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娜在医院待了九天之后出院，随即消失了三天。简十分焦急，于是打电话告诉了我。

接到那通电话的两天以后，我在经过等候室时看见艾伦娜懒洋洋地坐在那里，看起来愁眉苦脸的。我说：“哦，你好呀，陌生人。”（后来我才知道这句问候是有多讽刺。）

她耸了耸肩，就好像我是只跳蚤或是个电话推销员。接着，她和我并肩沿着走廊朝前走，但奇怪的是，她经过我的办公室后并没有进去。我不得不叫她回来。她走进来后瘫坐在椅子上说：“开始吧？”当我问起自杀未遂时，她吼道：“要不然我他×的要怎么摆脱这段乏味的关系？钱都给你赚去了，所以你来告诉我啊！”

她异乎寻常的粗鲁态度把我吓了一跳。我说起在医院见到了简，她说：“你去我待的医院干什么？重症监护室是让亲属去的。你不是我的母亲。”我静静地坐着，想知道她的大脑是否因为药物过量而受损，还是说，她一直在喝酒。她前所未有的尖锐嗓音在音调、语气和口音上都与以往迥然不同。

我最后还是开了口，问她：“你到哪儿去了？”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发现自己站在哈特楼的台阶上。”她指的是大学一个街区之外的一处休闲场所，“于是我晃过来想喝杯茶，结果发现根本没有人给我端茶。”我于是给她泡了杯茶。她喝茶的时候，我提起简很担心她。“每一件事都他×的和简有关。”她气愤地说，“她不愿意放弃这种束缚。她在生理上受到的破坏和我情感上的一样多。我才三十多岁，我可不想跟一个半男半女的废物待在一起。我想要一个有大奶子的年轻姑娘，×的。”

我惊呆了，这可不是艾伦娜。尖锐的语气、愤怒的情绪以及粗俗的字眼，所有这一切都不对劲。她开始踱步——她此前从未这么做过——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为什么所有的事都跟简有关呢？简、简、简个不停。我告诉她我们结束了，结果她想去死。她说自己活不下去，不如死掉算了。你想要死对吗？简。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死。于是我吞下药片。这样行了吧？不行。她让我透不过气来。难怪我需要氧气面罩。我对她和她的善良圣洁都厌恶透顶。我必须做个了断。”艾伦娜以一种青少年似的愤怒语气说着，“她甚至都不愿意开完会之后再回来，非得提前回家来找我。医生说如果再晚几个小时，我就走了。”

“她甚至不愿让你死去。真是自私啊。”我面无表情地说。

“是啊，控制欲太他×的强了。萨特说，我们生活中唯一拥有的真正选择就是生或死。”

为了继续追踪心理上的这条线索，我决定无视哲学问题，而是追问是否还有其他人惦记她。她说她的雇主打来过电话，“我让他们和那些不择手段打诉讼官司的律师都去死。”我想起病房内摆着她工作的律所送来的一大束花，但我没有开口。

艾伦娜不分青红皂白的愤怒接着转向了我可悲的工作不力。“还有啊，我想说说你等候室里摆着的那些杂志。你不觉得放一些《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和《哈珀斯》之类的刊物很不礼貌吗？里面的文章都特别长，谁能在等候期间看完啊？你放在那里只是为了在病人面前显摆自己很聪明。哼，这不管用。”（我后来发现，《大西洋月刊》中有一篇文章被粗暴地撕掉了。）

“你今天很愤怒吗？”

“没有啊。”

