同款的娃娃，对真实的艾伦娜仿佛视若无睹。公平地说，艾伦娜呈现在母亲面前的很可能是个从容镇定又彬彬有礼的小孩前来做客的完美形象。她们参观白金汉宫，乘坐巴士去古老的豪宅见识老家具，还一起逛街。当我问起这段关系中的情感质量时，艾伦娜说：“我几乎不认识她了。我三岁之后就没有再见到过她。我当时九岁或者十岁吧，还为了她穿上傻乎乎的连衣裙、白色的褶边短袜和玛丽珍皮鞋。”

“但这依然无法说明你们相处时的情感基调。”

她用一段生动的对话作为对我的回答。母亲问起女儿为何如此瘦削时，艾伦娜说是因为阿特不怎么给她们吃饭。“母亲哭着说她希望这不是真的。‘艾伦娜，你在撒谎对不对？’她说着，投来恳切的目光。她当然明白这是真的，她和阿特一起生活过，知道他是个变态。她只是难以接受现实罢了。”于是艾伦娜让步了，说这不是真的，她的妹妹因此感到很困惑，“我们要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穿着上了浆的裙子在伦敦街头蹦蹦跳跳地径直向前走，真的特别难。”

我指出她作为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不得不扮演相互矛盾的角色。她必须假意放纵，好让阿特觉得她是个出色的情人，然而到了母亲面前，她又不得不扮演一个在海外生活的天真女孩。真实的艾伦娜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

艾伦娜茫然地看着我，依然想要维护母亲。“我不怪她。”她说，“阿特狡猾极了。母亲在与他的斗争中落败，不得不把年幼的女儿们交给一个恋童癖，她肯定因此痛苦万分。”她讲述了母亲是如何通过法律手段与阿特斗争多年，直到花光所有的积蓄，“但她从来没有忘记我们”。

她的母亲最后无计可施，只好把孩子拱手让给恋童癖，我想象不出世上还有什么磨难比这更加痛苦。然而，我希望真实的艾伦娜能对母亲做出真实的情感回应。无论这位母亲是多么努力地设法夺回女儿们，就情感上而言，艾伦娜依然是个遭到遗弃的孩子。“否定自己承受的痛苦想必非常困难，而且你不仅挨饿，还被下药并反复遭到性虐待。”我说，“可是，你的母亲却明确表示她不敢听下去。”

艾伦娜反驳说母亲已经尽力，如果她对她们的糟糕生活无能为力，听她们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她还说母亲在寄养系统中长大，被重新安置过多次，年少时因为被殴打不得不离家出走，十四岁又因为卖淫被警方记录在案。艾伦娜之后还费心地解释母亲为何会选择阿特：因为她早已习惯被虐待，对此感到稀松平常。在法庭上，母亲面对受过良好教育的阿特根本不是对手，况且，当时的阿特过着像样的生活，有一份可靠的工作，可以假装是个体面人。

我怀疑艾伦娜在无意识中对母亲的愤怒比她愿意承认的要多。儿童被遗弃后的心理感受并不会遵循逻辑。即便父母去世，孩子依然会因为遭到遗弃而愤怒。尽管父母没有过错，但这并不能让他们感觉好受一些。

第二天，艾伦娜发来她记录的梦境，题目是《蜘蛛和水》，描述的是她与我讨论过母亲之后的生活与心理状态：

梦中的艾伦娜回到鲁珀特王子港，她沿着熟悉的马路向前走着，四周的房屋全都被水淹没，里面的人们——大部分是婴儿——都被淹死了，漂浮在窗户前。终于，艾伦娜找到自己从前的屋子，那里没有受到水淹，房子遭弃置后有点儿肮脏。她来到自己从前的房间，发现有个女孩躺在她过去的床上。艾伦娜抬起头，看见几十只小型贵宾犬大小的毛茸茸的蜘蛛。床上的女孩似乎并不惊慌，而是坚持要喂蜘蛛。于是艾伦娜拿起碗去喂它们。接着，她从窗户爬出去，来到一个交易站，那里的天花板如此低矮，她不得不弯着腰行走。交易站里有个女人，身穿小丑模样的衣服（缀有硕大红色圆点的宽松衬衫和紧身裤），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女人怀里抱着的婴儿哭得惊天动地。疯女人把婴儿塞到艾伦娜手里之后便赶忙离开。接过宝宝的艾伦娜试着来回踱步，但弯着腰这么走十分困难。这个梦在艾伦娜试图安抚婴儿时结束了。

艾伦娜来参加下一次会面时，我请她对这个梦展开自由联想。她说洪水是阿特的诡计，他让那里看起来似乎只有他们家没有被水淹，以此引诱艾伦娜进入。蜘蛛同样代表阿特，因为他在那个屋子里无处不在，非常可怕。而且，当他发现艾伦娜对蜘蛛极其恐惧之后，便会假装自己是蜘蛛。“他还经常把蜘蛛带回家放在我的床上吓唬我，然后大笑着说‘骗到你了吧’。床上的另一个女孩就是我。从窗户逃走的那个人也是我。而床上的女孩——另一个我——知道自己无处可逃，并且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我必须做饭喂饱屋子里所有象征阿特的毛茸茸的蜘蛛。这种恐惧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做早餐时的感受。”

