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心理治疗师遇到的最后一位来访者，不仅成了最引人入胜的案例之一，无疑也是最异于传统的一位。（引人入胜和异于传统在我的生活中往往一起出现，这点着实让我感到惊讶。）玛德琳·艾灵顿是一位三十六岁的古董商，生活在曼哈顿。她在多伦多长大，母亲夏洛特心态怪异，父亲邓肯则喜怒无常。打来电话请我治疗玛德琳的是她父亲邓肯，六年前，他曾在我这里短暂接受过心理治疗。当我回顾我在这位父亲的案例中犯下的错误，及至在这位女儿的案例中所犯的错误时，我唯一的解释就是自己当时处于一种强大的亲代移情（parental transference）的掌控之中。

移情有好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单纯是指心理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强度。或者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其也可能更为复杂，好比我们将童年时就无意识中保留下来的情感重新定向。来访者可能会将自身对父母或其他权威人物的感情转移到心理治疗师身上。比如说，当我夸丹尼“英俊”时，他把童年时自己对寄宿学校里虐待过他——也曾夸他“英俊”——的牧师的愤怒转移到了我身上。丹尼和我都必须解决这样的移情。这一过程不仅使我们发现了他内心埋藏着的痛苦，还成了心理治疗顺利进行下去的关键。

治疗中还会出现反移情，即心理治疗师对来访者产生感情。这往往是在无意识中产生的，而无意识的动机可谓是我们行为中最强大也最险恶的统治者。问题不单单在于最初的反移情；来访者通常也会注意到这一点，并由此学会操纵治疗师。当我无意间将自己对已故父亲的感情转移到比我年长二十五岁的玛德琳父亲身上时，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尽管邓肯只短暂接受过心理治疗，而且比他女儿早了好几年，但那次接触最终对玛德琳的心理治疗造成了影响，让我感到十分意外。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述玛德琳的故事以前，要交代与她父亲展开的短暂而又意义深远的心理治疗。

1998年，当时七十岁的邓肯·艾灵顿致电寻求婚姻咨询。白人新教徒精英阶层[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描述的是主要生活在北美东岸信奉基督新教的精英白人群体，被认为是北美最有权势的白人。]出身的他来自多伦多最古老也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他的名字不仅被刻在了医院大楼的牌匾上，还频繁登上报纸的商业与社会版面。我告诉邓肯我不做婚姻咨询，他不依不饶地说：“正好，我其实也没有正式结婚。我跟人同居，虽然我爱她，但她真是脑袋有问题。”一名七十多岁的男子说同居者“脑袋有问题”，让我感到很不寻常。

不知怎的，我被他说服单独与他展开治疗，以便讨论他的这段关系。然而他来参加会面时，女友凯伦也跟着一起来了——不幸的是，他又说服了我同时见他们两个人。我看得出他为什么会成为如此成功的生意人：他富有说服力又不至于夸夸其谈。接着，在我将他们领进办公室前，邓肯乐呵呵地笑着叫我“凯西”，而不是吉尔迪纳医生。他让我想起我那来自美国的父亲。他同样是一位开朗、自信又友善的生意人，而且，他也会穿相同的花呢西装外套和上过浆的衬衫。

凯伦看起来像是华里丝·辛普森——温莎公爵在1936年为了与这位离异的美国女子结婚放弃了王位——深棕色的头发盘成了一个发髻。不过，七十一岁的她看起来并不像“花瓶妻子”。她身穿深蓝色的拉夫·劳伦运动衫和马裤（就是那种臀部两侧特别宽松的款式），明明已经年过七十，却在与心理治疗师初次见面时一身牛仔打扮，实属非同寻常。

我在第一次会面中了解到，邓肯在高中时爱上凯伦，离开家乡去上大学前便与她订了婚。他一边伸手去拉她的手，一边亲切地笑着说：“不管是在我们那儿的别墅码头，还是乡村俱乐部的游泳池，她都是最漂亮的那个姑娘。”不过，订婚之后没过多久，留在家乡郁郁寡欢的凯伦便仓促嫁给了另一名男子，最终因此落得身无分文，还多了四个年幼的孩子。她在接下来的困难时期屡次心理崩溃，还接受过休克治疗与住院治疗。她确实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身材瘦削，手指上都是尼古丁留下的烟渍，老烟枪的嗓音听起来疲惫又沙哑。