显而易见，她现在就是一个青少年。只有十几岁的人才会用如此直白的否定来否认自己的愤怒。我没有作声。她最后说：“看，这有什么用呢？”随即怒气冲冲地走了。

那天晚上回家之前，我在她的档案里写下了以下这些笔记：

我意识到今天和我交谈的并非艾伦娜。她走路的方式不同，说话的声音不同，性格也不同。她咄咄逼人，缺乏礼貌。这是另一个艾伦娜，另一种人格。她在走廊上似乎并不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哪里，走的时候也没有付钱。她以往总是会留下一张支票然后轻轻离开，以免打扰到其他来访者。今天这个人却踩着重重的脚步摔门而去。她没有预约直接出现也很奇怪。我本应该把这些都当面告诉艾伦娜，问她叫什么名字，告诉她我不相信此刻和我说话的是我认识的艾伦娜。

我头一次觉得自己面对的可能是个多重人格的案例。我决定将整个案例仔细审查一遍。艾伦娜的问题在于，她自小就被训练得从不表达真实感受。她展现的大多是“la belle indifférence”，这个法语术语描述的是来访者展现出与悲惨处境毫不相称的无动于衷的态度。这种掩饰对我来说是种挑战。如果艾伦娜曾经暗示自己拥有多重人格，那也极其隐晦，导致我无从察觉。如今一个全新的愤怒人格已经出现，她说话、走路都和艾伦娜不一样，而且不记得我的办公室在哪里，我需要考虑她存在多重人格的可能性。

我为自己设定了三项重点任务。首先，我要尽可能地了解关于多重人格障碍的全部内容。其次，我会仔细梳理三年来的笔记，设法理解艾伦娜在字里行间试图表达的意思。最后，准备充分后，我要直面艾伦娜，问她那天来我办公室的人到底是谁。

我阅读了所有的资料，还向英国与美国得州的专家咨询。我告诉他们艾伦娜遭受了十多年的性创伤以及来自家庭成员的精神虐待与身体虐待。他们一致认为这足以表明她患有多重人格障碍。一位专家还问我她是否聪明、坚强且富有创造力。当我给出肯定的回答后，他说他在执业中发现，这些人格特征是引发多重人格障碍至关重要的因素。

多重人格障碍在1994年得到重新界定，更名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简称DID），以便更好地体现学界对这一障碍的了解。“多重人格”的意思是一个人发展出几种不同人格，而“分离性身份”指的是主人格产生了分裂。由于主人格依然缺乏某些生活技能——比如说，表达愤怒、性欲或自信的能力——新的人格由此分裂而出，成为这些缺失特征的化身。

在电影《三面夏娃》和《心魔劫》中，好莱坞将多重人格障碍表现得既夸张耸动又过分简化。在我看来，这一障碍是如此费解又显得特别离奇，导致人们很难接受其真实存在。

多重人格障碍相当复杂。我在阅读了相关文献、观看了录像带并咨询过专家之后得出结论，需要有若干现象同时发生才会导致该障碍的出现。来访者需患有复杂的PTSD——就像丹尼那样——这意味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经受着严重的情感、性甚或身体上的虐待。来访者还必须表现出与生俱来的顽强毅力与恢复力，从而能防止完全失去理智。这一障碍还与良好的记忆力、创造力和相对较高的智商有关。这种不同寻常的变量组合并不多见，这也是该障碍如此罕见的原因之一。这是人们忍受难以忍受之事的巧妙方式，让人能够保护自己的思想，并将一部分自我——也就是最重要的那部分——保护起来。

完成研究以后，我重新阅读所有的会面记录，看看自己遗漏了什么内容。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狄更斯时代的抄写员，夜复一夜地趴在书桌前，桌上围绕着我的文件几乎有两英尺高，快把我埋进去了。最后，我找到艾伦娜以前发来的一封邮件，这封长达六页、单倍行距写就的信表面上是在解释她的大脑会如何像电脑一样运作。艾伦娜给所有的来信都起了标题，这一封名叫《关在笼子里》。信件的口吻十分活泼，可当我在搜寻线索期间再次阅读时，却发现这为她的心理状况埋下了略显阴郁的伏笔。这对我来说其实是种警告，一种当时的我尚未察觉的警告。