艾伦娜不知道那个身穿红色圆点衬衫的疯女人是谁。但当我问起她是否认识谁有这样的衬衫时，她扬了扬眉毛，仿佛洞悉了什么秘密：她的母亲在圣诞节时买过一件这样的衣服。

很明显，将婴儿交给她的疯女人就是母亲，而那个宝宝是格雷琴。那间屋子很小，天花板很低（艾伦娜曾经开玩笑说阿特笃信低开销[原文中，作者使用的“low overhead”一语双关，既表示“低天花板”，又有“低开销”的意思。]），艾伦娜需要弯着腰才能在里头行走，照顾起孩子来也特别困难。尽管如此，艾伦娜还是做到了。就像她说的那样：“现实中渺小的是我，而不是那间屋子。我根本不知道要如何照顾婴儿，抱都抱不动她。梦里的我还被迫弯着腰。”她坐着沉思了一会儿，“上周聊起母亲之后，我发现自己有很多原本没有意识到的怨恨。她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是疯女人，那为什么在我的梦里会成为疯女人呢？”

我解释说，梦境需要呈现画面，也就是具有情感内容的具体形象，好比神话会通过画面——其具有普世性的原型——来诠释人类心灵一样，梦境在个人层面上也具有同样的功能，能为做梦者提供个人无意识思维的画面。在艾伦娜的梦境里，那件衬衫就是线索，衬衫上波尔卡式样的红色小圆点成了小丑装上的硕大圆点。艾伦娜的母亲不知道要如何应付阿特，结果被诬陷成疯子与不合格的家长（在梦里就变成了小丑般的可笑形象）。艾伦娜承接了母亲的角色，但这对她来说十分艰巨。“这个梦是你第一次意识到，身为学龄前儿童当母亲非常艰难。你不管在字面意思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被迫弯腰屈从。”我说。

艾伦娜的手越来越红，我安慰她说，生母亲的气并不代表对母亲不忠。这只是属于她的感受，任何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孩子们如果在很小的年纪就被赋予成年人的责任，他们以后便一直会担心要如何恰当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他们似乎从来都无法接受自己太过年幼而无法完成任务这一事实，而是将未能完成的失败深深记在心里。第一章里的劳拉年幼时被留在森林里，她便专注于自己所谓的未能好好抚养弟妹的失败，很少提及自己也遭到遗弃的事实。艾伦娜的情况也差不多，她并没有为自己从三岁起就开始照顾格雷琴感到骄傲，而是担心因为上学而疏于照看妹妹。

遭到虐待的儿童由于认为自己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而常常高度警惕。他们早已学会如何感知威胁，因为他们的生命往往取决于此。有一个星期，艾伦娜说起一件在律所发生的惊恐事件。一位心怀不满的男子出现在接待处，要求见某位律师。后来大家才知道他是在离婚案中失去孩子监护权的一方。他怒气冲冲，打算杀死妻子的律师。可在当时，除了艾伦娜，没人注意到他有多疯狂。艾伦娜在拥挤的等候室里注意到他，随即叫来保安和警察。当他们朝这名男子围上去时，后者拔出了枪。办公楼里二十一层整个楼面的人都被疏散，这名男子也被制服并带走了。

艾伦娜说她对存在暴力倾向的疯子有第六感。“所有受虐儿童都像猎犬一样。”她说，“他们必须扫描环境，寻找可能出错的地方。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是死路一条。要我说，这就是‘温室花朵’的对立面。”

她与第三章里能察觉到公路强盗的货车司机丹尼一样，对危险极为敏感。他们都曾与“掠食者”一起生活。艾伦娜说，阿特喝酒嗑药之后经常掏出枪指着她和格雷琴，告诉她们最好靠墙并排站着再对他说几句好听的。“我们身后的墙上布满了弹孔。等到他昏睡过去，我们便给他盖上毯子，然后把枪收起来。”

“你有没有想过要拿起来朝他开枪？我是说，在你十几岁的时候。”我问道。

“当然有过。我以前玩电子游戏时一直会幻想朝他开枪，现在也是。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擅长玩游戏。”她说，“但我认为他不值得我被终身监禁，那只会让我变得和他一样不正常。”

“你在为保持理智而斗争。”我摇着头说道，“那种幻想肯定充满诱惑。”

很久以后，艾伦娜告诉我，那一刻是她在心理治疗中的转折点。她从我脸上的表情和我眯起眼睛的神态中看得出，那是我的肺腑之言。在那以前，她一直认为同理心很虚伪，对我来说只是工作的一部分。但当我暗示她有充分理由杀死阿特时，她终于确信我是站在她这一边的。

询问艾伦娜为什么没有杀死阿特显然不是我最专业的时刻。但这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这是我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我不仅理解她的无能为力与困顿，还理解她的愤怒——那种永远不见天日的愤怒。她看到了我眼睛里映照出的属于她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