邓肯回老家后发现未婚妻已经与别人成婚，伤心极了。后来，他在马萨葡萄园岛拜访富有的表亲时，遇到了住在那里的一位名叫夏洛特的金发美女。失意的他很快与夏洛特结了婚，直到婚后才发现，新婚妻子家里很穷，而且是被母亲特意送去那里勾搭邓肯的。一旦她搭上这名生活优渥的年轻人，就打算让对方照顾她贫困的整家人。这一招很奏效。

邓肯与夏洛特育有一女——玛德琳——不过这些年来，夏洛特屡次出轨，并最终为了另一名男子离开了邓肯和女儿。后来，邓肯与凯伦重逢了，二人当时已年过六旬。他们如今未婚同居已有四年时间。

我让这对情侣描述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凯伦随即谩骂连篇。“邓肯这个小气鬼，一分钱都不肯花。”她说，“我住在一座占据一个街区的豪宅里，但大部分房间都关着门，因为他不肯开暖气，家具上也都盖着白色的盖布。整间屋子摇摇欲坠，但他既不肯整修，也不让我重新装修。所有陈设都出自他的前妻——确切地说，是他的现任妻子——夏洛特之手。那里就是一座陵墓，摆满了他母亲的古董，属于他那个在曼哈顿做古董生意的可恶女儿。你也许听说过她——玛德琳·艾灵顿。”我确实有所耳闻，因为各家报纸都刊登着她身为加拿大人如何在纽约干出了一番事业。

凯伦佯装吸了一口烟，然后吐露接下来的内容：“去年有一天，我终于受够了。我走遍所有房间，把他母亲和祖母的古董全都摔坏了。那个婊子养的女儿——抱歉我说话不好听——听说之后，飞回家报了警，还想要告我。她走进屋子时，我真心以为她要杀了我。我担心自己性命不保。”

我被凯伦的所作所为吓了一跳。她说起自己大肆破坏的行径时自信到近乎自豪，就好像是战场上的拿破仑。如此杰出的男子为什么会选择这么野蛮的伴侣？在心理治疗中探讨这些问题还为时尚早，我于是询问二人破坏的严重程度，借此继续收集信息。邓肯用描述天气一般的平淡语气说道：“砸坏了好几百样东西。估价师说，那些藏品价值数百万元，其中一些已经在我家传了好几代人。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属于女儿玛德琳，我的母亲把它们都留给了她。只不过，她搬去曼哈顿时没有把这些都带走，而是留在了儿时的家——”

“那又怎么样？”凯伦插嘴道，“那就给我一点儿钱，让我买些衣服、照顾我的马，而不是把那些钱花在各种无关紧要的日用品上。靠食品券为生的女人都比我自由。”

“我上个星期刚刚给你买了三匹马和一个马场。”

“没错，你是给我买了马场，但那是在你的名下，而且你把一切都留给了玛德琳。你要是明天死了，我什么也得不到，除非你和我结婚或者把我写进遗嘱里。而且你那个无情的女儿不准再踏进家门，她以为那里是她用来存古董的房子，而我是个外人。她可真是太天真了。她今后再也不许踏进那间屋子！”

我很惊讶邓肯对于这些辱骂显得如此淡然。实际上，他竟然在凯伦愤怒声讨的时候始终保持微笑。我问他会如何应对凯伦的要求，他说：“嗯，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一年时间没让女儿回家了。我并不喜欢这么干。”

“瞎他×扯！”凯伦说，“我又没做什么犯法的事。”

邓肯转向我说：“好了，凯西，这下你知道我们的窘境了吧。我没有娶凯伦是因为我已经和夏洛特结了婚。而且她说得对，我就是个抠门的浑蛋。我不愿意把自己的一半财产分给夏洛特，所以才迟迟没有离婚。”

“你每个月都给她寄去一大笔钱。”凯伦说，“你既怕她，又依然爱着她。”

“我给她钱是为了让她别来烦我。”

“真是一只担惊受怕的小老鼠，你任由玛德琳——迷你版墨索里尼小姐——支配你的生活。”

“总之，我不会给你钱，也不会跟你结婚。但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

我试图对凯伦的谩骂加以干预，但她对我完全置之不理。人们刚来接受心理治疗时往往会先发泄各自的愤怒，等到之后的会面中才会真正进入治疗环节。于是，我任由她谴责。凯伦显然情绪十分不稳定，而且我怀疑她略有几分精神错乱。然而，邓肯在她恶毒的咆哮中显得镇定又亲昵，这一点也很不寻常。