她在信件结尾不经意间提到自己看过《心魔劫》便是暗藏着的线索。这部电影根据真实精神病例改编而成，主人公西比尔无论是在身体、情感还是性方面都遭到母亲虐待，因此患上多重人格障碍。艾伦娜被这部电影迷住了，还立即买来原作书籍一口气读完。她写到自己对西比尔拥有多重人格感到惊讶，因为在她看来，“西比尔并没有受到多少创伤”。（这部电影实际上极为恐怖，许多人都表示看不下去。）字词间埋藏着的乃至专业术语掩盖着的，其实是艾伦娜对西比尔的多重人格障碍的恐惧。她最害怕的就是西比尔无法掌控自己的多重人格这一点，实际上，她受制于这些人格的掌控。艾伦娜承认自己也拥有不同的人格，但这些人格都在她的脑海里，而且处在她的控制之下。她将自己的思维比作计算机的中央操作系统，可以同时运行多个程序，区别在于，她脑海中的程序就是不同的人格。（她将这些人格称为仆从。）举例而言，如果她不想代表公司出庭，便会派出不同的人格——一个更加果断的仆从——去与律师对峙并拒绝出庭。她说没有人注意到那不是真正的艾伦娜。她说西比尔的程序似乎“失去了控制”。艾伦娜在邮件中还委婉地承认，她担心自己最近出现了一些“疏忽”。我重读这段文字时才意识到艾伦娜想要表达的意思：她和西比尔一样，无法继续掌控自己的所有人格。

现在我找到了证据，是时候让艾伦娜面对这个诊断了。我在工作时给她打去电话，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哦，嗨，吉尔德，我正打算给你打电话呢。好久不见啊，我们还是照常周二见对吗？”这是艾伦娜平时的声音，轻声细语，彬彬有礼。

我必须仔细思考要如何准备即将到来的会面。艾伦娜是否真的拥有多重人格——或者更确切地说，DID？如若果真如此，我就要告诉她上次她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办公室里时，嗓音与个性都迥然不同，连走路的方式也不一样，她像个旧时西部片里穿着皮套裤的牛仔那样弓着腿撇着脚走路。不过，还是有几个理由可以驳斥这个诊断。第一，另一种人格在三年内只出现过一次，这本身就很奇怪。如果一个人在心理治疗师面前只表现出一次某种障碍的症状，贸然为其贴上该障碍的标签实属冒险。第二，这一切似乎都太牵强，我从业二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必须谨慎行事。文献中出现过大量争论，其论点不仅在于诊断的合理性，还有一些提到了治疗师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来访者脑海中植入多重人格的概念。

艾伦娜在周二出现时，我能从她的表情看出，她又变回了以往的自己。她说雇主对她休假十三天表示担心，她于是告诉他们自己肝脏的慢性病忽然发作了。“我不想说谎，至少这一点是真的。”

为了避免在不经意间引导她，我只是问了一句：“出院后的那四天里你都在做什么？”

“我好像不记得了。”她沉默良久，随后改变话题，“我离开了简，现在住在离这儿几个街区的新公寓里。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我不记得的事情太多了，最后只好打电话给简——我其实不敢联系她。”我问起简的近况时，她说简特别伤心，都没有办法去上班。我表示离开和简生活多年的家一定很不容易。

“老实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我其实不想伤害任何人，除非是阿特，可即便是他，我也宁愿选择无视。我想我有时也挺残忍的，因为简就是这么说我的。”

“这听起来很不像你。”

“我必须离开那里。”

“我明白。你需要向前行。简是个家长；跨性别的身份意味着她能同时扮演母亲和父亲的角色，这是个十分讨巧的选择。但随着你逐渐改善，你不再需要当她的孩子。你希望成为青少年，然后是成年人，需要和同龄人谈恋爱。”艾伦娜看起来十分不解。我接着说道：“你在情感上获得了成长，想要约会并远离父母是青少年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

我问她为什么告诉简她想要离开如此困难。

“因为这么做很残忍，而我拒绝残忍。我小时候就下定主意不能变得像阿特那样残忍。”她回答说，“简待我一直很好，我不能够对她如此无情，而且我还曾经向她承诺会永远爱她。就某种角度来说，我确实爱她，以后也依然如此。她那么了不起。但我知道自己并没有钟情于她。”

我希望艾伦娜能明白她拥有情感权利，而且行使这些权利并不意味着残忍。我问她：“近50%的人都会离婚，这些人都和阿特一样残忍吗？”（当时的离婚率略高于45%，此后不断下降。）“50%的人都曾经相爱，但后来其中一方或双方都变了心，婚姻关系也就此破裂。这种情况很常见。除了那些和初恋对象顺利成婚的人，大家都有过和别人分手的经历。你听过《分手很难》这首歌吗？”

“谢谢，尼尔·赛达卡[尼尔·赛达卡是美国著名流行歌手，《分手很难》是他的代表作。]。”她说，“我想我懂了。每个人都曾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和他人分手。”

我指出心理治疗会帮助人成长，这种成长有时也会造成某些间接伤害，其中就包括结识新的伴侣和朋友，脱离原有的那些人际关系。艾伦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她迫切想要摆脱这段关系，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坚持立场实现这一目标。她因此感到寸步难行。

“我试过自杀，结果却活了下来。真是倒霉。这下我实在是被逼到无路可退了。”

“你被逼到无路可退后会发生什么？”

“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哦，我倒是记得。上个星期没有预约就径直跑到这里来的那个姑娘可不是艾伦娜。”

她显得十分困惑：“我上个星期没来这里。”当我再三肯定来的人是她后，她说着“哦，不好”，然后走到外套前，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大西洋月刊》的杂志页面。我说起她上次对杂志发表了一番愤怒言辞，她将胳膊肘放到膝盖上，双手抱头，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呼吸也像开动后的火车头一样急促。是时候进入正题了。

“那上星期来这里的人是谁？那不是你。”

终于，她坐直身子开口了：“不好意思，听起来像是克洛伊，‘伊’要念重音。如果你发音不对，她就会特别生气。”

艾伦娜呆坐了好几分钟，然后直视着我的双眼，这种情况十分少见。她说阿特的“录音带”整天都在她的脑袋里反复播放，她必须采取行动。“跟阿特打交道特别费劲，我需要帮助。我在很多年前便发明了一种办法，让其他人来处理那些‘录音带’，这样我才能正常生活。”（艾伦娜后来说，她以为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其他人格，只不过大家不会公开讨论：不然要如何应对这个世界呢？）

“交替人格？”我问道。

“我想是吧。你用的是那个术语，在我看来，这叫作程序。”我请她展开说说，她于是描述起克洛伊来：“她凶巴巴的，像是一只刻薄的臭鼬。她会对着阿特大喊大叫让他滚蛋。”

我进一步询问克洛伊是不是唯一一个出现在阿特面前与他对抗的人时，艾伦娜透露还有另一个人格的存在，一个名叫罗杰的坏脾气小子。“罗杰会朝阿特投去鄙夷的目光，就好像他是个不堪入目的讨厌鬼。”她说，“你要是不理睬阿特，他会特别反感，罗杰在这方面很有一套。”我再次追问是否还有其他人格存在。她笑着说起一个名叫阿摩司的人格：“他是个乡巴佬，是个心地还算善良的乡下人。阿特要是冲我大喊大叫说脏话，阿摩司就会取笑他。”

这时，艾伦娜在三年的心理治疗中第一次真正捧腹大笑，并且开始用一种乡村特有的拖腔语调缓缓说话，像是正面对着阿特：“嘿，你这个黏糊糊的小树蛙，别叫了。”我不像艾伦娜那样觉得阿摩司有多好笑，但她说阿摩司是她遇到过的最美好的人：阿摩司的笑声能夺走阿特的威力，让他露出“狡猾懦夫”的真实面目。