这对情侣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我瘫倒在办公椅上。我明明说好不接受伴侣心理治疗，怎么还是让凯伦进来了呢？我到底是怎么了？

下一次会面中，我一上来便询问邓肯和凯伦为什么会选择对方。我希望借此引出这段关系中的一些可取之处，让凯伦能够平静下来。我让邓肯先说，他说他们性生活非常和谐（凯伦对此翻了个白眼），在一起有很多乐趣，而且有不少共同的童年朋友。我指出凯伦似乎很生气时，他说：“哦，她只是说说而已。”接着他笑了，“你真应该见见夏洛特。”

男性主动提出参加伴侣心理治疗十分少见，不过，邓肯就是自己找来寻求帮助的。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独生女玛德琳不被允许回家，哪怕在圣诞节也不行，而凯伦的四个孩子则能够频繁前来探望。我看得出来，这让他感到很不高兴。唯有这件事情能够稍稍刺破他总是无懈可击的乐呵呵的外表。

“真是不容易啊，罗密欧。”凯伦如此回答道，“你做个了断吧！到底选她还是选我？”她不肯退让。

我试图重构这个局面，稍许缓和一下互不退让的气氛，然而这两个人似乎都特别享受这种争执。伴侣咨询陷入了僵局。我将这个案例总结为共生需求遭遇失败：邓肯拒绝向凯伦提供经济保障，而凯伦则拒绝向邓肯提供爱。然而，我不确定邓肯是否希望拥有真爱。他想要的是码头上那个身穿泳衣的梦中姑娘。他希望拥有自己逝去的青春。

我只与他们进行了数次会面。在每一次的会面中，他们都更加固守各自的立场。二人对自身在问题中扮演的角色毫无自觉。他们要么其实并非真的需要帮助，要么就是不知道真正的亲密关系到底是什么模样，要么，就是我特别不擅长充当伴侣咨询师一职。也许是以上这些可能性的总和。我意识到，尽管我擅长给予来访者支持，但不管是哪种形式的调解，都不是我的强项。

三年后的2001年，五十出头的我经历了一次“生存还是毁灭”的时刻。我决定不再从事心理咨询业务，转而开始搞创意写作。二十五年来，我不断倾听他人的往事，是时候写下我自己的故事了。于是，我关闭办公室，退出各种心理咨询相关的组织协会，高高兴兴地在家中三楼的阁楼里写作。我就此写完《离瀑布太近》和两本续作：《瀑布以后》以及《回到陆上》。

然而到了2004年，我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长篇小说《诱惑》，一通电话把我心理治疗退休后的生活猝然打断。打来电话的是邓肯·艾灵顿，我已经有六年没见过他了。

邓肯想让我为他的女儿玛德琳进行心理治疗。由于我已不再执业，因此表示会把同事介绍给他。他不断奉承我，说我对他帮助很大，继而以典型的谈判风格询问我怎样才会同意。我解释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因为我已经离开心理咨询行业，转而从事文学写作。他说：“想让多伦多所有书店的橱窗里都摆上你的各种书作吗？你也知道，只有靠植入广告的钱才能获得那些位置。”我表示拒绝后，他又尝试另一种办法：“想让我买一千本你的书送给别人吗？”这挺诱人的，但我还是回绝了他。

第二天，我去家附近的咖啡馆时发现邓肯独自一人坐在四人座的卡座位置。他一定是找人跟踪了我。他咧嘴笑着，坐到了我的卡座里，说玛德琳因为焦虑症而日渐憔悴。她明明未满四十，却已经得过三次癌症，而且每次的癌症类型都不一样。除此之外，他说玛德琳的母亲夏洛特动不动就贬低她、跟她作对。“相信我，跟妻子夏洛特比起来，凯伦简直就是特蕾莎修女。”我由此猜想他确实知道——依然和他住在一起的——凯伦有多凶悍。（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女儿依然不被允许踏进家门。）

我指出玛德琳住在纽约，邓肯说会支付我全天的工作费用，其中不仅包括来回的路费，还会安排一位司机接送我去拉瓜迪亚机场。他又一次连哄带骗地说只有我真正了解关于凯伦的情况：她对古董的破坏，以及——用他的话来说——她对玛德琳的“限制令”。

我勉为其难同意为玛德琳进行心理治疗，以六次为限——后来这六次会面变成了长达四年的心理治疗。

一星期去曼哈顿待个一天，说到底算不上世上最糟糕的事情。