我问她这些人格什么时候会冒出来。艾伦娜坚称他们从未出现，并且完全处在她的掌控之中。“克洛伊、罗杰和阿摩司都只是我想要运行时才会打开的程序。”她说。

“那为什么克洛伊会摆脱你的控制？”我问道，指的是她上次来这里的时候。

我感到艾伦娜的处境依然危险，她可能会再次自杀。我不再相信她伪装出来的平静神态，必须迅速又果断地采取行动。“思考一下吧。”我慢条斯理地说。

大约五分钟以后，她开始回忆，将最近的一连串事件拼凑在一起。与简分手不可避免，对双方而言都极为痛苦。“她一直说我们在一起很幸福，可以共渡难关。”艾伦娜回忆说，“我试图承担所有的责任，说是我的错，是我无药可救不适合恋爱，但她就是不肯分手。我感到寸步难行，于是让克洛伊出来应付。我任由她对简说出无比残忍的话，而我自己则喝得大醉，不再听她说下去。嗯，我其实依然听得见。我就像身在一口深井的底部，能听见井口传来的声音。”

她接着总结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解释试图自杀的理由。“我就是觉得不再有人需要我了。阿特远在千里之外，而我妹妹也有了丈夫和两个可爱的孩子，她没有我也能过得很好。当时的我对唯一一个付出全部来帮助并爱我的人做出如此残忍的举动。我心想：‘阿特说得对，我真是太邪恶了。’于是，我吞下了药片。”

艾伦娜不记得前一周来过我的办公室，她新租的公寓就更不用说了。那天她最后回到了工作岗位，可是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这一切似乎都是克洛伊的所作所为。

“你确定那是她第一次出现吗？”

“据我所知是第一次。”她承认，“大学里我以为教诗歌的教授在取笑我，因此跑出了教室。之后我失去了一个星期的记忆。我以为是紧张症发作了，我以前也发作过。我猜想。”

我由此好奇，艾伦娜的其他人格是否在她离开大学时便已出现。我还想到，和我说起与实习生“午间幽会”的她，是否有可能也是克洛伊。当时她话语间同样会一反常态地用到粗俗露骨的字眼。

心理学家也许会就艾伦娜是否患有多重人格障碍或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产生争论。她分裂出来的其他人格都是自身人格特征中重要但缺失的那些部分的化身。正如我此前所说，我认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对艾伦娜的症状来说是更为确切的诊断，尤其是在我“见过”住在她脑袋里的人以后。艾伦娜无法表达愤怒，而克洛伊则充满愤怒；艾伦娜不敢在阿特面前造次，也无法对他无动于衷，于是这就成了罗杰的职责；而身穿背带牛仔裤的阿摩司则有能力贬损自大的阿特，以此维护艾伦娜。从来没有人会为了艾伦娜反抗阿特，难怪她如此喜爱阿摩司。我认为这些角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不同人格，而是艾伦娜保护自己不受阿特“录音带”伤害所需要的人格化身。

由于我对这种障碍有了更多了解，我的下一步举措就是要找到帮助艾伦娜的最佳办法。办法之一是将克洛伊、罗杰及阿摩司的人格与她的主要人格相融合，借此摆脱这些人格。举例而言，如果艾伦娜学会如何表达愤怒，她就不再需要克洛伊了。如果她确立了自己的边界，就不需要其他人格了。另一种办法没那么彻底，但也许更加现实：让艾伦娜在脑袋里保留克洛伊、罗杰和阿摩司的人格，让这些人格与反复出现的阿特的“录音带”相抗衡。我们可以加强她的自我意识，这样她就不会失去对其他人格的控制，杜绝分裂的情况出现。或者用艾伦娜的话来说：“我绝不能让克洛伊、罗杰和阿摩司这些程序出现异常。”

最理想的解决办法自然是摆脱掉她脑袋里的“录音带”，但我不确定这是否具有可能性。艾伦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忍受着虐待与剥夺，遭受过这种程度创伤的人往往都会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变得偏执、失语或出现精神异常，最终被关进精神病院。我必须接受损伤会继续存在的现实。婴儿如果在挨饿后获得食物，他们的骨骼依然会留下缺乏食物的痕迹。严重的虐待也是如此。我们的大脑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适应现实，但永远都不会恢复正常——不管“正常”的定义到底为何。（我的一个儿子就经常说，“正常”不过是洗衣机上的一种设定罢了。）我需要为我们的治疗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这样才能让艾伦娜和我都能获得成就感。

我决定，最佳的解决办法是假设艾伦娜需要其他三种人格来对抗阿特的“录音带”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强化她的自我意识，这样一来，其他人格就不用在外部世界为她抗争了。我们可以研究各种应对策略，比如设立边界，学习如何更加果断地表达自我，了解自己的感受并据此行动。这样一来，等到下次危机来临时，艾伦娜就不至于束手无策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的距离似乎变得更近了。自从艾伦娜自杀未遂以来，她精致可爱的面庞变得苍白黯淡，雀斑也近乎透明。她清澈的眼眸看起来一片空洞，就像瓷质雕像在经年累月的磨损后颜料逐渐剥落的双眼。“老实说，我感觉很苍老。”她有一天说道，声音轻得几乎像是耳语，“我已经抗争了那么长的时间。”绕开黑色幽默与讽刺的遮掩、坦然承认生活有多艰难，这对艾伦娜而言非比寻常。她是下定决心要面对真实的自我。

我将这一举动看作是她向前迈出的一步，因此打算抓住这个不设防的时刻表达我的共鸣。“你自从出生起就为了保持理智、为了生活而斗争——而且我知道，是主动地交战——这肯定像是置身十足的地狱般充满煎熬。”我说，“你会对战斗感到疲惫完全在情理之中，毕竟，你斗争的时间比任何战争英雄都要久。”

她看着地板点了点头，说她最喜欢的歌曲之一是唐·麦克林的《星月夜》。“是关于文森特·凡·高的。我在脑海里反复吟唱的是他说他为自己的理智不断抗争的那一句。”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我们都知道接下来的那句歌词写的是没有人真正倾听凡·高精神上的痛苦。我于是说：“我希望你知道，我会倾听。”

“我知道。”她笑着对我说。如此美好的交心一刻，我们默默地坐了很久。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收到了艾伦娜的医院报告，上面提到了她濒临死亡的经历，以及她不仅拒绝与回访的精神科医生合作，还不肯服用开具的抗抑郁药物。报告称：“患者不遵医嘱自行出院。”

我在艾伦娜的下一次会面中和她谈起这份报告。她模仿那位精神科医生，用老年白人男子的口吻说：“‘你好啊，朋友。你可是惹出了不少乱子。’他想要我怎么样啊？道歉吗？我于是翻了个身面对着墙，一直等到他离开。”她对“朋友”的说法也感到不快，说那个医生都懒得花工夫翻阅病历看看她叫什么名字。（我后来致电医院询问艾伦娜的后续情况时，那位精神科医生已经不记得她了，必须翻阅她的病历才答得上来。）

我指出医生觉得艾伦娜需要抗抑郁药物时，她说：“是啊，企图自杀的人当然会感到不快乐啦。这些人可不会因为这种诊断获得诺贝尔奖。”她说她从小被迫服用过多药物，现在绝不会考虑再次服药。“我会努力接受心理治疗，还会练习自由搏击和柔道，但我绝不会采取服药的方式。而且说实话，我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

我心软了，但我要她保证，如果再有自杀的念头，一定要告诉我。

她同意了。“我在目力可及的将来都没有干掉自己的打算，吉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